第3章 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2)
俾斯每天早晨从那些门童身旁经过。一般来说，他们都是一群谦恭的、口齿伶俐的人行道外交家，常常因为能与那些曼哈顿最有权势的男人、最漂亮的女人和最高傲的宠物狗交往而引以为荣。这些门童都很高大，体形像哥特人，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即使在大雾天，也能在一个街区之外发现最舍得给小费的客人。
东城有些酒店的门童自我感觉相当不错。他们的制服装饰得特别华丽，仿佛与铁托元帅的制服出自同一裁缝之手。酒店门童大多善于各种聊天：琐碎闲聊，高谈阔论，还有背后议论；他们善于记住人名，对行李箱包皮革的质地也相当有研究。（他们还常根据行李来判断客人的富有程度，而不是靠客人的衣着。）
今天，曼哈顿共有650名高级公寓门卫，325名酒店门童——仅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就有14名门童。此外，还有那些无具体数字但数量惊人的餐厅、剧院门童，夜总会门童，招徕顾客的门童，及那些无固定服务地点的门童。
那些无固定服务地点的门童是些无组织的流浪人员，他们通常没有制服，但有租来的帽子。他们嗅觉灵敏，到那些车水马龙的地方为客人开车门，比如在歌剧演出、音乐会、拳击冠军赛赛场及会议大厅之外。青铜轨道俱乐部的门童克里斯托斯·阿谢米欧说，那些无固定服务地点的门童知道他什么时候休息，每逢周一和周二他休息，他们就会在离他上班的第七大道不远的第四十九街上抢生意。
那些招徕客人的门童身上穿着的制服有的是租来的，但头上戴着的帽子却是自己的。一般情况下，他们站在有演出的爵士乐俱乐部门前，除了开门和招呼出租车司机之外，还会小声地从过往行人中招揽顾客，柔声但清晰地喊着：“快来看啊，不收门票。美女如云，新来的阿拉斯加女皇！”
尽管纽约城里没有一个门童不抱怨他们的收入太低、地位低下，可许多酒店门童承认，生意好的时候，他们光小费一项收入就能达到200美元。尤其是下雨时，许多人都想叫到出租车，那些为客人送上雨伞或叫出租车的门童，几乎都能拿到小费。
下雨时，曼哈顿的车流很慢，人们往往因交通拥堵而失约。酒店的前厅里，人们或是懒洋洋地斜靠在沙发上看报，或是因无处可坐、无人说话又无事可做而漫无目的地四处走动。这时很难叫到出租车。百货商店的生意比平时下降一成半到二成半。因为没有了观众，布朗克斯动物园笼子里的猴子也显得无精打采，看上去似乎比那些困在酒店休息厅里的人更加无所事事，百无聊赖。
一些纽约人因下雨而变得神情阴郁，而另一些人却喜欢下雨，喜欢在雨中漫步。他们说纽约的建筑在雨中看上去更清爽干净——仿佛笼罩在乳白色的光中，就像莫奈的油画。下雨时纽约的自杀事件比平时少。雨过天晴后，纽约人看上去又很开心了。而那些抑郁的人会变得更加抑郁，又会有更多的自杀未遂者被送到百乐威医院。
但是，对于雨具商、衣帽间女服务生、酒店侍者和英国总领事馆的雇员来说，下雨天却是个令人兴奋的日子。英国总领事馆的人说，绵绵细雨能唤起家乡的感觉。联合爱迪生公司表示，纽约人在雨天要比在晴天时多花12万美元的电费。成千上万条裤子在雨天失去了裤线，遇到这样的天气时，第四十五号街上的诺顿洗衣公司每天平均要多熨125条裤子。
雨水会弄脏那些叫不到出租车的时装模特眼上的睫毛膏，也会使时报广场[4]上的征兵军官、抗议者、擦鞋匠和强盗变得无所事事——在这种天气里，他们也都会失去工作热情。
每天早晨刚过7点30分，当大多数纽约人还睡眼蒙眬时，早已有几百人在第四十二街排起了长队，等待8点钟电影院开门。这里共有十几家电影院，几乎门挨门地排列在时报广场与第八大道中间。
那些早上8点钟去看电影的是什么人？他们是这座城市里的夜间看门人、翘班的人，或是那些无法入睡、无法回家或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中有卡车司机、同性恋、警察以及通宵工作的清洁工和餐馆服务人员，其中也不乏那些等着能在8点钟花上40美分在凉爽、黑暗、烟雾弥漫的电影院中找个软椅睡上一大觉的酒鬼。
而且，除了烟雾弥漫这一共同之处外，时报广场上的电影院，或是因为有与众不同之处，或是因为无与众不同之处，都变得有了自己的特色。一般来说，胜利剧院只放恐怖片，而时报广场剧院只上映牛仔片。在莱瑞克剧院首演的电影票价高达40美分，而在塞尔维剧院看第二轮上映的电影只须花30美分。自由和帝国两家影院都放老片，而阿波罗影院只上映外国片。20年来，外国片在阿波罗影院一直很赚钱。这家影院的老板威廉·白兰特一直不理解其中的原因。他说：“为此，有天我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休息厅中的人们都用手势交谈；他们之所以来阿波罗影院看电影，是因为可以看外国电影里的字幕。阿波罗影院里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聋哑电影观众。”
纽约是一座拥有8485名电话接线员、1364名西联汇款公司的投递员和112名报社送稿生[5]的城市。扬基体育场平均一场棒球赛中，观众要用掉超过十加仑的液体肥皂——这是非官方统计的主要球赛卫生情况中的最高值。这座体育场在引座员（360位）、清扫工（72名）和卫生间（34个）数量方面，也雄居承担过此项比赛的场馆之首。
纽约城里有500名巫师，从半恍惚到全恍惚到深度恍惚型，无所不有。这些巫师大多住在纽约西城七十、八十和九十几街。每到周日，这里的一些街区鼓号齐鸣，招魂祭鬼，好像人间万事在这里都可以化解。
第五大道女士内衣店开在麦迪逊大道上，而麦迪逊宠物店却位于列克星敦大道；公园大道花店在麦迪逊大道上，而列克星敦干洗店却开在第三大道上。纽约城里有120家典当行。在这座城市里，申主教的弟弟开了一家诊所，与另一位医生合用一间办公室，那位医生正好姓毕晓普。[6]
在列克星敦大道褐石房尽头，即第八十二街拐角处，还有一位名叫费里·德里克阿拉斯科夫的药剂师，多年来他一直把蚂蟥当药出售给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拳击手，把樟脑草卖给猎狮者，把成千上万种奇特的药液卖给世界各地的人们。
位于西城的一间阴暗工厂里，每月都有一条长长的绿色纸板线，像无头无尾的爬行动物一样，在印刷机上缓缓前进，直到被切成成千上万张令人讨厌的小纸片，每张纸片设计得正好装入警察的口袋。这些小纸片被用来贴在违章停车的汽车的挡风玻璃上，让司机们不得不破费15美元。位于西城第十九街的梅恩标签公司每年要为纽约警察印制50万张金额为15美元的罚款单。这家公司的职员有时也会看到他们的杰作出现在自己汽车的挡风玻璃上。
纽约是一座拥有200个核桃贩子、30万只鸽子、600尊雕像和纪念碑的城市。看到那些雕像时你可以这样去理解：一位骑马将军雕像中的坐骑两只前蹄都腾空离地，意味着他战死疆场；假如坐骑一只前蹄离地，那意味着他死于战争中所受的伤；如果坐骑四蹄着地，那么这位将军很可能是寿终正寝。
在纽约，从黎明到黄昏，再到黎明，日复一日，你都能听到车轮驶过乔治·华盛顿大桥的混凝土路面时发出的隆隆声。这座大桥好像从来就没有完全静止过。它总是随着车流颤动，随着风声摇动。它那巨大的缆索天热时膨胀，天冷时收缩；桥跨夏日往往要比冬日时离哈德孙河近十英尺。它是一座优雅、美丽、几乎永不宁静的建筑，就像一位令无数男子拜倒裙下的风骚女子一样，目睹了世间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浪漫情侣们曾在此流连踯躅；厌世轻生者曾纵身从桥上跃入河中；一位胖女孩儿每天都在3500英尺长的桥跨上慢跑减肥；10万名司机每天从这里驶过大桥，有出事撞上大桥的，有耍滑少交过桥费的，有时桥上也会出现交通拥堵。
在匆匆过桥的纽约人及游客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有工人乘电梯在桥上612英尺高的两个桥塔驶上驶下；很少有人知道流浪醉汉偶尔会心血来潮地爬上塔顶，在那里睡着；早晨，这些醉汉已被冻僵，不得不由急救人员用担架把他们抬下来。
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座大桥的旧址曾是印第安人经常出没、发生过多次战争的地方。殖民时期，就是在这里，海盗被绞死在河边，以警告那些胆大妄为者。大桥正好建在华盛顿指挥的军队遭到英军重创、溃败而逃的地方；英军攻占新泽西州利堡时，发现了华盛顿军队撤退时丢下的煮着水的水壶、大炮以及路上随处丢弃的衣物。
华盛顿大桥车道要比旁边的那个红色小灯塔高出100多英尺。1913年，随着大桥的建成，这座灯塔也就成为历史了。大桥位于新泽西州一端的引桥，距由警犬把守的阿尔伯特·安娜斯塔西亚[7]居住的高墙有两英里长；新泽西州一端的收费站离卡车司机无证贩运并掉下大象的地方只有20英尺——一位卡车司机试图用拖车把四头大象贩运过桥，如果不是一头大象掉了出来，他就成功了。大桥上层桥跨距港口管理局警卫爬上去阻止一位自杀者的地方有220英尺；这名警卫对那位企图自杀者说：“听着，你这个狗杂种，如果你不跳下去，我就开枪打死你。”结果，那个人乖乖地爬了下来。
大桥警卫24小时保持警惕。他们也没办法，因为随时都会有交通事故、汽车抛锚或自杀事件。自1913年以来，已有100多人从桥上跳了下去，还有超过这个数字两倍多企图自杀的人被及时阻止。那些打算以跳桥方式自杀的人行动迅速，无法预测。他们把汽车、夹克及眼镜等物品留在路边，有时还留下一个字条，上面写着诸如“我愿为这一切承担后果”，或“我不想活了”的话。
一天晚上，一位离家在外的孤独采购员喝了几杯酒后，到第六十四街附近的一家百老汇旅馆住宿。半夜醒来时，他看到一个令人震惊的画面：在他的窗前，浮动着一个闪闪发光的自由女神像。
当时，他唯一的想法就是他被人“绑架”了——可能正被用船运过自由岛，运往公海上的某个地方。但是，他仔细一看，才发现他看到的实际是纽约市里的第二座自由女神像——那个耸立在西城第六十四街43号自由太平洋仓库顶上的那尊几乎不为人们注意的无名雕像。
这个非常逼真的仿制品，是应一位具有爱国之心的仓库老板威廉·H.费兰托的要求，于1902年建成的。与自由女神岛上巴托尔第设计的那尊高151英尺的雕像相比，这座女神像离座基只有55英尺。这座小自由女神像上也有一把点燃的火炬、旋转内梯和头部孔洞；通过石像头部的一个孔可以看到百老汇。但到了1912年，由于年久失修，楼梯已不牢固，火炬也被大风刮掉了，从此再也不允许学生在塔内跑上跑下了。费兰托先生于1931年去世，有关这座雕像的许多信息也不复存在了。
然而，过往的游客常常会向仓库工作人员及周围的住户打听雕像的情况。一位在女神像对面的凯内停车场工作的人讲：“人们经常到这儿来，说：‘嘿，你瞧，那上面是什么？’有一天，一个得克萨斯人开车过来，抬头往上看，说：‘我原以为自由女神像是在某处的水里。’但确实有些人对这座女神像感兴趣，拍了好多照片。我认为能在它下面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有游客来时，我总是提醒他们，这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自由女神像’。”
但是，附近的许多人却没有注意到这座女神像的存在。那些在它下面工作的吉卜赛算命者就没有注意到，那些经常光顾它下面的斯德恩夫人酒吧的常客也没有注意，那些在街对面的彼克福德餐馆里喝汤的食客更加不会。戴维·柴克曼，纽约城里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开车从这座神像旁经过几百回，却从不在意。“这座城里有谁会老往上瞧呢？”他反问道。
几十年来，这位女神一直手握燃尽的火炬，俯视着周围那些壁球爱好者、做外卖菜的厨师以及仓库看门人，俯视着挣不了几个小费的侍者、警官，以及午夜后从消防通道溜出来、穿着高跟鞋在这座也许拥有太多自由的城市里游荡的异装癖。
纽约是一座富有动感的城市。艺术家和“垮掉的一代”住在格林威治村。然而最早住在那里的是黑人。黑人现在大多数都住在哈莱姆，而那里以前曾是犹太人和日耳曼人聚居的地方。富人已从城西搬到了城东。波多黎各人随处可见。只有华人没有搬家，他们一直住在道尔大街转角处的唐人街。
对某些人来讲，纽约给他们留下最深印象的，要么是拉·瓜迪亚机场空姐甜美的微笑，要么是第五十街鞋店售货员的耐心服务；而对另一些人来讲，纽约所代表的，不是桑树街教堂后院里刺鼻的大蒜味儿，就是少年黑帮争夺地盘的一块肥肉，或是地产大亨泽肯多夫垂涎已久的一大片房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