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明

中石器时代的人们以渔猎为生。当中国人的祖先定居下来，开始建筑村寨，学习农艺、蔬菜种植和制陶时，“新石器革命”如期而至。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国的新石器文化起源于冀南、豫北一带的“核心地区”，并从此扩散开去。但是随着更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图景变得越来越复杂，但可以笃定的是新石器时代社会几乎同时出现在中国不同的地区，每个地区都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技术。

在现在的中国境内，最早的聚落是湖南玉蟾岩和内蒙古的敖汉旗，其年代早至前8000年。居民们居住在狭小的房屋或草棚之中，聚落周遭环绕壕沟。年代稍晚的是洛阳附近的一个村落遗址——裴李岗。遗址中发现了房屋地面、驯养动物的证据，并有装饰简单纹饰的粗糙陶器（图1.1）。通过碳14测年，考古学家将裴李岗文化的年代推定在前6000—前5000年。在年代稍晚的其他遗址中，我们发现了更大的房屋、排屋、稻作农业的起始、用于装饰和礼制目的的精细打磨的石器和玉器，以及最早的防御城墙——最终导致防御性城市的出现。尽管最早的个案尚未可知，但是湖南澧县城址年代早到前4000年。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明的一个早期阶段最初是偶然发现的。中国政府雇用安特生在华北寻找煤矿和油田。1921年，安特生在一个名叫仰韶的村落中发现了随葬精美彩绘陶器的简单墓葬，并命名为“仰韶文化”，以此标识前5000—前3000年中国史前史的重要阶段。1923年，安特生注意到仰韶陶器和古代近东地区陶器的相似性，于是西行至甘肃，试图发现与之相关的遗址，并在半山发现了包含非常近似的陶器的墓葬。然而，中国考古学家随后在华北不同地点也发现了大量的“彩陶”遗址，因此，现今很少有人再提及其与西亚的关联了。

仰韶文化最重要的发现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考古学家在西安以东的半坡和更偏东的姜寨发现了一群新石器时代村落和墓地（图1.2）。半坡村落群覆盖面积多达1公顷，在深达3米的文化堆积中发现了四个不同时代的房屋居住层面，这表明在前6000—前5000年间，人类频繁地居住于这个地点。最早的居民居住在用枝条和泥土搭建的圆形草棚中，屋顶覆盖着芦苇，地面涂抹灰泥，房屋中间装置一个火塘，这种设计很可能是模仿早期的帐篷或蒙古包。他们的后代建起了木骨栽桩的长方形、圆形或正方形房子，屋内地面比地平面低一米多，通过一连串台阶才可进入（图1.3）。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民居的进一步进展以在郑州附近大河村发掘的三联式房屋为代表，泥墙经过烘烤形成坚硬又耐久的墙面。

半坡陶工们既生产粗糙的灰陶或红陶，也生产一种细腻的红陶，抛光后涂抹黑彩，纹饰多为几何形纹饰，偶尔也有鱼形和人面纹饰（图1.4）。看起来他们还不会使用陶轮，而是用泥条盘筑的方法制作陶器。他们也用泥土制作纺轮甚至发簪，但是更精致的器物，比如针、鱼钩和箭头都是骨制的。部分半坡和大河村村庄已搭建屋顶，保存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博物馆。

安特生率先发现的那些彩陶以及随后出土于河南和甘肃多个地点的彩陶，无论在质量还是美感上，都是其他新石器时代用具无法媲美的。其种类主要包括墓葬用陶罐（图1.5）、敞口深腹盆、高领带耳罐。尽管陶器器壁非常薄，形体却很粗壮，大方的轮廓往往通过用粗糙的毛笔施加黑色颜料形成的纹饰得到巧妙的强化。有的设计纹样为几何纹饰，包括平行带状纹，或者包含了平行四边形、十字或钻石状的菱形纹饰。器身下部常常不带装饰，可能为了防止侧倾，陶器是栽埋在沙地中的。很多陶器上装饰了水波状纹饰带，并集合形成一种漩涡状纹饰；其他陶器上则出现了高度抽象的人物、青蛙、鱼和鸟等形象。甘肃马家窑发现的碎片上甚至显示出一种非常复杂的用笔技巧，即在描绘植物时，叶子的顶端往往形成一个尖钩，乃是提笔画成的。这种技法与三千年后宋代画家画竹子时的笔法如出一辙。自然主义的母题比较罕见，纹饰以几何图案或者高度抽象化的纹饰为主流，其意义至今还不甚明了。

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学者们都认为，以彩陶为特色的仰韶文化大体是被以山东为中心，以抛光龙山黑陶为代表的截然不同的文化替代的。但是，受到一系列新发现的影响，简单的场景被更复杂而有趣的模式替代。首先，通过碳14测年分析，马家窑和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彩绘陶器（约前2400年）比半坡的仰韶文化村落的彩陶要晚两千年，而后者的碳14年代可以早到前4865±110年。这证明华北平原的仰韶中心的确向西推移。

多年前，日本考古学家在辽宁地区发现了红山文化的遗存，红山文化与仰韶相关，但也有显著的自身特点。红山遗址的近期发掘揭示出一种石板墓葬，墓葬周围有一圈由圆柱体陶土制品形成的围墙，这些陶土制品近同于日本古坟时期坟丘周围的埴轮，但在中国尚无类似的发现。这里也发现了巨石平台，看起来像是用作祭坛，而最令人惊讶的是发现了体态丰腴、用于丰产仪式的陶制女神像（图1.6）和两眼填充玉石的彩绘陶制人脸形象（图1.7）。这里还发现了一些雕刻的玉质动物形象，中国考古学家称之为“玉猪龙”（图1.8）。红山文化被推断在前3500年前后。

继续向南，我们来到山东和江苏北部的新石器文明（约公元前4300—前2400年），正如张光直所说，当地的新石器文明“被命名为青莲岗文化或大汶口文化，完全取决于是由江苏考古学家还是由山东考古学家命名”。在古代，这个地区比现在要温暖，湖泊和沼泽中遍布鳄鱼。早期大汶口文化就已经出现了装饰红白两色卷云纹饰的陶器，这显然和仰韶文化有关，图1.9中的高柄杯就是明证。

再向南就到了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马家浜文化。马家浜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相关，年代在前5000—前3000年。当地居民是濒水而居、种植水稻的农民，他们驯养了猪和水牛，猎杀鳄鱼、象和鹿。他们的工具和武器由木、骨和石等材料制成。尽管他们丰衣足食，陶器形态和纹饰变化多样，某些陶器上甚至刻画了原始符号或“文字”，但是他们的陶器工艺仍然相当原始，因为看起来他们还没有陶窑，所有陶器都是露天烧制而成的。

跨过杭州湾就到达余姚市的河姆渡，这里在历史晚近时期是陶瓷工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至少和半坡一样年代久远、由水面上构筑的木板房屋组成的大型村落。房屋梁柱通过榫卯结构精巧地结合在一起。当地的居民也种植水稻。他们制作一种器壁很厚的磨光黑陶，有些陶器在烘烤之前装饰了精美的花草或植物的纹样（图1.10）。尤其引人注意的是，1977—1978年在河姆渡发现了一个红色髹漆木碗，这是中国所发现的漆器工艺的最早例证。

吴金鼎博士（1901—1948）于1928年在山东发现的龙山文化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华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最晚段，其测年为前2600—前1900年。龙山居民使用的陶器中，最著名的是由磨光黑陶制成的精致的蛋壳陶器。这种陶器呈现出不可思议的脆弱感，常常被刮削到只有半毫米厚的薄薄一层。其形状非常优美，而纹饰主要为弦纹，使陶器具有一种金属感和机械化生产的气息（图1.11）。可以想见，蛋壳陶器的制作应当非常困难，更不用说使用了。在随后的青铜时代里，这种器物完全消失了。山东潍坊的发现表明“黑陶文化”也制作一种充满活力和原创精神的白陶陶器，图1.12的白陶鬶可以作为例证。陶鬶看起来像是模仿由藤条绑缚的兽皮制品。龙山居民有占卜习俗，即解释动物的肩胛骨加热之后形成的裂缝的占卜方法，长期以来这种习俗被认为晚至商代才出现。

地处更南方，与龙山文化相关的文化始见于良渚，随后也见于长江下游的其他遗址。就像年代较早的河姆渡文化一样，良渚文化居民的房屋和工具也多是木质的，他们生产一种精心抛光的黑陶，以及玉质礼器和工具。玉器在中国文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良渚的丧葬习俗迥异于简朴的仰韶文化墓葬。比如，在汇观山的高台上有一处墓地，墓前有台阶，四周有散水沟。莫角山的大型墓葬平台高达10米，平台正中是可能用于墓祭的木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