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景德镇是海上陶瓷之路的不变起点

肖发标

自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到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来，“一带一路”成为近两年国内外最为关注的经济话题之一。学术界也不甘落后，各显身手，围绕“一带一路”的历史变迁进行了多方论证。

本文拟从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历史变迁角度，论证“江西景德镇是海上陶瓷之路的不变起点”这一论题。

一 海上陶瓷之路

唐代国威强盛，当时的外交，有所谓“万国朝未央”“万国拜含元”的形势。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的遣唐使，沟通着当时的中外关系，同时，民间的贸易往来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繁荣起来。特别是海上交通在唐代有了重大进步，出现了“海上丝绸之路”。唐代地理学家贾耽说，中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程需三个月。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以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天竺为首的南亚地区、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在一起。

因为在海上丝绸之路搭载的商品中，物美价廉的瓷器既是海外市场的热销商品，又可以代替压舱石（回程装载东南亚产的贵重红木等）增加运输船舶的稳定性，所以出海的运输船必定会装载一定数量的瓷器，瓷器也就成了与丝绸、茶叶并重的中国古代外贸三大商品之一，因此，唐宋以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又常被称为“陶瓷之路”。正如日本的三上次男先生所说：“在中世纪时代，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连结着一根坚强有力的陶瓷纽带，它同时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对于这条连结东西方的海上航路，我就姑且称它为陶瓷之路。”他的《陶瓷之路》一书让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认识了这个与中国同名的“china”。

“我国瓷器输出自唐开始，但不见文献记载，可能开头大半还属于民间小额贸易，小半属于贡赐性质的贸易。宋代瓷器作为商品大量输出则有《宋史·食货志》及南宋人赵汝适的《诸番志》的明确记载。这些记载已为国外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发现器物数量之多、地区之广已非唐瓷所可比拟。”因此，人们一般把海上陶瓷之路的起始时间定在9世纪中期的唐代中后期。至于陶瓷之路的结束时间，一般定在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爆发时。因此，海上陶瓷之路正好在世界上存续了约一千年的时间。

唐代的海上陶瓷之路，从广州出发往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等地以至印度、斯里兰卡和印度西岸，到达忽鲁谟斯的乌剌，此为东路，航期约90天。从乌剌出发，再航行48天，到达东非坦桑尼亚达累斯拉姆，此为西路。这条航路把东亚、东南亚、南亚、波斯湾以及东非等地联系起来，开始了洲际航行。它是当时世界上航线最长、航区最广、规模最大的航线。唐代东西洋航路所及，均有唐瓷碎片标本发现。

两宋时期，在唐代南海航路基础上，以东南沿海为起点的海上陶瓷之路继续向西、向南延伸，其活动范围大为拓展，特别是与非洲各国有了新的交往，中国与海外各国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更为频繁。赵汝适《诸番志》是当时记载中国瓷器外销最为详尽的文献，当时交通海外的56个国家中有17个番国的贸易商品为瓷器。1987年以来在南海一号和西沙华光礁一带宋元陶瓷之路上开展的水下考古工作，出水了一大批景德镇瓷器，实物与文献记载正好相印证。

元朝南海航线基本上和两宋时期相似，略有发展。从波斯湾的忽里谟斯向西北航行到巴士拉，向南航行至法祖儿，再向西进入亚丁湾，经西岸麦加继续向西北可至开罗；由法祖儿向南经亚丁湾口可至东非摩加迪沙、层摇罗。元代前期成书的《大德南海志》，记录了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143个，远比南宋多。

明政府为了推动和发展与亚、非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实现“万国来朝”的政治抱负，于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的29年间，派遣郑和率领由200艘宝船、27000多人组成的船队七次下西洋。郑和组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远洋船队，在十月至次年二月的冬季，从国内起航，乘东北季风扬帆沿海岸南行；五至八月的夏季，乘西南季风举帆沿海岸北航回国。郑和七下西洋，船队到过印度支那半岛、马来群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和东非沿岸，远达波斯湾，行程10余万里，足迹遍及东南亚、南亚和东非的满剌加（今马六甲）、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和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等37个国家和地区，在满剌加、古里和忽鲁谟斯建立了三个海外基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郑和的船队开辟了中国历代海上陶瓷之路中航程最长的远洋航路，活动范围非常辽阔，从中国南海之滨，经南海入印度洋，延伸至西亚、东非的广大地区，其西北方向的航路直通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西南方向的航路，沿东非海岸越过赤道，到达今莫桑比克索法拉港，使中国与亚非各国之间的贸易空前繁荣。

郑和远航结束后，在巨大的海外需求和巨额利益的驱使下，中国民间商队穿梭在过去由阿拉伯人主宰的海上陶瓷之路上。民间贸易发达，瓷器输出随之扩大。当时私人海上贸易范围很大，海商的足迹遍布东西二洋，东起日本，中经菲律宾群岛和印度半岛，到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都有中国海商出没。

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以澳门为转运港口，通过数条国际航线将中国瓷器转运至欧亚各地，中国瓷器对外贸易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以澳门为转运港口向全球扩散的海上陶瓷之路国际贸易循环网（见图1）。这一网路主要由三条航线组成：第一条是广州—澳门—印度果阿—欧洲航线，这条航线可分为两段，澳门至印度果阿段航线途经马六甲、古里、科钦、果阿等地，是中国与东南洋、印度洋一直有往来的“西洋航路”，而由果阿经好望角至欧洲段航路则是新航路开辟后的直接产物。其中果阿—里斯本航线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段。通过这条航线，大量瓷器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运往里斯本，再从这里分销到欧洲各地。1990—1992年，越南头顿省沿海发掘的康熙年间中国沉船，出水景德镇瓷器6万件（套）。1998—1999年，越南金瓯省沿海发掘的雍正年间中国沉船，出水中国景德镇瓷器约5万件，该船出水地点正好位于中国瓷器西运欧洲的航线上，以实物证明了这条航线的存在。第二条为广州—澳门—日本长崎航线。在中日贸易航线上，1550—1638年约90年中，葡萄牙船队共航行四五十次，每次起码有五六艘船一起航行。第三条为广州—澳门—马尼拉—美洲、拉丁美洲—欧洲航线。这条航线可分为两段，中国沿海港口直航菲律宾群岛各港口，是明代中国人新开辟的中菲航线，1571年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开辟了一条由马尼拉横渡太平洋通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再延伸到欧洲的航线。在这条航线上，中国至菲律宾段多数为中国商人往来贸易；菲律宾至美洲及欧洲段航行的是西班牙大帆船，故人们称此种贸易为大帆船贸易。在1575—1815年约240年间，西班牙殖民政府每年都派遣1—4艘大帆船，来往于墨西哥与马尼拉之间。

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一般于每年冬季从欧洲起航，乘着季风沿非洲西海岸向南航行，绕过好望角后再向东航行，大约于第二年农历十月以前抵达中国广州，停泊在黄埔古港。在广州期间，欧洲商人可以进驻洋行附近的夷馆，那里有营业区、货栈区和生活区，等待十三行商人为其销售所带货物，并配齐将要运回欧洲的中国货（见图2）。第三年东北季风季节结束以前，从广州起航，七八月间抵达欧洲，整个航程约耗时一年半，航行60000多公里。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海上陶瓷之路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及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

随着18世纪末西方仿烧瓷器的成功，进入19世纪之后，海上陶瓷之路开始衰落，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海上陶瓷之路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二 江西景德镇瓷器的出海商路

江西省地处中国东南的长江中下游南岸，东邻浙江、福建，南嵌广东，西靠湖南，北毗湖北、安徽而共接长江，是中国离海最近的第三个内陆省区，为沿海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的共同腹地。人们每谈到海上出口，总认为只有沿海各省才具有优势，不了解邻海的内陆省区同样可分享海上出口之利，甚至为沿海省内许多地方所不及。在全国14个开放港口中，离江西近的有7个，占了总数的一半，这在全国的邻海内陆省区中是最为突出的。其中同赣东邻近的有上海、宁波、温州、福州4港，同赣南邻近的有厦门、汕头、广州3港，江西省九江港是长江沿岸除上海、南通、南京、芜湖、安庆以外，离海最近的港口。以上情况充分表明江西是一个十分邻近沿海港口的腹地。因此，古称江西为“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乃“形胜之区”。

景德镇虽然地处江西省东北与安徽、浙江三省交界处的山区，但其濒临的昌江是鄱阳湖五大水系（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之一的饶河上游段，发达的水运可以将景德镇瓷器很方便地顺流而下运送到鄱阳湖，再经过鄱阳湖的其他水系转运到全国各地。

江西地处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省份内陆腹地的区位优势，为江西景德镇等地的古陶瓷外销创造了先天的优势。再加上江西的河流水系发达，与浙江、福建、广东的水系源头往往只有一山之隔，为瓷器这种笨重商品外运创造了条件。最迟在宋元时期，江西景德镇等窑口的瓷器通往沿海港口的外销路线就有了六条，呈扇形向东南沿海打开。

第一条向东线路为鄱阳湖—长江—上海线路。宋元时期的景德镇窑瓷器从昌江顺流而下，吉州窑和赣州七里镇窑瓷器则从赣江顺流而下，到达鄱阳湖后，再顺流出湖口入长江，顺长江干道而下至长江入海口，或从扬州转入运河，分运南北。

第二条向东线路为鄱阳湖—信江—衢江—富春江—杭州、宁波线路。景德镇窑瓷器沿昌江顺流而下到达饶州府（鄱阳县），经饶河（又称鄱江）入鄱阳湖，再转余干溪（今信江下游），溯余干溪而上，经信江至玉山县，陆行一段河谷低地即至浙江省常山，转入江山溪（今江山港），再汇入衢江、富春江，顺流而下到达南宋行在临安（杭州）以及外销港口明州（宁波）。

第三条向东线路为鄱阳湖—信江—闽江—福州、泉州线路。福建省的黄天柱先生认为，宋元时期景德镇至泉州的运输线主要有三条，一路由信州铅山过分水关，至崇安，南下至南剑州剑浦（今福建南平）；一路由信州广丰至建州浦城，再顺建溪至剑浦；一路由抚州至邵武军，再至剑浦。到剑浦后，可以顺闽江至福州，再泛海转抵泉州，或沿闽江而下转大漳溪，经永福（今永泰）入德化之涌溪和浐溪，至德化县，再达泉州。在这条线路上，江西省铅山县的河口与福建省的南平，是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商品码头。

第四条向东线路为鄱阳湖—抚河—九龙江—漳州线路。在这条线路上的抚河源头—广昌县驿前镇是一个重要码头。“明代隆庆元年（1567），漳州月港开放海禁，是中国唯一合法化海上贸易港口。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月港开放，其他港口仍在禁止之例。江西景德镇青花瓷要想出口贸易就必须运抵漳州月港来出口。途经福建出海的路线有两条，这两条路线均以广昌为交汇点，水陆路兼程，出海港口为漳州月港。一条是广昌—永安—漳平—海澄（月港）；另一条是广昌—长汀—大埔镇—漳州—海澄（月港）。”

第五条向东南线路为鄱阳湖—赣江—韩江—潮州、汕头线路。这是一条“粤盐赣米闽茶”的千年商道，上通广东平远，江西寻乌、赣州等地，横接福建武平、上杭，下至广东蕉岭、潮州、汕头，可谓“一线牵三省”。在这条商道上，江西省会昌县的筠门岭与福建省武平县的下坝是连接武夷山两侧水系的重要水运码头。直至1930年毛泽东写《寻乌调查》时，此地还繁荣如昔：“从石城、瑞金来的以米和豆子为大宗，从兴国来的以茶油为大宗，在筠门岭上岸，每天从筠门岭至广东下坝的大米、豆子、茶油共有四五百担。下坝运至筠门岭的以海盐、海味洋货为多。脚夫们一担货去，一担回。”

第六条向南线路为鄱阳湖—赣江—大庾岭—浈水（北江）—珠江—广州线路，这是自隋唐开始，直至明清，长达千年的全国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南线部分。北线是赣江—鄱阳湖—长江—大运河，在这条线路上只有全长12.5千米的梅岭古驿道需要肩挑马驮，其余全是水运，非常方便。

三 江西景德镇是海上陶瓷之路的不变起点

在了解了江西省的地理位置优势以及江西景德镇瓷器的出海商路后，我们再来论证“江西景德镇是海上陶瓷之路的不变起点”这个论题就水到渠成了。

之所以这样说，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

（一）江西景德镇是海上陶瓷之路不变的货源供应站

从唐宋到元明清，在长达千年的时间，江西景德镇一直为海上陶瓷之路提供稳定的货源，是不变的货源供应站。可以说，没有江西景德镇出产的瓷器，海上陶瓷之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首先，在唐代，江西景德镇的南窑以及余干县的黄金埠窑，当然还有洪州窑，就是当时海上陶瓷之路的起点港口——广州市的外销瓷最主要的供应站。唐代由于大庾岭路的拓修，打通了珠江和赣江之间的通道，江西的洪州与广东的广州之间的距离突然变得不再遥远。正如中国古外销瓷学会会长叶文程先生所说：“广州港当时与洪州（今南昌市）关系密切，洪州在赣江旁边，有水路通珠江进而与广州相通，中唐以后，洪州成为介于江淮之间的一大都会，广州的瓷器出口仰给于洪州。”还有人说：“广州是唐王朝对外贸易的中心，瓷器是当时最主要的出口商品，而广州的瓷器出口仰给于洪州。”

其次，在宋元，江西景德镇窑的青白瓷成为外销瓷器中的两大主力品种。宋元外销瓷器主要有景德镇窑系的青白瓷、龙泉窑系的青瓷以及建窑系的黑釉瓷，其中以景德镇窑系的青白瓷数量最大。由于景德镇窑生产的青白瓷供不应求，于是在景德镇青白瓷通往沿海港口的外销线路上，出现了许多单纯以外销为目的的仿烧民窑，导致在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形成庞大的青白瓷窑系。如福建省的浦城、崇安、政和、光泽、建瓯、建宁、闽清、闽侯等县市都发现有仿烧景德镇青白瓷的窑址。自19世纪50年代起，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亚、非一些国家沿海地区的文化遗址中，陆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宋元青白瓷，其中以亚洲地区国家发现居多，如日本、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及非洲的埃及，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如1990年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中的日本学者和印度学者在印度次大陆南端的马纳尔湾以西1.5公里的一个小村子里，发现了大量的中国瓷器，其中就有11—12世纪景德镇产的白瓷和青白瓷。海外出土宋代青白瓷的情况表明，在10—13世纪的外销瓷中，青白瓷始终是一个主要的品种。不同国家和地区对青白瓷窑口有不同的选择，这与各窑场青白瓷的出海港口，以及这些港口与海外国家的传统航线有关。从出土情况看，景德镇等内陆窑场的青白瓷多销往日本和朝鲜半岛，华南沿海窑场的青白瓷多销往东南亚地区。此外，北非、东非、西亚和南亚也有少量宋代青白瓷的出土。

除了国外遗址出水瓷器的资料，东海、南海等海上丝绸（陶瓷）之路沿线的沉船遗址出水的瓷器，也是研究宋元古陶瓷外销的重要资料。如1976年在朝鲜全罗南道木浦市新安海底发现的一艘元代沉船上，共获得各类文物17947件，其中瓷器16792件：龙泉窑青瓷9639件，占57.23%；景德镇青白瓷4813件，占28.66%；黑瓷371件，占2.21%；杂釉瓷1789件，占10.65%。打捞瓷器数量之多、质量之好以及品种之齐全，可以说是空前的，是20世纪国际考古工作的一件大事。从沉船打捞的元代景德镇窑青白瓷多达4800余件来看，虽然元代景德镇已经发明了青花、釉里红、卵白釉和高温红釉、蓝釉等新瓷品种，并且在大量烧造黑釉瓷，青白瓷在景德镇的生产已经过了其高峰期，但元代青白瓷在国际市场上仍然占有广大的市场。

总之，根据国外与沉船遗址出土资料可知，宋元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外销瓷窑，“除龙泉青瓷窑系外，当推江西景德镇青白瓷窑系的青白瓷”。也就是说，与唐代南北诸窑都有瓷器出口、江西的洪州窑青瓷只是其中之一相比，到宋元时期，江西景德镇青白瓷窑系的青白瓷已从全国诸多窑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与浙江龙泉窑系的青瓷并驾齐驱的两大龙头产品。

再次，在明清时期，江西景德镇窑生产的青花瓷成为世界瓷器市场上的最主要商品。青花瓷最初是受中东伊斯兰文化影响，为满足阿拉伯世界的需要而生产，因此，从它诞生的那一日起，就注定是外销瓷。随着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和欧人来华通商，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走向了世界，成为世界瓷器市场的主流产品，“从万历开始，销往欧洲的瓷器差不多全是青花瓷”。这种局面导致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量仿烧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山寨”窑口，福建漳州窑和广东饶平、大埔窑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兴烧起来的。对此，《安海志》卷十一《物类·上货》就有记载：“磁器，自饶州来。福州乡人由福州贩而之安海，或福州转入月港，由月港而入安海。近年月港窑仿饶州而为之，稍相似而不及其雅。”福建的青花瓷器在东南亚、南亚、非洲大量发现，而福建本土却很少见，无疑是对外专输品。人们认为沿海“山寨”窑口生产的低档青花瓷是外国落后地区的下层社会所需。南非开普敦大学的考古学者琼克鲁索在南非好望角的考古工作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好望角遗址发现的大量青花瓷器中，在殖民地官员的旧址上，发现的是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器，而一般居民点发现的是福建生产的粗糙的青花瓷器。

事实上，不但在东南沿海，而且在景德镇通往出海港口的沿线山区，也出现了大批仿烧景德镇青花瓷器的窑场。最迟到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形成了一个以景德镇为龙头，以景德镇至福建、广东、浙江等出海口为轴线的一个扇形区域的青花瓷窑系。这个青花瓷窑系生产的青花瓷，皆以景德镇青花瓷为楷模，其器型与装饰都是随景德镇青花瓷的演变而演变。

以景德镇为龙头的青花瓷窑系的形成，标志着明清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或者说是世界陶瓷之路也是以景德镇为龙头。

综上所述，在长达千年的海上陶瓷之路上，只有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千年不衰，与海上陶瓷之路同命运。反观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的各时代瓷窑，浙江龙泉窑可以说是延续时间最长的外销瓷窑，在宋元时期曾一度与景德镇窑并驾齐驱，但到明代中期也不得不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甚至没有存活到海上陶瓷之路的黄金时期。至于福建的德化窑与漳州窑以及广东的潮州窑等，烧造历史就更短了，而且其外销瓷产品大多是仿烧景德镇窑，只是对景德镇窑的补充，无法替代国外对景德镇瓷器的需求。可以说，景德镇的瓷器不到港，外运的商船不起航，单就这一点来说，江西景德镇就是海上陶瓷之路的不变起点。

（二）江西景德镇是海上陶瓷之路的不变起点

在长达千年的海上陶瓷之路存续期间，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导致海上陶瓷之路的起点港口发生多次改变，可以说是广州、泉州、漳州三大港口各领风骚数百年，但地处“吴头楚尾、粤户闽庭”的江西景德镇，却是海上陶瓷之路的不变起点。

市舶司是中国唐、宋、元、明、清时期在各海港设立的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官府机构，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在历史上，一个港口城市有没有设置市舶司，不但是这个港口城市兴衰的重要标志，甚至还关系到这个港口城市的存亡。

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创设市舶使于广州，总管海路邦交外贸，派专官充任。市舶使的职责主要是向前来贸易的船舶征收关税、代表宫廷采购一定数量的舶来品、管理商人向皇帝进贡的物品，以及对市舶贸易进行监督和管理。市舶使是市舶司的前身。

北宋开宝四年（971）设市舶司于广州，后来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陆续于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密州（今山东诸城）设立市舶司。除广州市舶司外，其余几处在政和二年（1112）前曾一度被停废。政和三年，宋政府在秀州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设市舶务。南宋建炎二年（1128）复置两浙、福建路提举市舶司，从此，又恢复了两浙、福建、广南东路三处市舶司并存的局面。乾道二年（1166），罢两浙路提举市舶司。

元至元十四年（1277），元朝政府在攻取浙、闽等地后，立即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今属江海盐）四处港口设立市舶司；后来又陆续添设广州、温州、杭州三处。经过裁并，到13世纪末，只在庆元、泉州、广州三处港口设置。

朱元璋吴元年（元至正十二年，1367）设市舶提举司于直隶太仓州黄渡镇（今江苏太仓附近），明洪武三年（1370）以太仓逼近京城改设在广东的广州、福建的泉州（后移至福州）、浙江的宁波各一司。在广东的是专为占城（越南）、暹罗（泰国）、满剌加（马来西亚）、真腊（柬埔寨）诸国朝贡而设，在浙江的是专为日本朝贡而设，在福建的是专为琉球朝贡而设。洪武七年（1374）上述三司曾经一度废止。永乐元年（1403）又在广州设怀远驿、在泉州设来远驿、在宁波设安远驿，由市舶司掌管接待各国贡使及其随员。广东怀远驿规模庞大，有室二十间，广东市舶司命内臣提督。永乐六年（1408），为了接待西南诸国贡使，又在交趾云屯（今越南广宁省锦普港）设市舶提举司。嘉靖元年（1522），因倭寇猖獗，罢去浙江、福建二司，唯存广东一司，不久亦被废止，直到三十九年，经淮扬巡抚唐顺之的请求，三司才得到恢复。四十四年，浙江一司以巡抚刘畿的请求，又罢。福建一司开而复废，至万历中始恢复。自此以后，终明之世，市舶司无大变动。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撤销全部市舶司，设立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南巡，在苏州亲眼看见洋商船只络绎不绝，引起警觉，下旨除粤海关外，撤销所有其他海关，是为“一口通商”。

从上面有关市舶司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置的变迁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广州、泉州、宁波无疑是千年海上陶瓷之路上最重要的三个起点港口城市，特别是广州，几度成为对外开放的唯一港口城市。

另外，漳州的月港也不得遗漏。因为在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发布第一个禁海令的两百年后，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明政府终于接受福建巡抚都御使涂泽民的奏请，同意在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许私人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出海贸易。月港一夜之间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国际性的贸易港口。月港的繁荣促进了漳州窑瓷业的快速发展，瓷器贸易历明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及清初，万历朝为历史高峰。可见开放海禁政策对漳州月港和漳州瓷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直接促进了漳州瓷业海外贸易的繁荣与发展。清顺治十二年，满清政府发布禁海令，实施沿海迁界，瓷器海外贸易受阻，对于漳州瓷业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月港就此衰落，漳州窑业也随之萎缩，前后持续了百年时间，这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相对于广州、泉州、漳州月港等港口城市在海上陶瓷之路上扮演起点角色时，遭到不断的更新换代，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命运，江西的景德镇却因为有六条出海商路与东南沿海的各个港口城市对接，一直是这个舞台上不退场的主角。因此，景德镇成为海上陶瓷之路的不变起点，是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替代的。

四 结语

江西省“吴头楚尾，粤户闽庭”的区位优势，以及江西的江河水道与长江、闽江、珠江都能便捷对接的有利交通条件，决定了瓷器大省江西的景德镇是海上陶瓷之路的不变起点，从景德镇通往东南沿海各港口城市的出海商路是海上陶瓷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陶瓷产区江西景德镇与东南沿海海上陶瓷之路起点港口城市的关系，犹如一种“前店后厂”的关系，店门可以朝南开，也可以朝东开，但卖的东西还是后面厂子里生产的这些东西，因此，它们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这种关系也就决定了江西景德镇是海上陶瓷之路的不变起点。

近年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出台，沿海港口城市掀起了一股申遗热潮。截至目前，至少有广州、泉州、宁波、扬州、蓬莱、北海、漳州、福州、南京等九个城市被纳入海上丝绸（陶瓷）之路申遗计划。江西景德镇作为海上陶瓷之路不变的起点城市，以及其世界瓷都的崇高地位，理应抓住机会，趁势而上，尽早启动自己的申遗计划，不能错失历史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