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产品、商品与文化符号的物质媒介

——海上丝绸之路上景德镇瓷器的身份转化

李兴华

一 研究综述和问题提出

瓷器是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也是中国对世界物质文化的重大贡献，至迟到7世纪，中国制瓷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且对中国文化进一步提升产生了影响。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东亚的日本、韩国等区域国家开始从中国进口瓷器，并进行器物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作为一种区域性商品，中国瓷器已在东亚文化圈产生了自己的影响力。宋代，瓷器生产技术进一步提升，以瓷器为纽带，逐步形成了“瓷文化圈”。就瓷器生产而言，内部文化圈是指以越州、汝州、邢州、定州和饶州等著名产瓷区为核心，形成的瓷器生产和鉴赏文化圈，包括五大官窑和景德镇窑等，这一核心圈不仅仅是生产区，还是贸易区；外围文化圈是指以泉州、明州、广州以及东南亚部分区域等为中心的世界陶瓷贸易圈。宋代，中国商人和阿拉伯商人将中国瓷器销售到南亚和西亚，传播了中国的制瓷技术，并和这些区域的制陶技术进行交流、融合。元代，随着欧亚陆路（海外）贸易畅通，中国瓷器风靡世界，并在更大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宋朝内部瓷文化圈开始出现变化，在五大官窑相对衰落的情况下，景德镇窑迅速崛起，并形成后来居上地位。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专门生产皇家使用瓷器，景德镇既成为民窑生产的集大成者，也是唯一官窑的产地。从宋代开始知名到明代的至尊独大，景德镇实现了蜕变，也形成了完备的制瓷产业链和带有中国手工业文化特色的瓷文化。16世纪以后，中西直接的海洋贸易为景德镇陶瓷业的发展和贸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也促进了景德镇陶瓷业的迅速发展，景德镇陶瓷业在此时达到顶峰。

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研究课题的深入开展，大量关于中西贸易的论述已经出现，关注瓷器作为重要贸易品的论著也日渐增多。从关注时段和影响力而言，欧洲和日本学者进行了相当完备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三上次男的《陶瓷之路》影响力非常大，也掀起了各界对瓷器研究的热潮。美国学者罗伯特·芬雷的《青花瓷的故事》以青花瓷为视角，论述了中国瓷器在欧洲产生的巨大影响力。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也试图从更为宽广的视角去探究瓷器及其全球性影响力。研究人员既包括史学界、文化学界的学人，也有考古方面的专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万明研究员从青花瓷和全球化的角度入手，论述了青花瓷器在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孙锦泉以瓷器为视角论述了瓷器对欧洲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文化审美、生活方式等；詹嘉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也对陶瓷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并就产生的影响发表了多篇文章；厦门大学的吴春明、刘淼等人从中国东南沿海瓷业海洋性文化和外来文化对中国瓷业影响等方面展开论述。学者们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展开了相关研究，引起了业界关注，但较之瓷器鉴赏、瓷器收藏和博物馆等方面的研究人员从瓷器审美、纹饰图样、器物形制、考古发现角度进行的研究还相对不足，部分研究还存在着误读，且影响甚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误读的研究成果的流行，也是中西贸易研究中，经济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缺位的结果。

本文以瓷器为切入点，探究景德镇瓷器在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以至形成仿制文化盛行且在世界形成竞争力。在借鉴已有成果基础上，本文探究景德镇瓷文化的时代变迁，并重新解读瓷文化产品的变革过程，以期从全球史的角度认识景德镇及其瓷文化的历史定位；从世界史看中国的瓷业史和文化、社会变迁的历史；实现陶瓷文化研究从内向外到从外向内的视角转向和研究路径的新选择。我们认为，从16世纪开始，以景德镇为核心，形成了世界瓷文化交流和贸易圈，对欧洲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景德镇瓷器作为手工业产品、贸易商品与文化符号乃至成为中国的象征符号，在不同的文化空间里实现了身份转化。

二 制瓷名城景德镇及作为时尚手工业产品的瓷器

新平冶陶，始于汉世。这一地区的制瓷技术历史久远，积淀深厚。唐代，昌南镇的瓷器已被称为假玉器而享誉长安；宋代，区位优势缺失的景德镇却凭借瓷器享誉全国，且形成了重大的影响力。“若夫浙之东西，出于湖田之窑者也；……江、湖、川、广……出于镇之窑者也。……两淮所宜，大率皆江、广、闽、浙澄泽之余。”元代，景德镇陶瓷继续发展，尤其是在海外贸易的推动下，民窑生产进一步繁荣。明清两代，由于御窑厂的设立，景德镇不仅仅是瓷器的生产地，还是官方重视的御窑厂皇家瓷生产的所在地。朝廷在此专门设立督陶官，负责皇室用瓷的生产和烧造。督陶官受朝廷指派，带有皇命且受到皇帝的信任。这种生产管理模式有力地推动了瓷业的发展，使景德镇成为瓷器的代表和象征，景德镇和瓷器合二为一。景德镇是地理标识，也是文化符号。

就产品而言，唐宋时期，青白瓷是景德镇瓷器的特色名品。考古发掘证明，这一时期的器物主要是碗、瓶、茶具等日用器，这种风格一直持续到南宋末年，开始出现白瓷等其他的器物风格。同其他窑口相比，青白瓷和白瓷均是当时社会的主流风格，属于文人审美和权贵消费领域。宋代景德镇窑已开始出现青花瓷器，但由于宋代社会主流文化一直以单色釉瓷为主，青花瓷一直没有被社会上层所接受，并且一度被作为庸俗的审美而受到冷落。元代，帝国横跨亚欧大陆，东西方商业贸易畅通。受草原游牧文化和中东伊斯兰文化影响，景德镇烧出质量上乘的青花瓷和青花釉里红瓷器。随着装饰手法的创新变化，青花瓷和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相结合，得到了文人的赏识，逐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所接受。明朝海上贸易发达，大量青花原料苏麻离青被运回中国，用于瓷器生产，产品幽靓可人。尤其是在宣德年间，青花瓷成为官窑生产的主流，深为世人所爱。元代青花瓷实现了瓷上绘画和陶瓷器物装饰品的结合，这种结合直接推动了景德镇陶瓷业的辉煌，也实现了瓷器自身的象征文化的转型。这种转型既是景德镇乃至中国陶瓷业发展以一种包容心态来迎接外来文化，也意味着陶瓷吸收借鉴中国传统文人画风格，实现了瓷器装饰和绘画艺术的结合。从更广的视角来看，作为装饰品的瓷器开始在更广范围内承载中国文化，并被接纳，这是中外文化碰撞在瓷器上的第一次交流和融合。同青花装饰风格被接受一样，明朝瓷上绘画技术还出现了以红色和绿色为主进行瓷器装饰的古彩和斗彩，这些装饰技术到了康熙年间被继续传承和发展，形成新的装饰风格。与此同时，由于中西往来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珐琅彩、粉彩、浅绛彩等瓷器装饰风格开始出现，并引领景德镇瓷器，形成了多样化的瓷器装饰风格，影响到景德镇瓷器发展乃至引领世界瓷器发展的潮流和风尚。中外文化交流在瓷器上实现了第二次大碰撞，并烙下鲜明的文化交流印记。

瓷上新的装饰风格的出现承载了书画艺术在民间的普及和世俗的作用，也与中国文化变迁特征相吻合。瓷器上面装饰的动物纹饰、植物纹饰、传统文化的经典传说以及许多来自佛道的吉祥象征，和中国文化将个人修行与社会文化结合在一起相匹配。优雅的文人和鉴赏家能够通过瓷器来观照自身的修养和文化内涵，和自己入则为官、出则养心的人生追求相匹配。这种文化也同样和民众追求吉祥的审美风格相适合，即便是流水线式民窑生产的瓷器也会装饰有独占鳌头、马上封侯、富贵双安、五福吉祥等寓意财富、健康、功名等的纹饰。这种象征意义的纹饰无论对于生产者还是使用者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蕴含了众多的文化惯用语，在生产中不断被复制、仿制，进而形成更大范围的影响力。诚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这些图案不一定被西方认同为吉祥符号，但仍然作为一种设计风格被认可、接受和传播，在更广视角上推动了东方瓷器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同青铜器、金银器等金属器物一样，瓷器既具有实用功能，也具有装饰功能。最早诞生在中国的瓷器既是文人雅士书房、会客厅的装饰品，更是大众餐桌上的饮食器具。同其他器物相比，瓷器具备了其他器物无法比拟的优点。低廉的价格使瓷器销售和传播范围更广，更容易被接受，尤其是作为餐具的时候。无论是中西诸国，能使用金银器作为餐具的家庭数量少之又少，而瓷器更容易为大众接受。瓷器卫生、易清洗，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取代其他物品，且减少疾病的发生。伴随着郑和下西洋出口到西亚和南亚的中国瓷器，让这一区域的民众放弃木质餐具或者树叶做成的餐具，在带来便利的同时，提升了饮食的卫生度，也提高了人的平均寿命。“17世纪前，流行病频频光顾欧洲大陆，不少人甚至因此丢了性命。分析原因，食物霉变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瓷器尚未迈出国门以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使用的是木质、锡制、陶制、银制等器具。”这种影响在中西贸易展开以后对于欧洲传染病防治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瓷器所拥有的不可比拟的优点，使其成为世界性商品。景德镇瓷器在对世界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和繁荣。

三 作为商品和象征意义的瓷器

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1513年，葡萄牙人达到中国，和中国展开直接贸易。航海大发现让东西方直接贸易成为现实，这一背景正是欧洲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和欧洲成为世界中心的关键时期，作为中国重要贸易品的瓷器开始突破自身原有的贸易空间，登陆欧洲，真正实现了在全世界的传播。在中西贸易中，瓷器作为一种独特的商品，其贸易量虽然不及茶叶和丝绸，却扮演着其他商品难以企及的文化使者角色。

（一）作为商品的景德镇瓷器

从16世纪开始，中国瓷器运输到欧洲，或者通过欧洲运输到世界各地的数量之巨难以统计。仅1600—170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运送中国瓷器就超过6000万件，而其中仅有20%被运送到欧洲，其余全被销售到亚洲的许多国家。1732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哥德堡号”运送中国瓷器70万件。仅在1778年，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就运送约合870吨的瓷器。如果从16世纪初葡萄牙人从事中西贸易算起一直到18世纪末期，则共约有3亿件中国瓷器在欧洲登陆。而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运送到欧洲的瓷器销售量进行大致推算，至少有10亿件以上的瓷器被欧洲各东印度公司销售到世界各地，进而形成了以瓷器为核心的世界陶瓷贸易网络。在数量如此巨大的贸易过程中，日用品在瓷器贸易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在这些瓷器中，来自景德镇的瓷器更是占据了绝大多数。以1752年沉没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迪特莫森号”打捞瓷器为例，船上共载瓷器162000件，包括27531件餐具、63623件茶杯和杯托、578个茶壶、19535件咖啡具和杯托、821只大啤酒杯和606个唾盘。这些日用品占到了全部瓷器数量的约70%，从这个视角去探究，恰恰可以发现景德镇瓷器成为畅销商品的一个首要原则，就是先进技术为支撑的产品的垄断性。虽然丝绸长期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第一位，但从6世纪开始，罗马、拜占庭等国家已经掌握养蚕技术，丝绸技术不再具有垄断性。长期以来，中国丝绸以纱线形式外销，即使以产品形式，在欧洲和西亚等国家，也被当时的工匠拆解成丝线，重新织出符合其民族特色的产品。而中国瓷器产品的唯一性也就决定了瓷器作为商品在世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二）作为代替商品的日本伊万里瓷器

瓷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和经济效应，使得东亚各国纷纷模仿，并进行瓷器生产和贸易。16世纪，日本发动对朝鲜战争，俘虏了大量陶瓷工匠，使其在日本国内进行仿制。17世纪初期，日本成功生产出瓷器，并进行国际贸易。明朝末年，南方长期战争，景德镇瓷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无法满足海外大量瓷器需求。郑成功夺取台湾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贸易受到影响。而使中国海外贸易雪上加霜的是，清朝建立以后，采取了严厉的禁海政策，瓷器贸易一度中断。上述诸多因素使得日本瓷器作为中国瓷器的替代商品，开始出现在国际市场上，并使得日本瓷器生产迅速崛起。最早关于日本瓷器崛起的时间是165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145件瓷器，这标志着欧洲试探性进口日本瓷器；也是在这一年，日本从中国进口青花料为16610公斤，而其他年份是几百公斤不等。随后，各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从日本进口瓷器，日本伊万里瓷器销售数量迅速提升，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89年就进口日本瓷器27554件，虽然这个数目无法和欧洲从中国进口瓷器的数量相比，但同之前相比，日本瓷器已经形成了自身影响力，并且打开了国际市场。由于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认可度极高，所以在订货中，荷兰东印度公司要求日本瓷器“以中国为原型”, “发送碟、盘等样式令日本仿制”甚或直接要求日本按照中国瓷器样式进行生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日本瓷器是作为中国瓷器的替代品在世界市场上出现的，这也就意味着当中国市场复苏以后，日本瓷器的替代角色就不再那么重要了。1690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安定和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复苏，日本瓷器出口数量开始下降，景德镇瓷器再次取得了在国际市场的话语地位。朝鲜等地的瓷器销售也非常类似，只是市场影响力远远不及日本，更无法和景德镇瓷器相媲美。

（三）作为转移商品的广彩和欧洲早期瓷器

广彩是指在广州加工生产的织金彩瓷，也被称为洋瓷，和克拉克瓷一样也是中国外销瓷代表品种。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稳定，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收复台湾后废除海禁，先后设立粤、闽、江、浙四处海关，进行对外贸易，广州就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1757年，乾隆皇帝仅允许广州一处作为通商口岸，进行对外贸易，这就使得广州不仅成为一个大商港，也成为外国商人聚集的区域。18世纪初期，由于日用瓷大量销售到欧洲各国，其利润开始下降，但具有艺术特色的彩瓷不仅利润丰厚，还非常受欢迎，尤其是个别富裕的欧洲贵族，希望用家族、皇室或者城邦徽章加工具有宗教文化色彩的瓷器。但由于文化的差异性，景德镇工匠在欧洲“来样加工”过程中，生产不出符合要求的作品，有的产品甚至完全是文化误读。这种情况引起订购者的不满。而广州便利的地理优势、相对流畅的语言交流和大量外国商人就为广彩的加工提供了条件。繁盛时期，在珠江南洋有上百家的广彩加工工厂，他们将景德镇烧制的白胎运送到广州，按照欧洲商人的标准，加彩烧制以后，直接运输出去，既能满足欧洲社会需要，又节约了成本。随着技术的成熟和对外来文化理解的深刻，广彩瓷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彩瓷品种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外销市场上得到认可。从景德镇进口白胎，到实施彩绘，广彩瓷器艺术上能随处见到景德镇瓷器的装饰风格。与此同时，广彩瓷器也融入了许多欧洲文化和艺术风格，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碰撞在器物上的记录。

瓷器的巨额利润让欧洲社会对瓷器生产陷入疯狂，也掀起了学习和仿造的潮流。对瓷器非常痴迷的萨克森及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在1705年要求炼金术士波特格尔进行瓷器生产的试验，在经过三年多无数次失败以后，终于烧制成功类似于瓷器的土片。而法国传教士殷弘绪则远在中国瓷都景德镇担负着探究中国瓷器奥秘的重任，在1712—1721年的多封长信中，殷弘绪将自己发现的景德镇瓷器奥秘发送到欧洲，在引起欧洲寻找高岭土的同时，直接促使了法国和英国瓷器制造的成功。随后，德国的麦森、法国的利摩日和英国的斯托克均开始生产瓷器，进而在模仿景德镇瓷器过程中进行创新，生产出具有各自国家特色的瓷器。中国元素逐渐减少，而欧洲文化元素越来越明显。

从更广视角来看，从广彩到欧洲各国生产的早期瓷器，包括东亚、中东地区的瓷器均可以作为景德镇瓷器的转移品。可以设想，随着欧洲近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即使他们不学习景德镇生产技术也能生产瓷器，但景德镇制瓷技艺的传入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进程，他们最初仿制中国瓷器的样式也能证明这一点。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欧洲各国先后仿制瓷器成功，并不断提升了瓷器生产技术的时候，其作为景德镇瓷器替代的时期结束了。欧洲制瓷开始了自己的瓷器生产、设计和文化植入的历史。景德镇瓷器出口欧洲的数量迅速下降，属于中国瓷器的“黄金三百年”时代也宣告终结。

四 瓷器、中国元素及其在异文化空间中的身份转换

作为异域文化色彩的商品，景德镇瓷器一经在欧洲出现，就引起了欧洲社会的推崇和狂热，吸引了欧洲上层社会、鉴赏家、收藏家的喜爱。在中西直接贸易之前，景德镇瓷器经埃及、土耳其等国传到欧洲，数量稀少的瓷器只有欧洲国王、教皇等才有资格使用。1475—1476年油画作品《东方三圣士朝拜圣婴耶稣》，画面中出现来自东方的瓷器，其作为圣物具有神秘的宗教意义和文化象征意义。1514年乔·凡尼·贝利尼的《诸神的盛宴》中三个青花瓷器被置于显眼的位置，其作为圣洁象征运用于宗教油画作品中，这不仅证明了景德镇青花瓷器在欧洲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还将中国瓷器以艺术的方式向欧洲社会传播。青花瓷器出现在贝利尼作品中的显著位置，突显了来自东方的瓷器在欧洲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至少是上层时尚社会生活方式中的一部分。根据菲利普二世在1598年收藏的清单，他共收藏多达3000件的瓷器，其中大部分是景德镇生产的。同菲利普二世一样，欧洲君主中也有大量的瓷器狂热爱好者。为大家所熟知的是1715年奥古斯都二世与普鲁士腓特烈·威廉一世用600名萨克森尼龙骑兵换取151件康熙时期青花瓷的事件，他还在柏林附近的夏洛腾堡宫制作专门的镜柜，来收藏他得自中国的400件瓷器。在他死后遗留下来的35798件瓷器中，有一半来自中日两国。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专门设立特里亚农瓷宫来陈设自己收藏的瓷器。英国乔治四世在中国瓷器收藏方面也近乎痴迷，他专门为妻子特制挂满瓷器的中国诗屋。对于欧洲贵族家庭来说，中国瓷器作为一种异域器物代表着生活情调，用中国瓷餐具和茶具招待客人，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17世纪，荷兰大量静物油画作品中的瓷器也印证了这一现象，著名画家伦勃郎、考尔夫等作品中有大量中国风格的瓷器。许多贵族用中国瓷器花瓶、瓷器雕塑来装饰自己的客房，彰显主人与众不同的文化品位。这种现象在欧洲文人和瓷器收藏家中同样存在。瓷器交易在欧洲总是以天价形式出现，1765年，英国收藏家沃波尔以100英镑（约合今日17200美元）收购一只茶杯加托碟，这种率性行为在当时成为时尚的代名词。

中国瓷器还成为当时欧洲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想象。瓷器长时间受欢迎的程度引发了欧洲社会对瓷器的想象，认为瓷器是无所不能的圣物，能够消毒且包治百病。在分析瓷器组成方面，有人认为瓷器是由鱼肉、蛋壳、蛋白，加上其他材料，磨细而成。更为可笑的是还有人以此为思路想象论及瓷器的生成：“大量灰泥、蛋汁、牡蛎壳，还有海蝗之类昆虫，合在一起仔细搅拌直到完全均匀。然后由一家之长秘密埋入地下，地点只透漏给一个儿子知道。一定要经过八十年密不见光之后，再由后代掘出，制成半透明的精美瓶罐，形制和色彩完美，任谁都无法挑剔。”

对中国瓷器的崇拜让欧洲社会开始对遥远陌生的中国产生好奇和推崇，也产生了对中国异域文化的认知和对器物的认同。如前所述，大量欧洲上层社会人士的追捧让中国成为一种理想化自由的象征，即便在跨文化交流中，欧洲社会也无法理解中国瓷器纹饰的象征意义，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生产的瓷器依然照抄中国瓷器的纹饰和图案。中国瓷器出口到欧洲也正是欧洲大陆文艺复兴时期，对新型社会的追求加上中国瓷器的优美图案，使中国瓷器具有唯一性，这造就了人类器物交流史上最独特的中西器物文化交流的特殊时期。

五 结语

瓷器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物质文化产品，在时空中的转化折射出中国文化变迁以及中西贸易与文化交流历程。从长时段历史来探究，中国制瓷业历史影响世界已经持续千年，对欧洲影响只是这漫长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从贸易角度来说，作为畅销全球的商品，瓷器出口到马尼拉和出口到英国本质上并没有差别，不同的是，近代以来，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欧洲各国开始主导世界发展进程，对世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将1709年欧洲仿制中国瓷器成功作为历史节点来看，伴随着欧洲社会古典主义的盛行，欧洲人的文化回归逐渐表现出来。社会精英开始认为中国瓷器不再是优秀的代表，尤其是在英国更为明显。砖瓦匠出身的作家笛福敌视中国和中国瓷器，认为中国如同它生产的瓷器一样，装满了空洞和虚伪。这一时期，英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在欧洲社会有足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到18世纪晚期，中国瓷器彻底失去了在欧洲的市场和影响力。瓷器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以及器物本身所体现的人类生活方式，让中西文化交流充满了奇妙，细细探究兼具多重身份的瓷器，能够揭示其不断变迁的文化内涵与时代意义。

制瓷技术的垄断性与产品在生活中的实用性让中国瓷器受到欢迎，形成了世界范围的“中国风”。众所周知，陶器的发明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也是最具社会意义的象征品，但只有中国，在陶器基础上发明了瓷器。同陶器相比，瓷器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由于中国垄断瓷器制造技术，使得瓷器在世界贸易圈中独行千年，也成为中西贸易中最为独特的物品。

独特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让景德镇瓷器在16世纪以后成为世界性商品，且持续长达300余年的时间。如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论述的那样，从产品到商品的转化要体现出买卖双方的参与且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在大航海瓷器贸易中，来自欧洲的商队源源不断地将景德镇瓷器运到亚洲、非洲和欧洲的许多地区，赚取了巨额的贸易利润。在欧洲，中国瓷器是最为昂贵的奢侈品。1680年，1500只小茶罐在荷兰的恩克华生和阿姆斯特丹出售利润高达801%。许多欧洲人纷纷感慨中国的瓷器他们买不起。“中国的瓷器是多么可悲的奢侈品，一只猫用它的爪子一拨比好几百亩土地受了灾还糟。”高额的贸易利润让欧洲商船对中国的贸易趋之若鹜。

文化的差异性让景德镇瓷器在异文化空间中发生了身份转化，体现出了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接受方对器物的文化重构与改造。器物是物质文化的代表，也是精神文化的载体，但二者绝非简单等价或者承载的关系。在瓷器出口到欧洲的过程中，外销瓷上最有中国文化象征意义的吉祥纹饰和诗情画意被欧洲人认知、欣赏，但欧洲人内心更渴望承载自身文化符号的瓷器。在购买中国瓷器之后，欧洲人开始在中国定制具有其自身文化特色的瓷器，来样加工、私家定制的纹章瓷和克拉克瓷就是典型的代表。文化信仰、生活习惯的差异在瓷器定制、模仿和学习中充分体现出来。

瓷器是中西文化碰撞交流最好的媒介和代表。在这场跨文化交流中，景德镇瓷器凭借自身技术垄断在给中国带来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欧洲社会对中国文化认同模仿的“中国风”。在长达300余年的交流中，景德镇瓷器，以及由它衍生的仿制品、替代品形成了影响世界范围的瓷文化圈。这一文化圈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是文化交往双向互动的体现与反映。作为早期全球化时代中国成功的文化产品，景德镇瓷器已经超越了器物范畴，扮演了文化使者的角色，它一方面把先进的制瓷技艺传播到西方，对西方社会日常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也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和艺术的异域情调，实现了陶瓷生产的全球话语，构建了瓷器贸易的世界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