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

2013年9月至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以及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设想。在地理位置上，日本并不处于中国所倡议的“一带一路”的重点方向或区域中。注3但日本作为亚洲第二大经济体和传统发达国家，在地区内拥有广泛而可观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辐射力，客观上与“一带一路”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随着中国切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领头筹建亚投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乃至区域经济带共建方面展开积极合作，日本对于该倡议的关切与重视迅速提升。日本对“一带一路”的倡议相当敏感，心态复杂，在不断进行情报收集、评估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特有的认知和应对措施。

注3：根据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据此文件的界定，日本并不处在“一带一路”重点方向及沿线上。

总体上，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不仅基于日本自身的利益，更受到地区国际关系互动，特别是中日关系本身态势与外部大国地区战略走向的直接牵引。中日关系方面，2014年11月APEC中日领导人“短期会面”，发表旨在改善关系的“四点原则共识”，两国关系趋向于缓和，民间交流有所恢复，双方规避危机、维护稳定的默契增强，但2015年“历史年”因素依然对中日关系形成了考验与冲击。总体上，中日关系赖以稳定的政治共识基础脆弱，日本在对华心态上坚持抗拒与戒备，在对华政策上持续防范与对冲，与中国展开长期战略竞争的态势逐步固定化；外部大国战略方面，美国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以维护强化地区事务主导权，并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意在挑战美国地缘霸权和秩序主导权。在同盟协调一致以及借美之力联合遏制中国的方针下，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基本持冷淡、抵触乃至排斥的态度。

总的来看，日本官方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应对集中在战略竞争层面，态度较为僵硬和冷淡；在日本民间，特别是与“一带一路”有直接关联的经济界，始终对发展中日经贸关系、参与“一带一路”抱有期待，在态度上较官方更为灵活。但在政府主导舆论和中日关系的大环境影响下，日本民间对“一带一路”也抱有一些怀疑乃至批评。日本官方和民间对“一带一路”有同又有异的认识，共同影响了日本对该倡议的实际立场和政策上的具体应对。

第一节 日本官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

日本官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面对该倡议的实际态度和应对措施。总体上，日本官方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反应变化，具有以下基本特点：（1）对中方倡议总体上态度冷淡，立场僵硬，否定与怀疑的意见大于肯定，但随着形势发展以及与中日互动的加强，日方基于自身利益所表现出的合作意愿和灵活性也有所增强；（2）相比于“一带一路”的概念与整体规划，日本政府更为关注中方筹建亚投行，对周边国家投资和基础建设项目出口的动向，其反应和对策均围绕“一带一路”的具体动向展开；（3）在基本认知上，日本官方对“一带一路”的认知集中在国家战略竞争层面。尽管日本政府官员承认该倡议在经济上具有互利开放性，但更倾向于认定该倡议反映了中国挑战和重塑地区秩序、机制与规范，增强自身权力的意图。这也决定了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始终抱有在战略上的戒备、防范心理。

自中方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日本官方对该倡议的认知和反应，大体经历了以下发展阶段：

（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的相对忽略与轻视（2013年下半年到2014年上半年）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初期，由于倡议的总体“路线图”、具体措施以及相关国家的反应尚未清晰化，日本政府并未对中方倡议作出明确、公开的反应。日本外交部门最初认为，该倡议是中国领导人在实施周边外交时提出的一个新概念，目的是联络中亚、东南亚等邻国，有针对性地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投资与能源关系。总的来看，这一倡议与日本“并无直接关联”，考虑到中日关系当时严重恶化，处于近乎敌对状态和对抗边缘，日本也不认为中方会邀请日方参与这一倡议，实现合作共赢。注4当时，中日两国的关注焦点和斗争领域集中在钓鱼岛等领土问题上，尽管日方考虑到确保与扩大本国能源、资源供应，对中国在其周边能源供应国开展外交联络持续“保持关注”，并“适时干预”。但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本身，日本政府倾向于认为，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中国期望以新的概念带动周边外交实践的发展，并不太可能全面落实这一相对宏大的构想，而且基本上认为“事不关己”，而未将其作为政策应对课题，也未作出针对性的官方回应。

注4：根据笔者2015年10月7—9日在日本调研时，对日本外务省官员、早稻田大学中国问题学者等的采访。

历史上，日本也曾提出与“一带一路”类似的外交概念与设想，如桥本龙太郎内阁于1997年提出的“丝绸之路外交”，以中亚和高加索8国作为外交重点，拓展日本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该设想比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1999年）以及由俄罗斯、印度及伊朗三国的“北南走廊计划”（2000年左右）都要早。日本建立了“日本+中亚”外长会谈为基础的地区合作机制，加大了对中亚国家的战略援助。麻生太郎任首相时，于2006年提出建立从日本经由东南亚、中亚到中欧及东欧，涵盖欧亚大陆“外围国家”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借此在中亚等地区拓展“新丝绸之路外交”和“价值观外交”。但“自由与繁荣之弧”或“新丝绸之路外交”并未发展成为体系性的、引导日本外交战略的政策框架。在此背景下，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并不缺少自身外交政策实践为“参考系”。但在此时，日本至少并未充分预见到：首先，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之后会发展扩容为如此大规模、全领域的区域经济振兴规划；其次，中国政府会以如此战略性的决心和力度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具体政策“落地”；最后，日本与“一带一路”之间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如此密切的互动。

在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中，与区域内新兴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展开合作，包括构建相关融资支持体制是支柱之一，也是中国早期推进的重点课题。而这与日本自身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出口，为“安倍经济学”创造新的外部增长点的目标发生了交错。亚投行筹建的启动，让日本开始认识到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志和决心。从2014年中期起，日本官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亚投行问题开始做出反应。2014年5月初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开行”）年会上，日本主导搁置了将导致中国在亚开行表决权扩大的增资问题。其后，亚开行行长中尾武彦则对媒体称，会上中国提出了设立“有别于亚开行的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想”，扩大影响力的意图明显。但此时日方认为，中国计划建立的银行出资预计基本来自新兴国家，“如果评级很低，筹措资金的成本会很高”，并不看好亚投行的竞争力。而且新兴国家对于亚投行的看法“也存在疑问”。注5这也反映出，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潜力与落实前景，日本官方起初是并不看好的。

注5：「アジア投資銀の衝撃：『G7の加、ない』」、『日本済』、2015年4月15日。

（二）针对亚投行的关注、探询与表态（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3月底）

2014年10月24日，中国等21个亚投行意向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亚投行筹建备忘录，其中不仅包括东南亚、南亚、中亚和中东的主要国家，甚至包括日本原本认为“被排除在外”的印度，以及在南海与中国存在争端的越南和菲律宾。这和日本初期的判断出现了差异。由于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设想得到了较日本最初设想更为广泛的支持，日本政府开始认真正视亚投行问题，对是否加入亚投行展开探询。但这一时期，由于对亚投行惯性的轻视、抵触思维，对中国战略意图的怀疑，以及顾及美国态度的考虑，日本政府对亚投行的态度显得相当僵硬。一方面，公开质疑亚投行能否保证融资的公开与透明、能否杜绝腐败、能否保护好环境等，并以此作为否认亚投行作用、拒绝参加亚投行的理由，这成为日本官方的“程式化口径”；另一方面，在日本政府看来，由于中国的积极进取，围绕对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的亚洲新兴国家的开发融资问题，“中日之间已经形成了互相争夺的态势”。中国主导筹建的新融资体制即亚投行与日美主导的亚开行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竞争，“这或将导致原有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秩序迎来转折点”。注6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联络各方筹建亚投行，使得日本政府针对中国的竞争心态和戒备心理受到了很大刺激。

注6：根据笔者2015年10月7—9日在日本调研时，对日本外务省官员、早稻田大学中国问题学者等的采访。

这一时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日益显示出开放性姿态，考虑到该倡议所蕴含的周边影响力与潜在经济效益，日本也在考虑参与倡议的可能性和参与方式，是否参加亚投行就成为当下首要的“必选题”。在日本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如果亚投行成立是大势所趋，日本应尽早加入以确保足够发言权”的意见主张。各种证据显示，从2014年底到2015年初，日本政府动用关系渠道，对中国的亚投行筹建进行了针对性的情报收集和评估，乃至于接触预定出任首届亚投行行长的中方高官金立群，探听情况。但是，负责汇总情报与分析的外务省和财务省官员对亚投行持有明显的、先入为主的轻视与抗拒，这影响了其评估报告的客观性，进而直接影响了首相官邸的决策。注7在2014年下半年，中日关系出现缓和的背景下，中方也曾以开放的态度，邀请日方参加亚投行，发挥建设性作用，但已倾向否定与冷对亚投行的日方，并未积极回应中方的诚意邀请，从而错失了合作机遇。注8

注7：「日本の処後手に、加算、6月末までに再」、『日本済』、2015年4月1日。

注8：如《日本经济新闻》称，金立群对邀请日本加入亚投行态度积极，在2014年秋就与日本财务省官员接触，表示欢迎日本在亚投行发挥建设性作用。在亚投行创始国申请截止日期前，金还与亚开行行长中尾武彦会谈，劝说日本以创始会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并承诺在亚投行内为日方预留高管及独立董事席位。详见：「アジア投資銀、幻の日本人副裁」、『日本済』、2015年4月15日。

进入2015年后，随着亚投行筹建进程加快，特别是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纷纷宣布加入亚投行，亚投行意向成员国阵营空前壮大，其发展前景显然超出了日本的估计。注9日本政府原先判定西方七国集团成员不会加入亚投行，这一误判导致日本在亚投行问题上面临着“外交被动”。2015年3月31日为亚投行创始国申请截止日，日本政府面临着“期限前表态”的压力。3月21日，日本副首相兼财务金融大臣麻生太郎在内阁会议后对媒体表示，政府“正在探讨参与（亚投行）的可能性”，但3月24日麻生又表示，日本政府针对亚投行的关切问题（运营体制公正性、透明性等）还没有得到回复，“因此很难给出是否参加的答复”，从而表明日本很可能不参加亚投行。3月31日即截止日当日，麻生再次对外宣称，由于亚投行“治理标准”并不明确，“（关于日本）是否参加（亚投行），不得不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从而基本放弃了在期限前以创始会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注10但日方并未放弃将来参加亚投行的可能性，而是考虑“根据形势作出判断”。

注9：「アジアの開発金融、日米が中国主導に警戒感、英が加」、『日本済』、2015年4月13日。

注10：「アジア投資銀加、先送りを表明 麻生財務相」、『日本済』、2015年3月31日。

（三）围绕亚投行的表态与对策调整（2015年4月至6月底）

在这一时期，围绕亚投行问题，日本政府乃至执政党内部的意见分歧有所扩大与公开化。外务省和财务省重视与美国进行协商，对加入亚投行持慎重态度，而负责基础设施出口的经济产业省、反映经济界诉求的首相官邸的部分部门则出现了应该加入亚投行的意见。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于2015年4月下旬在东京发表演讲，敦促安倍决定是否加入亚投行，“若改变主意想要加入则越快越好”。他还明确指出，日美对于亚投行提出的质疑，一定程度上是出于竞争性的情绪化态度，“政府内部出现了认可加入中国主导筹建的亚投行的看法”。时任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则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称，日本经济界已就加入亚投行采取宣传攻势，期望影响决策，“宣传效果目前看来很好”。他还大胆预测称日本可能在6月申请加入亚投行。注11而在野党也借此批评安倍政权在亚投行问题上决策失误，未能和西方国家集团保持一致。注12在错过3月底以创始会员国身份加入后，日本是否会在6月底亚投行在确定出资比例和组织形态、各方签署正式协议前以普通会员国身份加入，备受外界关注。

注11：「立準備進むAIIB、日本はどうする」、『日本済』、2015年5月22日。

注12：「野党、政府のアジア投資銀応を批」、『日済』、2015年4月1日；「アジア投資銀『交加も選択肢』民主代表」、『日本済』、2015年4月20日。

在对亚投行前景进行重新评估后，日本官方关于亚投行的表态逐步具有了一定“弹性”。一方面，日方继续以“亚投行存在运营体制方面的问题”作为拒绝加入的理由；另一方面又展示出“合作姿态”，为自己争取舆论上的主动，预留退路。2015年4月3日，麻生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称，如果日本所要求的确保公正的组织运营等条件能得到满足，“并非没有考虑（加入亚投行）的余地”。注13安倍首相的表态也反映了这一“不急于加入，不断绝后路”的骑墙姿态。2015年4月20日，安倍在日本富士电视台节目中表示，日本“和不少国家一样”，对亚投行组织运营的公正性和透明度表示疑虑，并以“从不良高利贷处借钱的企业，最终将失去未来”的比喻，暗讽亚投行运营将出现问题。并强调“不会在留有疑问的情况下就加入（亚投行），当然会谨慎行事”。2015年4月22日，安倍在雅加达的亚非峰会上见到习近平主席时，又转换了口径，表示日方认识到亚洲对基础设施投资有巨大需求，“愿基于这一认识，同中方探讨有关亚投行的问题”。注14

注13：「ワシントンに伸びる中国AIIBの影」、『日本済』、2015年4月12日。

注14：「首相と習主席『日中関、一定の善』で一致」、『日本済』、2015年4月23日。

在亚投行问题上，日本的决策出发点之一是美国的意见。日本政府内部认为，中方推进“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势必涉及中美博弈的敏感问题，作为美国盟友，日本始终密切关注并紧跟美国的立场。在认识到华盛顿不会公开反对亚投行，但也不会成为其成员和支持者的基本态度后，日本政府也明确了自己的表态底线。2015年4月下旬，安倍访美前夕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针对“美国拒绝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日本是否想加入”这一提问，安倍并未正面回答，而是肯定了亚投行的价值，但是他再次表示，关于亚投行的运营体制“有太多不明的问题需要解决”。安倍还强调，“作为美国的同盟国，我知道展示我们的领导力、与和我们有着一样世界观的美国保持同步是很重要的”。注15在安倍访美的记者会上，奥巴马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美国“从来没有”反对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但是它需要高标准和透明度”。安倍对此表示附和。注16

注15：「日米『不動の同盟国』共同声明、TPP妥へ協力」、『日本済』、2015年4月29日。

注16：「日米首脳、アジア投資銀『公正な治必要』」、『日本済』、2015年4月30日。

与此同时，日本领导人发言和官方政策动向中，显示出因亚投行而与日俱增的危机感与竞争意识。5月4日，麻生代表日本政府出席亚开行年会，会上他发表演讲称，日本将与亚开行联手，并携手民间企业扩大投资。在地区基础设施项目中“发挥主导作用”。他还对与会者强调，日方的做法旨在促进能给亚洲带来良性的基础设施投资，且这些项目“对环境和当地社区友好”，暗指其与亚投行的项目质量存在差别。5月21日，安倍公布了日本政府新出台的“强化面向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融资的构想”。其核心内容是在未来5年内，由日本的金融机构及日本主导下的亚开行向地区新兴国家提供基础设施项目贷款1100亿美元，这一数额刚好超过亚投行初期准备金的1000亿美元。在发言中安倍并未直接提及亚投行，但他明确指出，亚洲经济开发“不仅是投资规模，还要注重环境与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注17连日本媒体都承认此发言“专门针对中国”。外界普遍认为，日本推出这一“1100亿美元基建基金”，毫无疑问是针对中国主导下的亚投行而提出的。这明确地反映出，日本将尽其所能地捍卫自己在亚洲基建融资体制方面的“传统领导权”。

注17：「安倍首相『アジアインフラに13兆円』、ADBと連携」、『日本済』、2015年5月21日。

除亚投行筹建迅速进展外，随着中日关系缓和，特别是经济交流回暖，日方认识到在经济合作议题上一味僵硬地反对中国，并不完全符合自身利益。中日外交互动的恢复，使得双方在亚投行问题上的“对立”有所缓和。2015年6月初，中日财长对话时隔3年2个月重启，麻生代表日方与中国副总理张高丽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会谈。在会谈中，麻生对亚投行作出积极评价，称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已经不能满足新兴市场国家要求。中日财长通过会谈与私下交换意见，在亚投行和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达成了相互理解”。注18会议共同文件称，中日在推进亚开行与亚投行的协调合作，共同推进基础建设的方针上达成了一致。日本虽然不作为亚投行一员，但因有利于共同利益，仍将与中国在相关经济领域展开合作。注19这表明，日本尽管确定“与美国共进退”，不参加亚投行，在亚投行问题上却还是“展示出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姿态”，以确保日本能够分享利益。2015年6月29日，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署《亚投行协定》，日本和美国最终没有参加。不过，在日本官方对亚投行态度缓和的情况下，日本主流媒体均表示，日本政府有必要对亚投行的发展前景进行研究，同时也有必要研究日本加入亚投行的必要性。注20

注18：「日中財務相、喫煙で『一服』、硬軟り交ぜ中国けん制」、『日本済』、2015年6月13日。

注19：「日中が白埋める一歩、財務3年ぶり再開」、『日本済』、2015年6月6日。

注20：「官長官『アジア投資銀、地域発展に役割期待』」、『日本済』、2015年6月29日。

（四）以“局外人”身份加强博弈（2015年下半年至今）

在基本确定不参加亚投行后，日本不再就亚投行问题频繁对外表态，而是以亚投行乃至“一带一路”倡议的“局外人”身份，通过积极行动，与中方展开博弈。此时日本政府判断，作为新生事物的亚投行在资源及影响力上尚无法与亚开行、世界银行等相比，但依托中国的财力，其借贷能力的增长潜力可观，加上中国已经通过国开行等本国银行积极参与地区基础设施融资。可以预计，日本所面临的来自中国及其主导的亚投行的竞争将越来越强，加上亚洲新兴经济体发展减速，货币贬值与资金外流趋势明显，日本的基建出口将面临更大阻力。因而在这一时期，日本在基建项目出口竞争方面的危机感与紧迫感前所未有。而在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项目竞争中输给中国，则给了日本以更强的刺激。注21在得知印度尼西亚政府将采用中国方案的决定后，日本政府表态，中国在竞争中“向印度尼西亚提出了打破常规的条件”。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强调：“（中国）可在无须对方国政府的财政债务和债务担保下推进项目，这样的提案超出常识。”对中国、印度尼西亚方面均表示了不满。

注21：「中国、東南アで鉄道着工、『一帯一路』構想へ着々」、『日本済』、2015年12月3日。

在竞争紧迫感的趋势下，日本采取行动，集中力量在基础设施项目方面“拓展出口”。2015年11月21日，安倍首相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席日本—东盟首脑峰会时，宣布将向日本的国际协力机构（JICA）和亚开行提供100亿美元的贷款，作为其“1100亿美元基建基金”的第一步，并承诺简化政府开发援助（ODA）资金的贷款条件和审批手续，降低贷款门槛，扩大对亚洲国家的基础建设项目支援。2016年1月16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正式开业运营。对此麻生副首相表示，日本政府对于亚投行的既定立场不变，同时对亚投行与亚开行、世行之间展开合作表示欢迎。注225月2日，在法兰克福的亚开行年会上，亚投行行长金立群与亚开行行长中尾武彦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开始进行合作融资项目。5月下旬的日本伊势志摩G7峰会上，安倍宣布将推进“高质量基础设施”出口，日本政府将在今后5年内向亚洲各国最多提供2000亿美元资金。该数字比原计划的约1100亿美元翻了近一番。以上的动向表明，面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加强合作，日本坚持竞争合作并举，以竞争为主的“两手策略”，加强了对中国的博弈。

注22：「中国、秩序へ足がかり、アジア投資銀が開業」、『日本済』、2016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