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过后，韩国是怎样走出低谷的？

2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到韩国。韩元贬值70%，股市重挫，大量银行破产，企业倒闭……“汉江奇迹”下的盛世竟危如累卵。10年后，韩国经济凤凰涅槃，成功转型。韩国是如何走出危机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中国经济遭遇漫长寒冬的当下，不妨以他人的杯酒，浇自己的块垒。

盛世之谶

1993年，经历30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之后，韩国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人均收入从82美元上升到8449美元。 经历了多年政府高度集权主导和要素投入拉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腐败、财阀垄断、政府隐形担保、金融抑制等病灶开始在韩国社会蔓延。从1992年开始，韩国经济增速连续两年创下1981年以来的新低（分别为5.8%和6.3%）。

这一年，通过民选上台的金泳三政府雄心勃勃，决心要根治这一系列“韩国病”。 他的药方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政治上整顿吏治，公布官员财产，实施财产和不动产实名制，政府简政放权，由军事独裁转向民主政治；经济上则大力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提出了“新经济五年计划”，包括利率市场化、国企私有化、财税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鼓励高新科技产业等核心内容。

1994年，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发表了一篇《亚洲奇迹的神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的文章。他的观点是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苏联并无二致，主要靠的是要素投入（如密集劳动、高储蓄、高投资等）增加，而不是科技进步。因为要素投入总是有限度的，而且边际产出递减，克鲁格曼认为这种“奇迹”难以持续，做出了“亚洲无奇迹”的大胆论断。

就在1994年，韩国经济增速猛然加速到8.8%（外贸出口增加了17%，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了20%），韩元贬值幅度下降到–0.1%，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上升到2.32%，遥遥领先于其他“四小龙”。1995年，韩国继续保持高增长势头，人均收入首次突破1万美元，贸易自由化继续加深，并作为创始国加入WTO。1996年，韩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这一时期，包括“四小龙”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克鲁格曼的“预言”看起来遥远而陌生。

危机重重

然而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露出嘲弄的微笑。

1994年开始，人民币汇率并轨，官方汇率从5.8大幅贬值到8.7，中国庞大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资，世界开始进入“中国制造”时代。东南亚的吸引力逐渐下降，各国的出口显著下降，经常账户开始恶化。然而在泡沫的繁荣中，无人觉察日益累积的风险。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1997年1月，泰国的未回收贷款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35%，泰铢贬值压力剧增。5月，国际炒家开始攻击危如累卵的泰铢，泰国政府被迫消耗大量外汇储蓄（约合150亿美元）维持汇率，在国内经济难以迅速改善的情况下，泰国政府于7月2日放弃固定汇率，当天泰铢暴跌近20%。国际投机资本一招得手，迅速转战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东南亚各国的汇率市场呈现出多米诺骨牌式的崩溃，货币大幅贬值，股市狂挫，银行出现兑付危机，房地产泡沫破裂，大量金融机构和企业一夜清盘。

韩国终究未能幸免。随着30家大财阀中的韩宝、起亚等8家破产倒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大幅增加，市场开始恐慌。1997年11月24日，韩元兑美元价格到达1139：1，股市暴跌70%以上，创出488点的十年新低，资本疯狂外逃，外汇储备迅速下降到200亿美元以下（实际可用外汇储备仅有79亿美元）。穆迪等评级机构大幅下调韩国国债的信用等级。12月12日，韩元兑美元暴跌到1891：1，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韩元贬值了66%。泡沫全面破灭：韩国33家银行中，5家破产，10家被卖，剩下18家；1984家券商、基金、信托等金融机构中，关停并转了400多家。

对于韩国民众来说，经过了30年的高速稳定增长，国家能力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信用。面对几乎失控的经济残局，整个社会的信心经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

1997年12月19日，韩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达成协议，接受IMF 195亿美元有条件的紧急援助。IMF的协议包括：（1）韩国全面开放资本市场，外国公司（个人）可以拥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从26%（7%）上升到50%；（2）韩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金融改革，企业必须使用国际会计原则，金融机构必须接受国际会计事务所的审计；（3）韩国中央银行必须独立运作、实现完全资本项下的货币自由兑换，以及规定具体的经常项目赤字和经济增长速度等条款。

这个看似苛刻的援助条款一经曝光，韩国民众哗然，甚至有媒体宣称这是“国耻”。1998年，金泳三黯然下台，反对党领袖金大中上台。

痛定思痛

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

——韩愈《与李翱书》

和大部分接受IMF援助的国家不同，金大中政府并不敌意解读和抵触这些“乘虚而入”的条款，而是首先开始严肃反思前30年的“汉江奇迹”究竟有哪些短板和硬伤。

现代经济体中，良好健康的企业是国家竞争力的体现，而公平畅通的融资渠道是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韩国经济积弊的关键之一就在于官办金融。所谓官办金融，就是指国家掌控金融资源，设立和管理金融机构，并依据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战略，决定信贷规模、资金成本和资金流向。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金融模式能把有限资本投向国家扶持的产业部门，起到引导经济增长的作用。 但是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和复杂程度加深，这种金融模式的后遗症越来越明显，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金融体系的市场属性非常弱，是国家宏观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工具。这就决定了银行资金会往国家扶持的产业和企业倾斜。韩国早期的军政府大力扶植大企业，形成“政经共舞”“骨肉相连”的局面。为了“大而不倒”，企业纷纷“多元化”，到1997年，韩国前30大财阀企业平均每家参与20多个行业，所辖企业27个——这些企业从银行取得大量廉价资金，肆无忌惮地在国家信用的隐形担保下继续扩张，造成了整个韩国经济高负债运行，国内贷款利息畸高的状况。90年代中期，韩国国内贷款利息比国际市场大约要高出10%以上，中小企业的利率甚至能达到30%以上，很多企业只能依赖于海外借债——1996年，韩国前30大财阀平均债务比例达到500%以上，制造业负债率超过300%，其中很大一部分外债面临着巨大的汇率风险敞口，为后来危机的“星火燎原”埋下隐患。

其次，在国家控制金融资源、隐形担保和刚性兑付大行其道的环境下，股市缺乏透明度，债市也发展不起来——这造成直接融资市场乏力、银行一家独大、大企业盲目低效投资、银企关系不良，以及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的后果。从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韩国一直讨论“产业升级”的问题，但在国家强势主导的增长模式下，企业依赖于规模扩张增加收入，技术进步乏力，产业结构调整姗姗来迟。

此外，官办金融和大企业病还衍生出另外的问题。比如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就业率和稳定是政府追求的目标函数，受惠于政府扶持政策的企业因此“投桃报李”，再加上较强的韩国工会力量，形成事实上的终身雇佣制度，而缺乏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最终伤害到企业的活力和创新力。

这些病灶都和韩国长期威权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紧密相关——这种模式下是一种跛行的市场经济，政府“闲不住的手”在市场上无处不在，妨碍了“自由竞争”和“开放”的基本市场精神，其结果则体现为官办金融下的隐形担保和高负债、政经勾结、大企业病、迟缓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僵化的劳资市场等。

痛定思痛之后，金大中的结论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只是韩国危机的导火索。究其根源，在于随着社会的整体进步，国家要素禀赋的变化，曾使大韩民国走出贫穷的外延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危机的病根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埋下。而改革的步子却一直被对“高速增长”的迷恋所桎梏。因此，韩国要真正走出危机，必须重塑政府职能，实现增长阶段从高速到中高速、中速的转化，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化，培育出真正成熟的市场经济。

国家和人生一样，最难的是面对自己的错误。经历了崛起世界民族之林的盛世沉醉，大韩民族在泡沫退去之后有点迷惘失措。幸而金大中政府当机立断，对症下药，提出了“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并行发展”的纲领，借危机倒逼，对韩国政治经济刮骨疗伤。

刮骨疗伤

1998年，在韩国国民的支持和国际机构的帮助下（例如，韩国民众主动募集200多吨黄金兑换给央行；IMF将韩国的短期外债转换成中长期外债，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外汇平衡基金债券），韩元汇率在年中基本趋稳，同年韩国出口快速反弹，经常账户出现三年以来首次盈余，海外直接投资上升。

经济基本面的好转为金大中政府下一步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金融部门、劳资部门、企业和公共部门四大领域相继开始了“刮骨”式的手术。

手术从利益最大，也最艰难的金融部门开始。首先是确立金融监管的制度性框架，修改银行法，确保银行能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同时改变以往各个金融机构各占山头的局面，成立隶属于总理的金融监管委员会（FSC），对银行、保险、证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统一监管。在制度性改造的基础上，打破刚性兑付，让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破产重组，截至2000年8月，韩国超过20%的金融机构被关闭或者重组。此外，大力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引入国际竞争，提高金融业的经营水平。韩国第一银行、外汇银行等银行相继引入外资，改善银行的资本结构，务必在加强监管的基础上加快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业的市场化。金大中力图通过这些措施切断金融机构和政府职能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混乱关系，让金融业回归市场属性，恢复为企业融资的正常功能。

这些改革都是从制度层面对整个金融业做结构性调整，触及很多人的利益。同时大量不良债权的处理也别无他法，只能通过财政资金的支持进行剥离，以政府（全民）买单的形式消化。因此每一步都走得困难重重。幸而当时危急关头，整个韩国社会对改革的渴望处于高涨期间，金大中的“大手术”得以进行下去。到2000年年底，韩元兑美元的汇率稳定在1300：1的水平，外储达到近1000亿美元，22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超过10%。

随着金融行业的改革，韩国政府对企业部门的痼疾也开始做出调整，一是要求各个财阀集团改变“八爪鱼”式的多元化扩张，转向专业化经营，同时修改会计准则，大力提高企业的财务透明度，改善其公司治理结构，并限制财阀集团的产业资本对金融体系进行渗透，以维持金融行业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银（行）政（府）不分、银（行）企（业）不分的局面有所扭转。改革初见曙光。

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也于1998年启动。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企业没有活力，而过高的失业率又是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金大中政府努力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1998年修改劳动法，放宽了企业解雇员工的条件，但另一方面，政府大力增加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职业培训等社会福利开支，到2000年实施了覆盖全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与不断扩大的全民社会福利开支配套的，是政府公共部门的简政放权和缩减开支。从1998年开始，韩国进行机构改革，两年间共清退近15%的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废除了50%以上的规章制度，对30%以上的国有企业（包括著名的浦项制铁、韩国重工等企业）进行私有化，并实施减免税收政策，让利于民，将政府的权力逐步转移给市场，逐步转型为“小而美”的服务型政府。

另外一个改革的重头戏落在产业结构的转型上。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要素投入的边际回报率下降很快，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不再，民众对于社会福利、政治民主方面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外延扩张型的高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科技创新和文化成为21世纪韩国发展战略中的“立国之本”。

和20世纪80年代的以政府规划和管理的科技发展战略不同（例如，设立专门科技创新部门，增大研发投入，国家资助科研创新课题，等等），金大中政府的科技文化兴国战略仍然遵循着“市场化”的导向，坚定地“去行政化”，政府支持而不干涉，和市场保持“一臂间隔”的距离。

在科技方面，金大中政府鼓励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政策上大幅向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倾斜，以改变大企业研发一统天下局面，加强高科技行业的竞争度（例如，免除科研人员兵役，提供贷款资金和财政补贴的支持，部分政府购买，税收优惠等）。

在文化方面，韩国政府一方面在资金政策上大力扶持，在总体预算增加不到5%的情况下，将文化部门的预算增加40%，加大对文化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培养电影、卡通、游戏、广播影视等产业高级人才；2004年，韩国软件振兴院投资构建网络全球测试平台，为韩国中小游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铺路。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放松早期威权政府的文化产业政策，提升自由创作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1998年，韩国取消电影的“剪阅”制度，代之以国际通行的分级审查制度。改变规则后，电影电视题材大为放宽，电影人获得巨大创作自由，创作开始热情高涨。一场席卷全球的“韩流”开始酝酿。

凤凰涅槃

2001年，韩国提前三年还清了IMF 195亿美元的紧急救助贷款，告别IMF的监管时代，外汇储备达到1200亿美元，失业率创出3.1%的新低，经济增速换挡为中速的4.5%。2002年，韩国主权债信用评级从1998年1月的B–回到A，成为最早从危机中走出的东亚国家。

不仅如此，危机倒逼的全面改革后，韩国实现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平稳过渡，基本完成产业结构升级，从要素投入型的发展中经济体逐步转化为创新驱动型的成熟经济体。从1998年到2001年，韩国信息技术产业附加值的年增长率达到16.4%，远远超过同期4%左右的经济增长率。2009年，韩国宽带普及率和互联网人口百分比已经跃居世界前列。2011年，韩国研发费用占GDP总量的4.03%，居全球首位。手机、汽车、数码家电、特种船舶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快速成长，行销全球。

硬实力是软实力文化输出的基础。从2000年开始，“韩流”席卷亚洲乃至全球。韩国影视剧大热，从《大长今》到《蓝色生死恋》再到《来自星星的你》，韩剧在中国的流行度可以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剧、日剧媲美（如《上海滩》《射雕英雄传》《血疑》《东京爱情故事》等）。大批韩国明星成为和当年的成龙、周润发、张国荣、山口百惠、滨崎步一样的亚洲乃至国际巨星。从金喜善，到全智贤、李敏镐，再到林允儿、EXO男子团体……不同年龄层次的韩星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几个世代的亚洲年轻人。2012年，鸟叔的一曲《江南Style》在Youtube视频网站更是创下逾4亿的点击量，包揽英国、美国、比利时、巴西等35个国家iTunes单曲榜第一名。

到2004年，韩国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仅次于汽车制造业的第二大出口创汇产业。2015年，文化产业出口更达到50亿美元，占韩国GDP比重的15%（同年，中国是4%左右）——《大长今》播出后韩国泡菜和烤肉风行一时；男星Rain的机场街拍捧红了皮具品牌MCM；韩剧中那美丽善良的女主使用三星手机，潇洒痴情的男主开现代汽车，带动了三星电子产品和现代汽车在全球的销量。据统计，在文化产业出口中，每100美元的输出就有461美元的产业拉动，其中包括395美元的信息技术产品（手机等），35美元的服装和化妆品，31美元的食品和其他产品。最新的数据分析认为韩国有51.9%的企业销售额都或多或少受到“韩流”的影响。在可见的将来，热衷于粉丝经济的“90后”和“00后”将逐渐成为消费主体，文化“韩流”所带来的经济影响甚至政治影响更加不容小觑。

近年来，韩星一骑绝尘地引领着亚洲时尚偶像天团，朋友圈里常有“迷弟迷妹们”晒韩国欧巴的演唱会。算一算，这些年轻的韩国偶像们，刚好是出生在90年代——20多年过去了，曾经危如累卵的“汉江盛世”，在经历了痛定思痛的反省、釜底抽薪的改革后，经济危机的阴影已经逐渐散去。

在中国经济遭遇寒冬的当下，在中国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今天，我们不妨以史为镜——凤凰涅槃，终究要经历怎样的烧灼和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