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母亲的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

您一定想不到，我现在就在柏林。

我的导师格里高利教授曾经告诉我，柏林大学有欧洲最好的考古学和人类学专业。他说他很乐意为我写推荐信到德国留学进修。我万万没有料到，我竟然是以复仇者和征服者的身份进入柏林。我身着军装而非西服，手握冲锋枪而非钢笔，满怀仇恨而非向往。战争扭曲了一切。我还是原来那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吗？我曾计划一辈子都在大学的研究室里翻阅古籍，写写诗歌，拉拉小提琴。可在现实中我竟然成了久经沙场的红军战士。无论多么荒谬的事情，习惯后也就自然而然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当征兵处的大叔将我从莫斯科大学的课堂里提溜出来时，我连步枪的保险栓在哪儿都不知道。那时德国恶魔正在横扫俄罗斯大地，他们的一支坦克部队离红场最近的距离仅仅50公里，据说在那个地方能够看到克里姆林宫斯帕斯克塔楼上的红五星。我害怕了，我真的害怕了，想着我们不可能守住莫斯科的。这种兵临城下的恐惧和绝望我永远也忘不了。

然而现在，一切都反转过来：4年前我猫在壕中瑟瑟发抖，德国坦克随时都可能从头顶出现；现在我却可以清晰地看到德国国会大厦的标志性圆顶。250万红军已经将柏林围得水泄不通。斯大林同志能够留在莫斯科领导我们走向胜利，而希特勒留在柏林注定将要灭亡。

妈妈，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我就一直跟随着队伍，有好几次就在哈尔科夫周边作战，可惜一直没能回到故乡去看看。其实也没什么可看的。太多的城市变成了废墟，比起华沙、斯大林格勒和现在的柏林，哈尔科夫算是保存完好的幸运儿了。

告诉您一个秘密，在哈尔科夫战役中，我差点成了德国人的俘虏。我一直没敢写下来，怕您担心。那还是在1942年5月，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后，红军为了巩固刚取得的主动权，计划夺回哈尔科夫。可是德军的顽强超出想象，他们的装甲集团军将我们包围，大约只有十分之一的红军从包围圈中撤退出来，我就是其中之一。家乡离我近在咫尺，却远如天边。

这是我第一次失去了几乎所有战友，当然这也不是最后一次。我的同袍、上级军官在身边来来往往，除了极少数调往其他部队之外，大部分人都倒在了东欧广袤的土地之上。有时候作战结束，发现前天刚认识的战友失踪，去找政委核对姓名籍贯，结果政委也牺牲了。死亡就像每天刮胡子一般平常。我之所以还能活到现在，仅仅是谨慎加一点好运气罢了，也许就在下一刻，我将倒在柏林的街道上。不过那也没什么可遗憾的。苏联的完全胜利已不可阻挡。我为祖国尽了全力，我不需要勋章，我只希望拥有“无名烈士”的头衔就足够了。

妈妈，小时候您总是笑话我像个小女孩儿一样，看到蟑螂也要大呼小叫。可是您相信此刻我正坐在一个德国人的尸体旁边写信吗？如果不是他浑身沾满了泥和血，我也许会直接枕在尸体的肚皮上就那么小憩一会儿。从4月16日开始对柏林外围发动进攻以来，我们持续战斗了两个星期。我和战友们实在太累了，根本没有精力去清理出一块儿干净地方来，满大街都是倒下的人。

我眼前的这个穿黑军装的家伙应该是一名武装党卫军的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奥列格军士刚刚从他手腕上取下了一块手表和手指上的戒指塞进腰包，而我则从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小小的照片。哦，我忘了介绍了，奥列格军士是我们部队占领华沙后才转过来的，现在是我最好的伙伴。

照片上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妻子和三个孩子。我看到照片背面标记的拍摄时间——1942年4月，当即就将照片撕碎扔到空中。同情他们？不！一个靠破坏别人幸福的人不配拥有幸福。1942年正是祖国最危险、最困难的时期，太多的家破人亡、太多的妻离子散，人间悲剧每天上演。以死亡来赎罪就是一个侵略者的最好归宿。至于他的妻子儿女，又与我何干呢？我的悲悯只能献给苦难的俄罗斯，没有富余来施舍给毒蛇的家人。

我们在波兰和德国境内还发现了很多犹太人集中营，里面发生的事情就连最冷酷的人知道了也要落泪。如果您的上帝真的存在，那么他一定是瞎子，否则怎能容许如此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呢？或者上帝根本斗不过魔鬼，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消灭他们。

“魔鬼”一词，并非是我对看守集中营的党卫军的形容，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妈妈，您在那里还祈祷么，有东正教的神父为大家做弥撒么？圣经里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哼，这只是弱小民族的权宜之策罢了。犹太人再这么被纳粹迫害下去，他们将死得一个不剩。对强大的俄罗斯而言，如果有恶人打我们的右脸，我们就要拧断他的脖子。

连长正喊我过去，今天就只能写到这里了。我知道您是看不到这封信的，审查信件的军官也肯定会删掉大部分内容。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的心与家人同在。

爱您的尤里

1945年4月29日于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