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构成本卷论题的四个政权，通常受到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家的消极对待，它们都被视为中国历史大转弯处的阻碍。每一个政权都由一个非汉族人的统治集团所建立，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时，它们都统治过一个包括众多汉族人在内的多民族的国家，并且控制了曾由汉族人长期统治的广大地区。这每一个政权，都向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至上观及其国际秩序观提出了挑战。

然而，这些政权显然都取得了成功。契丹人的辽朝比汉、唐以外任何一个先前的中国王朝存在的时间都长。907年唐朝覆亡后的一个多世纪内，位于今陕西北部和甘肃境内的党项人牢牢地掌握住了他们在晚唐时获得的地区性权力，并进而建立了自己的西夏帝国，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了两个多世纪。在契丹政权崩溃两个多世纪以后，蒙古人的元朝官方史学家勉强承认了辽的正统王朝地位，但却否认西夏具有这种资格；而在我们看来，它几乎同样具有这种资格。这两个政权都是长期存在的稳固的政权，坚定地植根于部分由汉人栖息达千年之久的地区内，都面对着一个敌对的汉人政权宋王朝而长存；后者在人口数量上以20比1超过它们，其经济资源更是占有压倒的优势。这两个国家都通过战争而使宋停战，迫使宋承认了它们的存在以及作为独立政权的平等地位，并以和平为条件获取了大量财物。

女真人的金王朝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它在一个一向作为中国人世界的遥远边疆的地方出现，先是征服了辽，接着用强力控制了宋的整个中国北方地区。契丹人和党项人所建立的不过是一个包括汉人在内的多种族的边疆政权，尽管汉人可能占人口的多数并肯定是国家大量财富的生产者，但他们并不占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而金帝国却拥有急剧膨胀的3000万至4000万的汉族人口。与契丹人和党项人相比，女真人政权极有必要去适应传统的政权方式。它也是一个更货真价实地声称是宋的势均力敌的对手的国家——另一个中国。

蒙古人的元朝同前几个王朝完全不同。说到辽，它在中国的版图，至少在其初期，不过是一个其政治中心始终位于它家乡草原的政权所进行的近于附带性扩张的产物。女真人保持了他们在东北地区的部落领地，但很快他们实质上就变成了一个连其首都也建在中国的中国王朝。蒙古人推翻了西夏和金，占据了中国北方，而这不过是他们那意图征服世界的军事力量所进行的急速扩张的一部分，这一意图导致他们控制了从匈牙利和波兰边境直到日本海的欧亚大陆。蒙古人关于“天下”的概念，远远超过了汉、唐、宋以及任何其他中国政权所能梦想到的范围。一时间，中国不过成了一个大得多的政治秩序中的一部分。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并把这整个国家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时，蒙古人的帝国也随之破裂成若干相互对立的汗国，但是中国——此时是整个中国，其人口超过1亿——仍然仅是一个更大的帝国的一部分。与前几个政权不同的是，当中国的元政权崩溃时，蒙古人仅仅是撤回到了他们草原上的家乡，在几个世纪内依然是一股较强的力量。

这些政权的每一个都有它自己成功的方式，这些占支配地位的民族的每一个也都在展示适应性的同时保持了自己的特性。他们在几个世纪内控制了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举例来说，北京一带就被他们牢牢地掌握了达四个多世纪；而甘肃的西部地区，则是在外族人统治了六个世纪之后，才在明朝第一个皇帝时由汉人恢复了控制。此外，整个中国北方也被非汉人统治了两个多世纪。

尽管中国落入外族人之手的部分在不断扩大，还是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看这些政权，把它们视为一个更为漫长的反向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式的官僚统治方式成了东亚的政治规范，被那些汉人控制范围以外的政权和那些传统上非中国地区的政权所采纳与适应。这一发展可以追溯到高句丽，追溯到新罗和百济的高丽王朝，追溯到7世纪以后统一的新罗以及7—8世纪的日本。作为一个稳固的东北国家的辽，是直接承自于辽东的渤海（719—926年）的；在契丹人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对渤海的征服可能是比在937年获得中原的十六州更为重要的步骤。渤海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有五京，有一个构造精巧的汉式的官僚政府，有一批精通书面汉语的精英，有一种在唐帝国的边疆出现并繁荣了两个世纪的发达的文化。一个多少与此类似的南诏政权自8世纪初建立，它占据了现今的云南。这两个具有强烈独立性的唐的“附属政权”，表现出大体一致的政治发展——非汉人对中国制度的适应——这是把邻近的人民纳入中国的制度与文化体系的重大步骤的一个方面。

这种发展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出现：能提到的有西夏、高句丽，还有越南——它于10世纪初最终摆脱了中国人的统治，并以中国模式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些民族有的在中国的地方行政管辖下生活了几个世纪，当他们最终挣脱控制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时，都继续采用了熟悉的管理方式。在另一端，日本、渤海和南诏占据着从未被中国王朝有效统治过的地区，但它们的民族也熟悉中国及其制度，当它们自身形成独立国家时，也效仿熟悉的中国模式。这各种不同的适应就出现在一个正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世界中。

晚唐的力量平衡

传统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在涉及异族时的问题之一，就是失之于用恒久不变的理论去硬套不断变化着的现实。古老的“五服论”观念幻想着这样一个世界：中国，更确切些说是中国的王朝，在这个世界上受命于天去统治人类，它是无可争议的权力的惟一合法的拥有者，这个权力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和道德上的。它周围的民族，都是“番人”，他们并没有充分参与中国文化，应该在五服模式内心甘情愿地服从皇帝，做他的臣属；他们的国家应该是处于皇帝的道德权威之下而又在他的实际控制和他的文官直接管辖的范围之外的一种周边地带。这一模式无视多少个世纪以来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坚持作为世界的象征，就像中国的上流人物所想像的那样。建立在截然划分中国人与番人的想像中的世界基础上的这些看法的残渣浮沫，在本卷所论述的这个时期之后的几个世纪内，继续在侵蚀着中国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的基础。

这个理论在遥远的过去或许具有某种合理性，那时中国的周边被那些文化发展水平较低、其政治组织结构松散而又不够完整的民族所环绕。但是到了唐代，这种情况最终发生了变化。在隋朝时期，中国还只有朝鲜半岛北部和东北地区东南部的高句丽这样一个邻居可以马马虎虎宣称为“国”，因为它主要为定居人口并具有稳定的制度。其他所有从云南直到河北边境的边疆民族都是部落民，他们中的很多人还过着半游牧生活，没有任何常设的大规模的政府机构，尽管在危机时期他们可以联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潜在的威胁。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中没有哪个民族拥有书面语言，只有高句丽是例外，而它使用的也是中国的。到750年，这种状况被完全改变：晚唐的中国被一些稳定的国家所包围——云南的南诏，沿着四川、甘肃和今新疆的漫长边界上的极富侵略性的吐蕃王国，位于西域的大食王朝，蒙古草原上的突厥汗国及后来的回鹘汗国，东北的渤海，朝鲜半岛的新罗，还有远方的日本。所有这些国家都有一批通晓书面语的精英，有的是以汉文作为其书面语，有的则是使用自己的书写体系。

8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发生的事件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局面。在安禄山叛乱的灾难之后，唐朝军队放弃了他们远在新疆的西部保护国，也放弃了位于今吐鲁番、哈密和河西走廊的曾在中国正规的文官机构管辖之下的广大地区。甘肃全境被吐蕃人占领。从8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唐朝军队进入帕米尔地区，与大食的军队在拔汗那附近的怛罗斯城作战，并进攻南诏，试图征服东北的契丹人。763年以后，唐完全处于守势，唐朝再也没有派出远征军企图征服任何一个邻国。甚至当9世纪50年代机会出现时，唐王室仍然谨慎小心地不打算收复丧失的西北各州。

8世纪末和9世纪初，一种新的稳定的国际形势逐渐形成，在此形势下，唐朝采用了外交与武力并重的方针，活跃于国际舞台上的其他成员也在盟约的基础上逐渐结成了稳定的相互关系。822年，唐朝和吐蕃在平等的基础上最终会盟，从而也加入了这种国家间的体系。中国从此不再是国际关系环绕的中心，尽管仍有使节和使团继续定期拜访长安。在西方，回鹘人、吐蕃人、南诏人和阿拉伯人相互纷争不已，从而发展了他们自己的结盟与和约网络；东北方的新罗、渤海和日本，通过把汉语作为共同语和采用从唐制中吸收的礼节，形成了另一个外交网络。这些网络都没有唐朝的直接参与。

840年时，中国的近邻中惟一不具备国家形态的是契丹人和奚人的部落民族，这些人生活在今河北的北部和辽宁的西部，他们此时尚是回鹘可汗的藩属，尽管也仍然与中国的朝廷维持着紧密和正常的关系。

840年左右，亚洲北部的稳定开始发生动摇。首先，吐蕃王国骤然崩溃，能令人满意的解释是其国内原因所致。紧跟其后，回鹘帝国也土崩瓦解，回鹘人放弃了他们的都城哈剌巴剌哈孙，把他们在漠北的家迁到了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哈密以及河西走廊。他们的藩属契丹人和奚人转而效忠唐王朝。

到这个世纪末，中央权力的崩溃像疫病那样在东亚蔓延：唐帝国被黄巢叛乱摧毁，从880年以后，这个帝国只是保留着一个名号而已。在907年唐朝正式覆亡前的很长时间内，中国实际上被众多独立的地方政权所分裂，它们互相争霸，战争频仍。907年以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被分为十个之多的地区性国家。到9世纪的最后几年，日本的中央权力也开始坍塌；在朝鲜，新罗王国分裂成三个地区性的军阀国家；在东北地区，渤海走向衰落；远在西南的南诏也在分崩离析。五代期间中国的支离破碎与东亚各地此时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

与这一背景形成对照的是契丹人的辽国的出现。就像人们有时指出的那样，在唐朝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并非突然间被打破。那一秩序在8世纪末已然不见踪迹，它被改变成了某种全新的东西，被一种新颖的国际关系框架取而代之。但是这一框架也在后来被打破，公元10世纪时，国际形势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变幻无常，到处都在发生政权的崩溃。在这种近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下，契丹人渐渐地、几乎是意外地成了中国北方以及草原世界上那场军阀政治争斗的参加者，主宰这场争斗是他们的首要目标。此外，这种四分五裂的状况延续了很多年。就中国本身来说，政治分裂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从公元880年黄巢攻陷长安起，直到979年宋军最终征服北汉。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被多达九个或十个地区性国家所割裂；在960年以前，北方一直被一系列不稳固的、短命的军事政权所统治。正是在这一时期，军事力量决定着政治状态，并继续成为宋初几十年间的一个主要因素。

10世纪初不仅是中国北方军事首领居于支配地位的时期，还是有很多地方军阀为非汉人军事首领——尤其是沙陀突厥人——的时期。李克用在这批人中最为强大，他曾经充当镇压黄巢的工具，在907年唐朝正式灭亡前的很长时间内他一直是山西北部实际上的统治者；在9世纪80—90年代使摇摇欲坠的唐王朝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持续不断的内战中，他是政权的竞争者之一。唐亡后，他的国家（号称晋）成了一个独立的实体。921年，李克用的继承人灭梁，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建立了恢复旧名的后唐朝（923—937年），自称帝。

在1/4世纪中，整个中国北方都处于沙陀人统治之下，先是后唐，接着是其继任者后晋（937—946年）。早在905年，李克用就已经与契丹人结成过一次短暂的联盟。到10世纪20年代，契丹人被吸收为具有充分资格的中国北方政治的参加者：后晋成了契丹人的傀儡并将边境的16个州连同其汉人人口都割让给了契丹人。就连中国南方各个独立的朝廷也都乞求与契丹人结盟。944—947年，契丹人尝试入侵中原，他们攻入后晋的国都，灭了后晋，并草草建立了一个他们的政权；但他们明智地认为风险太大而决定撤军，把中国北方留给了另一个沙陀军事王朝后汉（947—950年）去掌握。尽管作为一个王朝，这个政权不久就覆亡了，但它的继任者却在山西的沙陀人老家将独立地位一直保持到了979年。

中国北方的大片地区就这样多年处于沙陀人的统治之下；至于山西北部，则长达一个世纪。但是沙陀人并不是这一时期在中国的土地上的地方政权中惟一的外族首领。西北地区在9世纪40年代前曾是吐蕃人的占领区，而此时，它则被形形色色的地方军阀所割裂：敦煌的汉人，吐鲁番、甘州和肃州的回鹘人，凉州的吐蕃人，鄂尔多斯南部边界的党项人。就像沙陀人那样，党项人也一直居住在被唐朝作为边境要塞的地区内，并且在整个10世纪初的动荡不安的岁月中牢牢地掌握着他们的地方权力。他们后来作为一个强大的多种族帝国的创建者而出现，这个帝国就是西夏，它在11世纪初收拾了自己控制下的西北地区的所有割据性地方政权，同沙陀人一样，党项人也不是入侵中国领土的外来者，而是在深谋远虑的管理方针下定居在唐朝版图以内的非汉族人，他们长期以来就已是唐朝地方体制和军事体制的一部分。

由此我们所论述的主要政权中的两个——辽和西夏的根基都可以追溯到9世纪末和10世纪初的政治与军事动乱中去。看看它们在唐代创建的边疆秩序中是如何扎根的，这一点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