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陆澄录(3)
【解读】
王阳明的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本来是无善无恶的，没有善，也没有恶。阳明先生如此说是针对人的道德本性而言的，由于这里的善与经验中的具体的善不同，是善的意志、善的标准、善的动力，是绝对的没有具体规定性的至善，所以称它无善无恶。王阳明并不反对人性善与人性恶，按照他的观点，善恶只是一物，没有恶的话，那就是善。但是人由于被私欲所蒙蔽，所充塞，所以以实际的人来看，人就是有善有恶的。
问：“‘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1]，此言如何？”
先生曰：“恐亦未尽。此理岂容分析？又何须凑合得？圣人说‘精一’自是尽。”
【注释】
[1]“析之”句：语出朱熹《大学或问》“析之极精不乱，说条目功夫；然后合之尽大无余，说明明德于天下。”
【译文】
陆澄问：“朱熹说‘分析天理可以使它显得精干而不混乱，综合天理便可使其包罗万象，各个方面都无从遗落’，这话对吗？”
先生说：“恐怕并不全对。天理怎么可以分割开来加以分析？又何必需要综合？圣人所说‘精一’就已经把它说尽了。”
【解读】
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在某些观念上有所扬弃，此段关于天理的言论，就体现出一种分歧。
“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
【译文】
先生说：“省察是在具体的事情上存养天理，而存养天理就是在无事时反省体察天理。”
【解读】
《道德经》中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意在强调做人只有自知，才能知人。每个人都需要有自知之明，特别是在身处困境、地位低下的时候，更应该时刻省察己身，多思己之不足，不断的调整自我获得进步。
澄尝问象山[1]在人情事变上做功夫之说。
先生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2]，‘致中和’只在‘谨独’[3]。”
【注释】
[1]象山：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自号存斋，江西抚州人。曾讲学于象山，学者称象山先生。[2]中和：语出《中庸》。中，天下的根本。和，天下的大道。[3]谨独：即慎独，意为一个人独处也要严格要求自己，言行思想要符合道德规范。
【译文】
关于陆九渊在人情事变上下功夫的学说，陆澄曾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除了人情事变，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事了。喜怒哀乐不是人情吗？从看、听、说、做再到富贵、贫贱、患难、死生，都是‘事变’。而事变都只在人情里体现，它的关键是要做到‘中正平和’，而‘中正平和’的关键就在于‘慎独’。”
【解读】
王阳明曾多次讲到戒惧和慎独。曾有弟子问他：戒惧应该是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下的功夫，慎独应该是对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下的功夫。这样说对吗？王阳明答曰：“戒惧和慎独其实是同一个功夫，没有事情的时候固然是独知，有事情的时候也是独知，人如果不知道在自己独知的地方用功，只在大家都知道的地方用功，那就是作伪。便是见到君子而把自己不善之事掩藏起来。古人的诸多诚身功夫，其精神命脉，全在此处。如果戒惧是在自己所不知道的地方下功夫，而慎独是在自己所知道的地方下功夫，那么功夫就会变得不完整，甚至支离破碎。”此段中的“谨独”就是阳明先生对弟子慎独的告诫。
澄问：“仁、义、礼、智之名，因已发而有？”
曰：“然。”
他日，澄曰：“恻隐[1]、羞恶、辞让、是非，是性之表德邪？”
曰：“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犹人一而已，对父谓之子，对子谓之父，自此以往，至于无穷，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
【注释】
[1]“恻隐”句：语出《孟子·公孙丑》。
【译文】
陆澄问：“仁、义、礼、智的名称，是人的心性发挥出来之后有的吗？”
先生说：“是。”
又一天，陆澄问：“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等，这些善良或邪恶的情感也是心性展示出来的吗？”
先生说：“仁、义、礼、智是善良的心性。心性只有一个，从它外在形式上叫做‘天’，从它主宰万事万物的角度就叫做‘帝’，而从它的流传变化就叫做‘命’，它赋予人时称作‘性’，主宰人的身体时称作‘心’，但实际上心性只有唯一的一个。心性体现的时候，善待父母便叫孝，忠于国君就叫忠，以此类推，虽然它的名称数不胜数，但心性也只有一个而已。就好比一个人，他拥有的称呼也是无穷无尽的，相对于父亲他是儿子，对于儿子他又是父亲。但实际上这只是同一个人而已。所以人只需用功把心性参悟透彻，世上的一切道理就会清楚明白了。”
【解读】
按照王阳明的说话，良知就是指南针、试金石，是灵丹妙药，是点铁成金的妙计。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地致良知，依靠我们自身拥有的良知，保障在心性上下功夫。一个人只要心思纯洁无邪，就不会被贪念所诱惑；他就能将眼光放长远，懂得如何与人相处，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
一日，论为学功夫。
先生曰：“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1]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闲，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虽曰‘何思何虑’，非初学时事。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矣。”
【注释】
[1]槁木死灰：语出《庄子·齐物论》“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译文】
有一天，大家讨论为学的功夫。
先生说：“教人如何做学问，绝不能偏执一个方法。初学者心猿意马，心中考虑的多是个人私欲而不能够集中精力，因此，姑且可以教他学习静坐，安定思绪，平息心中私欲。久而久之，当他的心思渐渐安定，如果还一味让他像槁木死灰一般悬空静坐，也没有什么作用。在这个时刻就须教他做反省体察，克制私欲。这种功夫是不能间断的，就像铲除盗贼，要有彻底清除的决心。没有事的时候，一定要把好色、贪财、慕名等私欲逐一搜出来，然后将其连根拔起，使它永不复发，才觉痛快。平时则要像猫捉老鼠，一边用眼睛看着，一边用耳朵听着，有丝毫的私心杂念萌动的时候，就要立马斩钉截铁地把它克服掉，绝不能姑息纵容，让它有放松的机会。不包藏它，更不能让他有生路，如此才能尽扫心中的私欲，这才是真功夫。到了心中再无私欲需要克服，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做端坐拱手状。虽然也是什么都不想，但却不是初学者能做到。初学时必须专注思考，省察克治，也就是想如何使意念专诚，只思考一个天理。到了天理纯正圆满的境界，就真正‘何思何虑’了。”
【解读】
自我反省和自我审视，对于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自省让我们懂得自身的渺小，谦卑地对待他人，对自己也有自知之明。自省能让人破除尘世的迷惘，见心明性。在时光中经过自省的荡涤，我们便能冲洗掉俗世中纷纷扰扰的尘埃，给自己一个美好单纯的人生。
澄问：“有人夜怕鬼者，奈何？”
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义’[1]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于神明，何怕之有？”
子莘[2]曰：“正直之鬼不须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恶，故未免怕。”
先生曰：“岂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货即是货鬼迷，怒所不当怒是怒鬼迷，惧所不当惧是惧鬼迷也。”
【注释】
[1]集义：意思是经常积累善心。语出《孟子·公孙丑上》。[2]子莘：马明衡，字子莘，福建莆田人。官至御史，王阳明最早的福建弟子。
【译文】
陆澄问：“夜里怕鬼的人该怎么办？”
先生说：“因为平日里不积累善心，因此心中有愧，才会怕鬼。如果平时的行为合乎神明，有什么害怕的呢？”
子莘说：“不须怕正直的鬼，只是邪恶的鬼会无视善恶而伤害人，所以未免有些害怕。”
先生说：“难道有邪鬼能够迷惑正直人的吗？有怕的心理，就是此人心术不正的表现。是人的心把自己迷惑了，而并非是鬼迷惑了人。就像人好色，便是被色鬼迷；贪财，就是被贪财鬼迷；不应当发怒的地方发怒了，就是被怒鬼迷；害怕不该怕的，就是被怕鬼迷。”
【解读】
王阳明在总结自己带兵平定盗匪的经验时说过这样一句话：“破山中贼实易，破心中贼难！”的确，破除外在的敌人、障碍和困难是相对比较容易的，破除自己心中的“贼”才是最困难的。王阳明所讲的“破心中贼”，实际上就是说克服、抑制自己内心不法、不良、不妥、贪婪的欲望和冲动。人们最难知的其实是自己，我们活在世间，所追求的归根结底其实就是自我内心的坦荡如砥。
“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动静，所遇之时也。”
【译文】
“定，恒定平静，是心的本体，也就是天理。动和静的变化，是天理在不同环境下的具体表现。”
【解读】
王阳明认为静是心灵的恒常状态，动与静的变化是随环境的触发。
澄问《学》、《庸》同异。
先生曰：“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
【译文】
陆澄向先生请教《大学》《中庸》两本书的异同。
先生说：“子思总结了《大学》一书的宗旨，并以此写了《中庸》的第一章。”
【解读】
这是王阳明就儒家经典《大学》及《中庸》二书所做的阐释和解读。
问：“孔子正名[1]。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此意如何？”
先生曰：“恐难如此。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爱本于天性，辄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聩岂不感动底豫？蒯聩既还，辄乃致国请戮。聩已见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当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辄。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辄乃自暴其罪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而必欲致国于父。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必欲得辄而为之君。于是集命于辄，使之复君卫国。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备物致养，而始退复其位焉。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名正言顺，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注释】
[1]正名：使名分恰当。语出《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孔子认为，为政治国必须先有恰当的名分，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严格遵守等级秩序。[2]“君君”句：语出《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君臣父子都要遵守各自的行为规范。
【译文】
陆澄问：“孔子正名。朱熹说孔子是‘上要告知天子，下需告知诸侯，废除公子辄而拥立公子郢’。是吗？”
先生说：“恐怕不是这样解释。哪有别人对我恭敬有礼，让我执掌政权，我却要先把他废除的道理？显然不符合人情天理。一定是全心全意地听从孔子的教诲，并把国家委托给他，孔子才会愿意帮助辄治理国家。卫辄已经为孔子的品德高尚，心灵至诚感化了，明白不孝顺父亲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以卫辄定会痛哭着亲自跑去把他父亲迎接回来。卫辄能如此真切地痛改前非，蒯聩怎会不被他彻底感动，更何况父子之爱本来就是人的天性？把父亲接回来之后，卫辄想要把政权交还给父亲，并请求父亲让他以死谢罪。蒯聩被儿子的行为彻底感化了，并且又有孔子在当中诚恳调解，他是绝不会再接治理国家这副担子，反而命令辄继续治理国家。蒯聩与众大臣百姓们也都表彰辄仁孝的美德，于是请示天子，昭告诸侯，一定要卫辄担任国君。他们一起请求辄，让他担任卫国的国君。卫辄不得已，便像后世帝王那样，率领众大臣和全国百姓尊奉父亲为太上皇，然后，辄才恢复了他的国君之位。这样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各人恪守自己的身份，名正言顺，天下便一举可治了。孔子所谓正名，或许就是如此吧！”
【解读】
在孔子眼里，一切不良的社会后果都是从“名不正则言不顺”开始的，所以，他把坚持“名正言顺”看成是为政的一件大事。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所说的“名”，实际上是指一事物的构成要素或概念。即“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物之要素或概念也”。
澄在鸿胪寺仓居[1]，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闷，不能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