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英国如今控制着3.5亿海外殖民地居民的命运，如果没有一支强大军队的保卫，这些人无法获得有效保护，往往容易遭受掠夺和不公正的待遇。英国对殖民地居民的统治并非无懈可击，这点毋庸置疑，不过我敢说，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宗主国能够给予其附属国人民如此礼遇。
乔治·M·朗教授，1909年
殖民主义导致了种族主义、种族歧视、排外情绪，以及与之相关的狭隘的民族主义……非洲人民和非洲裔人民，以及亚裔人民和原住民都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并且至今仍受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恶果影响……
《德班宣言》，
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世界会议，2001年
曾经有这么一个帝国，它统治着约占全球1/4的疆域和人口，以及几乎全部的海域。不用说，这个帝国就是英国，其规模之大可谓空前绝后。这个远眺欧洲大陆西北沿岸的多雨的群岛国家何以能在全球称霸？不仅英国历史关注这一问题，甚至世界历史也需要对此获得答案。同样的，这也是本书希望能够回答的问题之一。本书所要解答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帝国的存在究竟是人类的一大幸事，还是不幸，或许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如今我们普遍的说法是，总体来看英国的出现是人类的不幸。它之所以背负如此恶名，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它曾经参与了大西洋贩奴贸易，并支持奴隶制。这个问题不再是一个历史问题，它已经成为政治问题，也有可能成为法律问题。1999年4月，非洲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阿克拉召开会议，公开要求“西欧及美洲参与贩奴贸易，并从贩奴及殖民统治中受益的所有国家和机构”应该作出赔偿。根据“奴隶贸易中非洲损失的人口，以及殖民统治期间非洲被掠夺的黄金、钻石及其他矿产的价值估计”，赔偿总额应该达到777万亿美元。1850年之前，1000万左右被运往大西洋各国为奴的非洲人中，有300万人是乘坐英国的船只漂洋过海的，因此，英国应承担的赔偿款可能高达150万亿英镑。
这样的巨额索赔看起来似乎不太现实。但是，这些观点在2001年夏于南非德班召开的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世界会议上还是获得了声援。此次会议的最终报告“承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是“有违人道的犯罪”，“非洲人民和非洲裔人民，以及亚裔人民和原住民”都是“受害者”。在此次大会的另一项声明中，“殖民主义”被随意地与“奴隶制、奴隶贸易……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等放在一起谴责。该声明对联合国各成员国提出了一个号召，要求大家“尊重历史惨剧受害者的记忆”。它指出：“有些国家已经为它们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作出了道歉，并进行了必要的赔偿。”此次会议“呼吁那些尚未为恢复受害者尊严而作出任何努力的国家和个人，以合适的方式采取行动。”
这样的呼吁在英国也并未被人忽略。2002年5月，位于英国伦敦的智囊团的主任提议，英国女王应该“遍访世界各国，为英国曾经所犯的罪行道歉，这是提升英国政府职能和国际地位的第一步”。对此进行报道的媒体还增添了这样一条注释：“英国在1918年的鼎盛时期统治了世界1/4的疆域和人口，英国批评家声称，它的巨额财富是建立在压迫和剥削之上的。”
我写本书时，恰好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网站（一个显然是面向学生的板块）上看到了一则针对英国历史的评述，这段评述同样也很深刻：
英国的辉煌是建立在屠杀和掠夺之上的：它的军队屠杀了无数军备实力较弱国家的人民，并掠夺了他们的国家，虽然这种方法后来有所改变：当英勇的革命者和抗议者圣雄甘地，以及像他那样的人开始关注人民的诉求时，穷兵黩武的制度……瓦解了，用机枪大肆屠杀的行为遭到了舆论的谴责。
近来，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在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节目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浓缩了当前人们对英国历史的传统思考和认识。他问道：“一个自认为自由的民族何以奴役了世界上如此广大的疆域……一个自由之国何以变成了一个奴役之国？”为什么“出自善意”的英国人却因“市场崇拜”，而牺牲了“共同人性”？
受益者
多亏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才让我的亲戚现在遍布世界各地——加拿大的艾伯塔、美加交界的安大略地区、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的佩斯。多亏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我的爷爷约翰才能在他刚满20岁时就到厄瓜多尔向印第安人贩卖五金器具和烈酒。我奶奶的起居室墙上挂着两幅很大的油画，就是爷爷当年带回来的，美丽的安第斯山脉的风景简直让家里光彩照人，我从小就是看着这两幅画长大的。我还记得奶奶的展示柜里有两个满脸愁苦的印第安娃娃，似乎是不堪背上木柴的重负，它们极不协调地摆在几个瓷器人偶旁边。也多亏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我的外公汤姆·汉密尔顿才会在英国皇家空军当了3年多的军官，曾在印度和缅甸与日本人作战。他的家信一直被我的外婆珍藏着，这些信以敏锐的观察和雄辩的事实精彩地记录了战时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信中充满了对自由主义的怀疑，这几乎成为我外公的哲学理念的核心。我至今仍记得当年我翻阅外公驻防印度时所拍摄的那些照片时的喜悦，听他给我讲俯冲而下的鸢鹞鹰和炎热气候故事时的激动。多亏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我的叔叔伊恩·弗格森在获得建筑师资格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位于加尔各答的公司工作。伊恩是在英国皇家海军中开始其职业生涯的；之后，他辗转于非洲，后来又到了海湾各国，在国外度过了余生。对我来说，伊恩就是流放者、探险家的典型：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庞、酗酒、极度愤世嫉俗。他也是第一个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就以大人的称谓称呼我的人，我早就领教了他满口亵渎神灵的语言，以及他的黑色幽默。
伊恩的兄弟——我的父亲也曾漂泊异乡。1966年，我的父亲在格拉斯哥学医结束后，不顾亲友的劝阻，带上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举家搬到了肯尼亚，他在内罗毕工作了两年，一边行医，一边教书。所以，多亏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我的童年记忆里才有了非洲殖民地的故事；虽然肯尼亚已经独立3年了，广播里也不停地播放肯尼亚第一任总统乔莫·肯雅塔以其标志性的语调号召大家“让我们团结起来”，但那里的情况从“白色祸害”开始到现在，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当时，我们在那里建造自己的平房、拥有佣人，并且偶尔说一些斯瓦希里语。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种坚不可摧的安全感。那真是一段美妙的时光，外出觅食的印度豹、吉库尤女人的歌声、第一场雨的气息，以及熟透芒果的滋味，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我怀疑，这也是我母亲过得最幸福的时光了。尽管我们后来回到了格拉斯哥，不得不忍受灰蒙蒙的天空和寒冷潮湿的环境，不过我们的家里摆满了从肯尼亚带回来的物品。沙发上铺着羚羊皮，墙上挂着马赛武士的肖像，还有一个雕刻粗糙却装饰精美的脚凳，我和姐姐总爱坐在脚凳上。我和姐姐每人都有一个斑马皮做的鼓，一个蒙巴萨产的漂亮篮子，一个羚羊鬃毛制的苍蝇掸子，还有一个吉库尤玩偶。事实上，我们简直生活在一个小型的后殖民地博物馆中，尽管年少的我们一无所知。我至今还珍藏着一些河马、疣猪、大象和狮子的木雕，它们曾经都是我的宝贝。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回到了英国，此后再也没有返回肯尼亚。唯一没有回英国的是我的姑奶奶阿格尼丝·弗格森（认识的人都叫她阿吉）。她出生于1888年，是我的曾祖父詹姆士·弗格森（他是一位园丁）和他第一任妻子的女儿。要想知道帝国的梦想有多大的改变力量，看看阿吉就明白了。1911年，受图册上美丽的加拿大牧场风光的诱惑，她和她的新婚丈夫欧内斯特·布朗决定步其兄弟的后尘：离开他们在法夫郡的家，离开他们的亲朋好友，向西行进。吸引他们的是萨斯喀彻温省160英亩无人问津的荒地。唯一的规定是，土地所有人必须在那里定居下来，并开垦土地。家族中曾经有人流传这样一种说法，阿吉和欧内斯特原本是要乘坐泰坦尼克号出航的，但阴差阳错，他们并没有上船，倒是行李被送上了船，随着泰坦尼克号一同沉没。他们确实命大，可问题是这也意味着他们要从零开始建设他们的新生活。如果阿吉和欧内斯特认为，他们就此将告别苏格兰可怕的冬天，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上当了。格兰岩是一片狂风肆虐的荒原，那里的温度会骤然降低，远比阴雨连绵的法夫郡冷多了。欧内斯特在给他嫂子内尔的信中说，这里“简直冷得可怕”。他们为自己建造的第一座房子简陋极了，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鸡窝”。离他们最近的城镇穆斯乔在152公里之外。一开始，他们周边的邻居都是印第安人，不过他们还算友好。
不过，从他们每年圣诞节寄给亲戚们的黑白照片来看，照片里的他们和他们在“牧场的家”，无不述说着这对夫妇白手起家、勤劳致富的故事。阿吉成了三个健康孩子的母亲，当初那位远离家乡的新娘脸上的愁苦已经烟消云散。欧内斯特也因长年辛苦农作而晒黑了脸庞，身体也变得结实不少；他刮掉了胡子，原本哭丧的脸也变得英俊起来。他们的“鸡窝”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体面的木制农舍。渐渐地，附近的苏格兰人越来越多，这化解了他们初到时的寂寞感。在远离家乡的异地能与同乡共度新年，确实是件令人欣慰的事，因为，“在这些苏格兰人来之前，他们很少有过新年的感受”。如今，他们的10个孙辈生活在加拿大的不同城市。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已经比英国高出了近10%，仅次于美国。这些也多亏了英国当年的殖民统治。
如果说我是在英国的帝国阴影中长大的，恐怕你联想到的会是一片惨淡景象。但是对苏格兰人来说，英国的帝国统治代表着光明的太阳。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昔日的版图已经所剩无几，但是我的家族却依旧笃信帝国的理想，毫不怀疑它的重要性。确实，英国的帝国传奇无处不在，无人不知，我们已经将其视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了。在加拿大度假，也没让我们改变这种想法。天主教国家——爱尔兰——的持续丑化，也没有改变我们的观念。当时，克莱德南部的爱尔兰在我们的生活中仍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长大后，我还沾沾自喜地认为，格拉斯哥是（英国的）“第二大城市”；也从未质疑过赖德·哈格德和约翰·巴肯的小说；还喜欢英国特色的运动——最棒的就是“不列颠雄狮”队在澳大利亚、新泽西以及南非的巡回橄榄球赛（不过可惜的是，在南非的比赛后来被终止了）
。在家里，我们吃的是“英式饼干”；在学校，我们学的是“英式射击”。
反面例子
不可否认，当我十几岁的时候，身穿红制服，头戴圆帽盔，满脸严肃的英国人统治世界的印象差不多已成一个笑话，也成为电影中的素材。可能这种原型来自蒙蒂·派森电影《生活的意义》的一个片段：在与祖鲁人的战役中身受重伤、浑身血污的“汤米”神往地欢呼道：“我是说，我杀了15个坏蛋，先生。现在，如果我回去的话，我肯定会被吊死的！可是在这里，我还能得到奖章，先生！”
1982年我考上牛津大学时，英国的帝国梦想早已被人遗忘，甚至已经没人拿它作笑料了。那时，牛津的学联还会讨论一些严肃的话题，比如“议会对殖民统治表示后悔”，年轻鲁莽的我立即对这个议题提出了反对，我的学生政治领袖生涯也因此早早地夭折了。事实上，我是在那时候才有所醒悟的：显然，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样，对英国的过去怀有一种甜蜜的眷念。事实上，现在的很多人看到我竟然打算为英国的帝国统治作辩护，都会心生反感。当我热切地钻研这一课题时，我才发现，我和我的家庭竟然不幸地被误导了：英国的崛起所产生的成本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它所带来的利益。它的出现最终还是人类的一大悲剧。
在此，我没有必要详细阐述反对帝国主义的论点，它们归结起来无非有两点：第一，殖民统治给殖民地的人民带来了灾难；第二，殖民统治也给殖民者本身带来了恶果。前者是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先知穆塔吉赫林》（1789年）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高拉姆·侯赛因·汗，到《东方主义》（1978年）的作者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伊德，包括列宁以及成百上千的其他思想流派都体现了这个观点。后者属于自由主义观点，最早是由亚当·斯密提出来的。亚当·斯密认为，多年来即使是从英国自身的角度来看，大英帝国的建立也只是“浪费金钱”。
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核心论点是这样的，帝国主义就是一种赤裸裸的经济剥削，从本质上讲，殖民统治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欧洲人显然是真心实意地理解和研究原住民文化的努力，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被殖民者的剩余价值。而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则更加复杂。自由主义者认为，由于帝国主义运用了从军事武力、特惠关税到有利于宗主国商业垄断等种种手段，从而扭曲了市场力量，因此，即使是对宗主国自身的长远的经济利益来说也是不利的。这种观点认为，对世界经济的其他部分来说，自由的经济融合要比通过帝国主义手段实行强迫性融合更有效。因此，对英国来说，投资于国内的产业可能要比向遥远的殖民地一掷千金更有意义，因为如果没有开拓和保卫帝国巨大版图的开销负担，纳税人完全可以把这些钱花在购买现代消费品上。一位历史学家在《牛津大英帝国史》中甚至推算出，如果英国在19世纪40代中期就甩掉帝国的包袱，那么它将有望获得的“去殖民化红利”相当于减税25%。这笔节省下来的税赋可用于投资电力、汽车、耐用消费品行业，从而极大地促进家乡工业的现代化。
将近一个世纪以前，J·A·霍布森和伦纳德·霍布豪斯等人就进行过类似的争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分别继承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理查德·科布登与约翰·布莱特的思想衣钵。在《国富论》（1776年）中，亚当·斯密也质疑了“建立一个国家，让整个国家的消费者不得不从其殖民统治下的各个产品生产国购买供应给他们的所有产品”的理念。但是，最早坚信英国在进行贸易扩张的同时，必须实行彻底不干涉外交政策的人还是科布登。他坚持认为，贸易本身就是一剂“万能良药”：
它就像一项有益的医学发现，给世界各族人民带来对文明社会的健康追求和体验。英国向那些文明程度更低的社会输出的，不仅仅是大宗货物，还有智慧的种子和丰硕的思想果实；而造访过英国大规模工业基地的商人回到自己的国家后，也将变成一个传播自由、和平与良政的布道者。与此同时，我们的足迹遍布欧洲各个港口的蒸汽船，以及备受各国瞩目的铁路，这些都成为我们宣传文明体制价值最好的广告和入场券。
科布登的核心观点是，无论是贸易还是英国文明的传播，都不需要帝国主义组织的强制推行。相反，使用武力可能一事无成，如果它与全球自由市场的良性法则背道而驰的话：
就我们的海外贸易而言，武力和暴力无法维持其繁荣，也不会严重阻碍其发展。外国客户光顾我们的市场，并非出于对武力的恐惧或者迫于英国外交的压力，他们不是被我们的舰队和军队掳掠来的，当然，他们来到这里也并非出于朋友的情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生意场上无友谊”。这句至理名言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都是适用的。事实上，正是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商人才会派出船队来到我们的港口，满载我们生产的产品回国。回顾各个历史阶段，也正是在同样的利益驱动下，各国商人才会争先赶往提尔、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某个国家的棉花和羊毛产品的价格低于英国和世界其他地方（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全世界的商人同样会蜂拥而至——即使他们可能因此葬身于遥远的异国他乡。没有任何人的力量，没有任何舰队和军队可以阻止曼彻斯特、利物浦和利兹重蹈曾经辉煌的荷兰、意大利和腓尼基前辈的命运……
因此，大英帝国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贸易能够解决一切，包括世界和平。1856年5月，科布登甚至说道：“他认为，当英格兰在亚洲大陆不再有寸土片瓦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
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所有此类观点的一个共同要旨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国际贸易所带来的利益本应该，也能够在不建立帝国的条件下实现。说得更简单一些，你能够在没有炮舰的情况下推进全球化吗？
大英帝国及全球化
有一种观点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那就是今天的全球化与1914年之前几十年间的世界经济融合有很大的共通之处。但是，“全球化”这个已经被用滥了的词语背后到底有什么确切的含义？难道真像科布登暗示的那样，全球化完全是一种经济主导的现象，因为商品的自由交换往往会成为“连接人与人之间和平的纽带”？或者因为自由贸易的推行要求建立一个与之匹配的政治架构？
最“左翼”的全球化反对者们很自然地会把全球化视为令人厌恶的国际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的最新明证。与此相反，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共识是，经济的逐步开放提高了生活水平，尽管在国际竞争中总会产生一些彻底的失败者，那些特权阶层或者长期受保护的社会群体不得不卷入这场争斗中。但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们更倾向于关注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而较少讨论知识、文化和制度的传播。他们也更关心政府如何通过各种解除管制的方法推进全球化，而不是积极推销或是强制实施全球化。法律、金融和管理体制的重要性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包括法治、货币信用管理、透明的财政体系和廉洁的官僚机构在推动资本跨国流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这些体制的西欧版本如何才能在最大、最广的范围内推广呢？
少数国家——最典型的是日本——曾有意识地、自主地仿效这个体制。更常见的情况是，欧洲体制主要通过武力，确切地说是在枪炮的威逼下被强制实施的。从理论上说，全球化有可能在多边合作的国际体系中自发形成，就像科布登所设想的那样。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的某个霸权国家推崇经济自由主义的话，它也完全可以强制推行。帝国，特别是大英帝国，就是我所能想到的这样一个例证。
今天，劳动力、资本和商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佳配置的主要障碍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内战、法制落后和腐败的政府，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和亚洲部分地区许多国家几十年间的贫困；第二，美国及其盟国不愿意传播及实行自由贸易，或是不愿意从自己丰富的资源中拿出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用于经济援助计划。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大英帝国在其存在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当然，正如我们所见，不是全部时期），都是作为一个主动的力量，在世界近1/4的疆域中强制推行自由贸易、法治、投资保护和相对廉洁的政府。大英帝国还秉持“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理念，大英帝国还在它的正式版图以外受其经济影响的地区，做了大量工作以推行这些体制。因此，乍看起来，许多似是而非的例证表明，帝国的建立改善了全球的福利——换句话说，帝国的出现是人类的福音。
我们当然可以对大英帝国提出很多指控，我们在下文中还会对此有所提及。我不会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样宣扬，认为英国人对印度的统治“不仅在意愿上是最纯洁的，而且在行动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仁慈的”，我也不会像印度总督寇松勋爵那样，认为“大英帝国是我们曾见过的天底下最伟大的福祉创造国”；我更不会像施木茨将军那样，宣称大英帝国是“人类历史上赋予人类自由的最大体系”。事实上，帝国从来就不是那么无私的。相反，在18世纪，英国人曾经热切地寻求占有和剥削奴隶，就如同他们后来同样热心地消灭这一制度一样。英国人在当时长期地实施着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这些政策在今天看来格格不入。当帝国的权力受到挑战时，印度是1857年，牙买加是1821年和1865年，而南非是1899年，英国人的反应是十分残忍的。当大饥荒来袭（爱尔兰是19世纪40年代，印度是19世纪70年代）时，他们却熟视无睹、漫不经心，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应该遭受谴责。甚至当他们对东方文化表示出学术兴趣时，他们或许也会在此过程中微妙地诋毁和破坏这种文化。
但是，迄今为止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或组织在促进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方面比19~20世纪的大英帝国做得更出色，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组织比大英帝国更热衷于向全世界强行推广西方的法律、秩序和统治模式。然而，把这一切都描述为“绅士资本主义”，似乎不足以体现大英帝国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现代化进程的贡献。正如那些批判英国在海外的统治“表面开明”（实际等级森严）的观点，往往都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美德，即它在当地高度清廉的行政管理一样。显然，并非只有我的家庭从这些品质中受益。
人们很难认可大英帝国的功劳，他们认为这些功劳都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并不这么看待大英帝国所犯下的罪行。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一个没有大英帝国的世界会是怎么样的，这有可能会让我们有所启发。但是，尽管我们有可能想象得出，没有法国大革命或者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会如何演变，但是如果想象一部没有大英帝国的虚拟现代史，可能还需要费些周折。
当我在2002年上半年周游列国，寻访大英帝国的遗迹时，我时常为其无所不在的创造力所震撼。要想象一个没有大英帝国的世界，无异于在地图上抹去加拿大威廉斯堡和老费城优雅的林荫大道，或者把牙买加皇家港固若金汤的城墙扫入大海，让悉尼美丽的城市地平线重新变回密布的灌木丛，还要夷平塞拉利昂弗里敦海边水雾弥漫的矮房，填平美国金伯利巨大的露天采矿场，推翻南非鲁曼的传道会，再把利文斯顿小镇推入维多利亚瀑布——这样就可以改回它原来的名字莫西奥图尼亚了。如果没有大英帝国，就不会有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事实上，只要印度人愿意，他们可以无数次地更改这些城市的名字，但无论改成何种名称，它们永远都是英国人建立和建设起来的城市。
当然，一定会有人反驳说，所有这一切迟早都会发生，只是发生的方式有可能不同。比如，也许铁路会被另一个欧洲强国发明并输出，电报电缆也可能由别国铺设在海底。也许就像科布登所说，即使没有那些好战的帝国对和平贸易的干预，我们也会看到同等规模的贸易，而改变着各个大陆的文化和人种结构的人口大迁徙或许同样会发生。
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怀疑，在没有大英帝国的情况下，世界是否还会呈现相同，甚至只是相似的面貌？即使我们认同，在过去的300年间，贸易、资本和人口流动也可能会“自然发生”，但我们仍然无法回答文化和制度的传播问题。事实上，在这些领域，大英帝国留下的印记似乎更加清晰，且难以抹杀。
当英国人统治一个国家，或者仅仅通过军事和金融力量影响当地政府时，他们也在有意识地传播着英国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
1.英语。
2.英式的土地使用期限制度。
3.苏格兰和英格兰式的银行业。
4.法律。
5.新教。
6.团队体育。
7.政府权力有限的“守夜人”国家。
8.议会体制。
9.自由的观念。
最后一项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始终是大英帝国最显著的特征。正是这一特征使得英国与欧洲大陆的竞争对手们拉开了距离。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当中有些人远远不是。但是，在大英帝国的历史上，一个显著的规律是，每当英国人做出专制暴虐的行为时，总会从英国社会内部涌现自由的批评声。事实上，这种一以贯之的强有力的声音始终以自由主义的准则来裁决英国的种种帝国主义行为，这相当于赋予了大英帝国某种自我修正的品格。一旦一个殖民社会完全采纳，并实行了英国人带给他们的这套制度，那么英国人就很难再阻止这些人寻求和行使政治自由了，这种自由对于英国人来说也极为珍视。
其他的帝国是否也能带来同样的结果？似乎不可能。我在旅途中也常常能目睹其他帝国所遗留的痕迹。在破败的钦苏拉，我感慨，如果荷兰帝国没有衰败，整个亚洲将会陷入怎样的萧条；在一贫如洗的印度本地治里，我感慨，如果法国在七年战争中取胜，那么整个印度也将呈现类似的情景；在肮脏的德里，我感慨，如果印度兵变没有被镇压，莫卧儿帝国就有可能重建；在潮湿的泰国北碧，我感慨，日本帝国曾使用英国人作为奴隶，修建桂河大桥；此外，如果1664年荷兰人没有向英国人投降，并交出新阿姆斯特丹，那么这座城市会发展成为如今众所周知的纽约城吗？它会不会变得更像南非的布隆方丹——一个十足的荷兰殖民统治的遗留物？
英国化
市场中已经有好几本优秀的讲述大英帝国通史的书籍了，我无意步人后尘，我只是想记录大不列颠及其殖民地推动下的全球化发展，或者可以说成全球英国化发展。本书总体上以时间顺序为框架，划分成六个主题。为简单起见，本书内容可以概括为：
1.商品市场的全球化。
2.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
3.文化的全球化。
4.政体的全球化。
5.资本市场的全球化。
6.战争的全球化。
或者，就每个主题的主角而言，这六个章节分别描写的是：
1.海盗。
2.殖民者。
3.传教士。
4.官僚。
5.银行家。
6.破产者。
第一章强调的是，大英帝国的崛起主要表现得是一个经济现象。它的发展完全是由商业和商品消费推动的。为了寻找糖，商人们赶往加勒比海沿岸；为了寻找香料、茶叶和织物，商人们又远赴亚洲。但是，从一开始，这就是依靠炮舰推行的全球化，因为英国并非第一个建立帝国的国家，它就像海盗，收拾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等早期帝国留下的残局。可以说，英国是帝国主义的效仿者。
第二章描写了移民的角色。英国的殖民主义史也是一部人口的大规模迁徙史、一次空前绝后的人口大迁移。有些人离开英属爱尔兰是为了寻求宗教自由，有些人则为了寻求政治自由，有些人则是为了追逐利润。还有其他人则没有选择，因为他们是作为奴隶或者罪犯被流放到异国他乡的。因此，本章的核心主题就是描写英国的自由主义理论和帝国主义政府的实际作为之间的矛盾，以及最后这个矛盾是如何被化解的。
第三章强调了在大英帝国的扩张过程中自愿的非政府行为，尤其是福音派教会与传教士团体在英国势力的扩张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章的一个关键要旨是强调这些组织——维多利亚时期的“非政府组织”——所自觉发挥的对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作用。这里的矛盾就在于，坚持使本土文化英国化的主张激发了19世纪最激烈的反帝国主义运动。
英国政府可能最接近于一个国际政府。同时，它也是一个精简运作的典范。英属印度文职机构不过区区千人，但是却管理着多达几亿人口的印度。第四章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一个微型的官僚政府如何才能管理庞大的帝国，同时也探讨了英国统治者和当地精英阶层（无论是保守人士，还是新贵精英）之间那种不可持续的共生关系。
第五章主要阐述的是，在“争夺非洲”的年代军事力量所起的作用，探讨了欧洲列强之间的军备竞赛和金融全球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个时代出现了三个关键的现代化迹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市场的出现、军事和工业相辅相成的发展，以及大众媒体的发展。虽然此前已经有人预测到这些趋势，但它们真正出现还是在这一时期。在大英帝国发展到鼎盛时期的过程中，这些要素的影响至关重要。其中，媒体的发展更是让大英帝国滋生了一种——用希腊人的话来说——狂妄自大的心态。而这种自大往往就是失败的先兆。
最后，第六章阐述了大英帝国在20世纪的角色。大英帝国发现，它的挑战倒不是来自民族主义的反抗，对付这些它游刃有余，而是来自它的对手——更加肆无忌惮的帝国。1940年，大英帝国面临着抉择：是向希特勒的邪恶帝国妥协，还是奋起反抗，哪怕代价惨重。它作出了改变历史力量平衡的举措。在我看来，它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一本书中涵盖400年左右的全球发展史，这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疏漏，我很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我还是尽量考虑周全，以免本书看起来像为大英帝国歌功颂德。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罪行是无法开脱的，就像它对于爱尔兰土豆饥荒，剥削南非马塔贝勒人，以及阿姆利则惨案等事件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样。但是，它的过错也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抹杀它的贡献。本书希望能够还原一个真实的大英帝国，它不仅仅关乎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这些早在殖民主义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事实上，它的出现还伴随着：
1.资本主义作为最优的经济组织体系的胜利。
2.北美和澳大利亚的英国化。
3.英语的国际化。
4.新教作为基督教一个分支的持续影响。
5.议会体制的生存（20世纪40年代，更恶劣的中央集权帝国曾刻意清除过这种体制）。
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参与第一次殖民战争归来后，问了一个问题：
一个文明的社会所从事的事业中，还有什么比开垦蛮荒之地，让其土地富饶、人丁兴旺更为崇高和利人利己的呢？给争战不休的部落带来和平，给野蛮暴力的社会带来公平和法制，打破奴隶身上的枷锁，从土地中收获财富，种下商业和教育的种子，帮助整个民族追求幸福，消除痛苦，还有什么理想比这些更加美好，更有价值，更能激发我们的努力？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理想激励下，丘吉尔也认识到，大英帝国的实际作为并没有表面看来的那般美好。
当我们从瑰丽的理想转向丑陋的现实，不同的观点会油然而生……在征服和统治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空隙，而这空隙中填满了贪婪的商人、不称职的传教士、野心勃勃的士兵，以及说谎成性的投机家，他们搅乱了被统治者的视听，也激发了征服者卑鄙的野心。任何有思想的人看到这些罪恶的迹象，都很难相信通过污秽的道路会达到光明前景的说教。
无论是好是坏，是圣洁还是污秽，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从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大英帝国时代殖民统治的产物。现在的问题不是讨论大英帝国主义是否有污点，它当然有，但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另辟蹊径，找到一条不这么血腥的现代化之路？从理论上说，这或许可能。但是，从实践中来说呢？我希望读者在读了本书之后，能够自己作一个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