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游戏规则

2012年9月21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简讯，标题是《苏富比与北京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低调宣布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婚约”。报道轻描淡写地透露：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苏富比拍卖行已与中国一家国有企业达成协议，组建了一家合资企业，以“使增长惊人的中国市场资本化”。苏富比宣布，它将与北京歌华艺术公司联手，尽快在中国大陆设立首家国际拍卖企业。两家公司同意分享免税库房设施，苏富比为该合资企业提供120万美元投资作为“嫁妆”。苏富比拍卖行的新闻稿称，“中国及其不断增长的收藏阶层，已成为本公司最具吸引力的增长市场”，促成了“独特而具有开拓性”的合作协议。

事实的确如此。中国正积极发展艺术品的市场运作和娱乐消费，通过拍卖艺术品，从而培育更多高贵的百万富翁。与苏富比的合作协议只是又增添了一个例证而已。而收藏家、古董商或专家学者等内行人士则在寻求中国艺术市场的根本性改变。对他们而言，中国仍未出现多少明显的转变信号。在过去十几年的上升时期，中国政府也在努力收复在混乱的历史时期被掠夺流失的艺术珍品。同时，为阻止大规模掠夺和非法出口古代文物，中国也加强了相关法律措施。为此，2009年，北京与华盛顿签署了一个被很多人忽视，却极其重要的协定：禁止美国进口一系列中国文物，包括至少有250年历史的纪念性雕塑和壁上艺术品。

因此，北京批准与苏富比拍卖行合作，或许是在寻求抢占拍卖经营的先机，借以应对自己正在开展的文物回流运动，收复历史上被作为战利品掠夺的艺术珍品。那场运动早有先兆：2000年，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家拍卖行曾在香港兴办奢华的“宫廷收藏拍卖”。而当时的中国尚未真正进入角色。在佳士得的主要拍卖标的中，有两件青铜兽首（牛首和猴首）。凑巧的是，苏富比拍卖行也将拍卖一件青铜虎首。圆明园是清朝皇帝的夏宫，其中有座大水法喷泉，那里装饰着十二生肖兽首，牛首、猴首和虎首即为其中之三。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了圆明园，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那些兽首很可能在此期间被偷窃。中国国家文物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文化财产保护的公约，要求两家拍卖行停止拍卖那几件青铜兽首。

北京的抗议并未说服两家拍卖行的决策者们。它们的新闻发言人解释说，1987年，苏富比曾在纽约拍卖出售过青铜猴首，当时中国并未发出任何抱怨之声。1989年，在伦敦拍卖牛首时，情况也是如此。然而时代在变迁，在许多方面对中国政府吹毛求疵的香港居民，这次却不约而同加入了喧闹的抗议，反对即将进行的“帝王”文物拍卖活动。示威者们高声呐喊：“停止拍卖！让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但拍卖会仍继续进行。

2000年兽首拍卖的结局可谓悲喜交加。在竞拍争夺战中，中国保利集团胜出，使三件青铜兽首回归中国。佳士得拍卖行的猴首和牛首，拍出了200多万美元。苏富比拍卖行的虎首则以180万美元落槌。那次拍卖，是中国政府代理机构为收复文物艺术品首次参与的公开竞拍。“本周发生了历史性事件，”苏伦·梅丽仙在《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说，“它将对国际获取文物的方式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生肖文物的所有权之争由来已久，目前仍在继续进行。作为国际艺术市场资深监察员，梅丽仙一如既往对此事造成的冲击进行了敏锐评估。

那三件兽首凯旋北京后，被放入新建成的保利艺术博物馆展柜。此后，该馆成为从私人收藏收复艺术战利品的庇护所。这种行为堪称彻底颠覆了中国政府以往一些特殊时期对文物的态度。就在几十年前，文物还属于被人肆意痛斥谩骂的“四旧”，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到处串联，可以任意砸烂博物馆展柜，对博物馆研究员肆意恐吓。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蜿蜒曲折，收复文物只是其众多转变中的一个。也许这种改变只是印证了一个古老、充满智慧的民间谚语：“竹子风前把腰弯，暴雨过后再挺立。”

因此，即便年轻人尖叫痛斥“四旧”，伟大舵手毛主席本人却对考古学家赞赏有加，称他们担负着科学见证中国辉煌历史的重任。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一个统一的、不再遭受国内外暴力侵扰的中国，最终得以大规模开展考古发掘活动，针对古代遗址发掘，发放了上千件合法挖掘铁铲。1974年，对秦始皇兵马俑进行的考古发掘令这种发掘活动达到了高潮。古都西安附近的一个农民，偶然发现了那支阵容完整的军队。那些真人大小的陶俑士兵，被证明是中国第一个皇帝死后生活的护卫。秦始皇是一位独断专行的现代主义者。据说他曾焚书，把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推入火海，将自己的新帝国命名为秦。秦兵马俑的发现颇具讽刺意味，立刻引发了国内外极大的兴趣。中国从那支冻结军队中，选取了一些代表，送往国外进行一系列展览，可以说那是中国对外国最温和的攻势。

此后，中国的发掘活动繁荣兴旺，文物市场也是如此。在国外，收藏家对源于中国的各类艺术（书法除外）似乎都有贪得无厌的胃口。更令人惊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市场需求同样充满活力。据报道，2005年，中国80多家拍卖行的文物艺术品销售额超过了15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一倍。据美国盖蒂基金会会长詹姆斯·库诺（James Cuno）估计，那是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家拍卖行同年在美国拍卖中国艺术品销售额的25倍（后来又传说，那个总额包含了成功竞拍但买家未付款的数额）。而且，库诺的估计并未包括中国大陆遍地开花的地方画廊和古董店。到了1980年（原文如此，应为2008年），中国大陆的拍卖行，几乎卖出了价值20亿美元的艺术品，大多数明星拍品被私人竞拍所得。随着经济增长，中国的艺术市场也是水涨船高。根据美国《财富》杂志推算，2009年至2010年，中国亿万富翁的数量从64人升至115人，年增长率80%。各类艺术品销售直线上升。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超越了纽约和伦敦，成为世界艺术品市场的领头羊，占据了全球销售额的33%，相比之下美国占30%，英国占19%，法国占5%（据设在巴黎的法国艺术市场信息公司监测）。北京一份光彩夺目的半官方月刊《今日中国》高调宣布了那条新闻。2011年3月，该杂志指出，拍卖价格最高的十件中国艺术品，只有一件在国外拍卖（2005年伦敦拍卖的一件元代雕塑），标志着低潮已过的“划时代改变”。当然，中国的拍卖繁荣也是起起伏伏，不付款现象使拍卖销售总额虚高。2012年，中国的艺术品拍卖总额放慢了前进步伐，被美国超越而退居次席。不管怎样，中国以毛主席（1976年去世）不曾想象的方式，完全实现了他老人家“古为今用”的座右铭。

但是，在考古学家看来，新生亿万富翁的文物收藏热情也附带着一个令人沮丧的阴暗面。如梅丽仙所说，中国成千上万的边远古代遗址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无拘无束非法盗掘浪潮的冲击”。梅丽仙是最早（1994年）报道这种现象的记者之一。她写道，东亚艺术市场正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过去几年，经非法盗掘者之手流入香港艺术品交易市场销售的文物可谓泛滥成灾。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文物销售一直算不上多，而如今在香港销售的文物中稀有艺术品越来越多。人们预料它们来自一些最重要的考古遗址”。的确如此，那是一种非法盗掘犯罪行为。但是，梅丽仙对香港拍卖的一件汉代青铜像记录道：“你能怎么‘隐蔽’？一块高达66厘米的金属，要经陆地一路运达沿海。而这个国家的监管可是以警惕性之高闻名于世啊！”（注：拍卖商在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所享有的经营自由一直胜过内地，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和之后都是如此。）

20多年前，梅丽仙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对中国历史的肆意践踏”。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如何作答的呢？考古学家始终如一地发出自己的警报。“看到目前发生的一切，真让人震惊，”最近，北京大学的魏征教授对英国《卫报》记者说，“考古学家只是跟在盗墓贼身后跑。”他的同事雷兴山教授进一步说：“过去我们常说十墓九空。现在由于盗墓，已变成了十墓九个半空。”中国考古学家们尖刻地引用了一句农民的口号：“要想富，挖古墓。要发财，开棺材。”

一个世纪以来，虽然中国明令禁止，但对古遗址的肆意糟蹋仍在持续不断地发生。1913年至1914年，新诞生的中华民国制定颁布了法律，禁止迁移“古物”。1930年，又实施了更加强硬的法规。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化了那些法律措施。为确保法律实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设立了文物局。1961年，中国出台了更严格的法规，扩大了受保护艺术品的定义；涵盖了“反映各时代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1982年，中国颁布了《文物保护法》，将所有石窟寺、古墓葬发现的文物列为国家财产，并且增添了新内容：允许私人拥有“属于集体或个人所有的传世文物”。实际上（正如詹姆斯·库诺和其他人所指出的），此举包含了某种默认，即国有企业已开始向如饥似渴的收藏家出售来自政府库房的罚没艺术品。在此方面打头阵的，则是精英特权阶层。

毋庸置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物保护工作，的确值得树碑立传。根据官方统计（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35万处历史遗址，包括墓葬、宫殿、石窟、寺庙等，绝大多数未被考古发掘；时间涵盖自青铜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贯穿一系列封建王朝至1911年。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拥有中国那样丰富的先人遗物。北京大幅度增加了文物保护经费，这一举措值得称赞，其中部分来自文化旅游，尤其是涌向西安及其兵马俑军队的游客。与此同时，当地盗墓者被曝光、惩罚的消息也偶见报端。十几年前，中国政府部门发现，在佳士得拍卖行准备在香港拍卖的拍品中，有一组来自承德避暑山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地）的被盗佛像，那件事情成了头版头条新闻。持有那批文物的经销商被拘押，他一口咬定偷盗者对他隐瞒了文物出处。把文物退还国家后，他获得了释放。后来，当地负责保护避暑山庄的官员受到了审判，被判有罪，最终因偷盗158件文物被判死刑。据说，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物盗窃案。2003年5月，《华盛顿邮报》派遣约翰·波姆弗雷特（John Pomfret）前往香港报道那次流拍活动。他记述了一个传播得更为广泛的传言。一位匿名市场人士告诉他，尽管中国加强了文物保护，但“在过去的20年中，文化珍品的流失数量依然十分惊人”。

造成那种破坏的原因绝不仅仅是掠夺。文物保护主义者认为，文物破坏还源自中国正处在急速发展中对电力、灌溉和现代化的轻率步伐。他们以2009年竣工的三峡工程为例，建设大坝的目的是为贫困地区提供新能源，同时驯服阴晴不定的长江水，为此淹没了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批评者们宣称，）为拯救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古代遗址，国家拨付了专项经费。但是经费的使用显得有些敷衍了事。很快，那些将被淹没的古墓葬变成了盗墓者的天堂。在中国其他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喀什、拉萨、西安等拥有丰富文化埋葬层的地方，还有历史圣地和历史街区，被毫不留情的热情夷为平地，让位于高层住宅、呆板的办公大楼以及千篇一律的体育场。

这些事件表明，在中国文化政策的构成中，机会主义要远远超越意识形态。邓小平执政以来，北京的文化官员具备了年轻一代人的现代观念。他们主张繁荣艺术市场，乐意接受来自国外的有益意见，悄无声息地淡化了以前的教条。这种复杂局面似乎解释了北京对受西方影响的绘画、电影、摄影、建筑和音乐态度的改变。在密切追踪关注这种变化的外国人中，没有人超过迈克尔·沙利文（长期以来，他是英国的首席汉学家，直到2013年去世）。20世纪40年代以来，沙利文一直与中国在世的艺术家交朋友，撰写与他们有关的文章，收藏他们的作品。2001年，他在《现代中国艺术》一书中这样评价：“20世纪，许多中国最好的艺术作品都具有政治共鸣，有的显而易见，有的含沙射影，为那些作品增添了优势或活力……新颖、自由、自主企业的产生、商业化，外国批评家的兴趣以及艺术画廊等，或许依然飘忽不定，却已开始在北京、上海创造一个艺术世界，并且越来越具有国际范儿——即便它们在内容上有异，至少在风格上如此——同时，对众多呼吁获得关注的年轻艺术家而言，诸如表演、现代雕塑装置、大型拼贴艺术等崭新艺术形式，已演变成对他们的一种激励。”

此外，海外对中国骚动艺术世界的热爱，也成为毛主席之后中国意想不到的外交资产。2002年，北京在一个西方首都极具象征意义地设立了第一个文化中心，它位于巴黎的塞纳河畔。新的巴黎文化中心展示了从青铜时代雕塑到概念艺术的作品，受到广泛欢迎。2008年，中国在那栋石质建筑（曾为拿破仑·波拿巴后裔居所）的旁边，增建了一座现代建筑，使房屋面积从原有的1700平方米，增加到4000平方米。中国示好的其他国家，同样得到了设立文化中心的待遇。2011年，中国的9个海外文化中心主办了2500场活动，吸引了60万观众（根据中方统计）。中国还计划筹建10个文化中心。北京的《中国画报》出版了题为《文化繁荣昌盛的十年》的专刊，对上述情况进行了重新统计（2012年10月）。该画报对中国诸如“软实力”等新发现大加赞赏，以异乎寻常的轻描淡写口吻，解释了北京文化外交进展缓慢的原因：“在长期遭受孤立后，中国缺少在境外展示其现代文化的基本条件。”

然而，中国的文化攻势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第二战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针对非法转移的艺术珍品，北京的文化艺术官员们重新审视了其中长期存在的不满。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算可以不受利欲熏心的实用主义影响，以崇高的原则基础对待文化问题。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人等义愤填膺地回顾“世纪之辱”（1840—1949）。那时，中国备受外国人的欺辱，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为享有特权的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划出了租界。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更是被迫同意合法进口毁灭灵魂的毒品——鸦片。

中国的不满和冤屈，源于人们普遍认可的历史观。但是，西方则强调：帝制时代的中国自身封建守旧，它以腐败、软弱无力，自残式地挑衅一般的外交惯例。而且，1911年封建帝王垮台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主要对手，一直是土生土长的军阀和日本侵略者。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在获取中国艺术杰作，特别是北美博物馆展示的那些巨大建筑装饰和纪念性雕塑方面，西方人的狂热要远远大于顾忌。底特律博物馆的研究员本杰明·玛曲撰写过《我们博物馆中的中国和日本》（1929年出版）一书，那是第一部有关美国博物馆藏品的详细目录。玛曲在书中小心翼翼地写道：“在今日美国，任何有思想的收藏家，或许都会对自己一些最珍贵藏品的获取方式深感遗憾。与此同时，他们珍爱、尊敬那些藏品，视其为世界伟大艺术作品。”

基于同样的认识，2005年，北京开展了一个文物收复项目，对1860年至1949年从中国拿走的博物馆级别艺术品进行确认。中国官员援引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估计：在47个国家至少200家博物馆中，收藏了167万多件中国文物，而目前私人收藏中国文物的数量，估计要比上述数字多10倍。中国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说：“绝大多数文物或被入侵国偷盗、被外国人偷盗，或被外国人以极低价格从中国军阀手中购得，之后再走私出国。”为获得确实证据，中国派出了调查团组，对主要西方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收藏的东亚艺术品来源进行核查。

调查团组对西方博物馆的访问，推动北京开展一场签约运动，2004年以来，北京开始寻求与华盛顿签署一份协议，以限制进口中国文物。那份协议类似于美国与意大利、危地马拉、萨尔瓦多、秘鲁、加拿大、塞浦路斯、柬埔寨和马里签署的双边协议。北京的签约要求遭遇了挑战。各大博物馆的馆长、学者、古董商和收藏家，从四个主要方面对北京予以反驳：其一，北京没有采取适当措施保护本国的古代遗址；其二，在东亚动荡年代，无价的中国文物在国外确实得到了安全保护；其三，在西方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展出的重要文物，确实提升了西方公众对中国艺术的兴趣；其四，不管怎样，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也在积极支持国内文物市场的发展，从而刺激了对文物的疯狂掠夺。詹姆斯·库诺对那些辩论进行了加工，将其收集编辑成了《谁的文化》（2012）一书。

尽管如此，2009年，美国国务院批准了基本上反映中国关注问题的双边协定。其有效期为5年的附属《谅解备忘录》规定：“限制自旧石器时代至唐代的文化、考古物品以及具有250年以上历史的纪念雕塑和壁上艺术进口到美国……没有中国政府颁发的有效出口许可或其他适当文件，此类考古文物不得进入美国。”

时至本书撰写时，除了下文将提到的一个例外，中国尚未对任何国外博物馆有争议的重要藏品正式提出过返还要求。相反，中国已利用其市场力量，使那些臭名昭著的掠夺历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个例外便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的1860年，围攻北京的英法联军从皇家园林圆明园掠夺的文物。鸦片战争150周年纪念时，中国发出呼吁，要求归还从那座具有象征意义皇家宫殿掠夺的所有文物。在中国人看来，那是一种肆意破坏，与英国额尔金伯爵破坏希腊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大理石雕塑的行为如出一辙，而额尔金事件，要比破坏圆明园早半个世纪。事实的确如此，下令火烧圆明园的，正是英国人詹姆斯·布鲁斯。他是第八代额尔金伯爵，也是臭名远扬的雅典卫城掠夺者的儿子。

实际上，老额尔金的声名狼藉属于罪有应得，而他儿子因火烧圆明园而落得臭名昭著，在西方却尚有一些同情者。1860年，英国还在混乱、痛苦不堪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的泥潭中手忙脚乱，之后又发生了长达两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在中国的5000名英国士兵中，有许多人参加过这两次战争冲突中的至少一场，对战利品怀有强烈嗜好。而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危机四伏的中国统治者还在忙于对付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人们一般认为那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死亡最为惨重的内战，夺去了多达两千万条人命。同时，英国与路易斯·拿破仑皇帝的法国结盟，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在克里米亚，英法联盟被证明令人不满。在英国议会中，英法联盟的主要拥护者是老迈的辉格党首相巴麦尊勋爵。他的侵略主义言辞招来了自由派主要成员格莱斯顿、理查德·考顿以及约翰·布赖特等人连珠炮似的口诛笔伐。他们的论战火花四溅。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以战争应对战争，还是以英国文明使命应对封建傲慢。

唇枪舌剑的辩论主题全都汇集于1860年对宏伟的圆明园的破坏。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十几公里处（当时北京已是大都市，人口至少100万）。它规模巨大，别致优雅，庄重威严，不仅仅是六代满族统治者的游乐场，圆明园对于中国，如同凡尔赛宫对于法国。只是前者毫无疑问地比后者大两倍（事实上，18世纪时，乾隆皇帝见过凡尔赛宫的照片。圆明园中有专门仿其设计建造的建筑）。圆明园布局精巧，它的内部核心区域包括了6000多亩有炫目的喷泉和弯弯升起的拱桥的绝美花园。园中的宫殿、庙宇、宝塔、图书馆、剧院以及科学家工作室、哲学家亭子，还有模拟的购物场所买卖街，构成了某种仙境。在设计上，圆明园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与伪欧洲巴洛克建筑风格，海晏堂属于后者最典型的例证。在海晏堂的入口处，环绕着一个精致的生肖喷泉和水钟，代表中国生肖的12种动物依次沿喷泉排列。生肖兽首的设计者是郎世宁，他是耶稣会传教士，也是久居皇宫的宫廷画师。正午时分，所有动物一起喷水。其他时候，每个动物按所设定的12时辰定时喷水。

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被催眠后曾在梦中写过一首诗歌。圆明园真实再现了其中描述的壮观欢乐场景：那里的明媚花园有蜿蜒小河相伴，古老的森林如山冈一样久远，高墙高塔四周环绕，池中金鱼不停欢跳。诗中还预警式地写道，“欢乐苍穹的阴影/已在波浪之中摇晃”（实际上，柯勒律治写作该诗，受到的是圆明园以北的元代夏宫的启发）。1860年10月7日，成千上万的英法联军士兵，发现自己闯入了帝王住所，那里到处都是搬得走的皇家财宝：珠宝、瓷器、绘画、雕塑、金装古籍以及能够想象的各种家具、绫罗绸缎长袍、头饰，甚至还有北京哈巴狗（当时京巴狗还不为欧洲所知）。

在一阵阵狂呼乱叫中，英法两国军队执行了破坏圆明园的命令。英国高级专员额尔金勋爵不情愿地单方面下达了命令。法国军队倒是乐意参与其中（虽然法军指挥官卡森·德·蒙托邦试图撇清自己与那场混乱的干系）。据说，破坏圆明园的极端行为发生在中国禁卫军扣押、拷打并虐杀12名欧洲使节（包括《泰晤士报》记者托马斯·鲍尔比）之后，目的是向中国传达英、法联军的同仇敌忾。欧洲人认为，中国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战争法典。

额尔金成了西方复仇的代表，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他不是英国辉格党首相巴麦尊勋爵的支持者，私下里还用“愚蠢”一词形容那位勋爵的对华政策。在受命使印度产的鸦片在中国合法销售时，额尔金痛斥英国的“商业恶棍作风”。他在日记中写道：“虽然我被迫采取近乎野蛮的行动，但在这方面，我完全是中国的朋友。”1859年，额尔金奉命进攻并占领北京。他再次在私下表示了异议：“一般想法认为，如果我们对大棒的随意使用足够到位，便可在中国随心所欲。我反对那种观点。”然而，令额尔金伤感的是，他与掠夺中国皇家园林的行为不可磨灭地联系在一起。如同诗人柯勒律治的诗句描述，至今，那个不祥阴影仍在中国麻烦不断的欢乐苍穹上不停徘徊。那么，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虽然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事后检讨，对英法联军哪支部队引发对圆明园施暴，其战利品如何分配，以及珍宝最终落脚何处等问题，至今仍是语焉不详。芝加哥大学的何伟亚对有关圆明园暴行的报道进行了研究。那些报道可谓针锋相对。何亚伟把各执一词的分歧归因于国家竞争、名誉问题和对掠夺行为日益高涨的批评。2005年，他分析总结道：“无论英国还是法国，在对方看来似乎都不愿承担破坏圆明园的责任。如果需要一个替罪羊，他们自然就想到了中国人。”额尔金勋爵本人也同样为自己辩护。他坚持认为，破坏圆明园是意在向优柔寡断的中国皇帝及其诡计多端的谋士传递一个必要信息，而不是针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他称自己的目的“不是掠夺，而是为报复留下郑重其事的痕迹。（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使我们深感震惊和愤怒”。

事与愿违，额尔金下达的命令，却使中国皇帝与自己的人民团结起来。他们对“外国鬼子”毫无意义、羞辱性地破坏国宝的行为同仇敌忾。圆明园多达200多座建筑被付之一炬，所有能拿走的东西均被拿走（法国人抱怨英国人具有不公平优势，他们拥有骑兵马匹，可以拖运更沉重的战利品）。至于圆明园遭受破坏的总量问题，有着大量的权威证词。加内特·沃尔斯利上校是参加过克里米亚和印度作战的荣誉老兵，他回忆道：“当我们第一次进入花园时，它使人想起童话故事中描绘的某个奇妙之地。”然而，到了10月19日，“我们从那里行军开拔，留下了一个遭受破坏的空荡遗址”。（后来，沃尔斯利成为有关小型战争的御用专家，被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称为名垂千古的“现代少将”。）另一位可靠的证人是查尔斯·戈登上尉，他曾在英国皇家工兵部队服役。之后不久，由于在协助清政府平息太平天国起义中英勇善战，他以“中国戈登”之名广为人知。“你很难想象，我们付之一炬的建筑是多么美丽辉煌。”他对一位朋友写道，“烧掉它们真让人心痛……对一支军队而言，那是丧失士气的卑劣行为。每个人都因抢劫而疯狂。”（3年后，戈登在指挥中国“常胜军”洋枪队时提出辞呈，以抗议虐待战俘。1885年，戈登死于苏丹伊斯兰圣战者之手，死后被人称为“喀土穆戈登”。）

法国的见证者也同样赞叹了那片皇家园林魔幻般的美丽，却把毁掉建筑（百分之百令人遗憾）与掠夺（可以说是战胜者的特权）区别对待。莫里斯·德·哈里森伯爵曾经担任法国军队的翻译，坚称自己只是抢劫过程中的一个旁观者。他对法国人的观点进行了详细阐述。如德国作家威廉·特罗伊尔在《艺术掠夺者》（1960）一书中所摘录，哈里森伯爵坚持认为最初的计划是任命3名英国、3名法国指挥官，由他们按惯例分配战利品，并确定哪些珍品送给维多利亚女王，哪些送给拿破仑三世皇帝，之后再向所有级别的士兵分配其他战利品。然而，抢劫开始后的第一个下午，当马车从主要皇家宫殿把货物拉出来时，发生了如下情况：

人们聚集起来，观望那一过程。其中既有法国和英国的步枪兵、炮手、骑兵，也有阿尔及利亚骑兵、酋长，还有中国苦力。所有人都瞪大眼睛四处张望，干渴的嘴唇透着贪婪。突然，一个传言通过不同语言流传开来：“他们把最好的东西拿走后，才轮到我们！”“见鬼去吧！我们要分享蛋糕。我们已经受够了。什么马丁？什么杜兰特？”他们大笑着向前猛冲，军纪开始涣散……中国人也突然升起一股爱国主义贪婪。他们对自己说，复仇的时刻到了——请原谅我做如此表述——他们宁可从清王朝手里抢劫生活面包，也不让野蛮侵略者独享所有的意外之财。

英法联军士兵们听到此消息后（此时传言当然已变得极其夸大其词），他们的渴望随即变成了愤怒。他们先是说：“中国人要独吞那些珍宝！”之后又说：“中国人要把所有地方烧个精光！”一群狂热的暴徒涌向大门。卫兵被推搡到一边，夹杂着士兵和平民的人群蜂拥而入，后面紧跟着英法联军的士兵。他们被召集过来，原本要驱逐闯入者。很快，大家都对各自喜欢的东西下手。

莫里斯·德·哈里森伯爵似乎认为，在疯狂人群涌入巨大的圆明园地界后，英国人表现得更有纪律。他们很快制定了有条不紊的制度，用以分配战利品，仔细安排记录每天的拍卖活动。法国人则似乎是各行其是，横冲直撞。然后，哈里森伯爵遵循英吉利海峡两岸由来已久的传统，以讽刺挖苦的口吻，提出了一个富有教化寓意的判定：“当然，英国人也习惯于用鞋跟踩住亚洲人民的脖子。必须牢记的是，他们的军队由外籍军团组成。在外籍军团看来，抢劫是战争的基本法则之一。”此外，他最后还增补了一句挖苦：如果英国人先于法国人抵达拿破仑三世的夏宫，“他们当然会不失时机地抢夺皇帝陛下（拿破仑三世）的财产”。

从那时到今天，法国也有一些人超越了民族主义的揶揄。在评价高卢人的作为时，被引用得最多的只有简单的一句。听说英法联军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后，维克多·雨果（他憎恶拿破仑三世）给法国媒体写了一封公开信。“我们自称文明人，称他们为野蛮人。”自愿到海峡群岛流放的雨果写道，“那就是文明对野蛮犯下的罪行。”（为此，当今中国在圆明园遗址上，为那位法国文学巨匠塑造了雕像。）

抛开道德评价不提。无可争辩的是，对圆明园实施抢劫后，整船整船的瓷器、珠宝、家具、绘画、服饰、刀剑和雕塑等，起航一路向西。奉献给法国路易皇帝和尤金尼娅·拿破仑皇后的战利品保留在枫丹白露宫，至今仍是那里专门收藏中国艺术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伦敦，1861年拍卖季（以及后来许多拍卖活动）的亮点都是那些带有高档的“源自圆明园”的标牌的东方珍宝。在进贡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众多战利品中，有一顶据说是中国皇帝戴过的帽子，还有一只活泼的北京哈巴狗，那是西方见到的第一只京巴狗。维多利亚女王本人授予了那只小狗一个恰当的小名“战利品”（Looty）。

掠夺（Loot）一词源于印地语Lut，后者又源于梵文的lotra，意为“抢劫、掠夺”。1800年，在中国和印度的英国人，已开始在会话中使用该词。两次鸦片战争和印度民族大起义后，掠夺一词传遍全球（如霍布森-乔布森“英—印标准词汇表”考证）。简言之，这个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欧洲帝国时代的产物。占领者对被占领人民财产争论不休的占有权也是如此。一方面，战胜者提出了获取战利品的权利，拿破仑将此特权发挥到了极致。法国的卢浮宫里装满了拿破仑从意大利、中欧、西班牙、低地国家和埃及掠夺的文物精品。另一方面，战胜者对被占领人民的贪婪掠夺，早已是臭名昭著。古罗马时期，西塞罗对此有过辩论，他对西西里岛总督费雷思的掠夺行为给予了严正谴责。

然而，1860年时，与战争期间道德有关的成文法典尚未成形。惯例成为对占领者进行限制的传统制动器。但是，那些惯例模棱两可，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在欧洲，荷兰出生的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曾对其法律缺失进行过阐述。惨绝人寰的30年战争后，格劳秀斯提议制定世界性战争准则。一个世纪以后，他的提议再次受到推动。1758年，瑞士外交家埃默里赫·德·瓦特尔撰写出版了《国际法》一书，建议制定对所有交战方具有约束力的正式法规，对被俘战斗人员的生命、权利、财产，以及受困于被占领地区的平民实施保护。格劳秀斯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效果；即便对交战者违反惯例予以保护的战争法，也是模棱两可，成为一纸漂亮文字。

因此，1814年，当1500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士兵闯入华盛顿，一把火点燃白宫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时，英国入侵者因严重违反“文明战争规则”而广受谴责。麦迪逊总统更是谴责英国人“破坏优美纪念物和艺术”，表明他们是“有意亵渎人道主义原则”，可能引发一场“破坏和野蛮四处蔓延的”战争。英国人则对美国人反唇相讥，称英国军队的少将罗伯特·罗斯是一位老兵，在西班牙参加过半岛战争，他曾三番五次向美国人提出谈判，均遭到拒绝。而且，不管怎样，美国军队也曾4次入侵加拿大，把加拿大位于前线附近的整座城池夷为平地（在美国人举办的1812年战争200周年纪念活动中，那些往事极少被人提及）。

长话短说。在帝国时代鼎盛时期，掠夺一词进入了外交谈判。从那时起的游戏规则一直是伪善、双重标准、道貌岸然的大道理，根据不存在的法律申诉以及幕后的讨价还价。到了190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和领土都在不超过12个国家的统治之下，包括加入战利品争夺战的后起之秀美国，它刚刚把夏威夷、菲律宾和波多黎各据为己有。

1900年4月，美国纽约的卡耐基音乐厅举办了热闹非凡的美国“大一统传教联合会议”，来自美国各地的1000名教会代表参加了会议。那次会议对中国具有象征意义。在开幕式致辞者中，有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前总统本杰明·哈里森以及后来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传教士们是“世界英雄”，麦金利总统对会议代表们说，因为他们“用智慧和真理之光，点亮了盲目崇拜和迷信的黑暗”。世界英雄不但传播了基督福音，也带来了有用的贸易，推动了新工业，鼓励了“法律发展和组建政府”。实际上，传教士是国家建设者（一个当时前所未闻的措辞）。如果有什么地方更需要、更渴望传教士取得的成就，那个地方一定是中国。会议进行期间，还在音乐厅举办了教会展览，其中展示了大量中国物品，以及500多张照片，介绍了“天国”的壮观和贫穷，使中国成为最受会议关注的国家。

那只是美国对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认知上的光明面。1888年，本杰明·哈里森展现了不太值得称道的另一面。在接受共和党竞选总统提名时，他对有关禁止“外来种族”（中国人）入境的移民法表示支持，称“使中国人最终与美国人民同化，这既不可能，也不令人向往”。那是美国两党的共同观念。同年，民主党竞选总统提名人克利夫兰州长，称中国人“对我们的法律缺乏基本了解，不可能与我们的人民同化，会对我们的和平、福利事业带来危险”。

西方自认为高人一等，中国人对此充满戒心。1900年，情况进一步恶化。对北京（当时西方人称之为Peking，中文发音为Beijing）的围攻，使那一年被人铭记于心。这场围攻就是很快便为人所知的义和团运动。在美国和欧洲人看来，围攻北京只是一场道德闹剧，勇敢的西方人打败了被误导、决心屠杀无辜基督徒的野蛮人。当代媒体报道、少年小说、好莱坞电影（包括1963年查尔顿·赫斯顿和艾娃·加德纳主演的一部电影）以及大量外交官、士兵、牧师和记者的传记，无不反复强调这个基本观点。在被围困的两个月期间，北京使馆区里面约有1000名外国平民，包括记者。1900年8月，他们被一支多国救援军队解救，那种情况前所未有。

在那场大戏结局的参与者中，有十几位美国人冲锋在前。麦金利总统强调说，他们发挥了突出作用。同年早些时候，麦金利总统宣布了（针对中国的）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政策规定，今后，所有国家平等享有进入中国的权利，颠覆了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相互争夺的势力范围。（实际上，如乔治·凯南在1951年出版的《美国外交》一书中所观察到的，那只是一种华而不实的策略，目的是帮助麦金利再次当选总统。凯南认为，在美国吞并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后，该政策显得既不新鲜，也不具有操作性。“我们自己建立了差别对待制度，与门户开放的政策自相矛盾”。）

中国东部的山东省贫穷，人口密集。义和团运动在那里兴起，引发了中国的义和团危机。1897年至1900年，山东遭遇持续干旱，农田荒芜，变成了一片焦土。而山东的低洼之地，则遭受黄河洪水淹没。不久前，山东那片受灾区域被作为德国势力范围划分给威廉二世皇帝。随后，传教士、铁路建造者、城市开发者、啤酒酿造者（中国最著名的青岛啤酒即起源于此）等涌入山东。1897年，两名天主教传教士被杀。作为补偿，德国皇帝要求德国有权建设一个新的海军基地和天主教堂，由中国政府出资。否则，他发誓说，中国人将会感受到“德国人的铁拳重击他们的脖子”。德国的威胁之声在回响，北京的封建官僚们既无能为力，也不愿向山东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

那个事件成了一个导火索。几个月之内，义和团运动发展成一股遍及全国的敌对武装。它的成员凶猛，相信自身刀枪不入。义和团运动公开声明自己的使命是驱逐或惩罚全体洋人，特别是天主教皈依者。1900年春天，义和团的人数急剧成倍膨胀，他们把那一年视为宗教复兴的新曙光。1990年，史景迁出版了《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他写道，缺乏协调组织领导的义和团成员漂泊进入了北京。他们“身着红黑混杂的制服，或戴黄头巾、红绑腿，腰间缠着护身符”，在大街上游荡，开始骚扰，并时而杀害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当义和团对欧洲工程师和传教士实施杀戮，甚至掀翻铁轨、烧毁车厢、砍断电话线时，洋人的担心变成了惊恐。

发生那一切时，英国正陷入1899年至1902年的布尔战争。战争以“黑暗的一星期”开始。其间，英国的传奇部队被满脸大胡子的南非农民打得灰头土脸。在南太平洋，美国军队在努力安抚刚被解放的菲律宾人，镇压那里竟然不领情的菲律宾游击队。同时，中国仍处于恢复之中，它输掉了1894年至1895年与崛起的邻居日本进行的中日战争，结果是日本占领并控制了朝鲜。同一时期，俄国商人和哥萨克人正在中国清朝统治者的家乡满洲加紧秘密活动。世界各地的霸主，似乎都在遭受围攻。英、美、法国的政治家忧心忡忡，迫切想要在新世纪曙光到来之际找到出路，重获西方传统的军事活力。

中国出现的义和团运动简直就是魔鬼送来的礼物，它变成了慌乱的欧美和正崛起的日本的完美陪衬。趁中国当局犹豫不决，义和团占领了环绕北京使馆区的大街。1900年6月，年迈的慈禧太后迫切希望获得公众支持，她冒失地与义和团运动站到了一边。慈禧太后抗议外国人欺人太甚：“他们压迫我们的人民，亵渎我们的神灵。老百姓深受其苦，每个人都希望报仇。这就是勇敢的义和团追随者焚烧教堂、杀死基督教徒的原因。”当时，大约有1000名西方人（包括日本人）以及约2000名中国基督教徒把自己封闭在北京定义明确的使馆区。不出所料，洋人很快推选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担任他们的指挥官。他衣冠楚楚，蓄着长髯，胡须打蜡，是英国派驻清朝宫廷的公使，也是一位在埃及参加过殖民战争的老兵。

义和团切断交通线后，外国使节、家属，以及中国基督教徒乱作一团。他们在鞑靼城墙（现存的内城墙）和临时障碍物后，勇敢地面对狙击手的枪弹、疾病和饥饿。聚集在北京天主教北堂的人群也岌岌可危，他们的指挥官是狂妄自大、具有领导力的皮埃尔·玛丽·阿方斯·法维尔主教。但是，义和团并未对那里发动大规模进攻。除了北京，在有城墙环绕的天津（当时，美国人和英国人将其拼写为Tientsin），义和团包围了一个孤立无援的外国人租界区，其人群中包括年轻的采矿工程师——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赫伯特·胡佛。西方人对可能发生大屠杀的恐惧四处蔓延。喜欢打嘴仗的八国领导人搁置了争议，同意组建一支国际救援队。最终，它扩大为一支拥有4万强壮士兵的联军。联军士兵来自大英帝国、新晋的自信心满满的美国、沙皇俄国、威廉皇帝的德国、法兰西共和国、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萨瓦王朝统治下的意大利以及日本帝国。

8月14日，西方救援军队冲进首都北京，驱散了已是手忙脚乱的义和团。至此，对北京长达55天的围攻告一段落。慈禧太后及其朝臣落荒而逃。随后是惩罚性和约，战胜者强迫中国支付大量赔偿，数额是其1900年总收入的4倍。此时的“天朝”已是低三下四，沦落为仆人，任由外国主子们摆布。而且，慈禧太后跑路后，八国联军还占领了故宫，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在那些岁月里，仍频繁发生对艺术藏品的掠夺。

1908年，慈禧太后寿终正寝。1861年以来，她一直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发迹时，只是一名美貌的满族四等后妃。在一个幸运之夜，她被选中与清代第9任统治者咸丰皇帝同眠，并生下了咸丰皇帝唯一的儿子。那个孩子便是同治皇帝，他在6岁时继位。他的母亲慈禧，则如英国联合摄政王一样执政。同治在19岁时驾崩。慈禧摇身一变，成了自己侄子——光绪皇帝的养母和摄政者。慈禧本人意志坚定，充满才智，使自己的统治得以延续。她经历过起义、军事惨败和大饥荒，都幸免于难，还挫败了清王朝的改革尝试。慈禧生活奢靡，身着黄袍或镶有3500颗完美珍珠的披肩时，显得光彩照人。

但是，慈禧身上体现出的正是中华帝国丧失的东西：对帝国价值和领土主权的自豪感。1912年2月12日，第12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溥仪被迫退位。后来，他成了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傀儡统治者。最后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了一位园丁。

在战胜者西方人看来，义和团运动似乎被定义成了黑暗之子与光明之子之间的战斗。光明之子获得了胜利，加速了一个衰老的中央王国应得的土崩瓦解。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自吹自擂的情况也逐渐消失。在1949年后的中国，狂热的义和团运动以早期反抗帝国主义的起义获得了新生，只是时而误入歧途。欧洲和美国的修正主义者则强调，中国基督徒与义和团之间的冲突属于互殴。在一场内战中，双方的伤亡人数都很可观，据称多达12万人。历史学家奥德·阿内·维斯塔德居住在英国，他在《中国与世界》（2012）一书中写道：“2000年，当梵蒂冈将被义和团杀害的116名天主教徒封为圣徒时，中国外交部指出，那些人同样也是‘作恶多端的罪人，他们强奸、抢劫，从事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活动’”。在美国，奥柏林学院对其1902年纪念碑文进行了修订，称该院毕业的死于义和团之手的传教士属于“被屠杀烈士”。奥柏林学院位于美国俄亥俄州，被认为是具有自由思想的艺术学院。该院师生对此进行了广泛争论。之后的1995年，该院又为纪念碑新增了一块牌子，纪念同在百年前义和团运动中被杀害的中国烈士。

总而言之，几十年前，哈佛大学的沃尔特·兰格出版了《帝国主义外交》（1935年首次出版，1951年修订）一书，提出了今天被认为属于修正主义的观点。当时，兰格在此研究领域出类拔萃，“总的来说，在应对义和团运动及其余波方面，欧洲外交官们没有多少值得自豪的作为”。他写道：

自1895年至1900年，在对待中国方面，欧洲一直缺乏任何敬重，缺乏任何理解。对欧洲人而言，“天国”只是一个有待其充分开发利用的巨大市场，是一块如同牛排一样供其宰割的辽阔疆域。在西方外交通信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对东方情感的欣赏，或对其变革中遭遇的卑劣行为有任何同情。欧洲的绝大多数记录都属于此类内容。武力是和平之父，铁拳是成功对付中国的唯一方法。

兰格的上述观点，得到了莎拉·派克·康格（她是时任美国驻北京公使埃德温·康格的妻子）私下描述的印证，“如我在北京这里所见，我不奇怪中国人为何憎恨外国人”。1899年，她在给侄子的信中写道：“中华帝国不属于外国人，可他们经常显得凶猛、冲动。中国人被当作狗一样对待，根本没有任何权利。难怪中国人有时候会咆哮、会咬人。”在康格女士经常提到的居高临下的美国人中，恰巧有其丈夫的副手、一等秘书赫伯特·斯奎尔斯。此人方下巴，当过骑兵军官，在义和团围攻北京使馆区期间，成了指挥官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的参谋长。他们两人一致认为有必要借机教训一下中国人，让他们永生难忘。此举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多国部队抵达北京不久后发生的掠夺活动中，那位一等秘书会拿出东西外卖。

随着义和团成员四处逃散，北京的枪声平息下来。“解放者”们举办庆祝游行，军乐队吹吹打打，彩旗高举飘扬，很热闹。同时，惊恐万状的商贩们则打出了这样的标语：“尊贵仁慈的先生，请不要向我们开枪！”1900年8月28日，八国联军士兵与外交使团队伍一起，胜利穿越天安门，进入不再神圣不可侵犯的紫禁城。国歌奏完，讲话结束后，“解放者”们一路穿越宫殿区，对宫廷太监的怒目视而不见。他们在曾经不可亵渎的皇帝宝座前大摆姿势照相，开始夺取他们能够抓住的一切。

1992年，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了《慈禧太后传》，那是他撰写的有关慈禧太后的修正主义传记。他在书中写道，随着掠夺愈演愈烈，西方人“开始了一场针对中国人的大屠杀，与其假定罪行远不相符”。胜利者的正义来得迅速而残暴。电影胶片记录了普通中国百姓目瞪口呆凝视被砍掉的人头的恐怖画面。绝大多数外国人——外交官、士兵、牧师——都参与了被《悉尼先驱报》称为“掠夺狂欢”的活动。许多非军事人员也与那场掠夺狂欢脱不了干系。很快，记者们对狂欢中的大屠杀进行了记述。狂欢持续了数个星期，而不是几天。掠夺狂欢遍及北京的各个角落，而非只限于北京郊外的一个区域。所有那一切，都与四十年前对圆明园进行的掠夺形成了鲜明对照。

其他事情也有了改变：战争法则。要说有哪个标志性事件经常被忽视，那就非亚伯拉罕·林肯莫属了。他颁布实施了第一部全面、定义清晰、文明的战争守则。1863年4月24日，林肯总统签署了《第100号通令》，形成了有关对待战俘、敌方拥有财产以及“战场战利品”的书面规定，其用语明白无误。该命令第35、36条明确规定，保护“古典艺术作品、图书馆、科学藏品”，通过和平协商确定其最终所有权。

因此，麦金利总统（其本人为美国内战老兵）发出命令，要求在北京的美国军队停止掠夺活动，结果是枉费心机。担任八国联军统帅的德国陆军元帅冯·瓦德西伯爵也是同样失望。他随后写道：“涉及艺术品掠夺，每个国家都相互推诿。事实上，所有国家无一例外，都疯狂参与了掠夺。”彼得·佛莱明是编年史作者。1959年，他出版了有关帝国战争编年史的《围攻北京》一书。佛莱明写道，“毫无疑问，那种公然破坏艺术的行为应受到谴责”，“但是，复仇精神广为流传，北京城已陷入混乱之中，有一半城池已被抛弃。人们或许会问：掠夺刚发生时，是否有可能予以制止？掠夺一旦开始，再进行阻止就变得更不可能。肮脏的抢劫活动持续了数月”。

在掠夺后举办的重要艺术品拍卖活动中，从北京掠夺的艺术品仍未被视为掠夺物。恰恰相反，英法联军1860年对于所获的战利品大言不惭地称其“来自圆明园”，这有助于抬高其竞拍价格。1900年以后，情况变得有所不同。掠夺活动在继续进行，但否认战利品出处，对其遮遮掩掩的做法开始流行。那种情况在美国使团一等秘书赫伯特·斯奎尔斯身上得到了印证。此人1901年9月离开北京时，携带了“装满几节车厢的中国艺术品，被专家们认为属于现存最为完整的收藏之一”。那批藏品大部分是瓷器、青铜器和雕刻，“从传教士和军队掠夺物品拍卖中购得”。

1901年，《纽约时报》发自北京的报道也是如此。报道进一步说，斯奎尔斯曾试图将其收藏捐赠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据大家说，斯奎尔斯是一位时髦、留长髯、野心勃勃的外交家。之前在常驻日本期间，他已开始收藏瓷器。来北京任职后，他便开始与古董商们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他的助手中文流利，其妻哈里亚特·巴德·伍德考克属于社会名流，善于编织社交网。在他们的协助下，斯奎尔斯成了一名见多识广的古董买家。但是，他本人是否参与了抢劫活动？媒体的报道对他参与其中深信不疑，甚至还有人说，斯奎尔斯的一些顶级藏品购自法威尔主教。后者是斯奎尔斯所属教堂会众的天主教牧师（主教否认自身有过错行为，但承认卖出过一些东西，目的是向大批饥饿群众提供食物）。据目击者说，首批进入紫禁城宫殿区进行抢劫的人中，包括美国使馆的那位一等秘书。

还有更多的迹象表明，人们的道德观念正发生改变。乔治·斯托里是纽约著名博物馆的一名重要研究员。当《纽约时报》一名记者问他接受“被掠夺的艺术”是否合适时，他辛辣地答道：“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不接受被掠夺物品。”接着进一步解释说，“我认为，任何宣称斯奎尔斯的捐赠与掠夺物有关的说法，都令人气愤。我听说，斯奎尔斯是一位绅士，拥有美国顶级的瓷器收藏。博物馆理所当然地认为斯奎尔斯先生的收藏是正当所得。他是一位绅士，那没有问题。我认为，博物馆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接受那批藏品。”

显而易见，到了1901年，掠夺已转变成人们不能接受的行为。人们期望捐赠者至少要显得德行高尚。因此，一个世纪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借这次转变的机会，以正式公开的道德规范来挑战西方的收藏家、古董商和拍卖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毛主席的继承者们学会了使用资本主义工具去纠正西方帝国大厦的不人道行为，甚至赢得了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喝彩。可以假设，北京的复仇因子，或许已大胆涉足完全属于偷盗的阴暗面。

如前所述，中国激进的文物收复运动始于香港。2000年，中国正式要求佳士得和苏富比拍卖行撤除其拟在香港拍卖的三个青铜兽首。随后在2003年，发生了第二次交锋。那次的捕获对象，是一个青铜野猪或猪（有不同名称）的兽首。中国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私下以130万美元的价格将其购回，回购的出资者是澳门企业家、赌场大王何鸿燊。那件青铜喷泉兽首也轰动地在保利博物馆内展出。中国国家文物局肯定赞扬了何鸿燊的“爱国行为”。随后发生了第三次交锋。2005年1月，中国集邮公司准备发行一套十二生肖邮票，使用了四个已回归兽首的形象，其余下落不明的8个兽首形象，则借助了艺术想象。2007年10月，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宣布了一个具有挑衅性的专题拍卖：“清宫遗珍”，突出展现了十二生肖中的马首。“那是一件赃物，”国有上海博物馆的代表，买家许勇祥抗议道，“它不该出售，而是应该通过政府返还中国人民。”尽管那件青铜兽首有望拍出超过770万美元的高价，但苏富比拍卖行安排寄卖人与何鸿燊进行了私下协商。据说，后者为此支付了890万美元。中国再次将澳门赌王视为国家英雄，对其予以喝彩。那件青铜马首则加入了保利博物馆正在扩大的生肖动物群。

所有那一切，引发了最能产生共鸣的最后乐章，并在另外两件流失的兽首——兔首和鼠首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2009年2月，巴黎艺术市场特别推荐了当日特色：佳士得拍卖行即将开拍“伊夫圣罗兰珍藏”，拍品由那位前女装设计师的伙伴皮埃尔·贝尔挑选构成。在巴黎大皇宫举办了拍品预展，其中包括一个尖鼻子鼠首和一个大圆眼睛兔首。那场拍卖会涵盖了从印象派到奥斯曼帝国瓷器的拍品。在预热宣传时，佳士得拍卖行刻意保持低调，仅突出强调了拍卖标的中的其他亚洲艺术品。

那种做法未收到效果。中国愤怒抗议拍卖圆明园文物，两只青铜兽首占据了媒体的头版头条。北京的外交部指责该拍卖违反了国际公约，侵犯了中国人民的文化权利和感情。为阻止拍卖，85名中国律师在巴黎提起了诉讼。法国主要中文报纸《欧洲时报》出版人杨咏橘，代表海外华人发声：“拍卖被盗物品，令人无法接受。”学生们则挥舞森林一样的标语牌，游行示威。周超是法国一所理工学院的学生，他一边散发抗议小册子，一边说：“我们希望，法国人民能理解我们的合理合法要求。”

佳士得拍卖行仍肆无忌惮。该公司的决策者决定继续拍卖，坚持认为拍卖活动完全合法。青铜兽首竞拍时，叫价十分踊跃。最终，一位匿名电话竞拍人，拍得了兔首和鼠首两件青铜器，总成交价相当于3600万欧元。后来显示，获胜竞标人叫蔡铭超，是一位收藏家，也是中国“国宝基金会”的代表。他宣布：由于两件兽首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是被盗文物，他不会为此付款。

在随后产生的各种杂音中，西方评论家回想起，实际上，那些生肖喷泉从未良好运转过。而且，不管怎样，它们的设计出自欧洲人之手，并非纯正的中国货。皮埃尔·贝尔也在其中搅和，节外生枝地提出了人权问题，称如果中国改变对西藏的政策，他会无偿返还两件青铜兽首。2013年4月，此事最终落幕。时逢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访问中国，法国亿万富翁弗朗索瓦·亨利·皮诺承诺将兽首归还中国。显然，他家族所属的公司持有那两件兽首（皮诺家族拥有艾特密公司，掌控着一系列奢饰品品牌，包括古驰、宝缇嘉等，更重要的是，还包括伊夫圣罗兰公司和佳士得拍卖行。艾特密公司与中国大陆的生意几乎占其经营额的10%）。

中国宫廷流失文物数量巨大（中国人估计约有160万件），此类文物返还的要求，究竟到哪里算是尽头？这是一个好问题，但还缺乏可信、符合逻辑而又公正的准确答案。只要无法达成共识，这种不确定的状态就将继续维持。同时，人们的怒火也难平息，针锋相对的抢劫有可能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新闻：2010年8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皇后宫，一群盗贼潜入皇家宫殿的中国馆。他们打碎了3个展柜，在几分钟内携带一大批“古老、精美的中国展品”逃之夭夭。一位瑞典文物专家宣称，随着过去几年中国艺术品价格的飙升，它们有可能被冒险运往中国。

新闻：2012年1月，英国的伍利沃利斯拍卖行拿出一个金盒子拍卖，上面装饰着小珍珠、珐琅和带有花纹的玻璃嵌板，盖子上附带优美的题字：“1860年10月从北京圆明园掠夺，（签字）：国王骑兵卫队队长詹姆斯·冈特。”据拍卖行发言人说，那些文字会使拍品的潜在价值增加50%。他又补充道：“冈特队长有可能从圆明园拿走了金盒。他不认为它是盗窃物品，而是把它当成了战利品，当成一个伟大成就的纪念品或者奖赏。”此举在中国立刻引发狂风暴雨般的抗议。然而，铭刻确实抬高了拍卖价格。金盒子的落槌价相当于764694美元，卖给了一位匿名中国竞拍人。那人再次拒绝付款。

新闻：2012年4月，盗贼们闯入了英国都汉姆大学东方博物馆的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展厅，拿走了一个中国清代大玉碗和一件瓷雕，两件展品的总估价达到200万英镑。玉碗的年代是1769年，出自查尔斯·哈丁爵士的收藏。它们先后伴随麦克唐纳（1901—1981）收集的战利品来到都汉姆。麦克唐纳是英国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曾在亚洲和非洲担任外交官，善于排解纠纷。后来，英国警察逮捕了两名涉嫌参与偷盗的嫌疑人。之后，两件展品被警察追回。

新闻：2012年5月，英国警察逮捕了两名嫌疑人，确信他们参与了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的盗窃案。该案涉及18件珍贵中国文物，绝大多数是玉器。

新闻：2013年1月，在被挪威警方称为胆大包天的一次盗窃活动中，卑尔根市科德博物馆的中国收藏中，丢失了23件中国艺术品和文物。它们属于约翰·威廉·诺特曼·马特（1864—1935）收集的战利品。马特是一位探险家，当过兵，参加过镇压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多国联军。这是三年间第二次有明确目标的盗窃行动。2010年，盗贼们拿走了56件藏品。卑尔根市艺术博物馆馆长厄兰·霍思登认为，那些盗贼有一个“购物清单”，因为“他们完全清楚自己要拿什么东西”。

新闻：2013年9月，数百名英国警察开展了全国性的黎明搜捕行动，逮捕了17名男子和2名妇女。他们被指控谋划偷盗了菲兹威廉博物馆的文物，绝大多数文物已被追回。此后，警方在欧洲范围内开展了一项有关偷盗博物馆珍贵藏品的调查，认为那些东西被中国收藏家“订购盗走”。

上述事件是否包含何种寓意？会不会是有人订购了被盗藏品？到底是谁卷入了“文化黑客”的事件当中？考虑到中国在经济和外交方面的重要地位，为解决诸多的历史争议应该采取哪些合乎情理的措施？当然，一个好的开端是：美国人应彻底交代自己是如何、为何收藏了中国——本书的主题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