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通往中国之路蜿蜒盘旋

与博物馆任何有价值的藏品一样，一本书的出炉，也该有个来龙去脉。本书的写作源于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哈佛大学档案中的偶然发现。当时，我们正为撰写《阴影下的竞赛》（Tournament of Shadows）一书开展研究。那是我们的前一部作品，描述了俄国、英国和美国如何争夺中亚统治权。那本书的主角是欧雷勒·斯坦因。他出生于匈牙利，是古代丝绸之路遗址的探险家。20世纪30年代，斯坦因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赞助下，实施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命运多舛的探险活动。当我们仔细翻查那些档案时，谢林发现了一个文件夹，里面装满了信件，字里行间充满了苦不堪言的描述。写信者是一位年轻人，名叫劳伦斯·史克曼，收信人是他的导师、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兰登·华尔纳。谢林让我留意师徒之间的往来信件，特别是其中讲到的中国北方的龙门石窟，还有那里用巨大石灰岩雕琢而成的不朽塑像。一千年以前，龙门石窟曾是佛教朝圣者的神圣目的地（现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

当时，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简称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刚刚开馆（1933年），得到了大笔资金（1100万美元）捐助。为了给该馆征集亚洲艺术品，史克曼踏上了漫漫旅途。但是，史克曼一路上麻烦不断，四处求援。龙门有上千个无人看守的石窟，宛如迷宫，盗贼遍地。当地农民根据买主的订单偷盗。龙门石窟的艺术珍品现身于北平（今北京）穷街陋巷里的古董店。史克曼该如何行动？具体来说，他是否应该收集《文昭皇后礼佛图》的浮雕碎片？十几年前，兰登·华尔纳本人曾去过规模巨大的龙门佛教石窟，也面临过同样的难题。华尔纳魅力十足，喜欢天马行空。这一次，他对史克曼提出了深思熟虑的建议。他直言要求史克曼刻不容缓，先把浮雕拿下再说，费用由福格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分担（最终，《文昭皇后礼佛图》落户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史克曼此举属于掠夺还是事实上反倒保护了文物？这是一个争议不断的问题。在中国陷入混乱期间，那里的古代遗址很容易成为盗贼、肆意破坏公共财产者以及收藏家竞争者下手的目标。事实的确如此，史克曼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普艾伦（也是哈佛学子），他在试图弄走龙门同一洞窟中与《文昭皇后礼佛图》相邻的一块浮雕，即《北魏孝文帝礼佛图》（目前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明星展品），它刻画了一位皇帝和侍从拜佛的场景。所以，对于文物保护和收藏，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当我们参观丝绸之路上的佛教遗址敦煌时，这个问题再次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为给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文物，兰登·华尔纳曾尝试用简陋胶水揭取敦煌壁画。我们的地陪导游用手指着壁画墙上的洞孔，义正词严地痛斥犯下那些恶行的“外国鬼子”。

对我们来说，这并非完全陌生的领域。谢林拥有艺术史学位，做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黄金时段文化主题纪实节目的制作人，最近还担任了《考古》杂志的特约编辑。我本人曾担任《华盛顿邮报》驻外记者，其间曾获准休假撰写《考古的娱乐》一书，之后我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撰写了由《纽约客》杂志连载的《被掠夺的历史》，以及《艺术博物馆——权力、金钱和道德》（一份为20世纪基金会撰写的报告）等作品。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社论时，我曾定期回归东半球。

我曾与谢林合作，写过3本有关国际政治的书籍。在2011年，我俩同时应邀成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2012年秋季学期的高级研究员。对我们这种有此兴趣的人来说，那是份无法拒绝的邀请（与我们同时受邀的还有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教授威廉·罗杰·路易斯）。

然而，前往牛津大学做研究员还有一个附加条件：我们得搞一个研究项目。我们想到了哈佛大学的那些档案，想到了我们对中国考古遗址的实地参观考察。我们决定做这样一个课题：西方收藏家们如何、为何被中国艺术弄得神魂颠倒，并使美国的博物馆永久受益？我们的研究项目获得了牛津大学的批准。抵达圣安东尼学院后，我们便着手演练，对研究项目进行试水：与学者会面，旁听讲座，参加研讨会，一头钻进恰如其名的“赛克勒美术图书馆”的宽敞书架中。

玛格丽特·麦克米兰是圣安东尼学院的院长，出生于加拿大。与我们进午餐时她问我们，是否了解加拿大多伦多市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亚洲藏品。我们对其一无所知。但是后来我们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使其在本书中单独构成一章。到了学期结束时，我们确信，我们所选的研究项目层次丰富，埋藏着许多意外惊喜。其中包括难以自拔的收藏家、激情洋溢的博物馆研究员以及精明睿智的古董商等。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被人遗忘，但人物形象绝对妙趣横生。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亚洲艺术收藏在增长，中国的艺术市场和博物馆文化在繁荣兴旺，我们却找不到任何与其有关、为非专业读者撰写的书籍。于是我们又进行了两年研究，最终完成了读者手中拿到的这本书。

前往圣安东尼学院前，我们向专家朋友们征求建议，特别是艺术史学家约翰·奥奈恩斯以及退休的大英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朗西斯·伍德，请他们向我们推荐牛津大学的权威人士，以便我们与其研讨。他们提到了两个人——克雷格·克鲁纳斯和迈克尔·沙利文。前者是牛津大学首位专攻亚洲艺术的教授，后者是资深中国艺术研究员。克雷格·克鲁纳斯出生于苏格兰，与我们会面时，他欢迎我们旁听他有关中国明代的讲座，那是他喜欢的历史时期。克鲁纳斯的讲座如行云流水，他以文字和图片，证实了其畅销著作《中国艺术》的中心主题，即“中国艺术”实属误称。在他看来，将书法、雕塑、陶瓷和绘画组成“同源整体”的倾向属于西方的发明创造，没有考虑到中华文明的真正规模、古老和多样性。在其讲座以及与我们的谈话中，克鲁纳斯强调，有必要对各类型中国艺术的变移性和特殊性进行评估，并引用自己的学术著作以及他曾在伦敦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担任有影响力的研究员的诸多经历，对此予以证明。

迈克尔·沙利文也同样有意思。他出生于加拿大，在英国成长。在战时的中国当过国际红十字会的志愿者。沙利文持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在斯坦福大学亚洲艺术系当过二十多年系主任，之后成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名誉研究员。我们在圣安东尼学院给他留了一张便条，向他解释我们的研究项目，请求与其会面。

几天后，我们学院的门房向我们转交了沙利文的手写回信。他写道：“好啊！我的公寓位于牛津大学偏僻的北部，何不来与我共进晚餐？”那时他已是94岁高龄，还在为他的中国夫人柯恩服丧；他曾把自己撰写的所有十几部著作全部奉献给了夫人。多年以来，沙利文征购了大约500件中国现代艺术品，其中的精选藏品正出借给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一个特别展厅展出。他的公寓没有电梯，房间正中悬挂着柯恩的肖像，房间里面塞满了中国艺术藏品。我们对那种场景似曾相识。他的助手是两位可爱的亚洲女人。她们迎接我们，忙着准备中意混合风味的意大利面。迈克尔·沙利文来到我们的面前。他个子不高，精力充沛，蓬起的银发如同王冠。随后他谈到自己六十年来一直与西方有关中国古代或当代艺术的陈词滥调进行抗争。我们谈到了当今先锋派艺术作品，那是他特别感兴趣的领域。沙利文对那些作品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充满矛盾，认为它们或局限于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模仿，或属于对陈旧传统艺术流派的重复。那真是一个令人回味的美妙夜晚。2013年10月，迈克尔·沙利文去世，享年96岁。他把自己喜爱的艺术珍藏全部遗赠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

我们在牛津大学的日子收获颇丰，也使我们对前面横亘的雷区有了预警。需要强调的是，本书既不是中国艺术史，也不是对它进行的批评分析。对那些未必多么富裕的收藏家痴迷中国艺术的原因，我们只是进行了推测。对于中国艺术，我们未用任何审美的刀斧进行加工修饰。与其相反，无论如何定义中国艺术，我们关注的对象是人，是那群像猫一样，被中国艺术弄得神魂颠倒的北美人和欧洲人。正如拿破仑喜欢幸运将军，我们更喜欢幸运的收藏家、博物馆研究员和古董商。他们使那个时代（1900—1949）的绝大多数年代成为丰收之年。在这群人中，收藏家有：著名的沃尔特斯父子、查尔斯·朗·弗利尔、摩根、小洛克菲勒及其夫人阿比、邓曼·罗斯、亚瑟·赛克勒、艾弗里·布伦戴奇；博物馆研究员有：兰登·华尔纳、劳伦斯·史克曼、李雪曼、波什·雷茨、普艾伦和方闻；古董商有：卢芹斋、山中定次郎和奥托·伯查德。同时，我们也描述了一些不那么走运的人物：多才多艺却莫名死去的乔治·凯茨，不幸被砍掉脑袋的清朝官员端方，以及明显死于自杀的鉴定家贝特霍尔德·劳费尔。我们还提到了纳粹分子爱德华·冯·德·海特，他行为怪异、另类神秘，把自己的大量收藏捐赠给了苏黎世的里特贝格博物馆和伍珀塔尔市的冯·德·海特博物馆。4位加拿大人也榜上有名：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创建馆长查尔斯·库雷利、英国圣公会主教怀履光、由皮毛商改行做古董生意的乔治·克罗夫茨，以及长老会牧师和甲骨文专家明义士。

在致谢中，我们对许多人表达了感激之情：一大批老少学者、博物馆研究员、古董商、档案管理员等。没有他们的必要帮助，即便再拖延十来年，我们的研究项目也难以完成。在故事叙述的每处重点，我们都努力考虑到相关的全球性和经济力量，考虑到波澜起伏、反复无常的艺术市场的关税、营业税。尽管如此，我们十分清楚，在选择性的叙述中，我们也会有所遗漏。一些大收藏家的珍藏值得给予更多关注，对此我们有些力不从心。这些收藏家有：查尔斯·贝恩·霍伊特，他的陶瓷已成为波士顿美术馆亚洲展厅的明星展品；“芝加哥最杰出的老处女”凯特·斯特奇斯·白金汉姆，为纪念姐妹露西·摩斯，她把数百件藏品捐给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阿尔弗雷德·皮尔斯伯里，他的青铜器藏品使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设计学院熠熠生辉；以及最近同样向上述学院捐赠的布鲁斯和露丝·代顿。至于本书其他不足之处，我们已向读者发出了预告，欢迎美丽世界的无数居民批评指正。对于迷人的大千世界而言，我们只是持有旅游签证的游客。

卡尔·梅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