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斯宾格勒的生平和著述
洪天富
斯宾格勒于1880年出生于德国哈尔茨山脚下的布兰肯堡小镇。父亲伯恩哈特·斯宾格勒继承祖业，从事采矿业，后因矿产资源日趋贫竭，便转行当了邮局的一名小小的官员。母亲保利娜·斯宾格勒出身于舞蹈世家，热爱舞蹈艺术。斯氏自幼从父亲那里承袭了地质学和矿物学所需的勘探和实干精神，还承袭了母亲的艺术禀赋和灵性，这对他日后的成长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并在他的文化形态学研究中有直接的体现。
1891年秋天，因父亲工作调动，斯宾格勒举家迁移到古老的大学城哈雷。在这里，他进了旨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并主要教授古典语言（古希腊文、拉丁文）的拉丁娜高级中学。在这所学校里，斯宾格勒的各种才能罕见地结合起来：他不仅在历史和地理方面成绩斐然，而且在数学方面崭露头角。他还经常到哈雷的剧院看戏，并陶醉于瓦格纳富于浪漫精神的音乐。也是在这所学校里，他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各种世界名著，例如莎士比亚、歌德、克莱斯特、巴尔扎克、福楼拜、司汤达、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他特别景仰陀思妥耶夫斯基。1899年10月，他结束了在这所学校的学习。由于心脏病的原因，他被免除服兵役的义务，得以在哈雷大学进行自然科学和数学方面的学习。
1901年夏天，由于父亲去世，斯宾格勒决定先到慕尼黑大学，然后到柏林大学，最后到哈雷大学攻读学业。1904年，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黎尔（Alois Riehl，1844—1924）的指导下，斯宾格勒撰写了有关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博士论文《赫拉克利特：关于他的哲学的唯能论的基本思想的一篇论文》。也许是受尼采的《悲剧的诞生》的影响，斯宾格勒试图在这篇博士论文中重新确定希腊文化的精神。在文中，斯氏努力把赫拉克利特打造成生命哲学的鼻祖之一。1904年4月6日，论文通过后，他被哈雷大学授予哲学博士的头衔。同年12月，他通过考试取得高中教师资格，随即开始了在中学的教学生涯，并于1908年在汉堡的一所高级中学任职，讲授数学、物理、历史和德国文学等。
1910年2月，母亲也去世，斯宾格勒继承了一小笔遗产，得以于1911年3月返回慕尼黑。在这里，他定居在放荡不羁的知识分子最多的施瓦宾区，他以鄙视的态度观察他们的生活。斯宾格勒在这里由于缺少爱和人世间的温暖而深感痛苦。也是在慕尼黑，他开始考虑写一本题为《自由与保守》的政论著作，以讨论当时在欧洲所发生的各种国际事件，例如1911年发生的阿加迪尔危机[1]和意大利对地中海沿岸的黎巴嫩海港城市的黎波里的袭击的意义。但是，随着思考的日益深入，他感到在那些国际性事件的背后似乎有一种“文化的命运”在起作用。雄心勃勃的斯宾格勒不再满足于对最近发生的政治事件做预测，他要用高瞻远瞩的历史的眼光考察这些国际性的政治事件。1912年，当他路过书店的橱窗时，突然发现慕尼黑大学古代史教授奥托·泽克（Otto Seeck）的《古代世界没落的历史》（Geschicht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Welt）一书，他茅塞顿开，把古代世界的没落和西方的没落联想起来，于是，“西方的没落”成了他那部旷世佳作的最后书名。经过三年的研究和八个星期的思考之后，他以飞快的速度一口气撰写了《西方的没落》的第一卷。1914年，第一卷基本就绪，可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该卷未能出版；到了1918年的夏天，也就是在德国最后失败前几个月，第一卷终于以异文（Variante）的形式问世。紧接着，斯宾格勒以更快的速度撰写第二卷；1922年4月，斯宾格勒一方面整理出版了第二卷，同时对第一卷重新进行修订。
《西方的没落》一经在德国和奥地利出版，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从前线回来的患有战后心理创伤的年轻士兵把《西方的没落》视为“约翰启示录”；哲学家卡西勒在《国家的神话》一书中盛赞《西方的没落》，称“可能以前从没有一本哲学书引起过这样的轰动。它被翻译成了几乎所有的语言，被各种各样的读者，诸如哲学家和科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学生和学者、商人和市民所阅读。这种前所未有的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这个时间[2]，我们中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人的话）已经认识到，在我们受到高度赞扬的西方文明国家里，某些东西已经腐朽了。斯宾格勒的著作以锐利有力的笔触，表达了这种普遍的不安”。[3]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我读着这些充满历史洞见之光的《西方的没落》的篇章时，我首次怀疑，我的整个探讨，在问题提出之前（更不用说找到答案了）就早已被斯宾格勒处理过了。”[4]这部篇幅达120万字的大部头著作，由于理论新颖和精当，加之语言叙述形象生动，自出版之后一再重版，其销量创下了这类学术著作的最高纪录。
一时间，“西方的没落”这个书名成了家喻户晓的口头禅和一个表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方社会危机加剧的流行词。1927年，黑塞在其哲理小说《荒原狼》里描述了魔剧院的各种演出海报，其中就有“西方的没落，减价入场，空前奇观”这一张。[5]
《西方的没落》不仅拥有广大的读者，而且受到评论界的高度重视。据统计，单单在1921—1925年，就有三十五部论述斯宾格勒及其《西方的没落》的著作。对斯氏的这部巨著，有褒有贬，言人人殊。赞誉者，例如恩斯特·波亚德（Ernest Boyd，1887—1946，美国评论家）称：“自尼采对欧洲思想留下其不可抹除的印记以来，在德国或欧洲其他任何国家，还没有一部哲学著作在其重要性、卓越性和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上堪与《西方的没落》相媲美。”批评和称赞参半者，例如阿瑟·盖耶（Athur Geyer，《西方的没落》英译者）则认为：“这是二十世纪的一部力作，这是一部真正里程碑式的著作，它既以其悲观主义令我们沮丧，又以其对我们的观念的有力挑战而令我们振奋。”请读者注意，是斯氏在此著作中宣扬的“悲观主义令我们沮丧”。我国学界也普遍认为，斯氏是一位历史悲观主义者；甚至有人认为斯宾格勒是历史悲观主义集大成者。为了回应评论界的批评，斯氏于1921年特意撰写了《悲观主义吗？》这篇文章，本书收录了此文。
斯氏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究，而是一位关心德国内政和作为西方浮士德式文明载体的技术之命运的社会活动家。为此，他作为魏玛共和国时期与纳粹运动同时发生的一场“保守的革命”的思想家，于1919年12月发表了政论性著作《普鲁士精神与社会主义》。在这部著作里，他不仅抨击了以英、法为主的西方国家强加给德国人的议会民主制，而且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影响下的共产国际，主张在德国建立普鲁士式的“威权性的社会主义”（autoritativer Sozialismus）。1933年8月，斯氏发表了《抉择的年代》这部时政著作，其中他一方面断然拒绝作为纳粹纲领之核心的种族理论，指责当权者把对权力的享受看作结果，并且想把这种只是暂时可以忍受的状态永远保持下去，指出法西斯主义产生于城市暴民中；另一方面对纳粹的狂热的信仰者们善言相劝，说正确的思想已被他们过分提高到自我扬弃（Selbstaufhebung）的地步。斯氏认为，纳粹取得的胜利并不是胜利，因为缺少对手。斯氏进一步指出：“这次夺权是在强大与软弱的混乱旋涡中进行的。当我看到人们每天大肆渲染地庆祝这次夺权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了疑虑。”因此，斯氏断言：“最初的那些伟大的诺言，将会在悲剧或喜剧中结束。”
《抉择的年代》刚出版时，并未受到纳粹党人的注意，所以书的发行量直线上升，1933年10月底，书的发行量超过十万册。直到三个月以后，纳粹当局才明令禁止该书的发售，并不准所有报章杂志提及斯宾格勒的名字。
斯宾格勒对纳粹运动有一个认识过程，随着他对它的认识的提高，对它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最初并不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在1932年7月31日和1933年3月5日举行的国会选举中，他投票支持希特勒领导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在1932年春的总统选举中，他支持参加竞选的希特勒，而不支持兴登堡。他向同情和支持希特勒的妹妹希尔德加特解释说：“希特勒是一个笨蛋，但我们必须支持他所领导的运动。”
但是，随着纳粹党在上台后胡作非为，他开始对之持批判态度。1933年3月18日，他拒绝了宣传部长戈培尔用电报向他发出的邀请，戈培尔要他在伟大的“波茨坦日”[6]在无线电广播电台里作简短的讲话。1933年8月，他在《抉择的年代》中用不点名的方式抨击纳粹及其所倡导的运动。
1934年6月初，他在多年之后头一回没有参加他所喜爱的瓦格纳的音乐会演，因为他不想坐在“褐衫党徒”中间观看瓦格纳音乐的演出。
1934年6月30日至7月1日，即所谓的“长刀之夜”，希特勒为了清除反对他的政权的保守的敌人和党内冲锋队反对派，利用党卫队逮捕和杀死了巴本[7]的助手容格和博塞，以及布莱多夫和施莱歇尔两位将军，还有许多冲锋队的高级干部及其首领罗姆。在希特勒策划和发动的清洗行动中，不少斯氏的朋友死于非命，例如他的挚友、著名的音乐评论家维利·施米特（Willi Schmidt）被错误地当成是希特勒下令谋杀的冲锋队分队长威廉·施米特（Wilhelm Schmidt）而被杀害。得知朋友的死讯，斯宾格勒怒火中烧，放声大哭起来。在朋友的坟墓上，斯宾格勒勇敢地斥责了纳粹党徒的血腥暴行。妹妹希尔德加特和斯氏的众多相识劝他到国外去，他都一一拒绝了，说“现在逃跑是胆怯的表现”。1935年10月，斯氏为了抗议尼采的妹妹伊莉莎白把尼采档案馆变为戈培尔的宣传的附属品，毅然退出档案馆的董事会。[8]
从失去友人的悲痛中恢复过来的斯宾格勒重新振作起来，在短短的时间里写下了将近三百篇几乎全都涉及国家社会主义的片段。在这些断简残篇里，他把纳粹主义的精神和道德品质概括为“种族白痴”，揭露新政权的方法是刑讯、杀人、掠夺、目无法纪。
1936年5月8日，斯宾格勒在其慕尼黑的住所里去世。在他的坟头上摆放着两本他在世时与他形影不离的书：歌德的《浮士德》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