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

“五四”已到了十八周年纪念的日子了。

“五四”有广大的意义；在中国社会上，思想上，有深厚的影响，是不容抹杀的事实。

但，另一方面，“五四”也有它的缺欠，有它的时代的限制也正不必讳言。

意义应该认识，影响应该发扬，缺欠也应该补充。

今日纪念“五四”，第一应该想到的是：“五四”所对付的问题，正是今日所应对付的问题。这个问题，经过十八年的岁月，非特未得解决，简直变本加厉，这是今日最值得深长思的。

在对内上，在思想上，“五四”代表的潮流，对于传统封建的思想，是加了重大的打击。这些年来，在思想上中国诚有了不小的变化，在学问上也有了显著的进步，在书籍的出版上表现的特别显明。但是封建思想的依然弥漫，也是不能掩盖的情实。

在思想上，如果把“五四运动”叫作启蒙运动，则今日确有一种新启蒙运动的必要；而这种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

关于这个新启蒙运动的内容，有三点特别可举。

第一，这个启蒙运动必是理性运动：必然要反对冲动，裁抑感情，而发扬理性。不迷信，不武断，不盲从，应该只是这个运动的消极内容。积极方面，应该更认真地宣传科学法，实践科学法。科学法的特点是切实，是唯物，是客观，是数量的，解析的（或说分析的），反对的是笼统幻想，任凭感情冲动。启蒙的本意本在开明，因而有思想自由，行动解放。没有理性，如何能有开明？如何能容得下思想自由，行动解放？启蒙的另一个说法是破除成见，打破传统，这也是要靠着理性的。理性的极致是辩证与解析。唯物，客观，辩证，解析，便是现代科学法的观点与内容，在这个新启蒙运动中应该特别表现的。

第二，在文化上，这个新启蒙运动应该是综合的。如果说“五四运动”引起一个新文化运动，则这个新启蒙运动应该是一个真正新的文化运动。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一种真正新的文化的产生，照例是由两种不同文化的接合。一种异文化（或说文明）的移植，不合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新思想新知识的普及固然是启蒙运动的一个要点，但为适应今日的需要，这个新启蒙运动的文化运动却应该不只是大众的，还应该带些民族性。处在今日的世界，一种一国的运动，似乎也只有如此，才能有力量。启蒙运动另一个主要特点本在自觉与自信。民族的自觉与自信固是今日中国所需要。要紧的是：不可因为国际而忽略民族，也不可因为民族而忽略国际。或也可以说，不可因为大同而忽略小康，也不可因为小康而忽略大同。

第三，由今日来回看，“五四”的一个缺欠是不免浅尝。对于一切问题都不免模糊影响。十八年来，在这上头，是颇有了长进了。因此，今日的启蒙运动不应该真只是“启蒙”而已，更应该是深入的，清楚的；对于中国文化，对于西洋文化，都应该根据现代的科学法更作一番切实的重新估价，有个真的深的认识。这样子，也才可以做到第二点所说的文化的综合。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应有个深切的了解，而不仅于皮相，庶几可以接受那因自然科学的发达与辩证唯物论的开展而产生的一种最新潮流，就是科学与社会的结合。许多人诟骂形式逻辑。其实形式逻辑究竟是什么，形式逻辑已经发展到什么样子，诟骂者并不晓得，也不求晓得。还有，一个完全不像懂得哲学是什么一回事，完全不像作过哲学研究的人，却会编一大本书讲怎样研究哲学！像这一类的情形，在新启蒙运动中，都该加以严正的矫正。

认识“五四”的意义，发扬“五四”的影响，补足“五四”的欠缺，除了加紧努力于“五四”所对付的对外问题外，不但在宣传上，而且在实践上，推动这个新启蒙运动应是今日一桩当务之急。而这个运动的总标语，一言以蔽之，应该是理性。理性的要义则在对于事物不只从一方面着想，不只作一方面的认识。趁这个纪念“五四”的机会，希望各方面的人士都肯把这一点放在计虑之中。

（《北平新报》，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二日，北平出版；《认识》，创刊号，同年六月，上海出版；又见《文摘》，第二卷第一期，同年七月，上海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