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老子思脉，批判现实乎

无论是世传本和帛书本《老子》，它们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它所具有的强烈的批判性。其一，便是对当世侯王政治的批判；其二，是对儒家治国理念的批判；其三，便是对君王们生活作风和行为准则的批判。可以说，《老子》一书的最大特色，便是它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老子》思脉整体上是那个时代的反动：

“民之饥，以其上食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其政，其民屯屯；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

“朝甚除，田甚芜。服文采，带利剑，厌食而齋财有余，是胃盗夸。”“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僭于欲得。”

批判的矛头直指“其上”。《老子》认为，有国者或当权者的“有为”“有欲”“不知足”乃是社会动乱的根由。老百姓吃不饱饭，是因为不种田的“脱产干部”太多。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大道废，安有仁义；知慧出，安有大伪；六亲又和，安有孝兹；国家乱，安有贞臣。”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在“老子”眼中，面前的这个社会已是民弥贫国昏乱，盗贼多有不见忠臣，仁义装扮已成大伪；百姓已经到了束手安分也是死，造反作乱也是死的地步。生逢乱世，百姓只好铤而走险乱中求生，死中求活了。

“以知知国，国之贼也；以不知知国，国之德也。”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如此犀利的话，不仅在当时是惊世骇俗之语，放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仍是惊世骇俗之语。胡适在《中国哲学史》中说：“老子反对有为的政治，主张无事的政治，是当时政治的反动。”胡适封老子为“革命家”，认为“老子对于那种时势发生激烈的反响，创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这些话语极有见地。

上述话语，无论放到康乾盛世，甚或“文革”时期，言说宣传者都会遭到流放杀头。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代的人说出这样的话语，即便不被杀头，也很难活得舒坦。这样的“老子”极有可能会像“少正卯”那样被孔子们杀掉。

这便是《老子》一书只能私下传抄，而不能公开宣讲，开馆授徒的原因之一。

《老子》的另一特点，便是对当时已成显学的儒学的批判。例如，帛书《老子·德部一》开宗明义地对儒学进行整体性批判：“失德而句仁，失仁而句义，失义而句礼。夫礼者，忠信之泊，而乱之首也。”儒学宣讲的“仁、义、礼”，不过是等而下之的政治伎俩。

针对孔子的“以德报德”“以直报怨”, 《老子》一书提出更具有宗教色彩的“以德报怨”观点——孔子出身贫寒（吾少也贱，多能鄙事），靠个人奋斗而出人头地，自然要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爱憎分明。但这种秉持义理的处世方法，不符合老子的“不争”和“无为”，也与《老子》所关爱所教导的对象，即“侯王”们的地位不匹配，因此老子要站在“反动”的立场上，给予批判。

针对儒学的有教无类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老子》提出“绝学弃智”“绝仁弃义”。认为“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夫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甚至搬出历史来作定断：“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儒家的所作所为，在《老子》的笔下成了“国之贼也”，而不是“国之德”。老子自认为，他们与儒学的区别便在于：“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之又，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以为。”

《老子》认为，现今是即将覆灭的“乱世”，根源在于侯王们的“有欲”和“不知足”。但侯王们的有欲和不知足乃是因为受到儒学的蛊惑。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因而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如果老子其人在孔子之前，先生的老子又怎能批判作为后学的孔子？难道世上真有一个活了160岁或200岁的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