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亚洲对世界的贡献
雅利安人对印度的影响
印度地区的文明具有鲜明的风格，似乎很少受到其他地区文明的影响，而是独自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文明。雅利安人来到印度半岛后没多久，就与他们在其他地方的同族失去了联系，在自己的道路上开始了发展。当雅利安人来到印度时，发现这里已经存在着一种文明，那就是达罗毗荼文明。和其他地方的文明一样，这个文明也是由当地的新石器文明独立地演化出来的。就像闪米特人征服并改造了苏美尔人的文明一样，雅利安人也给达罗毗荼文明带来了更新和进化。同时，雅利安人的文化也被当地的文化同化了，这也带来了文化的融合。
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河流域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主要集中在旁遮普地区，这里气候温和多雨，有大片草地能够放牧。在印度史诗《梨俱吠陀》中经常提到旁遮普地区的河流，但是只提到了一次恒河。随着时间的推移，雅利安人逐渐向恒河流域扩散了。起初，因为生产工具的限制，他们的扩张速度十分缓慢。但是到了公元前800年前后，由于铁器的使用，他们向周围扩张的速度加快了。此时人们的主要劳作方式也从放牧转向了农耕。恒河流域的热带季风气候让人们可以栽种稻子。比起从前栽种小麦和大麦，现在栽种稻子的产量得到大幅提升。因此，印度人口的中心从西北部向东部转移，东部诞生了强大的王国。
生活在印度的雅利安人和他们在西方和北方的近亲的生活环境十分不同。这里的气候更加温暖，经常吃肉和饮酒对健康有害，所以通常情况下，他们都吃素。在这片肥沃得几乎不需要耕种的土地上，他们能够得到想要的任何食物。这里的气候和收成都很稳定，使他们没有必要再去过游牧的生活。因为他们对穿着和居住条件的要求不高，所以导致这里的贸易活动不是很发达。每个肯种地的人都能拥有一片土地，而且只要一小块土地就足以维持生计了。这里的环境很安全，政治生活也很简单。印度自身的地理屏障能够阻止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入侵，所以这里还没有过霸权。这里没有海上贸易，所以没有远方来的商人，自然也没有海盗。
印度的主业从畜牧转为农业的过程中催生了很多新的行业，如木工、冶金和纺织等，这些行业对村庄的建设十分重要。因为粮食生产有富余，所以人们利用河流这个天然的交通线来运输粮食，贸易随之繁荣起来。最开始，贸易活动中还采取以货易货的方式，在大宗交易中，货币的单位是母牛，后来又出现了铸币。集中进行贸易活动的村庄，连同专门发展某个行业的村庄一起形成了早期的城市。在印度历史上的很多年里，都是足以使其他文明羡慕的幸福、平和的时光，像是一个安稳的梦。这里的贵族被称为“罗”。他们时常打猎取乐，他们中间流传着各种爱情故事。后来，在众多的“罗”中，兴起了一个大罗，他成为一个城邦的邦主。在他留下的历史轶事和传说中，他曾猎杀大象和老虎，还建造了整个城市。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生活也受到了影响。之前，印度的雅利安人的政治组织是由各个部落的首领组成的。首领们组成部落大会和长者议会。经济发展壮大之后，旁遮普地区和喜马拉雅山麓的部落被共和国取代了，而恒河流域平原上的部落被王国取代了。所有这些刚形成的国家中，位于恒河下游的摩揭陀王国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地下蕴藏的丰富的铁矿资源，很快强盛起来，把其他国家甩在了身后。摩揭陀王国因为有利的发展，成为后来的孔雀帝国和笈多帝国的大本营。
在公元前4世纪的摩揭陀王国出现了难陀王朝，这是最早为了建立强大的国家而有计划地开发摩揭陀拥有的宝贵资源的王朝。这个王朝开始开掘沟渠，建造灌溉工程，并形成了有效的税收制度。这些人被称作印度最早的帝国的开创者，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帝国，而是为帝国打下了基础。真正实现这个结果的是一个叫旃陀罗笈多·孔雀的人，公元前321年，他夺取了难陀王朝的王位，建立起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伟大帝国。提到孔雀帝国，就有必要引用一段孔雀王朝时著名的大臣考底利耶的一段名言，他说：“资源的宝库建立在矿产之上，强大的军队建立在宝库之上，同时拥有宝库和军队的人就能征服地球。”
由于印度的经济水平和政治环境都得到了发展，与之对应的是，社会结构也出现了重大的改变。起初，和其他地方的雅利安人一样，印度的雅利安人也分为贵族、祭司和平民三个等级。这时的几个等级之间不存在限制，比如只能在同一等级中通婚等。但是到了公元前500年的时候，种姓制度开始在印度兴起了。关于种姓制度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但是获得人们共识的一个理论是，肤色是种姓分级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在梵语里，种姓一词正是肤色的意思。
雅利安人和印度当地的土著人的肤色区别很明显，当地人的皮肤是黑色的。雅利安人把这些土著人称为达塞人，意思就是奴隶。雅利安人出于对自身种族的优越感，发展出四大种姓制度。这四个种姓是世袭的，不同阶层的人不能混合在一起。四个种姓中排名前三的是雅利安人自己的职业，分别是属于祭司的婆罗门、属于贵族的刹帝利和属于农民的吠舍。排名最低的种姓首陀罗给了达塞人。这些人没有社会权利，也不能参加宗教仪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起初的种姓划分逐渐与现实脱节了。因为要和其他地方的雅利安部落进行战争，印度的雅利安人有时要与达塞人部落结成联盟。有些雅利安人还和采用雅利安习俗的土著人通婚，混合到了一起。这时，一些达塞人中的祭司也成了婆罗门，部落中的首领变成了刹帝利。因为这些原因，如今在印度南部的黑皮肤的婆罗门同样是贵族，但是在印度北部的白皮肤的贱民们并不会因为肤色而得到较高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商人和一些地主被归为吠舍，普通的劳动者成了首陀罗。
如今，在这四个古老的种姓制度下，又产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种姓。这些种姓有几个基本特征。首先，种姓代表着特定的职业，银行家和商人通常是吠舍。其次，因为种姓是世袭的，所以婚姻有很多规定和限制。还有，对于一些食物和礼仪，各个种姓都有不同的限制。最后，每一个种姓中都有自己的道德标准，规定了这一种姓中的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比如赡养家人，完成各种婚丧嫁娶的仪式等。
在种姓制度之外还有一类人，这就是贱民，意思是不可接触之人。在今天，这些人的数量大约占到印度总人口的1/7。这些人天生就只被允许从事被认为是不洁的行业，如剥夺人或动物生命的行业。这些职业包括猎人、屠夫、刽子手、掘墓人、承办葬礼的人、制皮匠和清道夫。这些规定造成社会阶层的隔离。贱民们居住的地方与世隔绝，是偏僻的小村庄或者郊外。他们只能去自己的寺院祷告，用自己的水井饮水，必须避免污染其他有种姓的成员。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和有种姓的人在肉体上发生任何形式的接触。更极端的情况是，他们甚至不能进入种姓成员的视线范围内。一直到近些年，当他们从自己的村庄走出来时，还要敲打木板发出声音，警告其他人自己正在接近。
不但在生活中遭受歧视，贱民们还要承受心理的摧残，这些心理的摧残和肉体上的伤害一样使人变得残废。按照印度的因果报应说，一个人在前世的行为决定了现世的地位，所以，贱民们不应该抱怨，而是要在今世为前世的罪孽赎罪。贱民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来世地位得到改善，要实现这个愿望，就要在现世中恭敬地履行身为贱民的责任和义务。
因为宗教的影响和现实的法律，使得种姓制度至今在印度还得以留存。种姓制度不只是区分了不同的阶级，在各个种姓之中还有互相帮扶的规定，一个人只要遵从这些规定，自己的安全就能得到保障，所以种姓制度到今天仍然是组成印度社会的坚实框架。虽然这一制度面临着改革的冲击，而且由于现代社会的各种需求而受到了种种破坏，但是在印度的绝大多数人居住的农村地区，这一制度事实上还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乔达摩的诞生
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500年前后，一位伟大的人物在印度诞生了，这就是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他出生在喜马拉雅山下的孟加拉北部的部落中，这是一个共和制的村落，位于如今尼泊尔边境上的一个丛林密布之处。这个部落的统治者是释迦家族，乔达摩·悉达多就是这个家族的成员。他的氏族名称是释迦，姓乔达摩，悉达多则是他的名字。这时，种姓制度尚未在印度完全建立起来，婆罗门阶级有很强大的势力，并享有尊贵的特权，但是还没有到达印度的权力顶峰。不过，在深肤色的普通人和高贵的雅利安人中间，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分，实际上在这两类人中间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乔达摩是雅利安人，所以在早期，他所推行的教义也被称作“雅利安的道路”或者“雅利安的真理”。
很早以前，关于乔达摩·悉达多的故事由很多荒诞不经的传说组成，他的教义也通常被歪曲和误解，因为关于他的很多原始资料是用巴利语写成的。在最近的一个世纪中，因为对巴利语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他的真实生活和思想才得以慢慢浮现出来。到现在，我们能够对他进行一些合乎常理的解读了。
乔达摩·悉达多本身属于贵族阶层，他长相俊美且生活富有，在29岁之前，他过着和当时的普通贵族一样的生活。当时的文化生活并不丰富，除了一些吠陀时期的史诗，没有其他的文学作品。而且这些仅有的作品也是专属于婆罗门的，一般的知识就更少了。在自然环境方面，这里的北边是喜马拉雅山脉，南方是一望无际的世界。这里的贵族主要的娱乐生活是打猎和恋爱，这些人世间能够享受的幸福，他都享受过。在19岁时，他就和一个美貌的女子结了婚。在婚后很多年他都没有子女，他在丛林中狩猎、在田野里徜徉。但是就是在这样富足的生活中，他感到极大的苦恼。这种苦闷来自头脑和身心的健全以及实际的无所事事。尽管他十分富有，身旁又有美貌的妻子，他的生活中并没有不如意的事，但是心灵始终没有得到满足。冥冥中他似乎听到了来自内心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使他感觉到，他之前的生活只是生存而并非真正的生活，或者说，那只是一个无比漫长的假日。
正在他被这种心情困扰的时候，他遇到了几件事，改变了或者说启迪了他的思想。一次，他和他的车夫车匿一起出行，遇到了一个衰弱到极点的老人。这个老人衣不蔽体、驼背且衰老，但为他指点了思路。这时车匿说：“生活的道路就是如此，我们也都会变成这样。”这个老人还在他的脑海中徘徊时，他又遇到了一个患有重病、痛苦不堪的人，车匿又说：“生活的道路就是如此。”他见到的第三个景象，是一具暴露在野外的尸体。尸体因为腐烂而肿胀，已经被附近的鸟兽啃烂了，没有了眼睛，样子非常可怕。车匿再次说道：“生活的道路就是如此。”
每个人都要面临疾病和死亡，幸福无法被保障也无法被满足，乔达摩的心中充满了关于这些的思考。然后他和车匿又见到了一个在四处游荡的苦行僧。在这个时期的印度有很多类似的苦行僧，他们按照严格的戒律生活，花很多时间来辩论或者苦思冥想。因为在这片看似安逸祥和的土地上，有很多人在乔达摩产生困惑之前就已经发现了生活的烦恼。这些苦行僧据说是在探求生命中的某些深层的奥秘，现在，乔达摩也被这样的念头深深吸引了。根据后人的描述，当他在筹备这个计划时，他的妻子为他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乔达摩对这件事的评价是：“又有一个要解开的结。”
当他回到村里时，他的族人正在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为了这个新的族人的诞生，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宴会，还有舞女跳起了舞蹈。这天夜里，乔达摩在内心的痛苦煎熬中醒来，“好像一个被告知自己的房子着火了的人一样”。疲惫的舞女们躺在外室，在月光中他喊来了车匿，让他准备好马匹。他小心翼翼地来到妻子的卧室门口，借助油灯发出的微弱亮光，他看到她正在熟睡，身旁摆满鲜花，他的孩子在妻子的怀抱中。他很想在离开家之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拥抱自己的孩子，但是因为害怕惊醒妻子，他并没有这么做。他转身离开，来到月光之下，车匿已经备好了马等候着他。他翻身上马，飞驰而去。
在他和车匿趁着夜色疾走的时候，他似乎看到整个天空都是诱惑者摩罗的形象。摩罗对他说道：“回到家里去吧。如果你回去，我会让你成为这里最大的王。如果你还要向前走，注定会失败。我会永远跟随着你，你的情欲、愤怒和邪恶的思想会在你没有觉察的时候出卖你。你早晚都是我的。”
乔达摩和车匿在这个夜里走了很远的路，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已经远离了家族的土地。他在一条河边停了下来，用剑把一缕缕长发都削掉了。他脱掉了身上的一切配饰，让车匿把这些东西连同他的马和佩剑送回家里。他独自前行，过了没多久，就遇上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他和这个人交换了衣服，就这样，他摆脱了俗世的牵绊，开始自由地追寻终极的智慧。他向南方行进，来到了一个隐士生活的地方。这是温迪亚山脉的一个小支脉，距离拉杰吉尔镇很近。在山脉中的山洞里生活着一些隐士，他们偶尔会去镇上购置简单的生活必需品，也会向慕名而来的人们口头传授他们掌握的知识。
这样口口相传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两个世纪之后的希腊人苏格拉底与学生的讨论类似。在这个时候，乔达摩对于当时所有形而上学的知识都已经精通，但是以他的才智，这些学识并不能满足他。
在当时，印度人相信能够通过绝对的禁欲、绝食和自我折磨的手段来获得权力和知识，乔达摩也实践了这样的方法。他这时已经有了五个弟子，他们一起来到温迪亚山脉中的一个峡谷，在这里，乔达摩坚决地绝食，进行艰苦的修行，这也使他声名远播。当时的人们形容他像“悬在空中的一口大钟一样发出声响”。但是苦修没有给他带来真理。有一天，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但还是在竭力思考，突然间他晕倒在地，不省人事。当他从昏迷中苏醒之后，就已经明白，通过这种类似巫术的方法去追求真理和智慧是多么无稽。
从这时起，他拒绝继续苦修，开始吃一些食物，这让他的五个弟子十分惊讶。他这时已经意识到，只有通过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头脑，才能得到真正的真理。但是他的想法与当时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于是，他的弟子背弃了他，去往贝拿勒斯了。乔达摩这座空中的大钟不再轰鸣，他已经濒临崩溃了。之后的一段时间，乔达摩都在独自游荡。此时的他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在为了光明而求索。
当一个人的内心已经抓住了一个巨大的问题的实质，并且向前迈进时，他只知道一点点巩固已有的知识，并不清楚自己已经取得了怎样的成就。等到有一天，就像太阳突破天幕、黑暗中出现光明一样，胜利的成果最终显现。乔达摩正是这样。一天，当他在河边的一棵树下吃饭时，忽然达到了彻悟的境界。在这一刻，他似乎掌握了人生的所有奥秘。据说，他在树下整整沉思了一天一夜，当他起身时，他把自己悟到的心得传授给了世人。
这就是我们从史料中汇集的较为可信的佛祖乔达摩的经历，当然我们知道，还有一些更为神奇的传说。我们所处的这个星球上，必然会有一个人出现，这个人会对过去、现世和将来，以及人类的本质进行深入的思考。一般人是无法理解这种存在的。在用巴利文写作的故事中存在一些传说，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它。
“菩萨和魔鬼开始争斗之时，天上有一千颗巨大的流星坠落，河水回流向了它的发源地，草木茂盛的崇山峻岭纷纷崩塌，太阳被可怕的黑暗笼罩，无头的鬼怪们漫天飞舞。”
我们无法在历史中找到这些景象存在的证明，但是我们能够通过这些故事，依稀看到一个孤独地走向贝拿勒斯的传道者的背影。
乔达摩在下面悟道的那棵大树，一直被人们关注着。这是一棵被人们崇敬的大树，它属于无花果科，被人们称为菩提树。最早的那棵大树已经枯死了，但是在它的旁边还有一棵大树，似乎是它的后代。在锡兰也有一棵菩提树，它是在公元前245年从最早的那棵菩提树上分离的树枝栽种而生的，是现存的最古老的一棵历史意义如此重大的树木。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这棵菩提树都被精心地照料着。人们用柱子支撑起它的树枝，并且在周围培土，让它能够不断生出新的根系。这棵树经历了如此多的世代，让我们感受到整个人类历史是多么短暂。但是，乔达摩的弟子与信徒们对于他的思想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对树的重视程度，从一开始，他的思想就被误解和歪曲了。
在贝拿勒斯，乔达摩找到了他最初的五个弟子。这几个人还坚持着苦修。在一些记载中，当他走近他们时，他们并不愿意起身迎接他。他起初倒退了，但是他骨子里的一些信念最终战胜了他们的冷漠。他们彼此阐述自己的观点，讨论了整整五天，乔达摩终于使这几个人相信他已经大彻大悟，得到了正觉。这几个人就称他为佛陀。在当时的印度已经存在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都会有一个特定的人，也就是佛陀，来对世人展示真正的智慧。在印度的信仰中，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佛陀曾经出现过，乔达摩只是最近出现的一个。不过我们并不能十分明确他本人是否接受这个称号，因为他在传教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自称为佛陀。
后来，乔达摩和他的几个弟子在贝拿勒斯建立了一个类似学校的组织。他们自己建造了房舍，有六十多个信徒追随他们。在雨季时他们在一起辩论和讲道，到了旱季他们就到各处去，根据自己对教义的理解向其他人传道。因为那时印度似乎还没有可靠的文字，所以他们的布道都是口口相传的。乔达摩还在世的时候，他的教义还没有形成文字，所以他把他的思想总结成了一些简练的语句或者格言，他的弟子们在传道时对这些语句加以扩充。因为缺乏文献，所以这些印度人用数字来表示这些格言，这些对帮助他们记忆是十分必要的。
佛教的教义和对印度教的影响
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研究和总结，我们能够明白乔达摩的基本思想，这个思想十分简单和明确，与近代以来的思想十分融洽。无可争议的是他的思想是迄今为止这个世界上最为透彻的思考才能取得的成果。
乔达摩对他的五个弟子传道时讲述的要旨已经包含了他最基本的想法。在他看来，人生的所有苦难都源于自私和不知满足。他教导弟子说，痛苦来源于个人的欲望，是贪念的折磨。在一个人尚未消灭自己的贪念和欲望之前，他就会感到苦恼，他的结局也注定是悲伤的。人的欲望主要有三个表现形式，而且都是邪恶的。第一个欲望是要满足感官的需求，也就是肉欲；第二个欲望是追求永生；第三个欲望是渴望富裕，也就是俗欲。一个人只有克服了所有这些欲望，也就是不再为自己而活时，才能获得宁静的生活。当这些欲望被克服了，不再主宰一个人的生活，他的意念已经不存在“我”这个第一人称的时候，他就得到了更高的智慧，这就是涅槃，也就是灵魂的宁静。很多人认为涅槃的意思就是寂灭，这是错误的，实际上涅槃指的是那些让生命变得可怜或者卑鄙的毫无意义的个人追求的寂灭。
现在，我们能够得出如何获得宁静的灵魂的方法。每个配得上“宗教”一词的宗教，以及每一种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都告诫我们要将自己融入一个比自己更为广泛的事物或感情中。我们听到的类似的教训是：“凡是想拯救自己生命之人，必将失去生命。”
乔达摩的教义和我们通过其他的历史教训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除非人们肯将自己融入比自身更广阔的事物和思想之中，否则就谈不到社会秩序的建立，个人也无法享有安全的保障。和平和幸福都将是空中楼阁，也不会诞生正直的领袖和国王。生物的进化也证明了这一点，缺乏个体经验的物体会被较大的物体包容和吸收。要想从枷锁中挣脱出来，就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忘掉自己。
在乔达摩看来，自我否定必须进行得十分彻底。一个人如果怕死，渴望能够无限延续卑贱的生命，那么这种心理与贪婪、淫欲、憎恨等欲望和邪念是一样致命的，同样丑陋且邪恶。这种心理就像是埃及人去供奉着他们并不尊敬的神的神庙里祈求神灵帮助一样，本质上是可耻的。乔达摩倡导的教义和其他追求灵魂不灭与永生的宗教是完全相反的。而且在他的教义里严格地反对禁欲，他认为禁欲是想要通过承受痛苦来获得权力与智慧的表现。但是如果我们按照所谓的“雅利安的道路”生活，认为这样能够使我们避免受到人的三种欲望的侵袭，这时他的教义就显得不那么清晰明了了。教义之所以会给人这样的感觉，一个十分显著的理由，是因为教义的创始人乔达摩本身对历史毫无远见。虽然他无比智慧，但是他的思想仍然难以避免地囿于他所处的时代和思想的束缚中。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人是生生世世轮回的，宇宙就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向前运行。人类之间的情谊仿佛手足之情，他们共同在正义之神的羽翼下无尽地求索自身的命运。这类思想在闪米特人中间已经发源，但是没有影响到乔达摩。在乔达摩的教义中，有“八正道”的理论，这些理论适用于当时局限的思想。
所谓“雅利安的道路”中的“八正道”，指的是如下几个要素。首先是正见。乔达摩挑选他的信徒时，把是否坚持真理当作十分重要的因素。他不允许信徒执着于世俗的迷信中。他曾经对当时流行的灵魂转世的说法嗤之以鼻。在佛教的一篇著名的经文中，乔达摩深刻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把灵魂永生不灭的思想批驳得体无完肤。在正见之下的是正思维。自然界从来不是空无一物的，如果要克服卑劣的欲望，那么就要提倡好的欲望，比如为他人服务和保证公道等。在最初的未被曲解的佛教教义中，并不是以彻底消灭欲望为目的的，鼓励的只是更换个人的欲望。只要欲望中没有掺杂贪婪或者追求名利的成分，那么不管是倾心于科学和艺术，还是积极参与世俗的事务，都是符合佛教的正思维的。接下来是正语、正命、正业以及正精进。乔达摩要求他的信徒们必须时刻对自己的行为保持苛刻的批评眼光。如果心是好的，但是执行不力，这也是不被允许的。再接下来的要素是正念。要对自己时刻保持警觉，不能因为已经做了的事情或者不会做的事情而沾沾自喜，不能堕入完全为己的世界中。最后一个要素是正定。他认为信徒们应该时刻保持镇定，而不是陷入狂热的信仰当中。
佛教教义中的业认为，每个人在现世的善恶，会决定在来世享乐还是痛苦，现世和来世之间通过一种隐秘的纽带联结在一起。今天我们能够认识到生命是通过它的结果而且一直向前推进的，但是没有必要假设某个生命会重新开始。在印度人的思想里，轮回与循环的观念根深蒂固，他们认为凡事都能重来。人们很容易做出这样的假设，而且这个世界上发生的诸多事情，如果不详加分析，似乎也正是如此。
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之前假设的完全一致的轮回是不存在的。每一天的长度都以极其微小的数值比前一天长一些，当下的一代人不会一成不变地重复上一代人经历的事情，历史不会一再重演。我们现在能够知道，所有事物都是在变化之中的，都是新的。当然，我们的这些认识与乔达摩的教义中存在着的差别并不能妨碍我们对他的钦佩。他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智慧和善心，并且在他所处的时代里就已经制订了解放自身的计划。乔达摩没能在理论上使信奉他的教义的信众集中全部的信念在时间和空间上与死亡本身对抗，但是他在事实上已经带领他自己以及他的众多信徒开始伟大的征程，那就是在狂热的世界上散播和传布能让灵魂得到安宁的涅槃的方法和教义。对于他自身和他的信徒来说，他的教诲得到了圆满。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传道，教义也只是生活的众多形式之一。
最早期的佛教在很多方面都与我们已知的任何宗教不尽相同。佛教主要是一种规范人的行为的宗教，而不必进行献祭或者遵从某些仪式。在它刚刚诞生的时候，它没有庙宇，而且因为没有祭祀活动，所以也不存在祭司这样的职务。同样，它也没有什么神学理论。对于当时在印度流行的各种受人崇拜的奇形怪状的神，它不肯定也不否定，而是根本不屑一顾。
前面我们说过印度的种姓制度，这一制度的根本原则就是因果报应和转世轮回，这也是印度的宗教制度的组成部分。雅利安人早期信奉的神都是自然力量的化身，比如雷神因陀罗，火神阿耆尼，还有能让人沉醉的苏摩液之神。对于放牧的人来说，崇拜自然是很正常的事，但是等到雅利安人转变为定居的农业人口时，他们信仰的神也随之转变了。这时，印度教中的三大神就出现了，他们分别是造物主梵天、守护神毗湿奴和毁灭之神湿婆。在前面提到的印度河流域曾经出现的文明里就有与湿婆类似的发现，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雅利安人占领这里时，也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当地的跨越千年的文明中出现的宗教和习俗。
随着新的神的出现，供奉神的祭司阶级的权力越来越大了，这个阶级的种姓就是婆罗门。祭司地位的提高也和当地之前的宗教习俗有很大的关系。婆罗门在当时尚未成为印度的最高统治阶层，但是已经占据有利的位置，因为宗教仪式和祭祀活动被他们垄断了。但是对他们的权力形成挑战的是世俗的王权，很多氏族和部落的首领并不属于婆罗门种姓。
婆罗门在与当地的原住民宗教领袖交流的时候，学习了他们的宗教和习俗，这个时期的遗迹也表明，祭司集团几乎控制了当时的一切。无论遥远的历史的真相如何，婆罗门都很好地利用《吠陀经》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吠陀经》是通过口口相传流传下来的赞美诗，在人们心目中有着神圣而崇高的地位，被详细地记录下来。作为这些赞美诗的保管者和传颂者，婆罗门要在宗教仪式上大声地将它们朗诵出来。凭借着这个特权，婆罗门获得了比世俗社会的领导人也就是刹帝利阶层还要高的身份，使他们能够宣扬并实施自己的主张。
随着时间的推移，婆罗门进一步攫取权力。他们甚至利用自己主持的宗教仪式的重要性妄图挑战神明的地位。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提出更多的要求，这些要求写在用来解释赞美诗和指导祭祀仪式的名为《梵书》的小册子里。这些要求通常包含了一些并不成熟的想法和扩大祭司阶层的权力的方案。因为婆罗门的工作具有的神圣性，他们在世俗范围内拥有很多特权和豁免权。向婆罗门敬献礼物的人都得到了婆罗门的许诺，他们在现世和来世都会得到回报。婆罗门对土地这种形式的“献礼”给予了最高的评价，凡是献上土地的人，所有的罪孽都被赦免了。因此，婆罗门得到了大量的土地，甚至包括整个村庄。同时，婆罗门还不用缴税，因为在世人看来，婆罗门用对神的虔诚供养免除了自身的债务。因为婆罗门的神圣属性，所以他们不能被判处任何肉体形式的徒刑，当然也免于死刑。最后，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教义成了婆罗门彻底控制人们的心灵的工具。如果一个人认为他在世俗中的地位完全是因为前世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如果对来世的种种期盼都建立在现世是否能忠实地奉行自身所处的种姓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之上，那么不管这些义务多么麻烦、身份多么卑微，自己都不会试图反抗了。
婆罗门提出的越来越多的要求和对社会的压榨，成了印度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进行宗教改革的其中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富裕起来的商人成了吠舍种姓，吠舍种姓对于位于它上面的两个领导阶级的种姓十分怨恨。最后一个因素是，婆罗门与非雅利安人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虽然非雅利安人也可以信仰印度教，但是对于婆罗门的领导地位多有不满。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宗教界的改革和知识界的动乱。人们开始要求自由，自由远比刻板的宗教仪式和教义具有更大的意义，而且令人感到更为满意。
宗教的改革与动乱造成的一个后果是苦修主义的出现。一些最有活力和智慧的人开始主动疏远社会，只沉浸在纯粹的自我思考与反省中。他们创造了瑜伽这种修行方式，让内心沉静而专注，最后达到出神或者入定的状态。这种反省和静思带来了很多改革运动，在这些改革中，有两个成果一直流传到现在，那就是耆那教和佛教。创立这两个宗教的人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苦修士，但是后来建立了各自的组织，通过更为注重实际的方式对婆罗门的统治地位提出了挑战。
耆那教所宣扬的思想在公元前7世纪时就已经在印度出现了，但是让耆那教真正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组织的人，是大雄教主。大雄也是非雅利安人，出身于贵族家庭。在30岁那年，他放弃了之前拥有的丰富的物质生活，出家修行，成了苦修士，在经历了12年的修行后得道。他创建了一个教派，信仰这个教派的人称自己为耆那教信徒。耆那的意思是胜利者，是他给自己的称号。耆那教教义的基本原则是，万物皆有灵，不但动物拥有灵魂，草木和石头都有自己的灵魂。他强调对任何形式的生命都要表现出尊重。耆那教的祭司进行活动时，都要先扫清道路，以免踩到地上的虫子。一些虔诚的信徒还用布遮住口鼻，避免吸入小虫子。直到今天，西印度地区还生活着大约100万名耆那教的信徒，但是他们对印度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们在印度人口中的占比。戒杀生，也就是非暴力主义，最早是由耆那教和佛教提出的，后来被印度教接受。印度的伟人圣雄甘地虽然不信奉耆那教，但是这个宗教的教义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耆那教一直在印度国内流行，但是佛教则与它不同。佛教传播到了欧亚大陆的中部地区以及东亚和东南亚，在这些地方形成了强大的力量，为欧亚核心区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于印度来说，佛教比耆那教更为深重地撼动了印度教的基础。在佛陀乔达摩看来，种姓制度是不能被接受的，而且认为所有人都应该理解他的教义和经典。所以他以恒河流域的方言进行传教，而且教义中没有巫术和晦涩难懂的经文。佛教刚刚建立，就很快与婆罗门之间产生了冲突。乔达摩创立的佛教的教义，吸收了来自婆罗门的学说。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之间，日渐增多的佛教法师们在印度各地传教。佛教徒们保留了初创时的淳朴风格，而且具有道德上的诸多优点。尽管大多数人并不能理解克制自己的欲望与服务大众的意义，但是他们能够欣赏佛教徒们高尚的品质。
除了在印度以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佛教在印度也作为印度教的重要对手存在了数个世纪，但是它从来没有成为过最主流的宗教。不但如此，从公元600年开始，佛教逐渐衰落了。当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在12世纪来到这里时，佛教只在少数几个地区存在，而且并不活跃。这个曾经强大的宗教从诞生到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准备好应付生活中出现的危机，也没有提供能在世俗生活中的关键时刻举行的仪式。与此相对的是，婆罗门有全套规范的礼仪，这使他们尽管面临改革的围攻，但是仍然能顽强地生存。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婆罗门也开始了自我改革。他们编写了自己的经典《奥义书》，在书中阐明了如何获得自由和解放的方式。
在《奥义书》中他们提出，宇宙中的最高精神领袖就是婆罗门，它是全知全能的生命体，是整个宇宙的灵魂，和它相比，其他的所有东西都只是幻觉。每个独立的个人，只是一颗微小的火花，只能在轮回中不断变更自己的状态，直到有一天重新被婆罗门吸收，这时他就得到了解放。献身于印度教的人要通过修行达到的最高目标是区分个人的灵魂和整个宇宙的灵魂。所以，勇于追求真理的虔诚的印度教徒是可以放弃世界的。
尽管佛教作为宗教信仰在印度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它的基本教义已经被印度教吸纳，所以实际上它依然存在。面对改革的声音，印度教之所以能存活下来并取得最后的胜利，是因为接受了佛教的思想。《奥义书》中提到的怜悯和精神戒律、道德戒律已然改变了崇拜自然、献祭和赎罪的原始印度教。
阿育王的影响
亚历山大大帝撤出印度时，在印度的西北部废除了当地的几个国王的权力，给当地造成了政治上的真空。公元前322年，也就是亚历山大从印度地区撤离3年以后，一个年轻又充满野心的将领填补了这个空白。他夺取了摩揭陀国难陀王朝的王位，并建立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帝国，这个人的名字叫作旃陀罗笈多·孔雀。旃陀罗笈多·孔雀是一个冒险家，希腊人把他称为山陀罗科督。他一开始到了在印度河畔驻扎的希腊军营中，推销他征服恒河流域的计划，但是希腊人并没有听从他的计划，因为他们此时正在哗变反对进一步入侵印度。在这种情况下，孔雀只得从希腊军营中悄悄溜走了。后来他在印度西北部地区四处游说，得到了当地部落的支持。当亚历山大撤退后，他占领了旁遮普地区，把亚历山大任命的马其顿官员驱逐了。
之后的几年中，他稳步地向四周推进，将他建立的帝国的范围扩展至印度河地区，还把恒河和印度河之间的广大三角洲地区收入囊中。同时，他组建了强大的军队和高效的政府来维护他的帝国。塞琉古是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他当上了中东地区的国王，而且想要重新占领亚历山大放弃的印度旁遮普地区。在这时，孔雀发动了对塞琉古的战争，打败了塞琉古一世，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庞大帝国，它的疆域横跨整个印度北部的平原，从大陆的西海岸直到东海岸。
旃陀罗笈多的军队由步兵、骑兵、战车和象群组成，仰仗这样一支军队他赢得了这场侵略战争，征服了恒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出现了，帝国内实行君主专制的统治，旃陀罗笈多自立为王，几乎整个北印度都在他的统治范围内。
孔雀王朝拥有空前强大的国家权力，许多重大的事项就是在这一时期实现的，比如，旃陀罗笈多所修建的道路系统非常发达，贯通整个印度。道路上设有驿站，每隔半里就有一个立柱作为标记。到了阿育王朝，又沿着道路两旁植树，每隔三里就有一口井，设置了供来往行人休息的场所。在主干道交叉点附近，有供紧急时刻使用的国家粮仓。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各地都开挖了运河和蓄水池，形成完善的灌溉体系。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官员负有向农人征收租金、清查户口、维修运河、灌溉农田、监督市场、调控酒类贸易以及执行皇帝其他命令的职责。皇帝的生活是相当奢华的，和蛮族的首领一样，都城在恒河边上出现了，都城被木栅和壕沟所环绕，宫殿的建筑豪华奢侈，由上好的木料构筑，金箔和金片包裹在梁柱上，看上去一片金碧辉煌，非常华丽。
印度的沙门文化在孔雀王朝时开始衰落，代之以婆罗门文化，这种文化对印度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以及价值观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居于正统地位。印度妇女在社会地位上的一些特点也在这时初步形成，印度父系文化的观念在这一时期得到强化。婆罗门立法家们明确了针对妇女的清规戒律，《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这两大史诗就包含了很多法律内容，它们在这一时期成书。作为婆罗门教的权威经典，它们对妇女在各个时期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她们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孔雀王朝自建立起便实行君主专制的统治，国王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有权决定最重要的政策，有权委任重要的官员；国王所发布的诏书和法令就是法律，谁都不可违抗；他还拥有最高立法权；国王本人还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拥有最高的军事权力，所有的军事行动都由他来决策；对重大案件，国王还拥有最高司法权；国王还拥有最高的检察权，在帝国的各地，遍布着国王的密探，他们侦听人民的言行；国王身边还有一批顾问和官员，以辅佐国王处理政务。
旃陀罗笈多登上王位后，和处于上升阶段的婆罗门之间的冲突也减弱了。在埃及和中国，这种祭司和王权之间都存在争斗。旃陀罗笈多借助佛教，因为在佛教的教义里有反对种姓制度、反对祭司掌权的观点。对佛教，旃陀罗笈多采取了支持的态度，使佛教的教义得到了传播。
旃陀罗笈多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才干，将德干地区征服，他的孙子阿育王又征服了印度东部。在阿育王统治时期的孔雀王朝，除了南部地区，它的疆土囊括了从阿富汗直到现在的马德拉斯的整个印度半岛。在印度历史上，阿育王是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依照他的能力本可以将印度半岛的南部也并入自己的版图，但战争的残酷，使他在取得一系列的胜利后结束了战争，结束了继续的征服。在治国理念上，阿育王放弃了所有侵略性的军事行动，致力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政局的稳定。
佛教精神对阿育王在治国理念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核心就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国家的统一，这样的思想并不是空想，而是有着非常大的现实性。虽然阿育王对羯陵伽国的征战造成的创伤深感不安，但还是将其土地并入王朝的版图。虽然他禁止杀生，但保留了死刑。阿育王资助佛教，捐献了大量的财产和土地，在各地广建佛教场所，对佛教各派之间的争议进行调解，将外道驱除，整理佛教经典，编撰了《论事》。
阿育王宣布，他不会再以战争的方式来征服任何地方，而要代之以宗教。从这时开始一直到他生命的结束，他都在致力于在全世界推广和发展佛教。他渴望创造的是一个安全、理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人都能感到平静和温暖。他向波斯的统治者学习，把自己下达的命令刻在岩壁和专门建造的大柱子之上。这些命令不单单是正式的法令，更带有一些训示和教诲的性质。这些敕令的共同点是，鼓励人们发扬美德，能够充满同情和宽容，用善良的心对待每一个生命。
阿育王证明了他的才干足够让他用和平的方式治理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而不仅仅是一个狂热的宗教信徒。他在他生命中唯一的一次战争期间，以一个居士的身份加入了佛教。几年后，他成了真正的佛教徒，致力于“八正道”，渴望获得涅槃。他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佛教的生活方式完全能够适应当时最有益的慈善活动。他的一生都沿着正思维和正精进的道路前进。阿育王在统治期间在印度展开了大规模的掘井运动，还大量种植树木以供遮阳。他还建立了医院，规划了公园，开辟园圃种植草药。他成立了一个部门，专门负责管理当地的土著和臣服于他的种族。他还创造条件，让妇女有机会接受教育。作为第一个进行此类尝试的国王，他还试图通过教育和训导使他的臣民们拥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一致的人生目标。他大力推广佛教，对信仰和传播佛教的团体大加布施，以激励这些信徒更好地学习佛教经典和传播佛教的教义。他在全国各地刻上乔达摩的训诫，这些训诫简单易懂并且合乎情理，与社会的常识相符。这些铭刻中有35篇一直流传到了现在。他还大量派遣佛教徒去世界各地传教，从克什米尔到锡兰，还有塞琉古和托勒密王朝，都有阿育王派去传布佛教的教义的使团。其中的一个使团把菩提树的一枝带往锡兰，从此在这里生根发芽，存活至今。
但是，阿育王并没有能够让佛教成为全印度的国教。他在大力推广佛教的时候，并没有迫害其他宗教。正相反的是，他对耆那教和婆罗门也大加布施，还为各个宗教派别的杰出人士提供帮助。这不仅仅是宗教上的变革，更是从根本上的态度的转变。他主张的是非暴力，对所有生命都要宽容。这些高尚的品质不但合乎道德需求，也为他的庞大帝国增加了凝聚力。事实证明，阿育王的政策是成功的，他统治了这个帝国很长一段时间，为这里的人民服务了28年。但是在他死后的半个世纪里，孔雀王朝就被推翻了，一个帝国就此消失在历史中。
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很多君王，他们或者庄严，或者尊贵，或者声名显赫。在这些君王中，阿育王的名字耀眼夺目，散发着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在欧洲到亚洲的广阔土地上，至今仍然传颂着他的名字。不论是中国还是不再信奉他的教义的印度，都保留着他创造的伟大的传统。在今天，世界上念诵他的名字的人，比知道君士坦丁大帝或者查理曼大帝的人还要多。
来自中国的导师
尽管在有些人看来，正是因为阿育王招揽了大量贪图钱财的、对佛教并不虔诚的信徒，才导致佛教最终被败坏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受到了他的激励，佛教才能在亚洲更为广泛地传播。在这一点上，他对佛教的贡献是不可置疑的。通过阿富汗和突厥斯坦再到中亚细亚地区，佛教最终在公元64年的汉朝时期传入中国。最早在中国传道的佛教徒是沙门迦叶摩腾，在他之后，大批有道的法师来中国传道。到了3世纪至4世纪时，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后来佛教受到了严重的迫害，直到唐朝时期才再次兴盛起来。
佛教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本土流行的宗教是道教。道教是由原始部落中的巫术和一些法术发展出来的，到了汉朝时期通过张道陵的重新组织，成了一个宗教派别。道的意思就是道路，这与佛教的别称“雅利安的道路”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两个宗教在最初的时候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之后开始携手传道，而且历经了几乎相同的变革，现在这两个宗教的一些仪式和做法十分相似。除此之外，佛教还遇到了儒家文化。与道教相比，儒家具有的神学性质很少，它更加强调个人的行为准则。佛教遇到的最后一个导师，是无政府主义者和道德理论哲学家老子的思想。老子的思想不像是宗教理论，更像是生活中倡导的哲学规律。老子的思想后来被道教徒陈抟拿来与传统的道教思想合并到一起形成了近代的道教。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与老子以及创立佛教的乔达摩一样，都出生于公元前6世纪。这时的中国正处于周朝时期，当时的周朝统治者只徒具一些形式，在传统的祭祀活动中履行自己的职责，获得表面的尊敬，但是对各个诸侯国已经不具备约束力。而且这时的中国的势力范围还不到今天中国的1/6。孔子诞生于周朝的诸侯国中的鲁国，他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生活贫穷。他曾经周游列国，试图向国王们推行自己的理论，但是没有被采纳。他担任过几个微不足道的官职，最后回到鲁国建立了一个类似学校的机构，并广收门徒，向学生们传授自己的知识和见解。
孔子思想的中心在于一种高尚的生活态度，这种思想能够具体表现为一种标准，严格按照这种标准生活的人，可以被称为君子。“君子”这个词在英语中通常被翻译为卓越的人，但是“卓越”这个词早已经和“风度”这类词一样，成了诙谐的调侃人的词汇，因此这样翻译对儒家是不尊重的。孔子为他所处的时代塑造了一种热心为公的人的形象。对于他来说，热心为公众服务是十分重要的。与乔达摩和老子相比，孔子是更有建设性的思想家，他所思考和忧虑的是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他希望培养君子来使国家变得更加高尚。记录孔子言论的《论语》中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他的思想基础有着传统中国道德观念的特征，而且与欧洲和印度的哲学理论和宗教教义不同的是，孔子的思想更直接地关注国家的层面。他曾在鲁国的一个名为中都的地方担任当地的主官。在这里，他曾试图整顿社会秩序，涉及了方方面面，力图让每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成员的所有行为都符合规则的约束。“一切行为举止，都要合乎礼仪，通常只在宫廷和贵族家庭中流行的规范，平民也必须遵守。生活中的所有事务都被严格地规定了，甚至连贵族和平民分别能吃哪些食物都有详细的规定。男人不能和女人一起上街。一个人死后下葬时，棺木的规制、坟墓的形式和方位都受到了严格的规定。”
这一切都十分具有中国的特色，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试图通过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举止来获得道德的有序和社会的稳定。但是孔子的思想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收获，时至今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像中国一样具有自我约束和合乎礼仪的传统。
在他生命的后期，孔子对国家的影响十分有限，他隐退了。他看好的几个弟子也都相继死去了，这让他的晚年变得凄凉。他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
但是孔子死后获得了比生前更高的地位。孔子对全体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影响，比很多帝王加在一起的影响还要大。他是中国历史上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如此深远地影响这个国家，除了考虑到他本人的人格特征之外，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华民族具有的特点。如果他不是生活在中国，而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他的名字和理论也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孔子是在对当时和在他之前的很多道德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之后，才提出了属于他自己的独到见解。而且他所传播的思想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并不是全然陌生的。他是在对典籍的研究中继承了上古哲人的思想，并通过自己向世人宣讲出来。他就好像一个传音的唱机，向中国的全体人民介绍他对全民族发展的观点。孔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对全体中国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弟子记录下了他的观点和教导，还因为他自身做出的表率。在外人面前，他所有的行为，即便是最烦琐的细节，他所做的都全然符合礼仪的规定。这些不是他自己发明的，而是他之前的很多个世纪里早就形成的一套礼仪，但是他做出的榜样使得他认为可取的道德规范得以流传。
老子曾经在周王室担任过很长时间的图书管理者。与孔子偏向社会实践的理论相比，老子的思想更加神秘且难以捉摸。他宣扬过一些禁欲主义的虚无思想，鼓励人们不过分重视人世间的痛苦或快乐，回归一种想象中的极简的生活。他的著述都十分简约，语言晦涩难懂，像是谜语一样。在老子死后，就像乔达摩的思想所经历的一样，他的思想也被蒙上了传奇的色彩而变得面目全非了。后人在老子的思想中掺杂了一些复杂的仪式和迷信的概念。但是孔子的思想却从未遭到这样的篡改，因为意思简单明了，而且应用在社会准则之上，所以不容易被歪曲和误解。中国人将孔子、乔达摩和老子的学说和教义称为三教，也就是儒、佛和道。这三种教义成了之后中国所有思想的基础。
孔子、乔达摩和老子之间存在一些能够被我们感知的共同之处。在这三个人中间，毫无疑问，乔达摩是伟大和学识渊博的一位，直到今天他的教义仍然影响着很多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他们的思想理论的特点，与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教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的教义主要是关于个人的，是主张容忍的，是关于人生的道路和崇高的精神的，而不是关于教会或者一般的准则的。对于他们所处时代存在的神，他们一概不置可否，不崇拜亦不推翻。和他们类似的是，希腊的哲学家们也持有这样超然的态度。在苏格拉底看来，只要允许他保持独立的思想，那么他愿意向任何神明恭敬地献祭。这种态度完全不同于犹太人的思想。在犹太人看来，一神论是至关重要的，是第一位的。不管是乔达摩，还是孔子和老子，都没有提出过关于嫉妒的神的概念。这个神不能容许其他任何神的存在，不能容忍人们相信其他宗教和习俗，也无法容忍人们对万事万物的统一的忽略。
佛教的败落和如今的分布
佛教的教义从一开始就存在被人曲解的情况，因为教义本身就存在着一个弊病。因为当时的人并没有理解生命的前进带来的积极意义，所以经常会产生自我否定的思想，进而否定生活的努力。逃离世间的烦恼相比逃离自我的思想束缚要更容易，乔达摩本人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他的第一批弟子本来都是教师或者有战斗精神的思想家，但是从现实的生活中逃离出来，到寺院过隐居式的生活简直太容易了。因为印度的热带气候条件，使得努力工作非常辛苦，但是过简单朴素的生活则很方便，十分具有吸引力。
跟日后的大多数宗教的创始人所经历的一样，乔达摩也难免有类似的命运。他那些水平有限的弟子为了吸引外界的注意，过早地把他神话了。如果一个人虔诚地信仰一个宗教，那么他就无法不相信，这个宗教的教主显示神迹的时刻必然伴随着类似癫痫症一样的疾病发作。而这只是后人追忆乔达摩时创造出的大批量廉价的奇迹中的一个而已。
不管是在佛教初创时期还是现在，对于自我解脱这一概念，大多数人都十分难以领悟。即便是佛陀乔达摩从贝拿勒斯派出去传教的弟子们，也鲜有人能够真正领悟这个概念，能够向大众讲解和传授这个概念的人就更为稀少了。所以这些法师在传道时讲解的教义并非是从个人的修行角度解释得救，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理解，他们是从逃离现世和来世的痛苦这个角度来解释得救的。在当时人们的迷信中，存在转世和轮回的观点，这个观点与佛陀的本意是矛盾的，但是这些让人产生恐惧的东西可以被加以利用。于是这些传道之人劝诫人们要行善，以免来世会变为牲畜，或者堕入充满无边痛苦的地狱中。关于地狱里的可怕情形，婆罗门已经为他们解释得十分清楚了。他们说佛陀能够解救苦难，是救世主。
这些愚蠢的佛教徒虽然平时很诚实，但是在传道时为了佛陀的荣光，也为了推行他们的教义，所以撒起谎来漫无边际。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也是如此，有些人认为说谎是坏事，但是当他的工作需要他说谎时，他就会变成毫无廉耻的骗子，这大概是人类天性中令人羞惭的荒唐特点之一。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其实本质都是诚实的，但是当他们传道时，用不了多久就会向大众宣扬佛祖的奇迹。他们不再直呼乔达摩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太普通了，而佛陀则高大许多。他们宣扬佛陀在生活中显示的神迹，讲他具有怎样神奇的功力，以及他逝世时身上发出的光辉。
而且大众不会相信身为佛陀之人会是凡人的儿子。所以在信徒的口中，他的母亲是梦见了一头美丽的白象之后怀孕并生下他的。所以，他的前世是一头有六支象牙的奇异的白象，而且为了助人，他把自己的全部象牙都施舍给了一个猎人，甚至亲手帮助他锯下自己的牙。
另外，围绕着乔达摩出现了一种神学。乔达摩在信徒口中成了一个神，是许多的佛陀之一，而且他具有“一切佛陀的灵魂”。除了他之外，还有许多过去的佛陀和未来的佛陀。这些想象是病态的但是又是强有力的，乔达摩最初的教义都被掩埋在了纷繁复杂的理论之中，不断有新的理论出现，而且每出现一个理论，就会引发更多的理论。整个天空都被臆造出来的神填满了，而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提出的简洁而高尚的教义却被让人眼花缭乱的形而上的烦琐解说深深埋没了。
到了公元前3世纪，佛教已经建立起了强大的势力，取得了大量财富。从前的佛教法师们都住在简陋的茅屋中，现在已经搬进了宏伟的寺庙里。佛教的艺术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兴起了。这时，旁遮普地区还处于塞琉古王朝的统治下，整个印度遍布来自希腊的冒险家。这时的印度和亚历山大的帝国还存在着很多交流，所以这个时期的佛教艺术具有很强的希腊风格。希腊人对某些神的崇拜也对佛教艺术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在20世纪的前半段，整个西藏是信仰佛教的地区。现在我们可以假设乔达摩在那个时候到访西藏，他完全不会发现这里存在他创立的教义。他能够看到的是一个西藏的统治者，被称为活佛的王，这就是达赖喇嘛。他会在拉萨见到一座巨大的庙宇，里面满是佛教徒、寺庙的住持和喇嘛。而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居住和布道的地方只有几间茅屋，而且他的信徒也都没有剃度出家。在一个高大的神坛上，他看到了一尊巨大的金色塑像，这尊塑像的名字叫作释迦牟尼佛乔达摩·悉达多。有人在这尊佛像前念诵经文，还有人低声说着一些他觉得有点耳熟的箴言作为回应。这个仪式里还有敲钟、燃香和跪拜，这些都让他感到吃惊。当礼佛的仪式进行到某个阶段，有人敲钟，还有人举镜，在这个时候，参加法会的全体信众和教徒都把身子俯得更低了。
在这个全民信奉佛教的地方，他发现到处都有一些他没见过的东西。这是一些不停旋转的风轮，上面刻着简短的经文。他还会知道，这种小轮子每转一圈，就相当于祷告了一次。乔达摩也许会发出疑问：“他们在向谁祷告呢？”除了这些，他还会看到很多地方都立着旗杆，旗杆上挂满五颜六色的经幡，经幡上写着“唵嘛呢叭咪吽”这种难以理解的字，它的意思似乎是“珍宝寓于莲花之中”。跟转经筒一样，这些经幡每拍动一下，也相当于做了一次祷告，这对施舍这面经幡之人和整个此处地方都有着莫大的好处。这些信仰佛教的善男信女还会请来工匠，把佛经中的各种咒语刻在岩壁上或者石头上。乔达摩这时才会意识到，这就是现今世界信仰的他创立的宗教。他向往的能够得到灵魂安宁的雅利安道路被这些俗世的夸张举止掩盖了。
前面我们曾提到，早期的初创佛教里没有任何积极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它和犹太教完全不同。因为犹太教信仰的上帝的诺言，给了犹太教一种当时所有宗教都不具备的特质。信仰上帝的观念使得犹太教对于异教完全无法容忍。这种无法容忍其他宗教的心理，让犹太教的教徒能够保持纯洁的信仰。与之相反的是，在东方，思想家和哲学家们都没有神学的概念，对不同的宗教和习俗都持包容态度。除了乔达摩所主张的、但是又很少被重视的正见之外，无论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还是老子的思想体系里都没有自洁的概念。对本宗教之外的迷信活动，念咒、作法和祭祀仪式，都没有严格禁止。所以，在佛教的早期就开始僵化，再往前发展，这些新产生的信仰都沾染上了它们想要取代的旧宗教的弊端，也开始塑造偶像、建造寺庙，并开始祭祀活动。
虽然乔达摩提出的教义在心理的层次上十分深奥和真实，但是因为它缺乏积极的指导思想，所以难免陷入停滞和衰落。
佛教在印度流行了一段时间，但是与此同时，拥有众多神明和无数崇拜对象的婆罗门教一直和它一起盛行着。后来，由于婆罗门的力量一天天强大起来，最终积蓄了足够的能量来反对佛教这个对种姓无差别吸纳的宗教，而且将它彻底赶出了印度。两个宗教在进行斗争的时候，充满了迫害与反迫害，在这里我们不加详述。到了11世纪，佛教已经在印度绝迹了。但是它的教义中的慈悲的观念，已经被婆罗门教吸收了。
佛教现今还在世界的很多地区存在着，在接触到了现代科学并探究了历史之后，乔达摩最初创立的教义经过了复苏和净化，很可能对人类再次起到巨大的精神作用。
在被逐出印度之后，这个来自雅利安的宗教就再也没有对任何雅利安民族的生活起到过约束作用。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个雅利安宗教现在存在的地区几乎都是蒙古利亚民族的统治范围，雅利安人自身却受制于外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个宗教从根本上讲都属于闪米特人。儒、佛、道这些宗教都有着繁复的仪式，这些似乎都是通过希腊作为纽带从埃及这个祭祀之国学来的，也是从闪米特人的原始的心理状态中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