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维柯与赫尔德(3)

无论如何，在赫尔德的早期著作中，对绝对和普遍价值的否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愈来愈让人不安，它带有这样一种含义，即各种人类文化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不仅是不同的，而且可能彼此根本不相容；多样性，也许还有冲突，不是人的状况的偶然属性，更不是可以消除的属性，相反，它们可能是人本身所固有的属性。果真如此，那么，关于存在某种单一、不变且客观的人生法则的想法，亦即有某种简单、和谐且理想的生活方式，不管人们是否知晓它，所有的人都渴望它（这种想法是西方思想传统的主流），这种想法很可能会被证明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存在着许多愿景，存在着许多生活、思想和感情方式，每一个都有其自己的“重心”，[5]它们自我确证，不可合并，更不能被整合为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值得注意的是，除去革命性地颠覆了全人类（至少是其理性成员）的道德统一性的古代观点外，多样性不可逃避或者有其自身的价值或者二者兼备这种看法，本身也是新颖的。赫尔德可能不是唯一提出这种思想的人，但是多样性优于统一性，它并非仅仅是人类未能成功地达到唯一正确答案的表现，从而也并非一种错误或不完善的形式，他的这种思想是对在一个理性的宇宙中各种价值必定和谐这种传统信仰的拒斥，不管这种和谐是表象之下的现实，还是被理性和信仰所预设的理想，他的这种激进的背离是非常现代的。古代世界和中世纪对此一无所知。

所有的解释、所有的理解，事实上甚至所有的生活，都依赖于它们和一个既定的社会总体及其独特过去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被嵌入某个可重复的、一般化的模式中；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鲜明对比；艺术是交流，是一种行动和存在的形式，而并非一种制造脱离制造者的对象的形式；变化和多样性是人本身所固有的；真和善并非超理性的永恒水晶天堂中普遍而不变的柏拉图式形式，而是多样且变化的。一些同样迫切的主张和目标之间的冲突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从而选择就是痛苦且不可避免的——上述种种思想，都融入了浪漫主义、相对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许多变种和个人主义的许多分支中，与之相随的还有对自然科学方法和基于可检验经验证据的理性探寻的抨击，它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其决定性的开端。把这些看法归功于本书所考察的哪一位思想家都是错误的和不公正的。人们无法为其思想的命运负责：更不用说它们所导致的偏差了。

不管是维柯还是赫尔德都倾向于夸大他们的中心论题。这些夸大其词既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也不必为之扼腕叹息。那些已经发现了（或者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新的和重要真理的人们很容易以从这些真理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我们要保持一种应有的平衡感，不要沿着新开辟的道路跑得太远，而这需要非凡的理智控制。许多独创性的思想家都很夸张。柏拉图和斯多葛派哲学家、笛卡尔、斯宾诺莎、休谟、康德、卢梭、黑格尔、马克思、罗素、弗洛伊德（且不提后来的大师们）都口气很大。如果他们不这样，他们的思想就不会冲破已有观念的抵制或者得到应有的注意。亚里士多德或洛克的温和是例外而非通则。维柯不是在回答先前思想家们所提出的问题。他对人及其过去的看法使得他激动地（他自己也承认）去构造一些新的范畴和概念，他改造了传统术语，使其便于向他的同时代人传达新学科的基本构架，这使得他的思想和当时产生了巨大的鸿沟，而他所使用的术语也变得令人费解和含糊不清。赫尔德则经常在一种激越和狂想中写作，这无益于清晰地思考或表达。维柯和赫尔德的思考和言说中的激情汹涌，使得他们对他们所猛烈抨击的思想家的方法的主要优点视而不见。在这种信仰和方法的剧烈碰撞中，双方必然攻击过甚、拒斥过度。现在在我们看来很清楚的是，不管有多么卓越和直觉的洞见，试图通过单纯的想象才能，并基于零零碎碎的博学，来重构整个文化的主线，都是不够的。最终，只有对过去的证据的精细考察，加上对可能被经验地确立起来的一切进行系统的自我批评式的整合，才能够证实一个假说，或者削弱、剔除那些不合理的或荒谬的东西。历史学需要它能够从经验知识的任何源泉或方法中获得的一切。当古文物研究、考古学、铭文研究、古文字学、语文学已经改变了先前几个世纪的历史写作时，定量研究，支持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归纳的统计信息的积累和运用，已经增加和改变了我们关于人类过去的知识，并且这种增加和改变的程度日益加深。化学和生物学技术的运用已经大大地增加了关于人类起源的知识，以及作为我们知识之基础的遗迹考辨和断代的知识。没有可靠的经验证据，试图发现过去的最丰富的想象努力必定仍然是猜测，是在培育虚构和传奇。尚未诞生的学科，它们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没有任何可以指定的界限。无论如何，没有这些被激发出来的真知灼见，堆积的资料依然是死的：培根的归纳法是不够的。一方面是对古文物研究者和编撰者劳动的反叛（伏尔泰是其中第一个嘲讽它们的人），另一方面是对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教条的反叛，两者既改变了文学，也改变了历史。

甚至在米什莱的引介之后，维柯仍旧披着神秘的面纱。但是赫尔德著作的影响，不管承认与否，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却是广泛而持久的。在他之后，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人类历史不是线性的进步，而是各种独特和异质的文明的演替，这些文明相互影响，但无论如何，它们都能被看作拥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是单个的社会整体，可以从本身得到理解，而非主要是作为通向其他某种更完善生活方式的诸多步骤。这些文化不能够按照归纳科学所提供的机械原则一片片地进行重构：它们的构成要素只有在其相互关系中才能被充分把握，而这的确是文明的真义，文明乃是拥着一种可识别模式和一种核心风格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表达，这种模式和风格贯穿于这个文明的众多（即便不是全部）活动中，并且即便文明内部存在着紧张、差异和冲突，这种模式和风格也会透露出一种感受和目的的统一性。这种风格或特点是不能从其具体表现中抽象出来的，也不能够把它当作一种可靠的方法来有效地重构遗漏的事实和填补我们经验知识中的缺口；它并不由可以发现的规律所支配，也不能够产生一个公式以界定某种形而上学的本质，以便逻辑地推导出人类的属性或历史。它是一种可理解的，经验上可识别的模式，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一种人回应其环境及相互回应的方式，一种思想、感情或行动的形式或者说结构。这只有通过想象的运用，通过构想一个社会整体的生活、“使自己感受”[6]它的思想、语言和感情模式的能力才能够把握；看其姿势、听其声音、追踪其情绪和态度的变化，并以这种方式去理解其成员的命运。

这两位思想家都认识到（其中赫尔德比维柯更鲜明），把这些截然不同的数据，和对事件、运动、形势的解释整合起来，把这些异质的材料综合为一幅连贯的图画，它们所要求的才能非常不同于研究或归纳的理性方法以及证明特殊的假说所要求的才能：最重要的是，它要求一种在过去的死骸中注入生命的才能，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力。如果缺乏充足的经验证据，那么对整个社会经验的说明可能仍然只是历史传奇；但是如果人们不能够首先体察入微地设想这些世界，那么就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去证实。没有对人们所希望了解的世界的最初的直觉，数据仍然是无生命的，个体只是名称，最多不过是一个队列中的程式化的人物，一个穿着历史服装的歌剧角色的表演，或者最多是古典戏剧中的被理想化了的名人。重构（人类的或非人类的）过去的理性方法，比如动物学、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的，都导致精确或含糊、有效或无效、准确或不准确、正确或不正确的结论，并且通过应用相关领域著名专家所接受的方法而得到证明。但是这些属性，如“深刻”与“浅薄”、“合理”与“不合理”、“生动”与“死板”、“真实”与“不真实”、“全面”与“单一”等等，往往并不被归于逻辑或认识论或科学方法的成就，而是更经常地被用来概括艺术和学术著作，后者要求一种对人们是什么和能够是什么以及他们的内在生命做出洞察、回应和理解的能力，要求一种对他们可观察到的姿态的意义和暗示而不仅是表象的感知。这些术语被用来描述关于人文研究的著作，比如历史学、传记、批评和解释的著作、哲学的一些分支，以及重构过去遗迹的更为精确的劳动，包括社会、宗教和文学方面的，比如艺术作品、建筑、城市。想象地重构生活的各种形式需要的是心理学的才能——理想而言，就是要像一个笔迹学家阅读手迹一样，去阅读社会和文明用以表达自己的象征，即使不能读出它们的本来面目，至少也是它们的可能状况；还需要有衡量经验证据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这些说明的可信度的理知能力，这些才能是新型历史学所要求的，也把其奠基人伯克和尼布尔、奥古斯丁·蒂埃里和基佐、兰克、尤其是布克哈特和他之后的狄尔泰，与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时期最优秀的作者截然区分开来。“即使半错误的历史观也胜过根本没有”，布克哈特在1859年的一封信中写道。[7]人的精神被大大扩展了，而打开这扇门的正是本书所要考察的两位思想家。

维柯的哲学思想

他（维柯）的命运多么独特！他直觉敏锐，每当我们觉得他的思想山穷水尽之时，却往往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皮埃尔——西蒙·巴朗什[8]

真正出色的历史学家，不对事实进行大体的描述，再根据大致的情况进行解释，而是深入事实细节当中，揭示出每个事件背后的特殊原因。

詹巴蒂斯塔·维柯[9]

一

有些人的生平和命运常常被当作浪漫的传奇而不被认真对待，在已知的所有例子中，维柯也许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这是一个具有独创天才的人，他生于他所处的时代之前，被迫在贫穷和疾病中挣扎，在其有生之年被误解并基本上被忽视，在其死后几乎完全被遗忘（除去少数那不勒斯的法理学家）。最后，在许多年之后，当他终于被一个惊讶的民族列入其最伟大的思想家行列，而发掘出来并为之欢呼时，他的思想却被广泛地误传和误解了，甚至今天他所得的赞誉也比他应得的要少得多，因为他被发现来得太晚了，在他死后的那个世纪，与他相似的思想被其他人做了更好的表达，而他之所以被人们所铭记，却源自于他最不具价值和独创性的学说。诚然，维柯的风格有着巴洛克式的散漫和含混不清；而在18世纪几乎流行着这样的信条：不把事情说清楚，就不如干脆不去说它，这完全把他埋入了墓穴之中，甚至其最忠诚的意大利评论者也未能完全成功地挽救他。然而他的著作具有引人注目的新颖性，是一个被半放弃了的矿脉，它的观点非常迷人，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这些观点甚至在维柯的知识高产时期也是独一无二的。

维柯的独创性经得起从任何一点出发进行详细考查。他的理论涉及人的思维、文化、社会和人的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这些都大胆而深刻。他发展了一种新的知识论，这种知识论被其他人掌握后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第一次辨别出一种被先前的思想家所误解或忽视了的关于人的知识的重要类型。他是自然法和法理学、美学和数学哲学领域的大胆革新者。的确，他有关数学推理的观点如此具有革命性，以致在20世纪的逻辑学家所实现的转变之前，它几乎一直没有得到完全公正的对待。甚至在今天，它的价值也尚未被充分认识。不仅如此，维柯实际上发明了社会知识的一个新领域，它包含社会人类学，以及对语文学、语言学、人种学、法理学、文学、神话学的比较和历史研究，实际上就是最广义的文明史。最后他提出一种循环的人类历史观，尽管这种历史观非常不同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利比乌斯以及他们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的追随者，并且对后来的思想家产生了一些影响，但这很可能是他的所有成就中名声最大而价值最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