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维柯与赫尔德(2)

（4）存在一个普遍的模型，它适用于任何给定社会的所有活动：这种共同的风格反映在思想、艺术、社会制度、语言、生活方式和整个社会的行动中。这种观念等同于文化概念，不一定是一种文化的概念，而可能是许多文化的概念；其必然结果是：对人类历史的真正理解如果没有对给定的社会或民族的文化阶段的连续性的认识，就不能取得。这进一步决定了这种连续性是可理解的，而不仅仅是偶然的，因为文化或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与另一个阶段不是机械的因果关系，而是由于人们有目的的活动——为了满足需要、渴望、野心（它们的实现又产生新的需要和目的），因而可以被那些拥有充分自我意识的人所理解，这种关系发生在一种既非偶然又非机械决定，而是源出于生活的诸多元素和生活的各种形式的秩序之中，它只有根据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才能够理解。这种社会进程及其秩序对其他的人以及后来社会中的成员来说，也是可理解的，因为他们从事着相似的事业，这种事业为他们解释处于相似或不同的精神和物质发展阶段的他们祖先的生活提供了手段。时代错误的观念注定了这种历史理解和安排的可能性，因为它要求有能力区分属于和不可能属于某种文明和生活方式的给定阶段的事物，这又反过来依赖一种在想象中直接和间接地进入这些社会的态度和信仰的能力，一种如果应用于非人类世界则毫无意义的探询。对维柯来说，每个社会、文化、时期的个性是由各种因素和要素构成的，这些因素可能与其他的时期和文明是相同的，但是它的每个特殊的模式又区别于所有其他的时期和文明；这就决定了时代错误的概念意味着缺乏一种对这些文明所服从的可理解的、必然的连续性秩序的意识。我怀疑在维柯之前是否有任何人对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或历史变化有一种清晰的观点。

（5）人的创造物——法律、制度、宗教、仪式、艺术作品、语言、歌曲、行动法则等等——并非被创造出来使人愉悦、供人赞美或传授智慧的人造品，也非蓄意发明出来操纵或统治人们或促进社会稳定或安全的武器，而是自我表达或与其他的人类或上帝交流的自然形式。早期人类的神话和寓言、仪式和纪念物，按照维柯的那个时代所流行的观点，是无助的原始人的荒谬的幻想，或是精心编造出来以蒙蔽大众并使他们服从于狡诈且不道德的主人的。他认为这是根本错误的。像早期语言中的神人同形同性隐喻一样，在维柯看来，神话和寓言和仪式是传达原始人看待和解释世界的自成条理的观点的诸多自然方式。因此，理解这些人及其世界的方式就是要试图进入他们的思维，通过弄清楚他们在做什么，通过了解他们表达方法的规则和意义——他们的神话、他们的歌曲、他们的舞蹈、他们语言的形式和惯用法，他们的婚葬仪式。要理解他们的历史，需要理解他们赖以生存的方式，而这只有那些掌握了打开他们的语言、艺术、仪式的意义大门钥匙的人才能发现，而这把钥匙也正是维柯在《新科学》中试图提供的。

（6）因此也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美学，对艺术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评价，不是根据超越时间限制的原则和对任何地方的人们都有效的标准，而是要正确地理解它们的目的，以及它们对只属于它们自己的时代和地点、它们自己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象征，尤其是语言象征的特殊应用；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开完全不同于我们自身的、迄今为止要么被当作野蛮人的胡乱作为，要么被认为太过偏远和奇异因而不值得认真对待的那些文化的秘密。这标志着比较文化史的开端，也确实标志着一系列新的历史学科的开端，如比较人类学和比较社会学、比较法学、语言学、人种学、宗教、文学、艺术史、观念史、制度史和文明史，的确，逐渐被称作最广义的社会科学的所有知识领域，都是从历史的，即发生学的角度来构造的。

（7）因此，由感觉提供或由启示赐予的知识的传统范畴——先验/演绎，后验/经验——现在需要补充一个新的种类，即重构想象。这种知识的产生，依靠的是“进入”其他文化的精神生活中，“进入”各种态度和生活方式中，而这种“进入”只有通过想象（fantasia）才变得可能。想象对维柯来说是一种构想社会变化和发展过程的方式，通过把它与人们寻求借以表达它的象征的平行变化和发展相互联系起来，并把它看作是由这种平行变化和发展所传达的；因为象征的结构本身就是它们所象征的现实的一部分，并随其改变。这种发现的方法，开始于对表达途径的理解，寻求达到它们预设和表达的现实图景，它是历史真理的一种超验推演（康德意义上的）。直到今天，它还不是一种通过其变化的表象达到不变的现实的方法，而是通过其系统地变化着的表达模式，达到一种变化的现实，也就是人的历史。

这些观点中的每一个都标志着思想的一个重大进步。其中的任何一个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享有哲学家的声誉。维柯的著作没有引起注意，除了他所在的那个城市的一些学者，直到最不知疲倦的思想传达者维克托·库辛，使它引起了儒勒·米什莱的注意。这些思想对这位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产生了最为直接和脱胎换骨的影响，正是他第一个在整个欧洲传播了维柯的声名。

尽管米什莱在其生命结束时宣称维柯是其唯一的主人，但是就像每一个具有深刻独创性的思想家那样，他从维柯的《新科学》中只吸取了与自己业已形成的历史观相适合的思想。他从维柯那里得出这样一种观点：人是其自身命运的铸造者，为获得他们的道德自由和社会自由，进行着一场普罗米修斯式的斗争，他们从自然那里夺取了服务于人类自身目标的物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在克服社会和个人的障碍的持续斗争中，创造并摧毁制度，直到完全实现所有人类和所有社会的道德能量和创造天才。那些不符合米什莱激烈的民粹主义观点的思想，例如，不为人类所知却塑造着个人和社会命运的神意思想，即维柯的“看不见的手”，或者“理性的狡诈”，米什莱实际上一半翻成了世俗的词汇，一半忽视了，就像他忽视了维柯的柏拉图时刻、他的历史循环理论、他的反民主偏见、他对热忱的、独裁的、半原始的社会的尊重一样，这些正是米什莱对大众自由的热烈信仰的对立面。

这是一个不断重现的现象的例子，思想的重要性和影响并不总是依赖于它们产生于其中的体系的有效性或价值。柏拉图或斯宾诺莎或莱布尼茨或康德是天才的思想家，这一点即使是那些反对他们形而上学体系的中心原则或者认为它们是有害的人们也很少否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承认这些哲学家提出了一些观念，这些观念的深度和力量已经永远改变了思想史，或者（结果是相同的）他们提出的问题历久弥新，不断地操练着之后的思想家的头脑；即使提出这些问题的那些最具雄心和最著名的思想体系早已失去它们曾经具有的全部生命力，或者顶多只能引发纯粹的历史兴趣，这种说法也是正确的。本书所讨论的两位思想家就是如此。维柯肯定自认为已经发现了一门新科学：即能够产生一些准则的一般原则，这些准则的正确运用至少在原则上能够完全地解释人类历史循环中各个阶段的秩序，就像当时成功的自然科学能够解释物体的位置和运动的规律一样。我这里并不想评判这种主张与之前和之后的思想家所创立的对立体系的主张孰是孰非。我所要做的就是试图说明这一巨大的、杂乱的、有时甚至是稀奇古怪的巴洛克大厦的一些砖块：出于自身的原因而有价值的石头，它们能够被用于建造更坚固且更节制的结构。这支持了一些新颖的观点：例如（不妨再回想一下），维柯在服从（可知但并非可理解）法则的自然王国和服从（可理解）法则的人造王国之间所做的区分；他的神话和象征、特别是语言功能的理论；他关于概括和表达（他没有说它决定或统合）各个社会或整个历史时期的各种活动的核心风格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反过来又提出了多样人类文化的观点；连同以这种方法研究人类活动所带来的对美学、人类学、当然还有整个历史科学的革新含义。

赫尔德也是如此。他也试图囊括他那个时代知识的整个体系：科学和艺术、形而上学和理论、认识论和伦理学、社会生活、历史、人类学、心理学，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过去和现在乃至（比维柯远为重视）将来所深感兴趣的。像那些深远地影响了他的英国思想家一样，像扬、珀西、托马斯·沃顿、约瑟夫·沃顿和斯特恩（以及苏黎世的拉瓦特尔）一样，他是一个牧师和学者，处于一个专业化越来越强，却仍然瞄准普适性的时代。他是一个诗人、哲学家、文学学者和历史学家，一个业余的语言学家，一个美学理论家和批评者，一个其时代的生物和物理科学的热心学生：他希望把所有的关于人及其环境、起源、历史的科学整合为一个整体。他把人文科学间的边界看作是学究式的和人造的把戏，是对人类在其无限多样性和精神力量中进行自我理解的令人厌恶的阻碍，这种多样性和精神力量是哲学家粗暴的范畴徒劳地想包含的。在从事这个他既无能力又无知识的庞大事业的过程中，他生发了一些思想，并给予了这些观念以生命和内容，它们中的一些已经永恒地进入了欧洲思想和情感的结构中。

在赫尔德所生发或赋予新生的这些概念中，至少有三个主要的思想自它们发端以来在力量和影响上增强了：一是人们如果想充分实现他们的能力，进入其最佳状态，那么他们需要属于可识别的社群，这些社群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态度、风格、传统、历史记忆和语言；二是表现在艺术和文学、宗教和哲学、法律和科学、游戏和工作中的人们的精神活动，不在于创造客体、商品或人造物品——这些东西的价值在于它们本身，独立于它们的创造者及其性格和目标——而在于与他人交流的各种形式中。人的创造性活动不应被看作为简单的生产活动，只是生产些供人使用、娱乐或教学的对象，也不应被看作对外部自然世界的补充或改进，而应被看作说话的声音，看作个人生活图景的表达，它不应通过理性的分析即解剖为构成因素来理解，也不应通过概念下的详尽分类、普遍原则或规律下的归并、整合进逻辑上一致的体系或者运用其他的技术手段来理解，而只需要通过移情（Einfüblen）来理解，这不是一个法官或一个编纂者或一个解剖学家的才能，而是一个赋有历史洞见和想象的艺术家的才能。“每个法庭、每所学校、每种职业、每个封闭的社团、每个宗派”，赫尔德的导师约翰·格奥尔格·哈曼写道，“每一个都有其自己的词汇”，只有带着“朋友、熟人、爱人”的感情才能掌握这种词汇；[4]抽象的公式、一般的理论、科学的规律打不开任何个别之门。只有历史学识加上敏感并富有想象的感知力才能够发现通向内在生活、世界图景、渴望、价值、个体或群体或整个文明的生活方式。最后，正是赫尔德激活了这样一种思想：既然这些文明中的每一个都有其自身的态度和思维、感情和行动方式，都创造着其自身的集体理想，而正是由于这些理想，它才成其为一种文明，那么只有根据其自身的而不是其他某个民族的价值尺度、思想和行动准则，它才能够被真正理解：最不可取的是根据某个普遍的、非个人的、绝对的尺度来理解，诸如法国哲学家似乎认为，他们有资格如此傲慢和盲目地给所有的社会（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打上烙印，赞扬或谴责这个或那个个体或文明或时代，把一些东西确立为普遍的模式，而把另一些东西作为野蛮或恶或荒唐的东西加以反对。按照自己的，或者其他相异的观点来评判过去，乃至嘲笑过去，必然导致严重的歪曲。古希伯来人不应根据古希腊的标准来评判，更不应根据伏尔泰时期的巴黎或想象中的中国士大夫标准来评判。古挪威人或印度人或条顿人不应当透过亚里士多德或布瓦罗的眼镜来看。就像他的论敌伏尔泰一样，赫尔德对欧洲中心论持批判态度。对他来说，人就是人，在所有的时代都有其共同的特征；但是他们的差异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正是差异使他们是其所是，使他们成为自己，不同的人和文化的独特才能正是表现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