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企业家的命运

是谁发明了盐铁专营？

这种巧妙曲折的治国理念一直延续数千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各种不可或缺的专卖商品支付着变相的人头税。

我提过一个观点：西方诸国与中国相比，在治国经济策略上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完全依靠税赋为政府的主要收入，而后者的政府收入则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在本文中，我们要说说这一中国式制度的始作俑者，他的名字叫管仲。

管仲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的齐国，那是春秋年代的初期。齐国的疆界并不大，却在管仲的治理下成为最强的国家，齐桓公因此被视为春秋五霸之首。

齐国的强大，与管仲实行的经济政策有关。他是中国最早的中央集权主义实践者，在放活微观的同时，十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制。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产业管制政策便是盐铁专营，它几乎成为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保障。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自西周以来，就有一些诸侯国将盐铁经营收归国有，然而从来没有人将之视为国策，绝大多数的治国者仍然以征税——特别是农业税为国家最主要的收入。管仲最大的创新在于他在税赋收入之外增加了专营收入，并将之制度化。

管仲以盐和铁的专卖收入做过举例说明。

他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反对。不仅在国内如此，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这等于煮些白开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齐国纳税，即“煮沸水以籍天下”。

铁的专卖也是一样。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作还是做女工，都需要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推，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

管仲提倡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自下场，创办国营盐场或国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认为专营就是国营，多入歧途。

比如盐业。齐国滨海，是产盐大国，食盐是最有竞争力和价格话语权的战略商品。管仲实行的是专卖政策，开放盐池让民间自由生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为了维持国家对盐的垄断权，防止盐价因生产过度而大跌，管仲下令对煮盐的时节进行控制，只准在头年的十月到第二年的正月这四个月的农闲季节煮盐，到了仲春二月，农事开始，就不许聚众煮盐。由于控制了盐业的销售和产量，进而控制了价格，齐国的盐销售到国外去，可以抬高到成本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

在冶铁业上，管仲实行的是国有民营。他首先严厉地强调了国家对所有矿山资源的垄断，所谓“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台法令宣布，只要一发现矿苗，就马上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禁止擅自闯入。

在垄断了资源之后，管仲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生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在这些前提之下，管仲开放冶铁作坊业，允许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部分，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

盐铁专营的做法并非始自管仲，却是在他那里形成了制度化并取得显著成效，它对后世政权产生了重大且根本性的影响。它形成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经济制度，从而增强了国家管制经济的能力。从管仲的论述中可见，他事实上是将盐铁的专卖看成为变相的人头税——因为盐铁的不可或缺性，国家通过对之控制，实际对每一个人变相地征收了税赋。这种巧妙曲折的治国理念一直延续数千年，始终存活。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各种不可或缺的专卖商品支付着变相的人头税。

企业史上的女富豪有哪些？

10月，胡润发布了一张全球百富榜，其中，中国女富豪的数量之多为全球之冠，在20位拥有10亿美元、白手起家的女富豪中，有11位来自中国。读到这条新闻突然想到：在中国的企业史上到底有哪些女富豪？

一部两千年的中国企业史，到处是面孔模糊的商人，而若以性别来论，女性则更寥若晨星。

在史书记载中，最早、最出名的女商人是四川地区一个名字叫清的寡妇。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寥寥76个字记录了她的事迹。寡妇清的家族从事的是“丹穴”业，也就是采炼丹砂，因掌握了独特的开采和冶炼技术，所以传及数代而不坠。寡妇清不但操持家业，还组织了私人武装以保卫家财。

女性经商最活跃的时期是在唐代，这不足为奇，因为连第一个女皇帝也是在那时出现的。在当时第二大商业城市洛阳最出名的女商人叫高五娘，她也是一个寡妇，从事的也是冶炼业。因为钱赚得实在太多了，还被人告发惹上了官司。

在长江流域，最出名的女商人叫俞大娘，她生活在中唐的大历贞元年间，从事造船业。当时所造的大船最多能载八九千石，所谓“水不载万”，然而俞大娘造出来的航船却可达万石。据说船上可以种花果、蔬菜，驾驶船只的工人就有数百人之多，船员的生死嫁娶都可在船上进行。它航行在江西和淮南之间，每来往一次，就能获得巨利，这种船直接以“俞大娘”来命名。

除了从事大规模制造业的高五娘和俞大娘，史书中还出现过不少女商人的身影。据《太平广记》等书的记载，她们所从事的商业买卖大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品紧密相关，有以卖菜为生的“卖菜家妪”，“鬻蔬以给朝夕”，也有卖花、化妆品和经营餐饮业的。《唐代墓志汇编》中还提及过一位杨氏是种植业的高手，“经营财产，会陶公之法，固得水旱无惧，吉凶有资”。

女子经商之风自汉唐之后一直缕缕不绝，据《中国经济史》作者侯家驹的考据，“在北宋，妇女还从事茶肆、食店、药铺之经营，并作小贩、卖卦及牙人。”但是到了12世纪的南宋时，风气终于大变。当时出现了一股礼教运动，对女性的约束大大增加，从此女性被关在宅门之内，再也无法在商场上有所作为。

宋元之后的明清两朝，像寡妇清、高五娘和俞大娘这样的女中豪杰已成绝响。不过到了19世纪初的清朝后期，在南方却冒出来一个郑一嫂，她从事的是十分凶险的海盗业——在西方企业史上，海盗从来被看成是一群最原始的、具有契约精神的企业家。

郑一嫂原名石香姑，她皮肤黝黑但天生丽质，少女时是海船上的妓女，后来嫁给了南中国海著名的海盗郑一。郑一在广东沿海一带组成了一个海盗联盟——红旗帮。全盛时期，红旗帮下分黑、白、黄、蓝、青五旗，拥有大船800多艘、小舟1000多只，盗众一度多达10万之众。据英国学者康士坦的《海盗史》记载，其规模在当时世界上堪称第一，竟大过著名的北欧海盗。红旗帮专劫官船、粮船及洋船，活跃于粤东沿海及珠江三角洲，基地在香港。红旗帮“向商渔盐米各船收保险（护）费”，名目为“号税”、“港规”、“洋税”，“凡商船出洋者勒税番银四百元，回船倍之，乃免劫”。由于条文清晰，数万海盗过的是有规有矩的非法生涯，红旗帮俨然是一家管理有序的海盗集团。

郑一嫂与张保仔的势力实在太大，引来朝廷的多次围剿。1808年，清军以八万两白银为代价，邀集英国及葡萄牙海军对红旗帮发动总攻击，张保仔被迫接受“招安”，官至从二品千总，任澎湖副将，郑一嫂授诰命夫人，至是，粤东一带海盗活动平息。1822年，张死于任上，郑一嫂则定居澳门，开设赌场，得享天年，如果从渊源上来看的话，她还是澳门赌业的开山鼻祖之一。

“单干专家”的命运

四个“单干专家”生于草莽，身份低卑，却能在最艰困的时代发出最清醒而勇敢的声音，所谓士者，大抵如是。

在“大跃进”及其后的大饥荒时期，有四位来自民间的草根人士冒死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他们因此被蔑称为“单干专家”，生命饱受折磨。

此四人中，以李云河名气最大、行动最早。27岁的李云河时任温州地区永嘉县委副书记，他在1957年1月27日的《浙江日报》上发表调查报告《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这是全国第一篇公开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1958年2月，李云河被开除党籍、打成右派，遭到撤职劳改的下场。

1960年之后，随着全国性大饥荒的爆发，人民公社的制度缺陷开始显现。就当安徽和广西等地尝试“包产到户”时，在浙江则先后出现了三位民间理论家。

1962年4月，温州瑞安县隆山畜牧场的兽医冯志来完成长篇论文《半社会主义论》。他写道：“我认为包产到户确实是唯一出路。这样做，完全是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出发，完全是为了调动农民的劳动自觉性。这是6亿人民的呼声！”文章完成后，冯志来孤身北上，将文稿分送给了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两个月后，他又撰写更为尖锐的《怎么办？》，再次投书中共中央。不久，他被定性为“右派”，在武装警察的押送下，送回老家浙江义乌县乔亭村改造。

几乎就在冯志来写《半社会主义论》的同时，宁波嵊县农技站的蚕桑技术员杨木水写出了《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的万言书，文内列数了包产到户的13个优越性。杨木水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没上过任何正规学校，他行文粗鄙不堪，章法颠三倒四，却句句直击弊病根源。

杨木水将文章寄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毛泽东主席，同时，还辗转寄了一份给嵊县老乡、经济学家马寅初。由马寅初转呈，高层终于看到了这份万言书。1963年春，杨木水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处8年有期徒刑，后加重到死缓，罪状是“恶毒攻击党的路线政策，鼓吹包产到户，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

绍兴新昌县新溪公社的干部陈新宇的际遇同样悲惨。1961年6月，陈新宇根据下放劳动时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写出了《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分析问题》和《关于包产到户问题》两篇文章，从阶级分析的角度阐述了实行包产到户的重要性和必然性。陈新宇将两篇文章分别抄寄中共中央和《人民日报》。1966年之后，陈新宇被定性为“右派分子”，前后被揪斗120次，抄家7次，监禁32天。

1962年7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上下猛烈批判以“包产到户”为代表的“单干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会议期间，毛泽东对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说：“你们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必须彻底批判！”这“两个半单干理论家”指的就是冯志来、陈新宇和行文粗鄙的杨木水。

不过，李云河和“两个半单干理论家”都活着看到了包产到户在中国的盛行。1978年之后，正是这一制度激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轰隆隆地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1982年，沉冤24年的李云河被平反，并出任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撰写专著《中国农村户学》，提出“家庭工业加专业市场”的经济发展思路，这几乎就是“温州模式”的萌芽之说；1975年，服刑12年的杨木水出狱，三年后摘掉“反革命”帽子，从此游走江湖，当起了草药郎中，他有一个专治支气管炎的草药秘方据称十分有效；发誓终身不娶的陈新宇一直孑然一身。在劳改的十多年中，他写过200多封“翻案信”。1982年他获平反，从此隐居新昌，靠微薄的退休薪金度日；被遣返回义乌的冯志来在1983年获平反，被调入县经济研究中心，成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最早倡导者之一，晚年结集出版文集《兴市边鼓集》。

四个“单干专家”生于草莽，身份低卑，均无高深修养，却能在最艰困的时代发出最清醒而勇敢的声音，所谓士者，大抵如是。

最后的孙冶方

写出一部“社会主义经济论”似乎没有太大的困难，但在事实上它却怎么也走不通。对历史的梳理常常要具体到一个个历史人物，孙冶方便是一个令人尊敬又心酸的人物。

1979年年底，孙冶方刚刚动完一个大手术，医生用了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从肝区割下一个装满四寸盘子的大肿瘤。孙冶方虚弱至极，健康状况十分不乐观。他当时唯一的愿望是，把那本酝酿了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写出来。他向中科院经济所点名要几个熟悉他的理论的学者来协助他完成此书。

很快，经济所派出了一个由吴敬琏、张卓元等组成的7人写作小组来执行这个重要的任务。他们在协和医院附近的北京饭店租了一个套房，每天到病房与孙冶方交谈，进行录音和记录。吴敬琏回忆说，那些日子，孙冶方的病房成了“思想抢救室”，每次他们去的时候，一到门口就能听到贝多芬交响曲，那种洋溢着乐观和不屈意志的旋律是孙老最喜欢的。

过了一个冬春，写作组整理出了15万字的大纲，一共有20多章。接着，孙冶方出院。再接着，工作陷入难堪的泥潭，原因是，从孙冶方到写作组都发现了孙式理论的矛盾点。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学界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状况感到不满，开始寻求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孙冶方的勇气和成就无疑是最大的。

按孙冶方的设想，要写出一部结构严密、逻辑一贯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似乎没有太大的理论困难。可是，在事实上，它却怎么也走不通。早在1960年10月，孙冶方就打算按《资本论》的程式编写这部教科书，他组织了一个近40人的写作班子，攻关两年，竟无功而返。到1964年，作为民主主义者的孙冶方已经深感他的思想与现行体制的矛盾。他曾说，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己写文章经常是思如泉涌，一挥而就，甚至可以站在排字房的门口，写一页，排字工人排一页；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写文章变得很难，有时候一篇文章要写几个月，怎么也写不出来。随后他被批判入狱，在牢中面壁七载，日日苦思，默写85遍腹稿，自以为已想通所有关节，可瓜落蒂熟，但是却没有想到还是拓进艰难。这种致命的痛苦对于孙冶方来说，甚至大于躯体的病痛。

时间很快到了1982年。2月，孙冶方因肝癌扩散再度住院，眼看来日无多，他提出加快创作的进度。7月，他带着写作组一行人前往青岛，住进海军疗养院“闭关”写作。伴随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孙冶方为自己的理论建构做最后一次冲锋。由编写组分头写作的章节都已写出，但怎样把这些“部件”联结成一个逻辑一贯的体系？编写组一遍接一遍推演讨论，可是仍然寸功难夺。

青岛归来之后，孙冶方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任务不可能完成。吴敬琏回忆说，孙冶方此后曾多次对他谈及，对那一套计划体制绝不能修修补补，而必须推倒重来。1982年11月，卧床不起的他在病床上口授，由吴敬琏和张卓元执笔写出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对中国经济的成长性表达了无比的乐观，同时也沉重地指出，“必须对旧管理体制做出重大的根本改革”。

一个月后的12月9日，他亲笔写下遗嘱：“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院作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致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孙冶方这样的谢幕方式，即使在今天，已然足以让人落泪。

触破窗户纸的人

此刻的吴敬琏已经超越了上一辈经济学家在旧框架里寻找改革出路的局限性，他是真正触破了那层窗户纸的人。

1991年的春天，北京的政治气氛仍然紧张，不过，微妙的转机悄然在南方出现了。

这一年的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报》先后发表3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提出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敢冒风险，大胆改革，不要再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

对时政变化十分敏感的吴敬琏则已经嗅到了新的空气。在晚年的口述史中，他回忆说，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他起草了一套改革方案，接办了一本杂志，写了一篇长文，出了一部著作，主持了一场研讨会，写了两份建言书。这些工作环环相扣，无一不在中国当代经济改革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我们且一一细说之。

改革方案是指“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方案”。1990年秋冬之际，就在与“计划派”论战最激烈的时候，吴敬琏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组员为他的老同事张卓元以及一批比他年轻一辈的学者。他们以整体配套改革为基本理念，分别从企业、价格、财政、税制、金融等多个方向进行拓进式的研究，并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措施和时间表。日后我们将看到，当改革高潮真的如期而至的时候，这个总体方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最终改变了中国改革的路径。

接办的一本杂志，是由经济学家蒋一苇创办于1988年的《改革》双月刊。蒋曾任中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以首倡“企业本位论”而闻名。他的思想颇为开放，一直主张要给企业以自主权，反对“鸟笼经济”的做法。吴敬琏接手杂志后，定题组稿，帮助培养一批特约撰稿人，事必躬亲，投入巨大精力。在整个90年代，《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思想重镇，吴敬琏以及多位学者的最新观点大多首刊于此。

从1992年的1月18日到2月21日，87岁高龄的邓小平南下视察，发表“南方讲话”。一时间，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为舆论之共声。在焕然一新的大转折的前夕，吴敬琏发表的论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出版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经济理论上的依据，“吴市场”之名迅速为公众所知晓，他成了全国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

3月14日，在邓小平南方视察的讲话还没有在国内报刊上得到正式报道的情况下，由吴敬琏任主编的《改革》杂志和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联合举办了一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这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国内最先作出反应的大型学术活动。会上，众多学者均一吐为快，表达了加快改革之意。

4月30日，吴敬琏写成一份题为《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问题的建议》的建言书，寄送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这封信中，吴敬琏回顾了10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多场争论，然后明确建议中央，应当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他从理论的高度上十分尖锐地指出，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上一条市场化取向的道路，已经无退路可走，因而在理论上也到了非得作出一个决定性突破的时刻。他说：“其实，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认为商品生产或货币经济同社会主义不能兼容，如果要固守教条主义的传统观念，即使采用‘商品经济’甚至‘商品生产’的提法，也无法走出由于陈腐的教条与现实生活脱节所造成的困境。所以，将‘市场经济’改变为‘商品经济’，并不能解决问题。”

多年之后的人们，细读这段文字，仍然会为吴敬琏的赤诚和勇敢所感动。由这一段论述看到，此刻的他已经超越了上一辈经济学家在旧框架里寻找改革出路的局限性，在理论家的意义上，他表现得非常勇敢和义无反顾，他是伸出手指头，真正触破了那层窗户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