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巩固大后方
加强制度建设
形势已然相当明朗了，朱元璋在称吴王之后，下一步的目标即是进取长江下游，以便于将来问鼎中原、夺取天下，并为自己登基称帝做准备了。
如今不用再继续装孙子了，该称王时就称王，该称帝时便称帝；只要有实力在，跟谁也别客气。此时的朱元璋是踌躇满志、意气豪迈的，也是一贯小心谨慎的，结合过去的种种经验教训，他并没有因一时的胜利而被冲昏了头脑，相反更有任重道远之感。
制度是兴国之本，也是立国之本，为了能够适应将来新王朝的统治需要，朱元璋就有必要先试着进行一些正规化的制度调整。“礼法”是儒家治国的核心理念，为此，朱元璋某次就不禁对一位廷臣感叹道：“剽悍、骄暴，这并不是人的本性，而是人的生活习性所致！如果有礼法可以始终约束、引导着人，那么剽悍者就可以变得柔和些，骄暴者就可以变得规矩、踏实起来，就像烈马一般，只要调御有道，时间一久它自然就会被成功驯化……所以，当今的急务就是使人知遵礼、能守法。”
另外，革命起家的朱元璋更是深知“实力即是权力”的道理，他务必要保证自己对于军队的绝对有效的领导，坚决避免属下将领会危及自己的地位。意大利著名的政论家马基雅维里在其《君主论》中，就曾着重说道：“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之外，君主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和想法，也不应该把心思用于研究其他的事，因为军事艺术理应是统治者的唯一艺术……这门艺术的效力，不仅能使天生为君主的人保持住自己的地位，还多次使平民出身的人登上君主之位。”由此可见，这对于专制者而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对于朱元璋更是贴切。
总之，除了对于军制有所调整外，朱元璋还专门设置了武德、龙骧、豹韬、飞熊、威武、广武、兴武、英武、鹰扬、骁骑、神武、雄武、凤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如此一来，不仅分散了亲军将领的权力，也加强了亲军总体的力量，让它真正成为一支放心可靠的近卫军。
与此同时，为了昭示、鼓舞后来者，对于那些在战争中战死的无数英雄们，朱元璋也没有忘了专门去纪念他们。
至正二十四年春，朱元璋命建“忠臣祠”于鄱阳湖之康郎山，而且还学着唐太宗在凌烟阁纪念二十四功臣的样子，命人专门绘制了某些死难功臣的画像，以垂不朽。当时他是这样跟中书省的臣僚们交代的：“崇德报功，这是国家的一项大典。自古兵争，难免会有很多的忠臣烈士以身殉国，其英风义气，虽死犹生……在去年的鄱阳湖大战中，死难的忠臣良将数不胜数，如果不能彰显他们的功绩，那么何以安慰死者，又何以激励来者呢？”
因此，必然要让那些死难者享尽哀荣，让他们的家属受到优待，如此才能够在未来的革命战争中不乏前仆后继者。
自然，朱家班此时的工作重心仍在于继续巩固和扩大占领区域，尤其要大力扩张消灭陈汉的战果，为尽快东下讨张、中原逐鹿而努力。
于是这年四月的一天，朱元璋在退朝之后便与孔克仁等议论前代的成败得失，为此他又说道：“秦朝以暴虐及宠任赵高等奸佞之臣，而导致天下土崩。汉高祖起自布衣，却能以宽大驾驭群雄，因此被推戴为天下之主。可如今的天下大势却与那时有所不同，元朝的号令、纪纲已经废弛，所以多有豪杰蜂起，雄霸一方。然而这些豪杰们皆不知修法度以明军政，这也是他们不能成就大事的根本原因。”
说完这话，朱元璋感叹良久，仿佛若是能有众望所归的真命天子出现，那么就不用自己如此辛苦了，做个打工仔似乎也挺好。继而他又分析道：“天下有兵，河北有孛罗帖木儿，河南有扩廓帖木儿，关中有李思齐、张良弼。然有兵而无纪律者，河北也；稍有纪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馈饷不继者，关中也；江南，则唯我与张士诚。士诚多奸谋而尚间谍，其御众尤无纪律。咱以数十万之众，固守疆土，修明军政，委任将帅，俟时而动，其势有不足平者？”
显然，朱元璋对于天下大势是有所洞明的（他特别重视派遣专人到全国各地收集情报、打探虚实），他也自信自己必定能够最终夺取天下。只是他还想进一步得到臣下们的积极认同，以坚定自己的这份雄心壮志。
既是出于恭维，更可能是发自肺腑，孔克仁于是顿首道：“主上神武，当定天下于一，今其时矣！”
又有一次，朱元璋对孔克仁道：“汉高祖起自徒步，终为万乘，何也？”
孔克仁答道：“由其知人善任使。”
朱元璋又问道：“正像你说的，不过仅止于此吗？”
“应该是这样！”因为刘邦自己就说过类似的话，所以孔克仁才如此肯定地回答。
但是朱元璋却认为：“周室陵夷，天下分裂，秦能一之，弗能守之。陈涉作难，豪杰蜂起，项羽矫诈，南面称孤，仁义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强忍，而承以柔逊，知其暴虐，而济以宽仁，卒以胜之。及羽死东城，天下传檄而定，故不劳而成帝业”，刘邦的成功正是建立在项羽这个敌人太失民心的基础之上，他才所以能够以仁义收取人心。结果都不用刘邦自己多出力，“譬犹群犬逐兔，高祖则张置而坐获之者”，他只要坐享其成就可以了，自有韩信、彭越等人为其奔走效劳。
由此，朱元璋又得出结论说：方今天下用兵，豪杰非二，皆为劲敌；我朱某人立足江东，任贤抚民，伺时而动，如果只是单纯与他们角力，则猝然难定；倒不如像刘邦学习一二，知人善任固然重要，但收取人心才是根本。
“有心人，天不负”，多花心力自然就增加了成功系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多思多虑、知己知彼则又必然会在谋略上胜人一筹！
智拔钉子户
创业艰难百战多，还是让我们回到叱咤风云、尽显英雄本色的战场上来吧！
此时作为平章的俞通海等人已出兵至刘家港（即后来郑和远洋出发的地方），进而向南通逼近。他们大败张士诚部，生擒其院判朱琼、元帅陈胜、卒百余人。当然，这只是一次小动作。
而与此同时，为了一雪前耻，也为了拔掉庐州左君弼这位“钉子户”，朱家军于是在一年之后卷土重来。此次仍是由徐达挂帅，朱家军主力因为在武昌之役中并未受到多大损失，所以也不需要专门进行休整，便得以直接投入了庐州前线；况且他们也可以边作战边休整，因为占据绝对优势的他们已不需要什么恶战、苦战了。
精明似猴儿的老左自然也清楚，今时已不同于往日，朱家军已经没有了什么后顾之忧，兵精粮足的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与自己对垒了，尤其可以奉陪自己到底。因此，当老左风闻徐达率军将至时，他便立即放弃了自己经营多年的老巢，转而遁入安丰，而令其部将张焕、殷从道等人防守庐州。
根据武昌作战的成功经验，面对坚城，这一次朱家军也相应地采取了朱元璋所一贯倡导的“长围战法”，庐州很快就被团团围住。
不强攻坚城，保存住己方的有生力量，这几乎是古今军事家们的共识，比如《孙子兵法》里就说过“攻城为下，攻城为不得已”之类的话；再后来，作为湘军统帅之一的胡林翼更是坚决反对围城攻坚，他认为：“一切军情均可面商，惟万万不可攻城”，假使城池能够轻易就被攻破，那么天地间又何必设城？先前石达开以二十万人却拿不下宝庆，和春、向荣以六万人而七年不得金陵，这就是明证。
对于“长围战法”的核心理念及具体实施，其实早在先前叶兑给朱元璋的上书中就已明确地指出过，只是不知道这封上书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城固难以骤拔，则以锁城法困之。于城外矢石不到之处别筑长围，分命将卒四面立营，屯田固守，断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属邑，收其税粮以瞻军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
对于“钉子户”，最好不要来硬的，而是智取。显然，在长期战争中磨炼出来的朱元璋，其英明神武也当是不输于古今绝大多数军事天才的。
待到庐州被围困了几个月之后，城中将士、百姓终于气力不支了，因饥困而越发不能战。身为主将的张焕终于看清了形势，于是决定向朱家军投诚，在他的内应下，庐州便于这年（1364）七月被朱家军攻破。
有鉴于安丰一带是敏感地区、四战之地，不便于围歼左君弼残部，所以朱家军暂时没有在北线继续扩张战果，而是令其成为自己与王保保等部的战略缓冲地带。
不久，改庐州路为府，置江淮行省，命平章俞通海摄省事以镇守之（俞通海是巢县人）。当此兵革之际，民多窜匿，而俞通海能够日加招辑，安抚百姓，其“为政有惠爱，由是复业者众”，渐渐恢复了当地的民生。
主政庐州并取得了成绩，可见俞通海的确是有方面之才的，不独军争，他在行政方面还胜于其他将领，可谓人才难得！
到了这年八月，平章常遇春、参政邓愈等人受命征讨原陈汉治下的一些未归附地区。
在新淦被平定后，知州邓志明被扭送应天，结果与其兄邓克明一起被斩首示众，因为这对兄弟实在是太让朱元璋失望了。
身为左相国的徐达也奉命率军收服荆、湖等处，此时陈氏既灭，朱元璋威名远播，荆、湘诸郡多有款附，正如水到渠成一般。对此朱元璋又进一步指示道：“如今武昌既平，湖南列郡相继款附。然其间多陈氏部曲，观望自疑；亦有山寨遗孽，凭恃险阻，聚众殃民。今命尔按行其地，当抚辑招徕，俾各安生业。或有恃险为盗者，即以兵除之，毋遗民患也！”
当常遇春、邓愈等人在相继平定了一些山寨后，已到达江西吉安一带，当时吉安守将名叫饶鼎臣。大将风度的老常成竹在胸，于是他竟派人对饶鼎臣道：“我们此次进军的目标是赣州，你老兄只要出城和咱说句话就成，总要打个招呼吧！”在常遇春看来，只要平定了吉安周边地区，势单力孤的“飞地”吉安自然不能自存。
然而，饶鼎臣却不晓得这老常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生怕自己会上当，所以惧不敢出，而遣其幼子出见。常遇春给小饶赐座，还请他喝酒，又赠以衣服，待到小饶临走时，常叔叔便跟他说道：“小子，回去之后跟你爸爸说，问问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如果他还对你常叔叔避而不见，那叔叔我可就要亲自前往见他了，到时候你小子兴许就没有爸爸了！好了，让你老爸自己拿主意吧。”
结果老饶害怕了，他很是畏惧常遇春的威名，当晚竟弃城别走。常遇春在不费吹灰之力地拿下吉安后，乃引兵直趋赣州。话说这赣州却是块硬骨头，敌将熊天瑞据城固守，朱家军一时难以取胜。于是朱元璋不仅增派了兵力前往，还派出了中书右司郎中汪广洋去协助常遇春。
就在临行前，朱元璋指示老汪道：“你到了赣州以后，如果此城还没有被攻下，你可以对常遇春等人这样说：熊天瑞困处孤城，犹如牢笼、陷阱中的禽兽，他是不可能逃逸的；但是咱深恐破城之日，杀伤过多，要当以保全生民为心！一则将来可为国家所用，二则也可以让其他未归附地区放弃抵抗……且如汉将邓禹不妄诛杀，得享高爵、子孙昌盛，这就是常遇春等人的表率！先前在鄱阳湖之战中，陈友谅既败，咱生降其兵，至今为我所用，纵有逃归者，亦我之民。咱前克湖广，严禁军士入城扰民，所以才得以保全一郡的百姓，如果只能得到一郡的土地而得不到它的百姓，那么又何必辛苦这一遭呢？”
总之，该杀的毫不手软，但不该杀尽量不要杀才是。想当年忽必烈派出征日本的远征军时，也曾表示：“朕闻汉人言，取人家国，欲得百姓土地，若杀尽百姓，徒得地何用？”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由此也可看出即使朱元璋三令五申，其麾下的烧杀抢掠行为还是很普遍的，毕竟军队是掌握着不受监督和制约的“合法伤害权”的。比如就在随后不久，当朱家军席卷了江西大部又回过头来收拾饶鼎臣残部的时候，邓愈麾下的将士竟然趁机大肆掳掠、抢劫人口达千余，直到有地方官将利害陈明邓愈时，小邓才大惊不已，即下令曰：“敢有掠民者，斩！”
就在汪广洋到达赣州后，马上对常遇春等人传达了主公的指示精神。这时熊天瑞还在固守，朱家军只得修筑工事继续围困。十月，朱元璋仍不忘指示道“勿杀！故欲困服之”，其中心思想还是要争取让敌人不战而降。
老熊的儿子熊元震身手了得，一次对阵时，老常眼见其勇猛异常，竟顿时起了惜才之心，以至于没有在战场上对小熊痛下杀手。这样，直到第二年正月，在被围困了四个多月之后，熊天瑞才不得已而出降。谈迁在《国榷》中为此评论道：“陈氏既覆，熊天瑞守此一隅，抗锋五月，有友谅之余烈焉。孰谓陈氏无田横（之风）哉！”
随后，常遇春等又进师南安，兵锋直指岭南的韶州。广东大部当时都是军阀何真的地盘，所以朱家军在拿下韶州后一时并未能继续向南展开。正当常遇春、邓愈等人在经略江西、广东北部的时候，徐达及参政杨璟等则率军向两湖地区快速挺进。在相继攻取了江陵、沙市、夷陵、湘乡等地后，这年十二月，又攻克了湘南的辰州、衡州等地。
次年二月，徐达便遣使上言：“臣奉命按行湖湘等处，所至降下湘潭、荆岳、辰衡、宝庆等郡，及靖州安抚司诸长官司悉皆平定，臣宣布威德，远近向化，蛮夷率服，谨遣使以闻。”见于湖湘既平，朱元璋于是命令徐达留下诸将经略各郡，而自率主力班师还京。三月，大军相继凯旋。
至此，对于陈汉的扫尾工作已基本结束。此举不仅巩固和扩大了后方，也为将来继续进取积聚了更多的生力军。
后生可畏
就在西线高歌猛进、风卷残云的时候，东线倒也不算消停。除了朱家军的一些小攻势外，他们主要还是处于相对防守的地位，毕竟如今还不是他们四面出击、大张挞伐的时候。
至正二十四年九月时，方国珍的侄子方明善主动进攻平阳，结果被参军胡深遣兵击败。这还是方部第一次主动挑衅，有人可能要疑问了，为什么小方竟敢于去摸老虎屁股呢？其实他就是争一口气。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盘踞于温州之平阳地区的土豪周宗道因经常被小方欺负，最后他不得不选择归降了朱元璋；这小方实在有点气不过，凭什么便宜都让你姓朱的占？于是他便找上门去跟周宗道算账，周宗道只得向胡参军告急。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这胡深是一员真正的文武兼备的儒将，其文化素质远较诸将为高（“颖异有智略，通经史百家之学”），只是生于乱世选择了投笔从戎，就跟“湘军之父”、有一定学术成就的罗泽南等人似的，其年龄也算是徐、常等人的长辈。
胡深在接到周宗道的告急后，亲率援军前往应敌，他们一路攻下了瑞安，兵锋直指温州。小方这一回可是怕了，知道自己捅了大娄子，只得赶紧去同老叔商量，最后还是拿出了些钱粮来孝敬朱家军，朱元璋这才暂时放了他们一马。
张士诚这边也没有闲着，他老兄晓得马上就该轮到自己了，所以趁着朱家军主力西去的时候就再试试吧。于是老张派老弟士信再攻长兴，而“坚忍不拔”的耿炳文再破敌；张士信又转而大怒，更增兵围长兴，耿炳文则再次向应天告急。最后，在平章汤和的增援下，张士信又一次大败而归。
次年（1365）二月，见于上次的诸全之败，张士诚于是又调集大军，号称二十万，由李伯升与叛将谢再兴率领，进攻诸全的新城。当时，张家军营阵延亘十余里，他们造庐室、建仓库，大有不拿下新城绝不回还的气势！他们还分兵数万据城北十里，以遏援兵。
新城守将胡德济坚壁拒守，他见敌人来势汹汹，即又派人向坐镇严州的行省右丞朱文忠告急，胡德济还在求援信中专门提到“敌兵甚众，非发大兵不能济”，文忠只得先行派出了一路援军，准备试探过再说。
此时，张士诚又派出一路偏师来威胁严州，以试图牵制严州的援军。文忠这次派出了一支水师前往应战，只是这次朱家军却没以前那么好运，最后作战失利。
危难之际显身手，但见文忠意气自若，他一方面命部将防备严州一带并向处州告急，一面竟悄悄地亲率主力人马奔向了诸全新城，想要出其不意击溃敌人。胡德济听闻说文忠到了，就好心好意地派人跟文忠说道：“敌人锋芒正盛，不如您暂时回避一下吧！”他是见文忠此来带的人少，担心他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可如何向朱老舅交代！
不过人家文忠却不以为然，他回复小胡说：“如果论人数，咱们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但若论谋略，则占上风的必然是咱们！从前谢玄尚且能以八千人大破苻坚八十万之众，如今咱们又有什么可回避的呢？如果咱们这次不战而退，那么敌人就会越发嚣张，即使咱们的大部援军来了，也不见得容易攻取敌人。死中求生，正在今日！弟兄们，一起干吧！”
于是两军便展开了激战，这时处州派来的一部援军也恰好赶到，文忠所部更加振奋。正当两军的战斗进入白热化的时候，作为主帅的文忠终于坐不住了，乃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举，咱岂敢独独爱惜自己，反而落于三军之后呢？”说完，即横槊据鞍，引数十骑乘高驰下，直出阵后，向敌人的中坚部冲杀而去。
但见敌列骑迎战，文忠奋勇向前，手格数人，所向皆靡。叛将谢再兴及苗军见之，以至震慑失色，乱了阵脚。朱家军乘机掩杀，敌人终于撑不住了。此时，胡德济也率领着城中将士鼓噪而出，其呼声动天地，于是朱家军将士愈加奋勇，人人莫不以一当十，最后逐北十余里，以至于“溪水尽赤，（敌人）死者以万数”。
朱家军就这样再次大败了张士诚部，由此也便成功地化解了东线的此次危机。文忠当仁不让，自然是首功。需要一说的是，在所有朱家军的将领中，文忠最是以谋略、机变见长，这大概与他的过人机智、遍读书史分不开，自然也与其老舅的悉心培养有莫大关系。
五月，平章常遇春又受命取湖广襄阳诸郡，那里是元朝及北方众军阀的势力范围。
先前，朱元璋就常跟徐达等人谈论襄阳一带的形势问题。南宋人杜范就曾在《论襄阳失守札子》中说：“襄阳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古人以为国之西门，又谓天下喉襟。若为寇盗据其门户，扼其喉襟，则吴蜀中断，自上流渡江，直可以控制湖湘；若得舟而下，直捣江浙。形式顺便，其来莫御。”
想当初南宋末年时，长达六年之久、艰苦卓绝的“襄阳保卫战”就是在此地上演的，为什么这场争夺战如此炽烈呢？就是因为此地乃是整个长江中下游的屏蔽。尤其自打小明王、刘福通一伙在河南、淮北一线的这道“防火墙”没了以后，应天政权就全要靠自力更生了，因此必须把好自己在北线的门户。
为此，朱元璋指出：“安陆、襄阳跨连荆、蜀，乃南北之喉襟，英雄所必争之地！如果我们今日不占领此地，必成将来的祸患。况且如今（陈友谅的家乡）沔阳一带才刚刚归附，那里多陈氏旧卒，此地又与襄阳接壤，易于被人煽动。就比如树木，安陆、襄阳为枝，沔阳为干，干若有损，枝叶以后还能得到吗？”目前，就是要借着培植树干的便利，把枝叶的问题解决好。
所以，朱元璋的意图是一面增兵守备沔阳，一面出师取安陆、襄阳，且机不可失。于是，一向敢打敢冲的老常奉命前往取安陆及襄阳，临行前，朱元璋又交代他道：“两地的重要性咱之前已经说过了，此地为坚城又互相援应，难以猝攻；如果同他们长期相持，又会挫了咱三军的锐气。不如咱们相机招徕，以辑安其民，最好先把人心给争取过来！”
不过这一次，谨慎有余的朱元璋有点把困难估计得过高了。当朱家军兵临安陆城下时，其守将任亮出战常遇春，结果反被生擒，安陆随即就被一举攻克了。当常遇春又带兵杀至襄阳时，敌守将畏惧其威名，竟弃城而逃，“遇春追击之，俘其众五千，获马一千八百余匹，粮八百石”。
安陆、襄阳一带当时算是元朝的地盘，这里地接陕西、河南，形势相当复杂。为此，就在常遇春率军经略安陆、襄阳时，朱元璋即又命邓愈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领一支大军跟在老常后面，既为了策应常部，也为了巩固胜利果实。
当时，王保保正有一支军队集结在河南汝宁一带，朱元璋料定他们可能会乘虚而入，抄了常遇春的后路，所以他指示邓愈说：“王保保的行为就像拦河筑坝一样，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水会渗漏过来；你此次前往湖广，重要的工作应该是抚军安民、收取人心，如此则不难收事半功倍之效。”
到七月时，有鉴于邓愈的良好表现，朱元璋于是嘉勉他道：“古之良将以仁义为先，勇略次之，你既能自勉，则边境可宁，而咱就无外顾之忧了！”
至此，整个西线已经基本稳固下来，朱家班尽可以放开手脚慢慢对付东线的敌人了。
侄子带来的刺激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朱元璋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也有让他非常不爽的事—在这个世界上，谁都可以背叛自己，但似乎那些本应该令自己亲近、信任的人除外，不然，那将是很让人苦恼的！而且，后果也很严重。
话说作为江西都督的朱文正一直没有闲着，他老兄的主要工作还是在当地主持剿匪。当然，他的工作还是相当出色的，不过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了，朱文正这小子为人却有很大的缺陷，那就是好色荒淫，且残害百姓。
说实话，这朱家叔侄还真是不外道，起码在好色和残忍两方面那是相当有共同语言。比如元帅韦德成妻美，韦氏战死后，朱元璋就把韦妻据为己有，并育有一子名“朱生”；后来有人进谏说“故将之妻，不可纳”，朱元璋这才把韦妻连同朱生一起配与了总管胡汝名。
还有就是至正二十五年八月，朱元璋听闻属下熊义妹色美，便令都事张来释为媒。本来老张这边都已经和熊母说定了，就等着到日子来迎亲了。可是突然有一天，老张竟跑来跟朱元璋解释说：“熊氏女早就已经许配给杨宪（字希武）的弟弟杨希圣了！”这一来，就让个朱元璋急了眼：“浑蛋，你这个媒人是怎么当的，干吗不事先打听清楚呢？你这样做，不是想要孤的好看吗？让天下人都知道了孤的过失！”结果就命人将老张砍成了肉泥，又把财礼从熊家索要了回来，但最终杨希圣也没敢娶熊氏女—因为让自己丢了面子，朱元璋最后竟让杨希圣未得好死！
以上两件事都记载于明初人俞本所撰写的《纪事录》（又名《明兴野记》）中，由于一些事情是俞本所亲历亲闻，所以他的不少记述还是很可信的；不过由于他地位较低，书中也难免一些道听途说的记载。俞本还曾爆料：就在大约至正十九年时，文正为了取得老叔的特别信任，曾诬陷说“徐达有叛意”。
在江西之初，朱文正通过威胁、贿赂有关官员，软硬兼施，所以罪行一直被掩盖得很好；汪广洋曾受命辅佐文正，连他也没敢举报，多年后朱元璋新账老账一起算，老汪也因此罪上加罪。后来，按察佥事凌说到任，此人是朱元璋的爪牙和心腹，更是一个酷吏，所以他根本不吃朱文正那一套，最后他搜集有关证据便上书弹劾了朱文正。如此，文正的斑斑劣迹不久后就展露在了老叔面前。
小朱“夺人之妻，杀人之夫，灭人之子，害人之父，强取人财”，还曾到张士诚统治区贩私盐牟利；有敢向官府告其状的，他就灭人全家。取得了洪都保卫战的显赫战功以后，不可一世的他更是变本加厉地实施恶行……
朱元璋当即怒了，但他还是愿意给侄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派人严责文正；另外，因为郭子章、刘仲服等将领对文正的恶行不加谏阻，结果被一并处死；另有文正部下随从、头目五十余人，也尽皆断其脚筋。如此严厉的处罚竟一下子让小朱慌了手脚，他又惭愧又害怕，于是病急乱投医，便阴谋叛投张士诚。
很快，消息走漏了，朱元璋只得道：“这小子不像话到如此地步，看来非得孤亲自走一趟了！”到了南昌以后，朱元璋就把坐船停靠在了城下，接着便派人去招呼侄子前来见驾。文正没想到老叔会跟自己来这一手（突然袭击），他只得仓促出迎。
朱元璋于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他进行数落，随后，他就将侄子带回了应天发落。本来老叔是要法办侄子的，但是将侄子视同己出的马秀英却向丈夫进谏道：“文正虽骄纵，然自渡江以来，克太平，破陈也先，营取建康，多有战功。坚守江西，陈氏强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况乃骨肉亲侄，纵有罪，亦当宥之。”这倒也符合礼治的精神。
马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朱老叔只得再次宽恕了侄子。不久，老叔派文正到荆州出差，回到应天后，他一直未被起用，于是“复出不逊之言”。
朱元璋于是再次把侄子叫来，准备进行一次感化教育，没想到心怀不满的朱文正竟然大揭朱元璋的老底，如此一来一场面审就变成了一场叔侄对骂，即朱皇帝后来所谓的“其应之词虽在神人亦所不容”。朱元璋盛怒之下，已有意将侄子干脆处死，这时马氏又一次求情道：“文正只是性刚，恐无此心。文正母见存，当念其母子之情，用曲赦之，且见亲亲之义。”
众多官员也都站出来求情，其中宋濂说道：“文正罪固当死，但主公也应该体念圣人的亲亲之义，给文正一次赎罪的机会，把他放逐边远，也算处置得当了。”
朱元璋于是看在大嫂的分儿上再次原谅了侄子，毕竟也是一对可怜的孤儿寡母，他只得又打发侄子前往濠州祭祀祖先，希望这小子能够感念创业的艰难、手足的情深而有所忏悔。
大概是改造的效果不错，据《明兴野记》中说：“（至正二十六年）文正为监军……征浙西，至太湖中，文正欲叛归张氏，事泄，取回饿死。”朱文正参加了平张战事，以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的头衔出任监军，但是他内心也许仍不服气，于是采取了一种反叛老叔的极端方式。
也许所谓的谋叛张士诚只是朱元璋的一面之词，但不管怎么说，风华正茂、品行不端的朱文正的确是死了。文正虽然死了，可是他的儿子还在，我们不妨再看看他儿子的遭遇。
据《明实录》的记载，文正死后，朱元璋就把文正的儿子朱守谦（小名铁柱）接到宫中抚养，而且对他严加管教。朱皇帝就曾一度教训铁柱道：“你爸爸屡教不改，忘记了咱家过去的艰难困苦，以致恣肆凶恶，成了爷爷我的一大心病！你小子长大以后，爷爷我还是会封爵于你，并不因为你爸爸的过失而牵连于你！但是你小子要修德励行，不要重蹈你爸爸的覆辙，更不要辜负爷爷我的期望啊！”
铁柱长大后，朱皇帝就让这位从孙做了靖江王。然而这小子却跟他爹一个德行，其“阴贼阴狠，不谨宪度，狎比小人，肆为淫虐，国人苦之”，朱皇帝起初不忍心将他绳之以法，便将他召还京师戒谕了一番。可惜这小子仍和他爹一样不知改悔，复肆怨望，还作诗讥刺。
朱皇帝再次宽恕了他，但却罚他到凤阳老家做个农民，希望他“知稼穑艰难，而思所以保富贵也”。七年后，朱皇帝以为小铁柱“久历艰苦，必克自新”，所以恢复了他的爵位，使镇云南。
可是没想到，朱皇帝的一番苦心又打了水漂，这一次铁柱的罪行更是变本加厉了，他“既至云南，复奢纵淫佚，掠杀不辜，黩于货财，豪夺暴敛，号令苛急，军民怨咨”—不得不说，朱氏子弟的个性都比较乖张、暴戾，文正父子如此，朱元璋、朱棣父子也如此，再联想到明朝后来的多数皇帝，真不能不让人怀疑这就是其家族遗传基因。
朱皇帝对于这个冥顽不灵的从孙仍不忍痛下杀手，估计是人一老，反而更看重亲情了。最后，朱铁柱从云南“召还安置凤阳，虽在贬斥，横恣自如，强取牧马，暴扰一乡，乃召至京笞而禁锢之”。洪武二十五年（1392）正月，被软禁了多年的朱铁柱病死，朱皇帝乃以其嫡长子朱赞仪为世子，接了“靖江王”的班。
对于朱文正的死，朱元璋必须对一干亲族进行通报，他在对文忠解释时是这样写的：“老舅家书付保儿，教你知道做驴马的人（指朱文正）。当自从守住江西，好生的行事不依法度。近来我的令旨，为开按察司衙门，他三日不接我言，教在江上打着船，便似教化的一般。他又差人往浙西城子里官卖物事。及至开我令旨，不许军民头目来听。密行号令，但有按察司里告状的割了舌头，全家处死。在那里奸人家妻女，多端不仁。我禁人休去张家那下买盐，他从江西自立批文，直至张家盐场买盐，江上把截的不敢当，尽他往来。南台城里仓与库四处俱各有物。其余多等不仁不孝的勾当，我心里闷，说不的许多。保儿且知道这几件，尔父亲到时，自有话与他说也。保儿守城子，休学驴马，尔想尔母亲，尔便休恼……”
文正这小子不让老叔省心，难道说文忠就可以完全让老舅放心了吗？其实也不然。
据刘辰《国初事迹》中的爆料：文忠在坐镇严州时，因一时耐不住寂寞，曾将一韩姓娼妇留宿家中。乱搞男女关系虽是小事，但因此坏了大事就麻烦了。朱老舅得知此事后，一面派人将韩氏处死，一面召文忠前往应天问罪。最后，由于马氏的劝谏，文忠才得以全身而回。
可是，文忠的参谋儒士赵伯宗、宋汝章等却适时地向他进言道：“这一次您侥幸回来了，那么下次呢？希望您早做打算。”的确，老舅是一个难得讲私情的人，文正大哥就是前车之鉴，文忠对此也是深为忌惮。他一时忧虑，于是秘密指使赵伯宗等人到杭州的张氏部将那里去通好。老赵回来后，文忠又与其郎中侯原善、掾史闻遵道等商议向张士诚写一道降书。但就在这时，老舅的一封言辞恳切的亲笔家书送到了文忠手上，他得书甚喜，并按照信上说的又去了一趟应天。
这一次老舅对他又是好言抚慰，又是赐以良马钱财，最后则令外甥速还严州，用心镇守。文忠回来后，不禁暗自追悔，于是忍不住对侯原善等说道：“我几乎被你等误了，此事当如何区处？如果此事泄露，我还有何面目见上位！”最后，出于自保，也为了保守秘密，在侯原善的建议下，文忠便不得不设计暗杀了赵伯宗、宋汝章等人。
这样，此事一直被隐瞒了十几年，直到“胡惟庸案”发，在严密的追索究查中，这段公案才终于被传入了朱皇帝的耳朵里。文忠后来的英年早逝，可能就与此事的东窗事发有些关系，因为此事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权力场上无父子，更何况还不是父子。无论如何，亲人所带来的伤害、背弃都让朱元璋深受刺激，也给他的心理上造成了极为浓重的阴影。于此，一副冷血、残酷的独裁者面目，在历史的大舞台上也便越来越清晰起来。
谈古论今
中国历来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统，可见人的言与行都是非常重要的。作为英明神武、抱负远大的朱元璋，他的发言自然是值得我们细细关注的，他的谈话精神也值得我们仔细推敲。
话说至正二十四年的一天，朱元璋听说诸功臣家的家丁仆役等多有狗仗人势、横行不法的，于是他就专门把徐达、常遇春等新贵招呼了来，对他们说道：“你等跟从孤起身于艰难之中，如今成此功勋，这难道是一朝一夕的努力换来的吗？最近孤听说你们家所蓄养的那些家僮等人，大多有恃势骄恣、逾越礼法的行为，这种事必须严肃对待、严肃处理！这些小人无所忌惮，如果不及早惩治，将来一旦生出大的祸患，你们岂不是要受到他们的牵累吗？咱们上下一心、共济大业，同心一德保全始终，当然不愿意看到这些事。所以孤今天才跟你等说及此事，这就像治病一样，发现病灶就应该赶紧去根，如果隐忍姑息，终将为其所害！”
显然，官员家属（包括下人）借势凌人、以权谋私造成社会不公，在专制社会是一个非常普遍也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专制赋予了某些人以“隐权力”，权力又必然会导致腐败和妄为。而朱元璋就是要提醒臣下们注意，放纵家人可能最终受害的还是自己，也害了国家。
比如，一个最有名的前车之鉴就是《汉书》的作者、东汉初年的名士班固—班固当时依附煊赫一时的大将军窦宪，所以他也颇有权势；后来窦宪被整倒，班固因牵连入狱，本来他罪不至死，结果却仍身受酷刑而死！原来处理此案的一位负责官员曾经受到过班固家下人的侮辱，所以他才借机向班固打击报复。
当然，朱元璋不但是对于臣属们严格要求，其对于君王自身的言行也有一定的反思。有一次，他跟内臣们谈及三国的历史，其中专门提到“好汉子”孙权当着诸葛瑾儿子诸葛恪的面取笑其父的相貌一事，老孙说人家诸葛瑾长了一张驴脸。朱元璋觉得老孙此言显然有失君王的体统，有“失君臣之道”，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大抵君臣言动之际，不可不谨。”
又有这年（1364）五月的一天，朱元璋退朝之后在白虎殿阅览《汉书》，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侧。过了一会儿，朱元璋问他们道：“汉朝的治道不能像（尧、舜、禹）三代那样纯正，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实际的问题。
孔克仁回道：“这是汉家杂糅了王霸之道的缘故。”
朱元璋随即又问道：“那么谁要为此事承担责任呢？”
孔克仁回道：“汉高祖。”
可是没想到朱元璋却不同意这种观点，也许他是把自己当成刘邦了，他认为身为创业之君的汉高祖刘邦“遭秦灭学之后、干戈战争之余，斯民憔悴，甫就苏息，礼乐之事固所未讲”；主要责任应该归咎于汉文帝刘恒，文帝虽然贤能，可他“逡巡未遑，遂使汉家之业终于如是”，白白错过了纯正治道的最佳机遇，这是刘恒的大过失。
最后，朱元璋又提到了“乱世明君”周世宗柴荣。此人抱负远大、英果有为，且工作热情极高，常怀时不我待之心，并特以“唐太宗第二”自期。柴荣曾经大刀阔斧地进行各项改革，力除五代积弊；可是在他身死之后，国家政权却轻易地就被赵匡胤给颠覆了。
为此，朱元璋认为周世宗乃“无其时而为之者”，为政过于理想化、急切化了，而忽略了现实中的突出问题（大概就是指未能加强君主集权，从而导致赵匡胤能够篡权成功）；尤其操劳太过，以至于英年早逝。
以史为鉴，加强君主集权以确保朱家天下，显然是朱元璋首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再有这年九月的一次，朱元璋坐于便殿之上，这时他突然向侍臣发问：“（后赵开国皇帝）石勒、（前秦皇帝）苻坚，哪个更优秀一些呢？”
在旁的史官詹同回答道：“石勒虽不学，而豪爽脱略，料敌制胜，举无遗策；苻坚穷兵黩武，不量己力，淝水败后，身为俘虏。以此言之，石勒为优。”这有点以成败论英雄的意思。
但是朱元璋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指出：石勒正当晋室初乱，没有遭遇强敌，所以他才容易成功；而苻坚时天下战争日久，互相争雄者都是势均力敌，所以很难取胜。“亲履行阵、战胜攻克”的苻坚也许不及石勒，但“量能容物、不杀降附”石勒就不如苻坚，因此二者算是各有优长吧。
然而朱元璋的眼光还不止于此，石勒临死前仍未忍对居心叵测的侄子石虎痛下杀手，苻坚则是被自己一度宽待的部属慕容氏兄弟等推翻的。为此，朱元璋总结说：石勒“聪察有余，而果断不足”，苻坚“聪敏不足，而宽厚有余”，他们其实都已先发现了祸乱的苗头，但都由于自己的“匹夫之勇、妇人之仁”而未能及时消除祸乱，以至于家族最终遭到夷灭，乃至后继无人。
这类问题都是朱元璋格外关注的，时刻警醒着他。一旦他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就不难见出其人所不及的狠戾、决绝和果断，以及由此所制造出来的专制恐怖。没有无缘无故的权谋家，历来权谋家的手段、智术都是读史而来，武则天作为一介女流也不例外。
朱元璋也是一个坚持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的人，起码这一点在他年轻时还是显得很可贵的。
话说至正二十五年正月的一天，他突然问詹同道：“孙武杀吴王二宠姬以教兵，这是真的假的？”
詹同答说：“此事记载于《史记》上，大概是真的吧！”
朱元璋又进一步说：“吴国毕竟是个国家，难道就没几个人给孙武做练兵之用吗？为什么非要找些宫人做试验呢？这是吴王阖闾的失计啊。再说孙武当时如果想证明自己的才能，又何必靠这几个女人呢？后来他教了吴王兵法，有什么取胜的例子吗？”
詹同答说：“《春秋》中记载了柏举之战，楚军大败，然后吴军乘胜杀入了郢都，这大概多是孙武的功劳吧。”
可是朱元璋却不以为然地说道：“未必吧！太宰嚭、伍子胥都本是楚人，他们长年待在吴国，向楚王的报仇之心不是一天了。吴军之所以能够杀入郢都，这难道是孙武教兵的缘故吗？如果这真是孙武的功劳，那么之后秦军援楚，吴军为什么又会吃败仗呢？尤其是孙武杀吴王二宠姬之事，肯定是司马迁的道听途说。至于《孙子兵法》十三篇，恐怕也不完全是孙武自己的心得吧，应该是有所师承才对。”
总之，朱元璋是比较倾向于怀疑司马迁的记载与孙武的军事才能的。还不止于此，有一次朱元璋还专门召集侍臣开了研讨会，讨论《孙子兵法》的问题。
有人说：“（孙）武之书，自易以及难，其法，先粗而后精。其言约而要，故叩之而不穷，求之而益隐。”这是说《孙子兵法》理论性很强。
又有人说：“武之术，其高者在于用常而知变，若实在彼则变而为虚，虚在此则变而为实。机妙莫测，此用武之权，千古不可易也。”这是说孙子倡导灵活机变。
还有的说：“武之术以诡道胜，至于终篇，而用间曰：‘计以情而生，情以间而得。’苟遇不可间之君，无可乘之隙，将何以得其情哉？”这是说兵法有一定的局限性。
总之人人莫衷一是，各持其说，但是在朱元璋看来：“武之书杂出于古之权书，特未纯耳”，其手段过于权谋化；孙武说“不仁之至，非胜之主”，仁义是一个君主取胜的必要条件，朱元璋觉得这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于是朱元璋又进一步说道：“像孙武的‘虚实变诈之说’，其实是很浅薄的；如果对方的军队是商汤、周武王的，那么不管什么‘虚实变诈’，也只有失败的命运。虚实变诈之所以取胜，得逞一时，就是因为对方不是王者之师……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不过孙武的某些言论也是相互矛盾的，此兵法必有所授，即便是孙武本人的军事实践也未必全如他的言论。”
当然，朱元璋的言论不过是一家之言而已，甚至可能都不是发自其本心的，嘴上一套、心里一套毕竟是政客的特色。
来自福建的陈友定
在我们继续朱元璋事迹的间隙，这里不得不再仔细介绍两位重量级人物了，他们分别是割据福建的陈友定，以及先前提到的割据四川的明玉珍。他们基本也像朱元璋、张士诚等人一样出身于社会底层，但却都凭借着动荡的时势，最终成长为豪杰一时的风云人物。
陈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国，本是福州福清人，后来才搬家到了汀州一带（显然不是陈友谅的同乡，更非他的兄弟）。他家世代务农，但其为人沉勇，喜游侠，所以乡里人都非常畏服这位拳头很硬的陈大侠。
至正初年，汀州府判蔡公安到陈友定所在的清流县招募民兵，生活落魄的陈友定欣然应募。蔡府判听说陈友定在当地名气不小，就特意把他叫来问话，结果发现老陈果然不同凡响，于是就让他做了这支募兵的头目。后来因为陈友定讨平诸山寨有功，他就被升迁为了清流县尹（副县长级别）。
就在这时（1358），陈友谅派遣其部将邓克明等人杀入福建。在攻下汀州、邵武二地后，又将矛头指向了重地杉关。当时的元政府有鉴于无人可用，行省只得授陈友定为汀州路总管，命他全权负责抵御红巾军的进攻。之后陈、邓双方战于黄土（县），结果悍勇的陈友定大胜，邓克明则被迫退走。第二年，邓克明卷土重来复取汀州，又急攻建宁。建宁守将完者帖木儿传檄陈友定入援，结果邓克明在老对手的面前又连连失利，以致所占（福建）郡县最后都一一被元军收复。
为此，行省给陈友定记了抗敌首功，并上表朝廷进封他为行省参知政事。后来，见于江浙行省已名存实亡、福建已遭朱元璋部包围的严峻形势，为了加强领导，元廷遂置分省于福建延平，并以陈友定为平章。于是，陈友定尽有福建八郡之地，还连同广东的一小部分地区。
陈友定以农家子弟的身份起自佣伍，所以目不知书，他曾经学着做小买卖也老是亏本，乃至于后来这位陈大侠不得不像朱重七一样，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可是等到他盘踞福建八郡之后，他也开始注意招纳一些文化人留置幕下帮自己出谋划策，如闽县郑定、庐州王翰等人。
这时陈友定本人也像朱元璋一样，开始粗涉文史的学习，并练习着写作五字小诗，据说写得还不错，“皆有意理”。这倒让笔者想起了旧上海时代的青帮大佬之一的杜月笙，出身贫贱却慷慨大度的杜老板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他却极力将自己打扮得儒雅一点，而且他还特别喜欢练习书法，连当时的一些大文人、大学者都对其很有好感。
由于志骄意满，也是骑虎难下和形势使然，老陈便渐渐萌生出了割据福建的野心。他颇任威福，对于那些敢于违抗自己命令的人毫不手软。当时，漳州守将罗良对此很是不满，还写信责备陈友定，结果遭老陈带兵诛灭。其他的如福清宣慰使陈瑞孙、崇安令孔楷等人，也都因为不听陈友定的号令，被其从肉体上加以消灭。
不过，尽管陈友定此时已威震八闽，但是他没有朱元璋的那般野心和气魄，仍然一心事元，未尝有失臣节，只是满足于做个地方军阀罢了。当时张士诚据浙西，方国珍据浙东，名义上归附元朝，但眼见元朝大势已去，就都渐渐地不再向元廷输粮。只有陈友定，始终坚持每年向大都输粟数十万石，但由于海道辽远，中途多有艰险，所以最后送到大都的不过十分之三四。
此时给大都送粮更胜过雪中送炭，自然顺帝对于陈友定的这种忠臣表现，那是相当感念，为此他还专门下诏予以表扬。陈氏的富贵从某种程度上说乃是元朝给的，他这也算是没有忘本吧，可谓游侠本色。
当朱家军占领婺州后，也就与陈友定接境了。渐渐地，陈友定对于朱元璋的势力发展也变得深为忌惮，所以他也害怕坐以待毙，况且自己还是个挺元派。
至正二十五年二月，陈友定率军入侵处州，参军胡深率大兵往援，陈友定不得不暂时退去。胡深一路追击敌人到了浦城，其守将岳元帅率众拒战，胡深击败其众，于是一举拿下了浦城。
四月，胡深进攻建宁之松溪，不仅将城池攻破，还生擒了其守将张子玉。五月，广信指挥王文英率一部朱家军出铅山，次及佛母岭，与一部陈友定兵遭遇，最后大破陈军。有鉴于当前的大好形势，急于建功的胡深于是便向朱元璋上书建言道：“近克松溪，获张子玉，其余众败奔崇安，请发广信、抚州、建昌三路兵，并攻之，因规取八闽。”
对于胡深攻取福建的建议，朱元璋表示赞同，他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张子玉乃是陈友定手下的骁将，今为我擒，彼必破胆，乘势攻之，必无不克！”
但是刘基这时却站出来表示反对，他认为战线拉得太长，容易冒孤军深入之险。不过朱元璋认为福建方面的力量并不强，适当采取多路突破的方略定然可以使进攻奏效；而一旦占领了福建，就可以对方国珍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到时方国珍一定会束手就擒，接着集中对付张士诚也就更容易了。
于是朱元璋大笔一挥，便命令广信卫指挥朱亮祖由铅山、建昌左丞王溥由杉关，配合胡深部一同进取福建。这种安排明显是看低了陈友定，而且也在用人上不够得当。
六月，朱家军攻克安福州。之后朱亮祖部克崇安，再转而进攻建宁。当时陈友定部将阮德柔凭借坚城固守，朱家军兵临城下，朱亮祖想要强攻。但胡深认为天时不利，反对强攻。然而有勇无谋、性情粗悍的朱亮祖根本不听胡深那一套，他名义上是福建方面军的主将，所以求胜心切的老朱便迫令胡深进兵，但胡深不从。
当时阮德柔率领一部分兵力（约四万众）屯于朱家军侧后的锦江一带，已经威胁到了胡深阵营的安全；朱亮祖更加对坚壁不出的胡深不满，督战益急。胡深不好单独撤退，况且又是他倡议攻取福建的，所以他只得引兵鼓噪进击敌军，希望敌人能够退却。
起初，胡深率军连破敌营二栅，但阮德柔并未退却，而是尽率精锐围堵胡深部，以至将胡部围了好几重。胡深眼见退敌已无望，于是率部突围，不想中途遭遇到了敌人的伏兵，他的坐骑突然受惊尥了蹶子，于是胡深不幸被俘。
胡深被俘后就被送到陈友定那里，陈友定起初待他非常客气。于是胡深极言自己的主公“神圣威武，群雄属心”，奉劝陈友定尽早归附。陈友定本来无心杀掉胡深，他想着将来如果形势不利便可以依靠胡深来打通与朱元璋的关系；可是这时恰逢元使到来，元使督迫陈友定，胡深这才见害。
胡时年已五十二，有道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上天偏为难书生建功者。胡氏“以久任乡郡，志图平闽以报效，竟以死徇”，他作为反正之臣自然更希望建立功勋，以酬新主信用之恩。胡氏“驭众宽厚，用兵十余年，未尝妄戮一人”，可谓难得之至。
朱元璋先前曾问宋濂道：“胡深何如人？”宋答说：“文武才也。”朱遂叹说：“诚然。浙东一障，吾方赖之。”
胡深部分上补了胡大海的缺，但他的经邦济世之才显然又是肚子里没多少墨水的胡大海不能相提并论的，其“守处州，兴学造士。缙云田税重，以新没入田租偿其数。盐税什一，请半取之，以通商贾。”以至于军民都很怀念他的嘉惠。
当朱元璋听到胡深遇害这一噩耗之后，他深为悲悼，曾专门遣使至胡家祭奠。
战场上损失了大将而又无功，这在朱元璋方面，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不得不引起朱元璋的深刻反思。不过他并没有追究朱亮祖的责任，而是偏于自责，觉得自己用人不当是小，主要的还在于自己确实有些急躁了，有些头脑发热。福建偏远不说，陈友定毕竟已是经营多年，非多加准备不可。也就在这个时候，湖南等地又相继出现了一些叛乱活动，自然也就吸引了朱元璋的一部分精力，使得进攻福建的计划也因此更被暂时搁置起来。
朱元璋一生用兵谨慎，这次不大不小的挫折，对于他来说或许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他当时正着手准备进行一场蓄谋已久的大战事，一场他与张士诚之间的生死决战。这次征伐福建的失利，使得朱元璋的头脑越发冷静起来—他深思熟虑，又多方谋议，结果使得灭张之役打得章法严谨、无懈可击且精彩完满！
后来，到了消灭张士诚部的关键战役“平江之战”时，诸将竟再次建议主公分兵攻取福建，因为当时张士诚已成瓮中之鳖。慎之又慎的朱元璋这一次对此建议仍未予采纳，他就是要集中优势兵力先灭张士诚—硬骨头张士诚一灭，方国珍随后继之；张、方一亡，福建方面势必人心动摇，到时再辅之以军事进攻，也就可以省力不少—对比张士诚、方国珍，朱元璋更重视陈友定这个对手。
为此我们不得不说，很多时候，成功就是对于时机的正确把握，反之就不容易取得成功；而若是能够将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又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称帝山城的明玉珍
湖北随州人明玉珍也本是一农家子弟出身，不过所谓的“家世以农亩为业”，也可能是中小地主一类。他当过“巡司弓兵牌子头”，系“弓兵之首”（即弓首），而元代弓手是由“每一百户内取中户一名充役”, “中户”显然非贫下中农。
明氏性情刚直，易为人所信任；他虽无其他的特别出众之处，但却也跟大舜、项羽、李后主等人一样，一只眼睛里竟有两个瞳仁（重瞳），不可不谓天生异表。
前面已经提过了，长相在古代有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帅得“神奇”的徐寿辉。如果要有半仙儿再来给明玉珍看相的话，那么人家一定会说他生了副帝王之相，不服都不行。
起初，徐寿辉等人所领导的西系红巾军在靳水一带开始闹腾，随州地区也感到了极大的不安，于是明玉珍与乡里的父老们一起商议自保的事情。这时，有父老站出来对才不过二十出头的明氏说道：“你一向为人刚直，定然能够召集壮勇之士保全乡里，这也是大家对你的期望啊！”
此事明玉珍自然义不容辞，既然大家如此信任自己，那么这个头他是出定了。于是他便召集了乡里的千余名精壮之士，驻屯于附近的青山一带，以此结栅自固，明玉珍理所当然地被推举为屯长。
后来，西系红巾军横扫荆湖诸郡，徐寿辉很快就听说了明玉珍的大名，于是派人来要挟他道：“兄弟，赶快投降吧，咱们好一起共富贵；不然的话，就灭了你们！”红巾军人多势众，明玉珍只得率众投降了徐皇帝。
徐皇帝任命明玉珍为元帅，驻守于沔阳。有一次元将哈麻秃来攻，明玉珍与敌人战于湖中，结果他不幸被流矢射中右目，成了个“独眼龙”。
说起来明氏的发迹也有些偶然性，虽然他的自身条件不错，但难得的机遇也同样重要。
话说至正十七年春时，作为徐寿辉部将的倪文俊攻陷峡州，倪文俊遂令明玉珍到四川、峡州之间的地方去搜掠粮食。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非常巧合的事，一块天大的馅饼正好砸到了明氏的头上—当时元朝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左丞哈麻秃募兵于重庆，有一义兵元帅杨汉听说此事后，就率麾下五千士兵自西平寨至重庆投奔；杨汉屯兵江北，自己则单骑入谒完者都。完者都想要把杨汉的队伍据为己有，于是完者都便将杨汉灌醉，企图乘机杀了杨；不想杨汉及时发觉了完者都的阴谋，他赶紧逃回了江北营地。众将士听说元帅差点见害，于是扬言要替他报仇。可惜杨汉部的力量不是很强，于是他们便准备乘船东下寻找帮手；而就在杨汉部东下峡州的路上，他们与明玉珍部不期而遇……
杨汉将自己的不幸遭遇告诉了明老兄，并进一步说道：“重庆城中兵力寡弱，哈麻秃与完者都二人貌合神离，如果我们能够合力回师攻打重庆，一定能够出其不意地占领重庆！”重庆显然是一块大肥肉。
明玉珍有些犹豫，他担心倪文俊会怪罪自己擅自行动，这时他手下的万户戴寿便建议道：“此机不可失，我有一个两全的办法：我们分出一半船只来装着粮食运回沔阳，另一半船则带着人马跟随杨汉他们攻打重庆。事成当然好，不成我们也可以掠财物而还，能有什么损失呢？”
明玉珍一听此言有理，于是就欣然带兵前去攻打重庆。果如杨汉所言，明部轻易地就拿下了重庆，哈麻秃被生擒后送到了徐皇帝那里。明玉珍没有那种暴民中常见的流寇主义，他很是注意安抚当地百姓，所以近处的百姓多有降附，不久徐皇帝就授予了他陇蜀右丞一职。
至正十八年二月，完者都试图带兵收复重庆，结果再遭明玉珍部重创。完者都最后被擒杀，不过明氏却将其礼葬以收人心，“自是，蜀中郡县相继下，玉珍尽有川蜀之地”，新一代的“四川王”从此诞生了。
至正二十年夏，陈友谅杀了徐寿辉后自立为帝，刚直重义的明玉珍于是表态道：“我与陈某人同事徐氏，如今这小子弑主自立，我当整兵讨伐他！”
不过，明玉珍有鉴于自身力量的弱小，一时并没有轻举妄动，只是一面以重兵屯夔关，断绝与陈友谅的联系；一面立徐寿辉庙于城南，春秋奉祀。自此，明玉珍自称为“陇蜀王”。
明玉珍有一位重要的智囊叫刘桢，此人系四川泸州人，曾经在元朝中过进士，也跟刘基似的做过小官，后被罢官回家。明玉珍的部将向主子推荐刘桢，说他“才可大任”，于是明氏亲往泸州拜见刘先生。最后，刘桢向明玉珍建议说：“今天下大乱，中原无主，西蜀形胜之地，东有瞿塘峡，北有剑门关，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又地方富饶，沃野千里，所谓‘天府之国’。大王您抚而有之，除去盗贼，养其伤残之民，用贤治兵，可以立业。于此之时，不称大号，以系人心：部下将士，皆四方之人，恐其思乡土，各散而去，大王谁与建国乎？”
刘桢建议明玉珍在四川称帝建国，如此一来也就可以维系住人心不散。明玉珍于是欣然采纳了这一建议，只是他还有些准备工作要做。
终于到了至正二十二年三月，明玉珍正式在山城称帝建国，国号“大夏”，纪年“天统”，又立儿子明昇为太子。于此，明玉珍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在重庆称帝的人。
明氏称帝后，一面加强内政，一面巩固扩大自己的统治区。其中他曾派出部将万胜等攻略云南，结果由于大夏军孤军深入，无法巩固战果，结果遭到了以梁王孛罗帖木儿为首的元军的有效反击，夏军不得不最终退出了云南。
至正二十六年二月，明玉珍不幸患上了重病，临死前他招谕臣僚们道：“西蜀险塞，汝等同心协力以辅嗣子，可以自守！不然，后事非吾所知！汝等勉之。”他希望臣僚们团结一致辅佐自己的儿子，不然早晚要被人鱼肉。
不久，明玉珍病逝，时年才不过三十六岁。随后十岁的明昇即位，改元“开熙”，母彭氏同听政。
明玉珍的为人也跟朱元璋一样，除了“好文学”之外，就是不改节俭的优良传统。
在明玉珍刚入蜀的时候，东系红巾军的西路军白不信、李喜喜部北伐不成，即转而窜入了四川，被人称为“青军”。青军到处杀人掳掠，川人深受其苦，为此他们与明玉珍部的矛盾也不小；在明部的打击下，青军渐渐消亡，只有少数余部最终东去投附了陈友谅，这其中也可以包括壮志难酬的傅友德。
明玉珍也算出身于社会下层，他很是注意保存民生，所以“蜀人经李喜喜残暴之余，赖以粗安”，这是他的功绩。不过明玉珍此人又过于刚愎自用，昧于远略，乃至于连个孤弱的云南都未能收服，这是小富即安的他与气吞如虎的朱元璋的最大差距。
此后他的儿子因为年幼暗弱，以至于“政出多门，国事日去矣”，明玉珍生前的担忧终于没能避免。如果说明玉珍有点像刘备的话，那么小明则可以同刘阿斗结拜兄弟了，这两位年轻的接班人简直太相像了。
朱元璋与明玉珍之间也曾有过一些通好的表示，这正是其“远交近攻”的需要。当湖广地区已被朱元璋收入囊中后，至正二十五年九月，明玉珍则不得不再次主动派出使者来应天通好。
朱元璋暂时的大敌是北线的元军和东线的张士诚等部，所以四川方面暂时仍是其拉拢的对象。于是朱元璋派出都事孙养浩等前往明玉珍处，并致书明氏道：“曩者元政既隳，天下驱兵者蜂起，往往毒痛生灵，未有能奉天、能拯民以涂炭者也。当是时，徐氏以昏懦见杀，陈友谅窃据荆襄，乃肆强暴，犯我疆场，自取颠陨，又何足言……”陈友谅是自己来我这里找死，我还能有什么好说的呢？所以您不必有什么担心。
另外，在这封信中，朱元璋自比于孙权，而将明玉珍比作刘备，那么虎踞中原的“曹操”自然就是王保保等人了。“王保保以铁骑劲兵据有齐鲁，根培洛阳，招贤纳士，练将养兵，实处中国，其志非小！设使其奸雄如（曹）操，谋有荀彧、将有张辽之辈，足下与予岂得高枕无忧乎？”为此，朱元璋建议出于彼此的利害计，应天与重庆方面应该加强合作，免得重蹈孙、刘的覆辙。
就在这年十月，夏军攻取云南失利的消息传来，尤其朱元璋听说夏军诸将往往暴掠，而明玉珍却无法有效制止。为此，朱元璋又致书明玉珍，希望他能够严格约束部下，以加强军队战斗力。
也许有人要说了：朱元璋这不明摆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事实上，朱元璋以仁义相标榜，以道德为大棒，可能正是为了将来讨伐四川以先行制造口实；或者他是真心希望明部强大起来，这样两路配合北伐，将来北上的阻力就小多了。
重新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稳固帝国，显然还不是朱元璋眼下首要考虑的问题。
次年九月，正是讨张战争正激烈进行的时候。此时明玉珍已死，明昇遣使来给朱元璋送礼，使者在与朱元璋交谈中着重突出了大夏国的险要和富饶，明显就是希望应天方面别打他们的主意。
没想到事后朱元璋却讽笑道：“蜀人不以修德保民为本，而恃山川之险，夸其富饶，此岂为国长久之道耶？然自用兵以来，商贾路绝，民疲财匮，乃独称富饶，岂自天而降耶？”他觉得这使者真是本末倒置，而且明显是吹嘘罢了。
使者离开应天后，朱元璋又语重心长地对侍臣们说道：“孤平日做事，只要务实，不尚浮伪。该使者不能称述其主之善，而但夸其国险，这是有失使者的职分啊！孤经常遣使四方，戒其谨于言语，勿为夸大，恐贻笑于人。盖以诚示人，不事虚诞。如蜀使者之谬妄，当以为戒也！”
窥一斑而知全豹，明昇用人如此，其国事当不难想见。眼下朱元璋还无心（也无余力）进图四川，倒是他可以对重庆方面放心了，尽可以放手先去对付近在眼前的危险的敌人，而基本不须考虑后方及侧翼的安全。后来他又派出参政蔡哲使蜀，蔡哲回来后具言“蜀自明玉珍丧后，明昇暗弱，群下擅权”，还向朱元璋献上了自己绘制的所经山川隘塞之处的地图，以备将来进取川蜀之用。
可是，有了稳坐山城、无心东向的大夏君臣，张士诚这边的日子却非常难过了，他老兄就要掰着手指过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