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决战鄱阳湖
兵威甚狠的李察罕
就在朱元璋与陈友谅斗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北方形势却出现了大变—一代强人、红巾军的死对头察罕帖木儿竟然被人刺杀了，这是至正二十二年六月的事。
这件事，对于朱元璋而言是有喜有忧，喜的是李察罕这个潜在的强悍对手就这么“神奇”地消失了，他姓朱的可以松口气了；忧的则是北方的形势仍不明朗，不知将来会出现何种变数。
察罕帖木儿这位元末枭雄虽然死了，但他毕竟在当时的历史中也曾扮演过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还需仔细交代一下此人的经历。
老察的祖先是畏兀儿人，一说是乃蛮人，可归为“色目人”一类，他汉姓李，字廷瑞，所以当时人就有叫他“李察罕”的。元初，其曾祖阔阔台曾追随蒙古大军平定过河南之地，到了他的祖父、父亲这两代，便把家安在了河南行省的颍州沈丘，也就是今天的安徽阜阳一带。不是冤家不聚头，这李察罕正好和刘福通是同乡。
李、刘二人似乎天生就是对头，因为一个是出身于色目家庭的“探马赤军户”，属于统治阶级的鹰犬；而另一个则是汉人，属于被统治阶级。利害背道而驰，自然是水火不容。
这李察罕虽然是色目人，但他颇受汉文化濡染，自幼笃学，并曾参加过进士科考试，尽管成绩不理想，但也因此在当地有点小名声。传说李察罕身长七尺，修眉覆目，左颊上还有三根毫毛，他有时发怒甚至会毫毛直指，显得甚是威严。
汉书当然不是白读的，汉学那一套究竟也不是儿戏，所以李察罕也时常渴望着建功立业，“居常慨然有当世之志”，是个具有强烈进取心的热血青年。只是他的这种志向是以武力“治国平天下”，基本不考虑仁义的问题，这种心态就得之于“乱世出英雄”的传统模式。
至正十一年时，刘福通等人在汝宁、颍州一带发动了起事。未出数月，江淮诸郡大多已沦于红巾军之手。元廷发兵征讨革命军，但成效不大。次年，早已蠢蠢欲动的李察罕于是愤然起兵，开始组织起民团武装对红巾军进行镇压。
起初，李察罕手下不过只有家乡子弟数百人而已，战斗力很有限。但后来，他与信阳（今河南汝南）的李思齐合兵一处，并出奇计袭取了原为红巾军所占据的罗山，由此开始具有了一定的声威。元廷听闻到这一喜讯，为表嘉奖，特授予李察罕中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之职。“达鲁花赤”本来只有蒙古人才有资格担任，如今李察罕一个色目人居然能得此官职，可见朝廷恩遇非常，而李察罕镇压红巾军的劲头也就更足了。因为没有儒生的书呆子气，李察罕打起仗来蛮气十足，也灵活性十足，对付起红巾军来，几乎是屡战屡胜。
经过几次大大小小的胜仗，李察罕的名声慢慢散播出去，四方的民团武装纷纷来投。很快，他手下就拥有了一支上万人的军队，屯于家乡沈丘一带。
至正十五年，红巾军已经席卷了大半个河南行省。此时，李察罕仿佛置身于群羊中的恶虎，一路左打右杀，发展势头也是相当迅猛。为了阻止红巾军向西发展，他开始率军向北转战，驻屯于洛阳以东的虎牢关。等到红巾军北渡黄河，进军河北，李察罕又迅疾率军赶往河北，并很快将那里的红巾军镇压了下去。
朝廷对李察罕再次予以重奖，“除中书刑部侍郎，阶中议大夫”。随后，李察罕结营屯于中牟。为了消灭这个镇压红巾军的刽子手，红巾军集中了三十万主力准备直捣中牟大营。危急时刻，李察罕没有选择逃亡，而是沉着应对。他“以死生利害谕士卒”，一番鼓劲后，士兵们斗志焕发，人人无不以一当百！最后，借着风沙之利，反倒将红巾军打得溃不成军。
中牟之战，李察罕的威名迅速传遍了整个大元帝国。次年，李察罕又被提升为中书省兵部尚书、嘉议大夫。这一年，红巾军西下陕州，切断殽、函二关，大有进占秦、晋的架势。受朝廷调派，李察罕与李思齐等率军前往镇压，结果红巾军再次失利，李察罕以功加中奉大夫、佥河北行枢密院事。
至正十七年，红巾军一路由陕西南面的武关攻入关中，准备夺取长安，三秦大地为之震动。在接到陕西省台的告急后，李察罕即领大军入潼关拒敌，结果红巾军一败涂地，李察罕又因功授资善大夫、陕西行省左丞。
至正十八年，红巾军的北伐战争已经开始。李察罕受诏亲率一军屯驻于涿州以拱卫大都，其他军队仍驻留关中一带。东路红巾北伐军被击溃后，李察罕又受命前往镇压中路北伐军。等到河东之地被基本平定后，李察罕被晋升为陕西行省右丞，兼陕西行台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枢密院事。
此时，大元的正规军早已指望不上，而李察罕已俨然成为帝国的柱石。为了便于指挥军队协同作战，元顺帝下诏，命李察罕守御关陕、晋、冀，抚镇汉、沔、荆、襄（即西系红巾军的地盘）, “便宜行阃外事”。如此一来，李察罕基本等同于方面军总司令，于是他更加加紧练兵训农，并以平定四方为己任。
至正十八年刘福通所部攻克了中原重镇汴梁后，他们大造宫阙，更改正朔，正式建都于此，以号召诸路革命军。为了占据有利地形，李察罕于是北塞太行山，南守巩、洛一带，与红巾军展开对峙。不久，他又被加封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枢密院事，握有便宜行事之权。
次年，李察罕欲图收复汴梁，他便部署诸军，步步紧逼，对汴梁展开越来越紧的围攻。到这年八月，汴梁城已是粮尽援绝，终于被李察罕所率领的元军攻破，而刘福通等则带数百骑掩护着小明王从东门突围而去。
河南之地的红巾军势力皆被平定，李察罕于是派人前往京师报捷，一时间元廷“欢声动中外”，社稷、国脉终于被暂时保住了。
李察罕之所以能对红巾军招招致命，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看清了红巾军的死穴—游民思想和流寇主义，从来不重视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徒逞一时之快，经常是“数攻下城邑，元兵亦从后复之，不能守”
。除了朱元璋外，东系红巾军只有毛贵略有点头脑，才把山东根据地经营得有声有色。
针对红巾军的这一软肋，李察罕痛下猛药，采取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重在消灭革命军的有生力量，就像后来戚继光对付倭寇的“大创尽歼”的法子，在防止其流窜的过程中也不断壮大自己。一股又一股的革命队伍就这样倒在了李察罕部的屠刀之下（不少是被收编了）。而且“诸将在外，刘福通不能制”，红巾军的各自为战更是给了李察罕将其各个击破的良机。
几年下来，李察罕一部，基本把今河南、陕西、河北等地的红巾军赶尽杀绝了。
河南被平定，江浙的方国珍、张士诚又都被招安，此时，大元颇有点振作起精神的迹象。朝廷自然也不会亏待李察罕，更不敢亏待他，于是又将他拜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御史中丞，仍便宜行事。
此时，“察罕帖木儿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镇关陕、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营垒旌旗相望数千里”，一时间他成了手握重兵的中原王，更是各路革命军可怕的死敌—朱元璋此时尚处于事业的起步阶段，势力显然还无法同李察罕抗衡。
如果不是有山东还在威胁着李察罕部的侧翼，如果朱元璋再招摇些，李察罕估计就会在荡平了龙凤政权残部后，下一步就要挥师南向。朱元璋、陈友谅可能都要倒大霉了，至少要受到相当损失。
山东当时属于中书省，既是红巾军的一大根据地，且又地近大都，李察罕自然不能无视这块心腹之患。于是，李部“日修车船，缮兵甲，务农积谷，训练士卒，谋大举以收复山东”。可是，就在李察罕已经将进攻的矛头瞄准山东时，他的后方却出了问题。
知枢密院事答失八都鲁曾节制过河南诸军，也曾是李察罕的上司，当时答失八都鲁的儿子孛罗帖木儿率军驻守在大同。本来山西、河北的大部分地方都是李察罕所平定和掌握的，但是孛罗帖木儿看着眼热，也想将山西、河北收入囊中。李察罕自然不依，结果双方竟至于兵戎相见。
朝廷多次下诏调解无效，如此一来，也就延迟了李察罕进攻山东的时间，也大大推迟了他率军南下的时间，朱元璋部因此获得了发展壮大、雄踞江南的宝贵时机。
毛贵是至正十九年被赵均用谋杀的，所以到了至正二十一年时，便有消息传到了李察罕那里：山东的红巾军已经群龙无首，陷入了自相残杀的境地。这年六月，看准了时机的李察罕，暂时把自己跟孛罗帖木儿的恩怨放到一边，他拖着病体由陕西抵达洛阳，大会诸将，商议征讨山东的事宜。到了八月，一路高奏凯歌的元军已经紧紧地包围了山东东部的东平城。
东平原是红巾军严密设防的一座重镇，守将田丰等人都龟缩于东平城中。只要一番强攻，东平旦夕可下。可就在这时，老谋深算的李察罕考虑到田丰“久据山东，军民服之”，于是专门写了书信招降田丰。结果，就坡下驴的田丰与王士诚等人投降了李察罕，东平、济宁等地区就被元军收复。
之后，李察罕又继续攻略山东其他地区，其中，济南在被围三个月后被元军收复。为了表彰李察罕的卓越功勋，朝廷再次下诏拜李察罕为中书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中丞如故。到了至正二十二年，山东地区已基本被平定，只有孤城益都还未拿下。
就在这将要一举荡平北方、重造大元之时，一件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它彻底改写了大元的历史—李察罕走上了西方的“无冕之王”恺撒的老路！
当时，已经投降的田丰、王士诚等人心有不甘，他们暗中联络原红巾军将士，准备再次发动叛乱。而自打田丰投降后，李察罕一则是为了彻底收服人心，二则也是出于过分的自信，对田丰等人没多加防范，甚至有好几次只带着少数随从去往田丰营中巡视，这正给了田丰等人以可乘之机。
这年六月的一天，已经打定主意的田丰邀请李察罕到他的营中视察。李的部下已经听闻到一些风声，所以力阻他前往，可是李察罕却说：“我既然推心待人，又怎么能处处提防别人呢？”属下人又建议他多带随从，结果也被他拒绝了。最后，李察罕只带着轻骑十一人前往。在到达田丰营后，事先早已准备好的王士诚等人率众一拥而上，将其刺死。
大元柱石一倾，“帝震悼，朝廷公卿及京师四方之人，不问男女老幼，无不恸哭者”。这与当初大都上下听闻到李察罕攻破汴梁的消息时的反应，恰成最好的反照！
《元史》中甚至还记载说，此前曾出现了奇异的天象，太史为此上奏顺帝说“山东当大水”，而聪明的顺帝马上意料到“山东必失一良将”；皇帝甚至还急忙下诏告诫李察罕留心，但使者还没到达，李察罕已经丧命。
为尽哀荣，顺帝下诏追封李察罕为忠襄王，谥献武；等到下葬的时候，又改赠他为宣忠兴运弘仁效节功臣，追封颍川王，改谥忠襄。但这一切已经没有意义了，大元失去了它最后一次活过来的机会—不过，李察罕大概会成为曹操一类的人物。
朱元璋曾说：“河南李察罕帖木儿兵威甚狠”，所以他才不得不派遣杨宪到李察罕那里通好，以备不测。而当李察罕被刺死的消息传来时，朱元璋方才如释重负道：“天下无人矣！”英雄识英雄，只有朱元璋最清楚李察罕的分量。
显然，如果李察罕不死，那么天下局势如何演变，朱元璋未来问鼎中原能否成功，都是未知数。
养子当如王保保
李察罕死后，朝廷又重用了其外甥扩廓帖木儿，拜其为银青荣禄大夫、太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皇太子詹事，仍便宜行事，正式接了李察罕的班。
扩廓帖木儿本名王保保，大概是汉人与色目人的混血儿吧，自从元顺帝赐其名为“扩廓帖木儿”之后，他的本名也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在汉人口中，还是“王保保”这个名字叫得顺溜些（但注意他的心理素质并非汉人，所以思想感情上不倾向汉人）。
王保保自幼被过继给了老舅，从此跟随着南征北战，也逐渐成长为一位勇猛善战、深谙兵略的将军。在李察罕壮烈殉国后，王保保收拾了老舅留下的摊子，含着万分的悲痛开始了对益都的疯狂围攻。最终，元军通过挖掘地道破城而入，到这年十一月，益都陷落，红巾军首领陈猱头等二十多人被押赴大都献俘。为了报仇雪恨，王保保专门挖取了田丰、王士诚二人的心脏以祭奠养父。
不久后，山东地区便被元军彻底平定。河南、河北、陕西、山东等，皆晏然无事，大元帝国似乎又恢复了久违的太平景象。刘福通等人领导的北方红巾军，“横据中原，纵兵蹂躏……十有余年”，最终还是灭亡了，其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给朱元璋等人在南方的发展赢得了时间。
山东平定后，王保保将主力开往开封、洛阳一带驻扎，其意在稳定中原，坐观形势。
朱元璋为了不多树敌，就在李察罕还活着的时候，他就曾两次派使者去面见老李，并送上重礼和亲笔信，要求通好。在李察罕被刺前不久，李氏的亲笔回信也送到朱元璋的手里。看过信后，朱元璋对左右说道：“观察罕书信，措辞婉媚，分明有利诱我等之心，这点小把戏能迷惑住谁？况且他只是送来了书信却不归还咱的使者，其用心昭然若揭！”当然，大家只是彼此彼此。
过了一阵子，朱元璋又当着众人的面细细分析了一番李察罕的处境：“这个察罕帖木儿虽然假借义师之名图谋恢复，可是他却又与孛罗帖木儿不断争斗，而且多次不顺从皇帝的旨意，这难道是忠臣之所为吗？若是忠臣，就应该先国家之急，然后才是个人恩怨……还有那田丰，其为人倾侧，居心难测，而察罕却待以腹心，可谓昧于知人了。古来的名将，识察几微，智谋宏远，让人一点都看不透他，可是这察罕能明白此中的道理吗？”
不过说归说，朱元璋还是不能不做两手准备，他最后还是加派了使者到察罕那里。也就在李察罕军喋血山东、围攻益都的时候，朱元璋料定山东局面不会很快消停，而元军在肃清山东之前又没有余力南下安丰和应天，所以他才敢于趁着这一间隙亲征陈友谅于江州。
后来，为了有所回应，李察罕特意跟朝廷请了旨意，并派出了户部尚书张昶带了御酒、八宝顶帽及任命朱元璋为“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的宣命诏书。
为免引起小明王、刘福通等人的警觉，朱元璋私通李察罕的事做得相当隐秘，很多人都不知晓内情。所以，当大元派使者前来时，一位名叫叶兑的宁海儒士，此人精通天文、地理、卜筮之学，他专门写信给朱元璋，劝他不要接受元朝官爵，应自创局面，另立基业，更不要轻信李察罕这个元代版曹操。朱元璋看了来信，只是微微一笑，派人赏赐了叶兑一些东西。
就在朱元璋有些为难之时，令他大喜过望的是，张昶等人正式到达应天时已是至正二十二年的十二月，不仅李察罕已死，北方的威胁也一时缓解了下来—原来扩廓的后院又起火了！
当时元使有三位，他们是户部尚书张昶、郎中马合谋、奏差张琏。张昶等人先是通过海路到了方国珍那里，后又经福建、江西才来到应天。不过，张昶等人从衢州到应天是被一路押解着的，而且在进入应天时还被迫“裸其体入城”，很受侮辱。本来是做给小明王、刘福通看的，如今李察罕一死，假戏真做也没多大妨碍了。如今朱元璋新近重创了陈友谅，正在踌躇满志之际。
张昶等人到达后，入见不拜，朱元璋于是怒斥道：“元朝不达世变，尚敢遣人扇惑我民！”说完就命人将他几个拉出去砍了。张昶一言不发，只有马合谋嘴硬，“抗对，口出不逊之言”。朱元璋见状，便留下了张昶以备将来使用，用一死囚代替了他，马合谋、张琏等人被杀，连监刑官韩留事后也被朱元璋灭了口。
朱元璋非常器重张昶，他告诉刘基、宋濂道：“元廷送来一大贤人，你们可以与他议论大事。”后来张昶被任命为行中书省都事，不久升参政。朱元璋对他非常欣赏，“赏赐甚多，权豪震动”。不过由于嫉妒，思念旧主的张昶终被杨宪陷害而死。
想当年，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就曾指出：只有当“中原有变”时，才能够图谋它，否则就很难；其实这个“变”，就包括曹氏集团内部的分裂。
李察罕的死，让孛罗帖木儿喜出望外，他趁机占了不少老李的地盘，越发骄狂起来。元廷内部也因此不再太平。至正二十三年，因为皇帝的舅舅、御史大夫老的沙与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儿的事，元顺帝与自己的皇太子分化成为两大阵营，皇太子倚重于王保保，而顺帝则包庇孛罗帖木儿。如此一来，双方更是争得难解难分。
至正二十四年，朝廷有人状告孛罗帖木儿、老的沙等人图谋不轨。三月，顺帝终于下诏削夺孛罗帖木儿的官职和兵权。孛罗帖木儿狗急跳墙，竟然发兵围困大都，扬言要“清君侧”。七月，王保保部将率万骑保卫京师，结果交战失利，他们只得保护着太子逃到了王保保的老巢太原；而孛罗帖木儿则率军杀入大都，并入朝做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丞相。
次年，王保保发大兵直捣孛罗帖木儿的大同老巢。接着，皇太子又号召天下兵马入京讨逆，孛罗帖木儿很快便兵败伏诛。王保保因功被加封为左丞相，成了大元王朝最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不过两个月后，习惯于戎马生涯的王保保即请命南归，朝廷应允。
此时，中原地区已太平无事，可是就整个南方而言，自江淮至川蜀，已经都不再是元朝的地盘。明玉珍早已在四川称帝建国，而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基本消灭了陈友谅的势力，并准备伺机消灭张士诚，进而统一南方地区。
不久，王保保被晋封为河南王，并成为代理天下兵马的大元帅，其“官属之盛，几与朝廷等”。可眼见朱元璋势力一天天坐大，王保保居然毫无南下之意。不仅如此，他甚至还遣使向朱元璋通好，献上宝马。
朱元璋于是派出中书省都事汪河至开封，致书王保保，大意如此：“元朝的土崩瓦解已成定局，你可得好好打算了。你的养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之前派人到开封只是为了和他交流一下，并不是想投降元朝。既然你想跟我通好，那也行，从今往后，希望咱们和平相处。”
这封信已经很不老实了，王保保只要脑子还清醒，定然看得出这姓朱的野心极大，是个不好对付的刺儿头。本来，如果此刻元朝的各派势力都听命于王保保的话，他保准下一个开刀的就是这姓朱的。可是，很多事没那么多假设，有人出来站出来挑事了。
挑事的人正是李思齐，论资历他同李察罕一般老。对于朝廷任命王保保为大元帅，老李是一百个不满，甚至连同他的部将，如张良弼、孔兴、脱列伯等也自恃功高，瞧不起王保保这个小辈。众人是“各怀异见，请别为一军，莫肯统属”。
当然，王保保也不是吃素的，他的野心也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割据地方的军阀，其身边不少谋士都在鼓动他成就“大事”。于是，新一轮的军阀混战又开始了。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如果李察罕不死，以他的权威与号召力，再加上他的头脑，那么，元末的北方地区出现一个“曹操”式的人物是必然的。
在混战期间，王保保也与皇太子闹得有些不愉快。太子想要逼迫老爹退位，可王保保不赞成。太子又数次催促王保保南征，可王保保一面命弟弟脱因帖木儿等人盘踞山东，一面继续西向同李思齐等人抢地盘。至正二十七年八月，顺帝下诏命皇太子亲自统率天下兵马，率领诸将收复南方失地。可是，诏书虽下，不仅一贯嚷嚷着要亲征的皇太子没动静，就连向来以忠臣良将自居的王保保也不肯受命。眼见王保保有不臣之心，其属下的几员大将如貊高、关保等便萌生了膺惩主帅之心。最终，他们举兵讨伐王保保—由此可见，王保保是多么缺乏政治头脑，居然把自己弄得那么被动。
十月，王保保已陷入众叛亲离的绝境，朝廷又进一步解除了他的兵权。身处不利的王保保只得受诏，以一支孤军屯驻于泽州（位于今山西东南）一带。与此同时，朝廷再次下诏命令诸军南下。
可直到至正二十八年，即大明开国的洪武元年（1368），不甘心被人摆布的王保保却又一次派兵占据了太原，杀尽朝廷所置官属。盛怒之下的皇太子不得不命令各军讨伐王保保，而顺帝又下诏削夺了他的爵邑。二月，王保保退守于平阳一带，眼看已经四面楚歌。就在这时，朱明王朝的大军已经开始了北伐，这反倒“救”了王保保一命。
当时，大明王朝的北伐军已经打到了河南，火烧眉毛的李思齐等人见状，才赶紧派人私下里同王保保和解，然后带领着军队跑回关中老巢据守。七月，貊高、关保等保皇派还在继续进攻平阳，灰心丧气的王保保不敢出城应战；但是一天晚上，王保保趁貊高等人不备，突然率军杀出，最后竟擒杀了貊高、关保等人。
朝廷闻讯后，一向强硬的态度也开始出现了急剧变化，此时明军兵锋已经指向大都了，而元气大伤的王保保本人又上疏表白了委曲的心迹，做了一番深刻的自我批评，于是双方很快达成了和解。
这时中原之地已尽被明军占领，朝廷急忙下令恢复王保保官职，并令各路迅速出兵夺回河南、山东。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年闰七月底，元顺帝父子弃大都北奔，历史从此宣告了元朝对中国统治的结束。
即便是王保保后来又急于补救，但明军的强势已经不是他一人之力所能抵挡得了。不过，百战不屈的王保保此后还是没少让朱皇帝头疼，一心折腾大明，乃至死而后已。
被明军逐出中原的王保保，只能算作一位末路英雄，好在下场还不算悲凉。
第一谋士
被朱皇帝称誉为“学为帝师，才称王佐”、又被不学无术的明武宗誉为“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的刘基，在后世老百姓口中，几乎就是半仙之体。刘老先生的神秘面纱是时候揭开了。
刘基，字伯温，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出生于浙江青田。刘福通曾冒称是南宋大将刘光世的后代，可事实上刘基才真正是刘光世的七世孙，这回算是李鬼遇上了李逵。不过就像前文已经指出的，刘光世虽与岳飞等人并称为南宋“中兴四大将”，可事实上他不过是一个手握重兵、扰民害民的庸才。
刘家本是军人世家，后来却渐渐完成了由修武到修文的变化。不过，从文韬武略的刘基身上仍可以看出，尚武的家风还没褪干净。刘基的曾祖就曾在南宋灭亡时组织过抗元武装，他的祖父和父亲也是当地的名绅，所以其家族在当地颇有声望。
刘基自幼聪颖异常，有“神童”之名，其师郑复初曾经对刘父说：“您祖上积德，刘基一定会有大出息的！”至顺三年（1332），二十出头的刘基参加了江浙行省乡试，中举人，名列第十四。第二年，赴大都参加会试，幸运地得中进士。
至元二年（1336），刘基开始踏入仕途，被任命为（江西）瑞州高安的县丞，属于知县的副手。在高安县丞任上，因为刘基颇有廉直的名声，所以行省想要征辟他出任更高的官职。可就在这时，目睹官场污浊的刘基却忽然动了弃官的念头。于是，他辞官返乡，开始了三年青灯伴读的生活。带着现实的困惑，刘基想从书本中寻找到改良政治的答案。
这期间，刘基有过一次出游的经历，除了附近的海宁、苏州、金陵之外，他还一度北上到达了正泛滥中的黄河岸边，并清醒地觉察到了帝国潜藏的巨大危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显然，刘基不是一个袖手空谈的腐儒。
这次北上，令刘基感慨甚多，他决定重新步入仕途，担当起读书人改造天下的重任。为此，他以诗言志：“人生惜死非男儿，但有马革可裹尸。”至正八年，刘基出任了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
刚上任不久，刘基就发现行省监察御史渎职，虽然这事不该他管，且对方的品级也比自己高，但以刘基刚直的性格，他还是愤而举报了那位官员。结果出乎他的意料，上级不但不追查，反而斥责刘基越权。改造天下的志向变成了别人眼里的笑话，刘基因此愤然辞职。这第二次辞职后，他闲居杭州四年多。
眼瞅着大元帝国已从根子上开始腐烂，刘基的进取之心消退了好多，甚至有了“清泉素石堪乘兴，欲买扁舟过此生”的遁世念头。但他也就待在家里这么随便想想而已，毕竟不惑之年的刘基还算年轻，让他空老于林泉之下，是很不甘心的。更何况置身乱世，想洁身自好又如何可能？
当时方国珍部开始为患海上，刘基的四乡八邻受害的不少。这时，江浙行省征辟他为元帅府都事，希望他可以帮着参与谋划剿匪大计。刘基一听，觉得立身扬名的机会来了。他走马上任，随即建议：官军在各要地多修城池，步步为营，以堡垒政策对方国珍部形成压迫之势，逐渐缩小其生存圈乃至最终消灭之。
这一招非常奏效，不久方国珍部就开始吃苦头了。老方的压力越来越大，好在这时，朝廷招降，方国珍也就顺坡下驴接受了。
刘基当然知道这帮人“贼性难改”，所以他建议除掉方氏兄弟，不然“无以惩后”。方国珍闻讯后想要贿赂老刘，可刘基不吃他那一套，于是方国珍便进京贿赂那些掌权的高官。结果方国珍被授予了官职，而刘基反倒被上面指责擅作威福，弄了个被羁押于绍兴的下场。但没过多久，浙江地区山寇又起，行省的那些大员们又想起了刘基，于是再次征辟他出来剿捕贼寇，替大元出力。刘基便与行省院判石抹宜孙同守处州，两人惺惺相惜，最后成了莫逆之交。
因为镇压有功，经略使李国凤便上奏朝廷，请求封赏刘基。可是朝廷还惦念着方国珍一事，竟只授予刘基总管府判一职，不许他掌握兵权—这一不公的待遇对刘基打击甚大，令他对大元朝廷彻底绝望，于是再次辞官还乡。
老家的人，被方氏兄弟侵袭怕了，听说刘老爷回来了，都争相前来投奔。刘基只略施部署，就把家乡整得铜墙铁壁，老方奈何不得。老刘重新找回了他的自信，他在坐观天下，伺机去投奔一位明主。
刘基读书极多，于书无不窥，可谓学究天人、博通经史，尤精象纬之学。西蜀的赵天泽（书画家）曾在余姚做官，他后来论及江左人物，首称刘基，“以为诸葛孔明俦也”。而且刘基诗文俱佳，“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
正因为精通象纬这种较为神秘的学问，加上算无遗策的本事，于是刘基渐渐地竟被人吹成了半仙之体，但在他本人，却对个人崇拜颇不以为然（有兴趣者可以读读他的《郁离子·楚巫》篇）。那一套掐决算咒的神道学问，不过是刘基拿来糊弄外人的工具而已，他自己真正看重的还是真才实学。因此，《明史·刘基传》中就评论道：“基以儒者有用之学，辅翊治平，而好事者多以谶纬术数妄为傅会。其语近诞，非深知基者，故不录云。”
自从这次退居家乡后，刘基的思想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他写了《郁离子》一书以明志。在最后一篇文章中，刘基申明了自己的理想：“仆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
很显然，改朝换代的时刻就要来临了，自己要做的就是顺势而为，不枉费了这一肚子学问和一生的抱负。但作为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熏陶、食过元禄的读书人，要他改投新主，在其内心，总是难免有些割裂的痛感。
当朱元璋拿下金华后，听闻属下谈到刘基及宋濂之名，再加上胡大海等人力荐，所以他便派人前往征聘。
刘基自然没那么轻易就会出山，虽然他已经知道朱元璋是一位真正的人物，可是一则他不愿辜负石抹宜孙，另一则也想试探朱氏一番—诸葛亮需要三顾茅庐，考验的不是刘备的脚力，而是他的胸怀和诚意，刘基也想知晓朱元璋的诚意！
第一次邀请自然不成功。胡大海手下的总制孙炎便写信再邀老刘出山，但老刘依然不从。孙炎再派人前往刘基处，老刘于是拿出一柄宝剑，让来人带了回去，准备以死明志。可是孙炎在接到宝剑后，便表示“剑当献天子，斩不顺命者，人臣不敢私”，于是便让人将剑送还了刘基，顺道还捎去了一封数千言的劝谏书信。那意思很明显：你老刘将来如果被斩，将是因不识时务而死，而绝不会得到一个忠臣的美名，岂不死得很可惜？
最后，威压、善诱之下的刘基总算是想通了，演戏应该见好就收，别真的弄到砸场，所以他决定出山，尽管朱元璋本人没有亲自露面—自己毕竟不是诸葛亮，朱元璋更非落魄中的刘玄德！
当然，刘基还谈不上是贪生怕死之辈，对元朝的绝望也不是促其出山的最根本原因。儒家历来倡导“圣人革命”、严“华夷之辨”—朱元璋依据此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这才真正击中刘基的内心，使他为之倾服。
因此朱元璋之所以能成功，除了他自身的才干和运气外，也是因为他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民族矛盾、文化情结，将自己领导的这场改朝换代的革命战争，加入了民族解放的内容（刘邦的成功也与此有些关系，他利用的是秦与山东六国的矛盾）：如强烈反对蒙古入主中国的名士朱升之流，正是冲着这杆大旗，才投身到朱元璋的队伍中来的。而单纯的民众造反，一般读书人尤其是有功名的读书人往往是不屑于参与的，比如前代的黄巢起事、后世的李自成的起事、太平天国起事等，虽有个别读书人加入，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智力支持，所以这类起事最终也就难免失败之命运。
当刘基等人前往应天面见朱元璋时，朱元璋欣喜不已。一面命人赐坐，一面请教道：“余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纷争，何时定乎？”
章溢先谈了自己的看法，而早就对天下大势洞若观火的刘基则献上了“时务十八策”，他着重指出：“我有两敌，陈友谅居西，张士诚居东。友谅包饶、信，跨荆、襄，几天下半，而士诚仅有边海地，南不过会稽，北不过淮扬，首鼠窜伏，阴欲背元，阳则附之，此守虏耳，无能为也。友谅劫君而胁其下，下皆乖怨……夫攫兽先猛，擒贼先强，今日之计，莫若先伐汉。汉地广大，得汉，天下之形成矣。”
话比较长，但意思很简单：你朱元璋目前就两个敌人—陈友谅与张士诚。在总体战略上，你最好一反常规，先打野心膨胀的强敌，再灭不图进取的弱旅。对此，朱元璋深表赞同。
对于遥奉小明王之举，刘基是不以为然的。他认为小明王不过一个放牛娃而已，何必尊奉他的年号呢？朱元璋对此有自己的主意，尽管自己已经足够强大，甚至根本不把元廷放在眼里，但树大招风，“缓称王”的策略还是不错的，方便将来有转圜的余地。
在刘基的辅助下，朱元璋平定天下的整个战略规划是形成了，剩下的就是去执行了。待到后来朱元璋的大部队正对陈友谅部乘胜追击，刘基则被允假一年回家“丁忧”。方国珍对游丐出身的朱元璋一向不怎么服气，但却十分畏惧刘基。听闻老刘“丁忧”在家，他连忙致书吊唁问候。刘基于是给方国珍写了回信，并把朱元璋狠狠夸了一番。刘半仙都欣赏的人，方国珍能不敬重？敢不敬重？于是，老方决定向应天入贡。
“丁忧”刚结束，返回应天的途中，刘基还顺手办了件事，即协助文忠击退了张士诚部的进攻：当时他途经浙江建德，正遇上张家军一部攻打建德，文忠准备奋起还击；可刘基认为正面应战的代价太高，而对方是孤军深入，后援乏力，所以等几天后再反击不迟。三天后，敌方旌旗如故，但刘基已看出敌方这是为掩护撤退布置的假象，于是建议文忠出兵，终于将这股敌人重创。
对于刘基，后世人总喜欢把他想象成一个干瘪的小老头，似乎但凡智者肯定是殚精竭虑、形容枯槁。可史书却记载刘基“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一副豪爽伟男子的形象。
朱元璋对刘基一向“任以心膂”，每次召老刘来议事，总是把连同史官在内的身边所有人都打发走，这样一来，二人的谋划后世也就无从得知。在刘基看来，朱元璋既对他知遇甚隆，因此也就知无不言。刘基头脑极其灵活，反应神速，“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定，人莫能测”。面对这样的高贤，朱元璋更是赞佩有加，常呼之为“老先生”，而不是直接叫他的名字。后人因此也将刘基跟张良、诸葛亮等并列。
刘基投靠朱元璋，有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在里头，所以凡遇现实问题，他总喜欢依法办事，鄙视潜规则。再加上他为人刚直，疾恶如仇，在有的人看来，反倒显得他心胸狭窄了。由于受到朱元璋的嫌猜以及自身的高龄，所以大明开国后不久，刘基就退居了二线。
大明开国后，刘基只被封了一个诚意伯的爵位，食禄甚至比不上籍籍无名的汪广洋，其中的大概原因如下：
第一，朱皇帝乡土观念很重，公、侯之类的爵位只会授予那些淮右系的功臣。
第二，朱皇帝“累欲进基爵，基固辞不受”。刘基之所以谢绝高官厚爵，估计是受了张良等人的启发，张良当年就专门挑贫瘠之地作为自己的封地，刘基也深恐功高震主，遗祸子孙。后来，朱元璋追封了刘基的先人，刘基答谢道：“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贪天之功。圣恩深厚，荣显先人足矣。”
第三，大明开国后，朱、刘二人的关系已开始疏远。毕竟猎物打完，猎狗也没用了，没卸磨杀驴就不错了；再加上刘基的硬脾气，多次触犯天颜，刻薄寡恩的朱元璋已对他渐生嫌恶之心。有一次刘基祈雨不验，就这么点小事，朱皇帝都能找碴儿对他发火。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实际军事经验甚少，尤其是大规模战役的经验极少，刘基在军事战略方面与朱元璋的分歧渐大，这也是他不讨朱皇帝欢心的主因之一吧。
但无论如何，刘基的功劳都是摆在那里的，对此，聪明人朱元璋心里有数。所以，当老刘说到“处州青田县山多田少，百姓多于山上垒石作田耕种，农事甚难”时，朱皇帝居然下令：“刘基有功于我国，本县田亩，止是一等起科五合，使百姓知刘基之心。”特意减免了青田的赋税，算是给了刘老先生天大的面子。只是，这种恩遇以后越来越少了，在政敌胡惟庸等人的谋害下，刘基终于无法自全。
后世对于刘基的推崇可谓无以复加，认为他超迈于张良、房玄龄等人，因为“子房不见词章，玄龄仅办符檄”，无点墨留下，而老刘“勋业造邦，文章传世，可谓千古人豪”。
祸不单行的日子
当刘基还在赶往应天的路上时，朱元璋这边却出了大事。
朱元璋的事业，在对阵陈友谅时，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很多以前积攒下来尚未解决的问题，由于大风暴的考验就在眼前，到此时也就免不了来一次集中性爆发，这也算是革命事业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次震荡和调整吧。
刘基在回家“丁忧”之前就提醒过朱元璋，让他对于江西和浙江的事多留意些，可此时志得意满的朱元璋却没太在意。终于，浙江方面先出大事了。
至正二十二年二月，驻扎于金华地区的苗军元帅蒋英、刘震、李福等突然发动叛乱，杀死了镇守在此的参政胡大海及郎中王恺、总管高子玉等。当初，胡大海拿下严州时，刘震等人来降，胡大海喜其骁勇，便将他们留置麾下，待之不疑。
等到这帮人开始谋反时，刘震有点良心上过不去，觉得胡大海对自己不错，不忍痛下杀手。但李福却对大伙说道：“胡参政待咱是不错，可是大权在主将手里，如果不杀掉主将，那么事情就很难成功。如今要举大事，就顾不得私恩了！”大伙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于是便下了决心，又通知了衢州、处州的苗帅李佑之等，约定二月七日这天一同举兵。
到了这天，蒋英等人先是假装请胡大海到八咏楼下观弩。待到观看完出来时，老胡将要上马，蒋英的部下钟矮子突然跪在老胡马前，然后假装可怜地诉说道：“蒋英等欲杀我！”老胡于是转身想问问蒋英是怎么回事，只见蒋英从袖中拿出一柄铁锤，好像要砸钟矮子。可是这小子是虚晃一招—他趁老胡不防，一锤就猛砸到老胡头上。老胡受伤倒地，蒋英立即上前，割下了老胡的首级，让他做了李察罕第二。
可怜胡大海如此将帅之才，没死在战场上，却丧命于叛将之手，真是令人遗憾。接着，蒋英提着老胡的人头出示各处，胁迫其他文武官员就范。随后，叛军又袭杀了老胡的儿子胡关住，又擒住了郎中王恺。王恺誓死不从叛贼，他正色道：“吾职居郎署，同守此土，义当死！宁从贼耶？”刘震再次心生恻隐，想要放了王恺，可是有人和王恺有仇，结果王恺等人皆被害。
当胡大海的死讯在金华地区传开后，“婺人莫不哀恸流涕，如丧父母”，可见这老胡人缘、口碑是多么好！
苗军反叛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坐镇浙东的文忠那里，他立即派出元帅何世明、掾史郭彦仁等率兵前往征讨。当征讨部队到达兰溪时，蒋英等畏惧起来，于是把城中劫掠一空，最后投降了张士诚。
胡大海死难的噩耗传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痛彻肝肺，痛定之余，遂上表追赠老胡为“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光禄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谥“武庄”。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蒋英等人谋反成功的消息传到处州后，处州苗军元帅李佑之、贺仁得等也闻风而动，作乱杀害了院判耿再成、都事孙炎、知府王道同及朱元璋的养子朱文刚等人，并一举占据了处州城。文忠得信，又派出元帅王佑等率兵屯缙云以伺机收复处州。当朱元璋又听闻到处州的噩耗时，他再也坐不住了，即刻命令平章邵荣率大军前往征讨。
话说就在李佑之等人作乱时，耿再成正陪一帮客人在吃饭，闻讯后他立即上马，可还没来得及整顿兵马应敌，叛军就杀来了，耿再成便迎着他们骂道：“你们这帮贼奴！国家怎么辜负你们了，你们要造反？”叛军一拥而上，耿再成招架不及，被刺中脖子，不久便壮烈了。
之前为朱元璋招纳刘基出了大力的孙炎被生擒后，也是誓死不屈。这孙氏虽是个跛子，却也是个大才，他被害时不过三十多岁。胡大海一死，大局无人主持，而浙东重地，非心腹重臣不能镇守。于是，朱元璋升同佥朱文忠为左丞，都事杨宪及胡深为左右司郎中，仍驻扎于金华，以统领浙东军马。也即是说，文忠已经基本接替了老胡的担子，成了浙东地区独当一面的总负责人。
浙东动荡不安，张士诚也来浑水摸鱼，派其弟张士信率兵围攻诸全。诸全守将谢再兴率军迎敌，两军鏖战近一个月不分胜负。后来，谢再兴设伏兵擒杀了张家军千余人。张士信大怒，增兵加紧攻城，谢再兴坚持不住了，赶紧向文忠告急。文忠于是派胡德济率军增援，但胡德济的援军也有限，谢再兴只得再请增援。
此时金华叛乱初定，而严州靠近敌境，处州又为叛苗所据，文忠一时为难了。正在犯难之际，他想到邵荣等讨伐处州的大军将到，于是便与都事史炳等定下先声而后实之计。
他们派人到处扬言徐达、邵荣等率领大军已到严州，不日就将进击诸全，而且文忠还派人到各处张贴榜文。张士信的士兵见到榜文后，多半信以为真，于是人心开始骚动起来，很多人都想乘夜逃遁。胡德济得知这一情况后，便与谢再兴夜半突袭了张家军，结果张家军大败，诸全之围也因此化解。
不过话说回来，张家军的失败并不全是因为中计。张士信本是纨绔子弟一个，女人、歌舞戏班、色子是他随军必备的“武器”。手下诸将也都跟着学，乃至将士们斗志全无，不然小小的诸全何至于一个多月都拿不下来。
此刻，邵荣率大军已到达处州，进展也非常顺利。他先是令院判张斌、王祐、胡深等分攻处州城四门，并焚烧了其东、北两门，军士登城而入。最终，李祐之自杀，处州复平，改任王祐守城，邵荣则即刻率大军返回应天。
浙江的局面算是稳定下来了，应天政权的一臂得以保全，朱元璋也稍稍安了几分心。
当初刘基所强调的除了浙江的问题外，也提到了江西方面。
不过，朱元璋有点先见之明，从前血战太平的教训实在太深刻，所以当朱家军入驻洪都城后，即刻便修筑加固城池。考虑到旧城西面临水，故特意将城墙向里移了约三十步；而东南方向空旷，便又向那边扩展了二十余里。如此一来，洪都城就坚固多了。
邓愈不久后被任命为江西行省参政，受命留守洪都，都事万思诚、知府叶琛等人辅助。而胡廷瑞、张民瞻、廖永坚等人，则跟随朱元璋回到了应天。胡廷瑞不仅因避朱元璋“国瑞”的讳而改名为胡美（也称胡廷美），他还把自己的长女嫁给了朱元璋。出于巩固双方关系的目的，朱元璋只好笑纳。
可是还没多久，洪都就传来消息：祝宗、康泰叛乱，已攻陷洪都府。
当初洪都投降时，祝宗、康泰二人就是心生不满的。他们时常挑胡廷瑞的不是，胡廷瑞反复安抚他们，才令其暂时安生下来。等胡廷瑞到应天后，想到祝、康二人，唯恐他们再生乱子，于自己不利，便把实际情况告诉了朱元璋。朱元璋于是下令：令祝、康二人带所部兵马前往湖广听从徐达调遣。
祝、康二人感到情况不妙，于是仓促之间发动了叛乱。因为事发突然，邓愈应变不及，只得带着数十骑出逃，与叛军几次遭遇，邓愈且战且走，跟随的人大都战死。幸亏他身经百战，再加上养子将马让与他骑，邓愈才侥幸得脱，没有重演耿再成的悲剧。邓愈是捡回了条性命，可惜万思诚、叶琛皆死于这次叛乱。
洪都叛乱的消息传到应天，朱元璋当即命徐达等从湖广回军前往征讨。很快，徐达就攻破了洪都城，祝宗在逃亡中被杀，康泰被生擒。因为康泰是胡廷瑞的外甥，结果被从轻发落。
有人可能会说朱元璋这次徇私也太明显了，但对他来说，这只是为了顾全大局，眼下的局面，实在不宜再横生枝节。朱元璋一向果于杀戮，待到后来胡廷瑞也犯到他手里时，他一样照杀不误。
稳定江西的大局很重要，朱元璋曾经说过：“得了江西，如同斩下陈友谅之膀臂。此地是故楚中心，应天的西南屏障。加之本地人喜诉讼而难以管制，贼寇甚多，非心腹干练之人不可守。”于是至正二十二年五月，朱元璋便命大都督府左都督朱文正前往镇守江西，还特命儒士郭子章、刘仲服等参谋，另外，邓愈、赵德胜等人也一同前往协助镇守。
“文正既至，增浚城池，严为守备”，城防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另外，朱文正还招谕山寨贼寇们来降，绝大多数的头目都表示归顺；而对于当地那些好打官司的人，出于社会安定的需要，于是下令一律处死。如此一来，号令严肃，远近震慑。
可在朱文正自己，一旦脱离老叔的管束，就如同脱了缰的野马，本性立即暴露，居然干出了一些荒淫的勾当。朱文正任用卫达可等人为心腹，帮着自己到处搜罗美女，宠幸个几十天后，要么抛弃，要么干脆投到井里淹死，以致弄得民怨甚重。而老叔派的人到洪都巡视，朱文正就重加贿赂，对于那些敢去应天举报的人，他便派人到中途截杀。
就私德而言，文正显然不能跟文忠比，不过新官上任，驻防的又是重地，他小子也不敢太大意。
亲往安丰救驾
其实，远处的敌人倒并不可怕，身边的人反叛才是最让人防不胜防的，朱元璋一贯对此高度警惕。身边的人多次反水，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他对待开国功臣的态度。
就在这年七月，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等人向朱元璋举起了叛旗。
邵荣的情况前面已经讲过，按照《明实录》中的记载，邵荣与朱元璋在濠州时期便是战友，渡江占领应天之后，在小明王的册封中，他的官位和朱元璋基本是平级。后来随着朱元璋才干的施展及一系列手腕的运用，其在革命队伍中的核心地位逐渐确立，邵荣才逐渐变成其手下，但他所充当的是副职的角色，也就是比朱元璋低半级而已，却高于徐达等人。赵继祖则同常遇春、邓愈等人是平级。
对于邵荣，朱元璋一贯甚是看重，也真心希望他能够臣服于己。但自平定处州之乱后，一向不甘居人下的邵荣愈加居功自傲，对朱元璋颇多怨言。其部下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朱元璋，邵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与赵继祖等谋划伺机作乱。
有一天，朱元璋在三山门外阅兵，邵荣与赵继祖伏兵门内准备痛下杀手。朱元璋感到了异常，于是换了服装改从其他道路回去了。邵荣没有得逞，其手下宋国兴偷偷到朱元璋那里告密，朱元璋于是将邵荣叫来当面对质。没想到邵荣倒也干脆，对此供认不讳，只道：“死而已。”
朱元璋便将邵荣等拘禁起来，召集诸将商讨处置办法。这一方面是向大伙表明，自己念及战友之情，不忍立刻诛杀之；另一方面也想看看诸将的态度，让大家选择站队，毕竟邵荣在名义上还是自己的副职，诸将的副统帅。
常遇春第一个表明立场：“荣等凶悖，一旦忘恩义谋为乱逆，不利于主公，将害及我等。纵主公不忍杀之，我等义不与之俱生！”力主杀掉邵荣。
常遇春的这一发言值得注意，他为什么如此痛恨邵荣呢？我们不难分析，常遇春不是朱元璋最早的嫡系，想要成为真正的嫡系，他还有所欠缺；濠州时期他不在场，因此他与邵荣几乎没有交集，因此也就难有什么交情可言；为了获得主子的绝对信任，常遇春这一回表现出了自己较为深沉的一面，即通过力主杀邵来取悦朱元璋！常氏虽然不是朱的嫡系心腹，但作为大将，他说的话还是很有分量的，他不取中立立场，也正是一种政治投机的表现（未来汤和出卖李善长以自保，也与此类似）。
而常氏的一番发言就等于定了调子，就算还有想替邵荣说几句好话的，也不敢再多嘴了。毕竟，保一个将死之人于己何利？于是，大伙齐声说杀。
朱元璋见众人态度如此坚决，心里也很满意。于是“命具酒食饮食之，涕泣与（邵荣等）诀，皆就诛。”作秀成分自不必说，或许也真有几丝兔死狐悲的伤感。
以上皆为《明实录》中的记载，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钦定记载肯定是不能尽信的。
对于邵荣谋反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是朱元璋清洗郭子兴旧部的一种继续，而且他分明使的是“打草惊蛇”、“请君入瓮”之计—故意惊动邵荣，迫其作乱，而自己则早已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专等邵荣往圈套里钻，最后再抓个现形。
另外，也有其他史料上记载说，邵荣被抓后有悔恨之意。当朱元璋质问邵荣等人时，说道：“我与尔等同起濠梁，望事业成，共享富贵，为一代之君臣。尔如何要谋害我？”
邵荣则回答说：“我等同年出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不能在家与妻子儿女相守同乐，所以举此谋。”有点避重就轻，将责任归咎于朱元璋，但也在暗示自己是一时糊涂，并无真正反心。
朱元璋请邵荣饮酒，他却不喝，只是追悔而泣。然而赵继祖却很认命，他呼喊着对邵荣说道：“若早为之，不见今日猎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赵认为当初应该早下手除掉朱元璋，否则，也不至于落到今日兔死狗烹的下场。
朱元璋本想给他们留条活路，“禁锢终身，听其自死”。但常遇春却强烈反对：“邵荣等反得成，岂肯留我等性命？妻子亦没为奴婢。上位有天命，其事败露，乃天诛之也。今反留之，是违天也。勿教后人仿效。遇春心实不甘。”这样一番话，言之凿凿，同时也显露了常遇春心机的一面。
最后，朱元璋便命人勒死了邵荣等人，并抄了他们的家。
总的来说，这次事件，表面来看是邵荣谋反伏诛，实则还是朱元璋对队伍内部的一次清洗。邵荣一向不是朱元璋的嫡系，在郭氏兄弟被除掉后，邵荣便掌握了原郭子兴的旧部，队伍内部的派系之争便延续下来。
对于身居朱元璋之下，邵荣自然很不甘心，他们之间的矛盾迟早是要爆发的。谈迁在《国榷》中对这一状况也进行了说明：“彼渡江旧勋，俱鱼服之侣，臣主未定，等夷相视。见兵柄独握，未免为所欲为耳。”朱元璋与邵荣等人皆奉龙凤政权号令，并无臣主名分，但当朱元璋一路由平章、左丞相而至于吴国公后，臣主名分渐渐明确，邵荣的心里就愈加不平衡了。
精警异常的朱元璋对此自然早有觉察，并有所防范。他既借刀杀了郭氏兄弟，势必会有人不服；而且一山难容二虎，邵荣的强势存在，本身也是对朱元璋权威的一个巨大挑战。
至于邵荣等人为什么会选择至正二十二年七月谋反，显然跟之前浙江、江西的那几次叛乱有关。此时朱元璋根基动摇，邵荣便携平定处州之威，向朱元璋发难。另外，邵荣之前一直没有敢于轻举妄动，或许也是在等待有利时机。到了至正二十二年时，他不能再等了，因为朱元璋正在脱胎换骨—之前，邵、朱二人名义上都是小明王的臣属，可到了这年，小明王的政权眼看就要灭亡，而朱元璋却大有自立之势！一旦朱元璋称王，名分一定，那么就回天无力了。所以，他只得仓促动手。
在连遭叛乱的危急关头，朱元璋仍然从容不迫地清洗内部，以牺牲队伍运作效率来换取稳定组织秩序的策略，这就是他的狠辣与高明之处。这与他日后大肆屠杀功臣宿将可谓如出一辙。
转眼就到了至正二十三年，对于朱元璋的事业来说，这是最为关键的一年。在坐观时局之后，朱元璋也预感到了天下形势的深刻变化。
因此这年一开春，朱元璋便重申屯田之令，他传谕诸将士：“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昔日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魏武帝以务农足军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数年以来，屯田并未见多大功绩。唯康茂才所屯得谷一万五千余石……”
就这样，各地驻军都被迅速动员起来，且战且耕，将士们转眼间俨然成了农夫，到处一片春耕景象。不过，祥和的田园景象还是很快被打破了。
在南线无所作为的张士诚此时又打起了北线的主意，这年二月，张士诚便派出了吕珍前往攻打小明王、刘福通所在的安丰。安丰城内不过是一群红巾军的老弱病残，实在难以抵挡张家军，于是小明王不得不向朱元璋求救。
这时，刘基刚从家里赶到应天，力阻朱元璋去救援安丰，他指出：“应天这边陈友谅、张士诚都在伺机进犯，我大军不能轻动。”而且小明王也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真要救回来，又往哪里摆呢？
但是朱元璋主意已定，他认为，第一，如果不在北线狠狠教训一下张士诚，那么张士诚就会愈加猖狂起来；还有，张家军若夺了安丰一带，就会同元军的势力连成一片，那时张士诚就可以从东、北两面，对应天政权形成半包围态势。
第二，通过前几次，陈友谅已经被自己打疼了，尚须时日恢复，一时间并不可能有大动作。
第三，援救小明王，不仅可以让自己得到一个好名声，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也可以将小明王完全控制起来。
不过，北线毕竟是四方敌人云集的地方，因此不能只命一支偏师北上。为了好好教训一下张士诚，朱元璋遂不顾他人的再三劝阻，亲率二十万主力大军北援安丰。
三月，朱元璋率领着右丞徐达、参政常遇春等到达安丰一带，此时刘福通已经被杀，小明王则突围来到了朱元璋军中。不过有史书上记载刘福通此刻并没有死，而是后来同小明王一起被朱元璋设计所害。
当时安丰城已经被吕珍部所占据，吕珍听说朱元璋大军赶到，连忙部署防御，准备拼死反抗。朱元璋麾下元帅汪某先行发动攻击，不料反遭吕珍部的围攻。于是朱元璋急命常遇春“以兵横击其阵”，结果吕珍这个常遇春的手下败将还是没长进，竟三战三败，只得退出了安丰。
坐镇庐州的左君弼虽然是陈友谅方面的人，但在对付朱元璋这点上，他们却是与张士诚一致的。于是，左君弼便出兵来援助吕珍，结果也被常遇春所击败。朱元璋见教训张士诚及救主的目的已经达到，便急忙赶回了应天。不过，他留下了徐达并命其围攻庐州，因为左君弼部对于应天的威胁也很大，而此刻，安丰已被一伙元军乘机占领。
小明王最后被安置在了滁州，本来他就是徒有虚名，《国榷》中记载他：“决事于左右，日捕鱼斫鲜为乐，筑樊楼，歌舞不绝，自称樊楼主人。”不过是个寄兴游乐的公子哥儿，是个晋惠帝一类的人物。
炽烈的洪都保卫战
这边刚刚回到应天的朱元璋还没坐稳，西线就传来消息：陈友谅大军直逼洪都，已将整座城池团团围住。
其实，陈友谅早就憋着一口恶气，这两年来，他被朱元璋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连丧人口、土地，若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他姓陈的就得玩完了。另外，经过几次对朱部的大战，他更明白：在南方地区作战，拥有一支强大的水军是必不可少的。
上次龙湾之战的失利虽有些偶然，自己的水军并不弱，但朱元璋的水军之强大也给他留下了惨痛的印记。这一次，为了彻底扭转战局，为了占尽水军的绝对优势，蓄谋已久的陈友谅不惜血本，倾尽民力，打造了一支空前强大的“无敌舰队”—这支舰队中的数百艘主力舰只比从前的那些什么“混江龙”、“塞断江”等体形还要巨大，“舰高数丈，外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以至于每层上的人说话其他层竟听不到，包括船体、橹桨都是用铁皮包裹了起来，防护力非同一般。
对此，陈友谅是非常自信，“自为必胜之计”，报仇雪耻的时刻就要到了。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和激励将士们的斗志，陈友谅特一同装载着自己的“家属、百官，空国而来洪都城”。
这一年有闰三月，陈家军包围洪都时已是四月。有人也许会疑问：为什么陈家军首战选择了洪都，而不是乘虚直捣应天呢？
据笔者分析，陈友谅选择这样的进军路线是为求稳妥。上次他进攻应天时，江西大部还在自己手里，无后顾之忧，如今他只有先行拿下洪都，并以鄱阳湖地区为基地，然后循序东下，才觉得更有把握些。
另外，洪都毗邻鄱阳湖，且是江西的腹心，也正好发挥陈家军的水师威力。反正，在陈友谅看来：取洪都势在必行，也易如反掌。
洪都就在鄱阳湖西面不远处，与鄱阳湖之间有水路（赣江）可以贯通。前面已经说过，鉴于太平城失守的教训，洪都城靠江的一面在加修时特意向里缩了三十步，如此一来舰船就无法迫近登城了。陈友谅此次动员了几乎全部力量，总兵力为六十万人。虽然这个数字值得怀疑，但除去家属、有关随员后，至少也应不下于四十万众。
而朱元璋部当时的总兵力估计在四十万左右，与陈部旗鼓相当—当然，陈皇帝留守后方的估计仍有不下十万余人。所以，当陈友谅率领着其超豪华阵容包围洪都时，其铺天盖地的气势，让任何久经沙场的老将见了，都不免胆寒。想来那场面恐怕是比我们今天的所谓“国庆阅兵”还要壮观！
当时洪都城内守军约两万人马，与敌人相比，这一数字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朱文正等人仍旧选择了坚守，以他的身份，也只能这么做了。诸将迅速集中，召开了临战会议，大致做了防守分工：参政邓愈守正面的抚州门，元帅赵德胜等守宫步、士步、桥步三门，指挥薛显等守章江、新城二门，元帅牛海龙等守琉璃、澹台二门。文正居中节制诸军外，还率领精锐两千做机动力量，以随时到各处救急。
下面再介绍一下守城诸将的简历，也好让大家看看究竟是些什么人在创造奇迹：
主帅朱文正，一个前不久还在糟蹋良家妇女的放纵子弟，在渡江以来的多次战役中小有功绩，但还尚未一鸣惊人。
参政邓愈，已无须赘言，他大概是朱元璋安插在洪都的真正主心骨。
后翼统军元帅赵德胜，朱元璋的老部下，“状貌魁伟，膂力绝人，善用槊，人称为‘黑赵’”，其个性刚直沉鸷，号令严肃。有大将之才，史书称其“随机应变，料敌如神，动与古名将合”。此战他功绩最大，且不幸以身殉职。
指挥薛显，具体情况不详，但朱元璋后来有一个评价：“薛显、傅友德勇略冠军，可当一面。”能与傅友德相提并论者，绝非泛泛之辈。
至于牛海龙等人，史料阙如，看来是稍逊一筹了。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王勃在写下《滕王阁序》这篇传世名作时，估计没有想到几百年后，在这里竟然要上演一场空前惨烈的大血战。
陈友谅首先向抚州门发起了第一波攻势，陈家军的士兵们各带着如簸箕状的竹盾，如洪流般滚滚而来。当时，陈家军拥有撞墙机一类的重型装备，同时，还得到了舰载上的抛石机的掩护。没多久，城墙就被撕开了一道三十余丈的裂口。
眼看敌人就要破墙而入，邓愈急令将士以火铳排射压制住敌人，火器的使用为洪都的朱家军摆脱了第一次危机。随即，守军就在被打坏的城墙上竖起了木栅栏，敌人立刻冲上来争夺木栅栏，双方于是隔着木栅栏展开了一场血腥的争夺战，形势异常危急。这时，朱文正、牛海龙等率领援军赶到，文正督率诸将一面继续同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一面派人加紧挖土搬石修补城墙。
到次日天明，裂口处尸骨累累，而破损的城墙也被修筑完成。这一仗战事异常惨烈，朱家军的总管李继先、元帅牛海龙、赵国旺、许珪、万户程国胜等先后战死。
虽然陈家军首战洪都受挫，但其一部却已攻陷吉安，另一路则攻陷了长江沿岸的无为州，在战略上对洪都形成夹击之势。陈友谅越发觉得攻下洪都是指日可待，抚州门既是块硬骨头，陈友谅便令改攻新城门。
经典的《守城录》中就强调指出，防守战绝不能只是消极防守，必要时应该主动出击，做到守中有攻，尤其是要注意骚扰敌人，使其昼夜不得休息。这个新城门的守将薛显也许没有看过《守城录》，但他的勇略还真不是吹出来的，他也不只是消极防御，趁敌人不备，竟突然带领一支精锐杀出城去，斩敌平章刘进昭、擒其副枢密赵祥等，重创敌人，陈家军的又一轮攻势就这样打退了。
两轮疯狂的攻势被打退后，陈家军的进攻态势稍稍和缓了一些，两军进入短暂的相持状态。
百户徐明，为人油嘴滑舌，军中给他起名“胎里谎”。就是这样一名普通的下级军官，却在夜里几次出城偷袭陈家军营寨，甚至还缴获了一些马匹。最后，他陷入敌人重围，终被擒杀。从这么一个小人物身上，也可以看出朱家军在精神上高度自信、活泼。面对大军压城，并不惊慌失措，甚至敢瞅准机会主动出击。
第二天天刚亮，陈家军的先头部队又展开了新一轮疯狂进攻，守城官兵又是一阵拼死抵抗。城头几经争夺，鲜血淋漓，尸骨堆垒。没攻进城去的一方，重新退了回去，守住城的一方，赶紧又命人修补城墙，包扎伤兵，等待下一次的进攻。
双方就这么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展开了对城池和意志的双重考验战。
明初有一个叫刘辰的人，曾经是李文忠幕府中的一员，他后来写了一部史书，即《国初事迹》。刘辰记载道：洪都在敌人猛烈的进攻中，坚守到快一个月的时候，守城的战具几乎消耗光了，而朱元璋的援军还不知在哪里；鉴于形势紧急，朱文正便派出一名使者到陈友谅的大营中商谈投降事宜，于是陈友谅就放缓了对洪都的攻势。
当约定投降的日期到来时，洪都城上的旗帜更换了，可是一直等到晚上，城里的守军都不见一个出来的。陈友谅这才明白上了朱文正这小子的当，他这使的是缓兵之计，于是他当即杀了使者，又命加紧攻城。但朱家军此时已经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仍然抱定了玩命坚守、等待援军的必死决心。
就这样，在这场空前的消耗战中，洪都一直坚守到了六月。陈友谅见陆路不克，便打起了洪都城水关的主意。陈家军增修攻具，准备破水栅以入。朱文正立刻命令一批精壮的士兵专门操着长槊从栅内刺杀敌人，敌人一时不能靠近，就试着抢夺伸出栅栏的长槊。朱文正见状，命人将铁戟、铁钩一类烧得通红，然后用它们去刺杀敌人，敌人还想来夺，结果“手皆灼烂，不得进”。
攻守双方不断斗法，最后陈家军使出了浑身解数，还是没能攻破水关。几经折腾都没奏效，陈友谅感到黔驴技穷了。但他还是铁了心要拿下洪都，于是又下令改攻宫步、士步二门，等待他的是守将赵德胜等人的一顿迎头痛击。
陈家军仍没占到便宜，城下已是血流成河，朱家军却立在城上岿然不动。可是不巧的是，当一天夜幕时分老赵坐在宫步门楼上指挥作战时，流矢却碰巧射中了他的腰部，且深入六寸，因为脑部和腰部是人体的两大要害，所以老赵终因重伤而死。朱元璋后来为此痛惜不已。
一转眼，洪都被围已经两月有余，它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文正实在有些扛不住了，他已命手下千户张子明突围赶赴应天告急。张子明从水路昼伏夜出，终于在半个月后见到了主公，并将洪都的情况做了详细汇报。
笔者觉得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需要大家注意的，那就是张子明到应天究竟是何意图？难道他是单纯去搬救兵吗？不尽然！
对于陈家军围困洪都一事，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朱元璋当然已经获悉。但是，从四月到六月，徐达所率领的主力军仍然在围攻庐州，这就表明朱元璋对于洪都的局势所持的是观望态度—守得住，当然好；守不住，文正、邓愈等人大可以突围出来，这就要看天命了。
此外，洪都虽然地位非常重要，但是也并不是不可失去，别说是一个洪都，即便是安庆、池州、太平这些应天上游的屏障丢了，也只能先接受现实，然后再想办法夺回。对于洪都保与不保、救与不救的问题，朱元璋的态度其实很暧昧，他正在权衡之中。如果他想救，早就出手了。所以，张子明的来报只是让他了解了一些洪都的近况，并不会改变他眼下的基本态度。另外，朱元璋一向谨慎，在不熟悉敌情、不了解洪都城内情况的前提下，即便手里有兵，他也不会贸然出动的。
听完汇报，朱元璋不动声色，继续问张子明：“陈友谅兵势何如？”
张子明回答道：“陈家军兵力虽盛，但因战斗死伤者也不少。如今江水日涸，敌人的巨舰将难以施展，而且他们出师日久，粮食供应估计已经困难。如果主公派出援兵，一定可以打败敌人！”
小张当然是想搬救兵，但他得满足充分的理由，因为朱元璋考虑的是全局，消灭陈友谅才是根本目的，救洪都只是客观效果之一。但张子明不经意的这一句话却非常关键，从根本上改变了朱元璋对于当前形势的判断。他原本没打算过早同陈家军展开主力决战，但这一次，他似乎发现了机会，而且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最后，朱元璋一脸决绝地对张子明说道：“你回去告诉文正，让他务必再坚守一个月，不久援军必到！”
张子明有些失望，但也来不及多思考，便兴冲冲往回赶路。当他来到鄱阳湖口时，却不幸被陈家军俘获。陈皇帝亲自向他诱降，张子明点了头，可是当他来到洪都城下时，却向上面的朱文正等人大喊道：“大军且至，但固守以待！”陈皇帝大怒，喝令立斩张子明。
张子明的功劳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他，估计也就没有了后来惊心动魄的鄱阳湖大决战。所以，后来他被追封为“忠节侯”，并得以配享洪都功臣庙。
嘴里吐出硬骨头
就是在洪都保卫战刚刚打响时，朱家军的东线也出了大漏洞—朱文正、徐达二位的岳丈、诸全守将、枢密院判谢再兴发动了叛乱，投降了张士诚。
谢再兴的反叛，纯粹是由他跟朱元璋的个人恩怨引起的。此前，老谢麾下有两名心腹，这二位常派人去杭州贩卖违禁品，估计就是私盐、铁器一类的东西，此事被朱元璋侦知，他除了恼怒二人以身试法外，也唯恐因此泄露了机密，因为杭州是敌占区，张士诚又善使间谍。所以，朱元璋下令斩了此二人，把他们的首级悬挂于谢再兴的门厅上，以达到威慑和警示的目的。对此，谢再兴既感到痛心，也感到朱元璋太不给自己这个亲家面子。
还有一件事就是朱元璋擅自主婚，将老谢的次女嫁给了徐达（谢氏生明成祖仁孝皇后），然后才通知老谢到应天来“听宣谕”。后来，朱元璋又命参军李梦庚到诸全去节制军马，而要老谢听从其调遣，明显有不信任他的意思。
终于，谢再兴忍无可忍，他与诸全知府栾凤一合计，人活一口气，最后决定干脆跟朱元璋这厮拼了！经过一场出其不意的政变，他们擒住了李梦庚等人，并率全城军马赴绍兴投降了张士诚。
当时，老谢的弟弟谢三、谢五正在余杭驻守，文忠恐其有变，便率先带兵围困了余杭。文忠招降谢氏兄弟，谢五在城头跟文忠约定说：“只要你能保证我们兄弟的性命，我们就一定投降。”文忠指天发誓说：“我是总兵官，决不会杀你。”谢三、谢五好歹还有朱文正、徐达这样两个侄女婿，于是投降。可是当谢家兄弟被押赴应天后，朱元璋执意要从重从严发落。文忠于是上奏说自己已有言在先，不然将失信于人，但朱元璋却回复道：“谢再兴是我亲家，反背我降张士诚，情不可恕。”
这件事也暴露出了朱元璋内心的一些微妙变化：随着事业的进展，树立绝对的个人权威对于他而言是越来越重要了。在老谢谋反这件事情上，本来是朱元璋理亏，可是他却仍以残忍的手段处死了毫不知情的谢家兄弟，这就说明他对于背叛行为是极端仇视的，一定要变本加厉地予以惩戒，以警来者。
谢家兄弟终被凌迟处死，而打狗也要看主人，这件事情对于朱文正颜面上大概多少也有些损害，从而加重了他对老叔的不满—但朱元璋也全然不顾徐达的颜面，可见女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
西线既然吃紧，老谢及东线的事，好在未出大的纰漏，朱元璋就只能暂时搁下，留待将来解决。
当洪都激战正酣时，徐达、常遇春等人正加紧围攻庐州城。庐州也是一块响当当的硬骨头，其城三面环水，易守难攻。
有一天，左君弼突然在城上设了吊桥，徐达见状心想：左君弼这小子像老鼠一样缩在城内那么多天不出来，今日他突然如此，难道是想趁夜里劫我军大营？
于是徐达便令军中严加戒备，尤其是夜晚特别注意。果然，到了这天夜半时分，朱家军听到吊桥有声，不一会儿，左君弼的军队已经来到了朱家军大营边。但见“营中万弩俱发”，左部人马见对方有防备，便急忙退走。徐达下令大军追击敌人，左军大败，跑回城中再次坚守不出。徐达部围攻庐州三月不下，对于军力与士气多少有些消极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左君弼是个小有手段的地方军阀，被朱元璋称之为“庐州老左”，他与朱元璋本是布衣之交，初时还曾盟誓，彼此有难就要相救，后来朱元璋渐渐坐大，左君弼为了防止被朱部吞并及不与西系红巾军为敌，才在名义上投降了陈友谅。当时其麾下的庐州守军少说也有十万之众，而且庐州作为左君弼的老巢，被他经营了十年之久，显然不可能轻易就被拿下，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长久围困。
这样，朱、陈两部就形成了一道非常奇特的景观：当陈家军全力围攻洪都时，朱家军也正在全力围攻庐州，结果双方都被困兵于坚城之下。此时的双方也都很困惑，下一步棋究竟该怎么走呢？
陈友谅坚信洪都是必破的，而且朱元璋必然不敢前来送死，他决定继续围攻。而朱元璋在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后，鉴于洪都前线的特殊情形，于是毅然决定调回徐、常主力，在鄱阳湖与陈家军决一死战。当时他是这样对徐达等人解释的：“为一庐州而失江西大郡，岂兵家之法。”
七月，朱元璋开始亲率徐达、常遇春诸部二十万主力救援洪都。就这样，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水战拉开了帷幕，它也决定了元末群雄的命运。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其实无论是陈家军打洪都还是朱家军打庐州，客观上都是一种严重的战略决策失误。
当初朱家军援救安丰时，如果陈家军主力趁机东下，攻打空虚的应天，那么形势将对朱元璋部大为不利；即使陈家军一时拿不下应天，也足可以优势水军封锁住长江，将朱部主力阻隔在江北，日久一旦补给出现困难，必生变故；若左君弼等人再从侧后出击，后果将不堪设想。
另外，此番朱家军主力久攻庐州不下，而陈部也多日攻不下洪都，陈友谅如果稍微有点头脑，分析一下形势，便应先派出强大的水军拦腰截断朱家军后路，自己再带主力机动出击，一样可以达到制胜效果。
可惜，两次机会摆在眼前，陈友谅和他的谋士们都没能看清（估计的确是被打怕了），而是劳师袭远，将主力久滞洪都，一场重大的军事行动最终变成鸡肋之举。
与之相类的是，朱元璋不顾刘基劝阻，决意出兵安丰的决策也非常愚蠢，而后来倾尽全力攻打坚城庐州更是愚蠢和冒险之至。或许是他太过轻敌，更没料到手下败将陈友谅早已卧薪尝胆，练成了一支空前强大的“无敌舰队”。而朱元璋最终得以侥幸逃过此劫，实在是拜陈友谅的头脑昏聩所赐。
事后，朱元璋还有些后怕地说道：“我不当有安丰之行，假使友谅乘我出，建康空虚，顺流而下，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大事去矣！”
当然，如果陈友谅真的兵发应天，朱元璋也未必真就会败得很惨，只是他的事业大概要遭遇到一次巨大的坎坷，因为急于求成的陈友谅实在算不上一个太难缠的对手。
决战鄱阳湖
就在大军出发前，朱元璋特意鼓舞诸将道：“陈友谅构兵不已，复围洪都，彼累败不悟，是天夺其魄而促之亡也！吾当亲往，尔诸将其各整舟楫，率士马以从。”这番话，算是给老陈画了一幅恰如其分的肖像。
这一天，朱家军在龙湾祭起大旗，清点舟师约二十万众，其中右丞徐达、参知政事常遇春、帐前亲军指挥使冯国胜、同知枢密院事廖永忠、俞通海等随从出征，当然还有参谋刘基等人也随行。
就在船队经过新河口时，发现了一条奇怪的大鱼，不少人都叫它“龙鱼”，看来是个好兆头！不过也有倒霉的，因为大风把冯国胜的座船给吹翻了，朱元璋认为这很不吉利，于是不得不命令冯国胜返回应天—要说运气，这冯老二一辈子确实够衰的，到头来都不得好死。其实，若论战斗力，他也算是一流名将了，但就因为这翻船不吉利，鄱阳湖决战朱元璋没有用他，功劳簿上没有了这么显要的一笔，这对于冯老二而言实在是有点遗憾！
此刻的陈友谅还在死磕洪都，一条道跑到黑，根本就没料到朱元璋会毅然放弃攻打庐州，回援洪都，更没想到朱家军居然是从长江水路回师，直奔鄱阳湖而来。在鄱阳湖湖口，陈友谅根本就没留下什么守军。这样一来，也就等于断了自己的后路，或许，他也根本没料到朱元璋敢来。所以当大军到达湖口时，朱元璋便留下一部人马封锁住了湖口，将陈友谅的归路彻底堵住了，其实主要也是切断了陈家军的后勤供应。
此时，距离陈友谅首战洪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八十五天。当陈皇帝突然听闻到朱元璋大军到来的消息时，他先是震惊，继而不得不解了洪都之围，并率领全军东出鄱阳湖，前来迎战朱部水军。
朱元璋率领诸军由松门入鄱阳湖时，踌躇满志，他再次晓谕诸将道：“两军相斗勇者胜，陈友谅久围洪都，今闻我师至，而退兵迎战，其势必死斗。诸公当尽力，有进无退，剪灭此虏，正在今日！”狭路相逢勇者胜，成败在此一举了。
以今日的眼光来看，鄱阳湖是我国的第一大淡水湖，面积在三千平方公里以上。在元末，总面积只会更大，估计应该相当于今天三个到四个县的总面积。至正二十三年七月二十日，朱元璋部与陈友谅部在鄱阳湖中的康郎山附近水域遭遇。
首先说说双方兵力对比，陈家军既已在洪都之战中死伤数万之众，而朱家军也有不少留守湖口的部队，所以陈、朱双方兵力仍大致为二比一。另外，船只数量的问题后面还会提到，但可以肯定地说，陈家军的船只绝不是像后世有些人说的只有二百多艘，它至少在千艘以上，而且巨舰不少。开战在即，陈友谅即让他的巨舰群紧密地排列在了一起，以求从整体气势上压倒朱家军。
而朱部的船只总体偏小，数量上也大约只有对方一半不到。面对这种情况，朱元璋给诸将打气道：“彼巨舟首尾连接，不利进退，可破也！”这话很像周瑜面对曹操水军时的态度，虽然对方样子很吓人，但都连在一起，行动不便，反倒容易攻打。
朱元璋有针对性地把大军分为十一队，火器、弓弩以次而列，他还告诫诸将：在接近敌船时，先发火器，再用弓弩；等到靠上去后，再以短兵相接。
第一天双方进行了总体部署，并没有正式进行交战。陈家军除了船体巨大，占据了以上攻下、以大攻小的有利条件外，其撒手锏大概就在于船上威力巨大的抛石机一类，而且他们还占据了水的上游，比较顺流顺风。
而朱家军除船体太小外，还处于仰攻及下流的不利地位，但朱家军也有其独特的技术优势，这就是此前提到的火器优势—他们配备了大量当时最为先进的火器，射程远而且杀伤力巨大！当时这些火器已经包括了火炮、火铳、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等各类大中小型火器。据说刘基对火器就很有研究，也积极提倡，而朱元璋自然一贯都非常重视火器的开发和利用。
第二天一早，朱元璋即命徐达、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率军发起了进攻，一时间“呼声动天地，矢锋雨集，炮声雷訇，波涛起立，飞火照耀”，很快“百里之内，水色尽赤”。
徐达身先士卒，率部奋勇向前，最后击败敌前军，杀一千五百人，并缴获巨舰一艘，军威因此大振。接着，俞通海又乘风发火炮焚烧了敌船二十余艘，敌军因此被杀及被淹死的人甚多。但是，面对强敌，朱家军所付出的代价也不小，指挥韩成、元帅宋贵、陈兆先等先后战死。
徐达的先头部队冲锋在前，大火也烧到了徐达的船上，敌人乘机来攻，徐达一边救火一边继续指挥作战。朱元璋见状，急忙派人前往援助徐达。由于徐达的力战，最终敌人退却了。
就在这时，陈部悍将张定边发现了朱元璋的座船，“擒贼先擒王”，于是张定边便挥军重点袭击朱元璋的座船。就在双方缠斗的过程中，朱元璋的座船竟不幸搁浅了，于是船上的将士只得打起了肉搏战，使得张定边等人一时无法靠近。形势非常危急，常遇春率部赶来支援，他长臂善射，竟一箭射中了张定边，这一下，张部才不得不知难而却。接着，俞通海也率部来援，他坐的船身所激起的大浪一下子涌到了朱元璋的座船那里，这才让座船重新启动了起来，迅速驶离了险境。也有的史书上指出，程国胜、韩成、陈兆先等将领就是在救援朱元璋的过程中牺牲的。
陈部的大船虽然攻击力强，但缺点是不够灵活。精通水战、谙熟韬略的廖永忠就以飞快的小船追赶准备逃走的张定边，结果当张定边等突围而去时，不仅士卒多有死伤，连张定边本人也已身中上百支箭，好在铠甲护身，他浑身虽狼狈得像个刺猬，但命还是保住了。由此，也可以看出此战的激烈程度，更可见出廖永忠的不凡！
过了一会儿，常遇春的船也搁浅了，朱元璋连忙派兵来救。这时正好有一只被敌人击败的船撞上了常遇春的船，此船也才得以重新启动。到了日暮时分，双方见伤亡巨大，开始纷纷撤离战场。关键时刻，朱元璋召集诸将，“申明约束，喻以死生利害，诸将咸举手加额，以‘死’自誓”—在战事胶着、胜负尚无法预料的情况下，勇气和必死的决心再加铁一般的纪律，才是支撑大家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
分析这一天的战况，朱元璋发现：虽然自己与对方兵力悬殊、船只方面劣势明显，可陈家军也并没占到多少便宜，所以他心里也就踏实了一些；但是诸军明显已有畏难情绪，也不能不令他担忧。其实，他之所以力主整军再战，就是想在未来的交战中找出敌人的破绽及相应的破敌之计，然后一击制之。
此时，他又突然想到自己后方的布防还是有些草率，张士诚那边仍然不能不防，而且应天必须要有一位靠得住的大将镇守，才足以威慑四方。所以，他便连夜派徐达返回了应天主持大局。
第二天早晨，朱元璋亲自布阵，再次对陈家军发起了猛攻。
朱家军像疯了一样冲锋向前，陈家军先头部队有点抵挡不住，被杀死、溺死者不计其数。但之前在龙湾之战中投降朱家军的猛将张志雄，却因为桅杆折断造成船体行动困难，以至于敌人发觉后予以拼命围攻，走投无路的张志雄只得自刎而死。
在先前的龙湾之战中，陈家军因为地小船大，摆不开战场，而吃了大亏，可这次鄱阳湖水面宽广，庞大的舰队得以全面铺开，水战就成了其长项，他们“巨舟连锁为阵，旌旗楼橹，望之如山”。朱家军玩命地冲锋，却始终没能冲乱对方的阵形，而己方悍将丁普郎、余昶、陈弼、徐公辅等却相继战死，尤其是丁普郎，身中十余刀，头都被敌人砍掉了，可是手上仍然拿着兵器，立于船头而不倒。人虽死，神却未死！其威猛不难想见。
这样势均力敌的残酷绞杀，这样的硬仗、恶仗，对于朱家军来说，是从未经历过的。更何况朱家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随着战斗的继续，终于有人坚持不住了，开始驾船后退。朱元璋亲自在后面督战，大声喝令，将士们还是有点腿软。这时，右军退却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朱元璋下令斩杀了十余位队长，可仍然无济于事。
形势相当危急，军心一溃，所有的希望都将成为泡影。兵败如山倒，此时铁的纪律也无法奏效了，因为一旦大部分人丧失了求胜的希望，那么铁的纪律也就无从执行了。
按照《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这时，朱元璋的小舅子、麾下将领郭兴上前进言道：“非将士不用命，实敌舰巨大，非火攻不可解去其势！”也有史书上说是刘基先提出的“火攻”建议。
不过在笔者看来，赤壁之战妇孺皆知，而火攻敌船的法子，朱元璋这等聪明人不会不知。况且陈家军舟舰相连，颇似当年曹操的做法，是最容易被纵火攻击的—但朱元璋一开始并没有这么做，恐怕他是在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
这天午后，双方的鏖战仍在继续着，可就在这个时候，命运再一次眷顾了朱元璋，扭转乾坤的天赐良机终于到了—东北风起，从朱部阵营向陈部阵营的方向刮去！
于是，朱元璋急命以七艘船满载荻苇，其中装满火药，再扎上草人，草人身上披好甲胄，各持兵戟，远看就如同真人一样。敢死之士驾驶着这些船只去放火，然后再用准备好的小船逃生。
船只顺风而下，很快就冲到了陈家军的船阵附近，敢死队员们便乘风纵火，风急火烈，须臾间船就撞到了敌船上面。火借风势，陈家军的数百艘舰只很快就被点着了，“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死者大半”。其中五王陈友仁、陈友贵及其平章陈普略等都被活活烧死，至于士兵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朱家军又趁势冲出，斩首二千余级。
五王就是张士德式的人物，是陈友谅的谋主、智囊、主心骨，他这一死，就跟张士诚死了老弟张士德一样，陈友谅当即气量就短了大半截，由此丧气不已。
二十三日，朱元璋见敌人遭到了重创，立刻召集诸将道：“友谅战败气沮，亡在旦夕，今当并力蹙之！”号召大家痛打落水狗，众人则群情激昂，感到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了。
就在这时，陈家军发觉朱元璋的座船的桅杆是白色的，于是又使出了擒贼擒王的故技，想要实现斩首行动。朱元璋发觉后，连夜命令所有战船上的桅杆都涂成白色，第二天陈家军再看到对方船只时，一下子就蒙了，“视莫能辨，敌益惊骇”。
《明史·刘基传》中甚至记载了一则奇事：当时朱元璋正坐在胡床上督战，刘基侍立在一边，忽然老刘“跃起大呼”，催促主公赶紧换船。朱元璋仓促之间换到了一条小船上，还没等坐定，只见无数飞石袭来，将朱元璋先前的座船给砸了个稀巴烂。
这与《明实录》中的记载是有矛盾的，但笔者倾向于怀疑《明史》，因为笔者一向反感将历史人物神化。
尘埃终落定
几场残酷的大战后，双方都异常疲惫了。于是，战场上出现了难得的平静—暂时休战。
七月二十八日，缓过气来的双方再次展开了血腥的对攻。鉴于先前被烧的教训，陈家军只得将巨舰拉开了打。可是由于这些巨舰体形过大，运转非常不灵活，结果遭到了朱家军的中小型战船的围攻，形成了独虎搏群狼之势。
好虎终究难敌群狼，那些被围攻的巨舰经过一番战斗后，兵士大多被杀戮殆尽。而下层划船的夫勇，对上面的战况懵然无知，仍旧呼号摇橹如故，待到朱家军放火烧船时，他们就都被烧死了。
就在激战之时，俞通海、廖永忠、张兴祖、赵庸等人表现出了非凡的智略，他们带领着六只战船深入敌阵，寻找攻击机会。陈部大舰配合以极力拒战，以至那六只中小型战船完全消失在了朱家军的视野中，大家都以为他们已经陷入包围，定然是凶多吉少了。哪知过了一会儿，六只船突然旋绕敌船而出，朱家军大队见此情景，无不激动得欢呼雀跃，勇气倍增，呼声震天动地，乃至于“波涛起立，日为之晦”。
正是在这样的勇气鼓舞下，朱家军倾尽了最后的气力，对陈家军展开了放手一搏，双方战斗至晌午时分，陈家军大败，丢弃的军旗、器仗、辎重等遮蔽了整个湖面。
陈友谅开始心灰意懒，张定边眼看情势不利，想要保护着陈皇帝退保鞋山，但中途为朱家军所阻挡，未能得逞，只好“敛舟自守，不敢更战”。
当俞通海、廖永忠等人平安返回时，朱元璋慰劳他们道：“今日大捷，全赖诸位神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如果俞通海后来在征讨张士诚的战争中不牺牲，如果朱元璋待廖永忠再厚道些，他们都将是首批被封为公爵的大明开国元勋。
到了这天下午，朱家军移师于泊柴棚，距离敌船大约有五里地。朱元璋多次派人前去挑战，可陈家军就是不敢应战。诸将于是提议大军暂退，先稍作休整，但朱元璋说道：“两军正在相持不下，如果我军先退，对方必然以为我们是胆怯了因而来追击，这不可取啊。必须先想办法移舟出湖，让敌人追也追不得，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出于谨慎，他命大军暂时转移到一处河湾里。
当时水路狭隘，船只不能并行，朱元璋深恐敌人乘机进攻，要求大军时刻保持好队形。到了这天夜里，他又命令每条船上都挂上灯笼，以利于看清水道。到了天明时分，整个船队终于安全渡过了河湾，转停到鄱阳湖北岸的左蠡。而此刻的陈家军，则伺机停泊在了与左蠡隔湖相对的潴矶。
双方就这样剑拔弩张地相持了三天。这几天对于士气低落的陈友谅部来说，相当难熬。但对于朱元璋部来说，有点静观其变的感觉。果然，第三天夜里，陈友谅的左、右二金吾将军皆率所部来降。
在此之前，陈友谅见数战不利，便与属下商量对策。右金吾将军觉得，既然如今水战不胜，想要出湖又很不容易，不如焚舟登陆，直趋鄱阳湖南部地区，再图发展。
而左金吾将军则认为，虽然数战不利，但我军人数众多，尚堪一战；继续拼下去，我们未必就会失败，怎么可以自焚船只向敌人示弱呢？再说万一舍舟登陆，敌人派步骑兵追杀，我军进退失据，性命都难保，还谈什么将来？
陈友谅犹豫了好一阵子，想到几次交手下来，都是败多胜少，再打下去，前景也似乎很渺茫。最后他决定，采纳右金吾将军的建议。左金吾将军听了这话，觉得大势已去，于是便率领部众偷偷来降朱家军；右金吾将军见状，也无心继续跟着老陈冒险了，干脆也率所部投降。
两员大将投降而去，对陈部的打击是致命的，众将基本无心再战了，都在偷偷考虑着自己的后路。朱元璋见陈友谅久不出战，便写了一封书信想要激怒他，其文大意是：“而今天下大势，同讨夷狄以安华夏才是上策，结怨华夏而后夷狄是无策。但老兄你却一再跟我窝里斗，我并没有因此怨恨你，只想与你和平共处。可你不思悔悟，几番挑衅，结果丢城无数，兄弟、侄子被杀，数万将士殒命，这些都是你咎由自取啊！既然你还想继续对着干，那就放马过来决一死战吧，做什么缩头乌龟呢？如果不敢打，投降也行。何去何从，老兄快点给个话！”
看过书信，陈皇帝震怒了，他撕毁书信，扣留了使者。为表决心，陈皇帝在大营中竖起金字大旗，他还来回巡视水寨，命令将俘虏的朱部士卒一律处死。
朱元璋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仅没有进行报复，还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为被俘虏的陈家军士兵疗伤，而且还将他们一概送还，并下令：“今后再俘虏敌军，一律不要杀！”为了进一步收取人心，朱元璋还下令祭拜陈皇帝战死的亲人及将士。
时间就在对峙中一天天过去。这一天，深谙水战的俞通海建议大军应该扼住长江上流，因为湖水太浅，不利于阻止陈家军突围。而刘基也建言当移师湖口，到那里等着陈皇帝送上门来。朱元璋欣然采纳了这一建议。
当朱家军出湖口后，朱元璋即命常遇春、廖永忠诸将统舟师横截湖面，守株待兔，迎候陈家军于归路之上，又令一军立栅栏于岸上，以便于呼应。
朱家军布防于湖口已经有五天了，但是陈友谅仍旧不敢出战。于是朱元璋又写了封信给陈皇帝，语气缓和了许多，意在招降，内容大致是：“前些时让人带信给老兄你，可如今仍不见使者回来，不知老兄是怎么想的？自至正十一年以来，天下豪杰并起，近来那些中原英雄又向我等大兴问罪之师，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老兄你的部下‘湘阴刘’也因畏惧而投降了他们……如今江淮一带，堪称英雄的，就只剩下咱哥俩了，老兄你又何苦来挑衅我呢？如今你几次大败，对于自己的前途应该比我更清楚！我建议，你最好除去自己的帝号，等待真命天子的降临吧。不然，丧家灭姓，悔之晚矣！”
陈皇帝看了来信，又怒又悔，但他仍旧没有理会朱元璋。对于陈友谅的残部，朱部已成关门打狗之势，一切胜券在握。此刻的朱元璋，心情舒畅，逸兴遄飞，他与博士夏煜等登临送目，写下了《题观音阁》一诗：
一色山河两国争，
是谁有福是谁倾。
我来觅迹观音阁，
唯有苍穹造化宏。
抒情过后，朱元璋意气弥壮，乃遣禆将率兵长驱湖北靳州及江西兴国，不仅将两地攻克，还缴获了十余艘大小船只。而陈家军在鄱阳湖内前后已经度过了上百天，所携带的军粮所剩无几，陈皇帝只得出动五百余艘战船，前往位于鄱阳湖北岸的都昌一带抢粮。
朱文正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到都昌一带放火，焚烧了不少陈家军的运粮船只。粮食没有弄到，船只却被烧了不少，陈部形势愈加交困了。
坐吃山空的日子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到了八月二十六日这天，穷蹙已极的陈皇帝决定突围。陈友谅的老巢在武昌，所以他选择的突围点就在湖口西面的南湖觜。但陈家军主力在南湖觜遭到了朱家军将士有力的阻挡。无奈之下，陈皇帝又想去湖口突围。
朱元璋亲自指挥诸将进行全力阻击，双方舰队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厮打着顺水进入了长江。从早晨战至黄昏，双方仍然难解难分。船队一直被冲到了泾江口，驻扎在那里的朱家军立刻予敌以迎头痛击。
陈部仍在作困兽斗。但一件谁也没有料到的偶然性的大事却发生了：这天夜幕时分，有降卒来奔，言“友谅在别舸，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原来陈皇帝为了减小目标、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竟换乘到了一只小船上，结果被流矢射中眼睛、贯穿头颅而死。
这样一个天大的喜讯，让朱部将士闻之雀跃，于是杀敌益奋，一举生擒了大汉政权的太子、陈友谅之子陈善儿、平章姚天祥等。第二天，陈部平章陈荣、参政鲁某、枢密使李才等大小官员，带领全军五万余人来降。只有太尉张定边及杨丞相等，乘夜以小舟装着陈友谅的尸首及其子陈理，逃回了武昌。
后来，张定边在武昌拥立陈理为新帝，并改元“德寿”，但苟延残喘的日子是注定长不了的。
就这样，鄱阳湖大战以朱家军的完胜宣告结束，虽然陈友谅死得有些偶然，但是其败局已经注定。
堪称战争史上奇观的鄱阳湖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也可谓是世界历史上参战人数最多的一次水战，真是叫人叹为观止！同时，它也是一次带有战略决战性质的重大战役，就如同秦末楚汉战争中的潍水之战、隋末群雄混战中虎牢关等战役一样，使得朱元璋与当时群雄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鄱阳湖大决战既是朱元璋事业的转折点，也是元末战争的转折点。刘基之前就说过：“汉地广大，得汉，天下之形成矣。”朱元璋也意识到了这点，他曾说道：“此贼平，天下不足定也。”
到了至正二十四年，当陈氏政权被彻底消灭后，朱元璋本人对陈友谅做了盖棺定论：“陈氏之败，非无勇将健卒，由其上下骄矜，法令纵弛，不能坚忍，恃众寡谋，故至于此。使其持重有谋，上下一心，据荆楚之富，守江汉之险……则进足以窥中原，退足以抗衡一方，吾安得而取之？举措一失，遂至土崩，诚可为鉴戒者也。”除了没有强调陈友谅的糟糕运气外，基本上可谓中肯之言。
当年激烈如火、湖水尽赤的交战场面，显然给每一位亲历者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成为他们终生难以忘怀的经历。朱元璋曾回忆道：“炮声击裂，犹天雷之临首；诸军呐喊，虽鬼神也悲号。自旦达暮，如是者几四。”
刘基则在《赠杜安道》的诗中追忆道：“忆昔天兵伐荆楚，舳舻蔽江齐万橹……明年大战康郎下，日月坱圠相吞吐。冯夷蹋浪群水飞，巨鳌掉首三山舞。云随太乙拥锋旗，鼍为丰隆拊灵鼓。将军金甲箭攒猬，战士铁衣汗流雨。火龙熺焰绛天衢，燧象豗烟煎地府。鲸鲵既翦欃枪落，革木熙阳鱼出釜……”
刘氏以雄恣奔放的笔势，为我们描绘出了当年那幅日黑天昏的酣战图景。六百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有幸游览鄱阳湖时，一定不会忘记了去找寻一下当年跌落在湖底的折戟断刃！
最后的亲征
至正二十三年，九月四日，朱元璋引得胜之师由湖口回到应天。
几天后，朱元璋带领众将祭告了神庙，随之大封群臣。其中以常遇春、廖永忠等人功劳最大，被赏赐了大量田产，其余的有功将士也各有封赏。廖永忠被升为中书平章政事，朱元璋还专门以漆书写了一块招牌，上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八个大字，以奖励廖永忠的显著功绩。
为了趁热打铁以尽快解决陈友谅的残部，朱元璋一面命李善长、徐达、邓愈等留守应天，一面则又亲率常遇春、康茂才、廖永忠、胡廷瑞等开赴武昌。
就在同时，已经投降了张士诚的谢再兴带领着张家军进犯东阳，结果被左丞朱文忠率兵击败而去。之后，胡深向文忠建议：“诸全乃是浙东的藩屏，诸全不守，则衢州不能支持，最好在距离诸全五十里的五指山下修筑一座新城进行防御。”这一建议被采纳。
不久，张士诚手下大将李伯升率军大举进犯诸全，号称六十万。不过，当张家军来到已经修得差不多的新城之下时，看到坚固高大的城墙，只得悻悻而返。当这一好消息传到朱元璋那里时，他为了嘉奖胡深的筑城之功，特赐之名马。
也就在这一月，张士诚开始自封“吴王”。老张之所以这么急着称王，大概是要应那句“试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的童谣。而第二年，朱元璋也称了“吴王”（史称“西吴”），据说也还是要为了应这句童谣。因为早在至正五年，江淮、荆楚地区就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
这“羊儿年”，有两种说法，一是指至正十五年，就在那一年，刘福通拥立韩林儿为小明王，举起造反大旗；另一则是指至正二十七年。至于“吴家国”，最早的版本很可能是“无家国”，那意思是指将要天下大乱。但不知被谁这样一改，意义就完全不同了，预言吴国将要兴起—所以，张士诚和朱元璋都抢着把“吴王”的帽子往头上扣。
十月，朱元璋的大军到达武昌附近，他们马、步、舟水陆并进，但没有强攻重兵把守的武昌，而是采取“长围战法”，毕竟张定边不是等闲之辈。朱元璋命常遇春等分兵于四门立栅以围之，又于江中连舟为长寨，以断绝敌人与外界的联系。另外，还分兵攻取了汉阳、德安等州郡，对武昌形成战略上的包围。
这种长围战法，对于困守坚城的敌人是最有效的，如果没有外援，十之八九都会因拖耗不起、粮食用尽而弃城投降。
这一围就到了十二月，百事缠身的朱元璋要回应天了，临行前，他还特别叮嘱常遇春：“城中的敌人如同被困在牢笼中的狐狸，想出来已不可能，时间久了他们自然会降服。如果他们要突围的话，你们千万不要出战，只要坚守好自己的营栅就行了！”
转眼就到了至正二十四年正月，在李善长、徐达等人的一再固请下，以及小明王的允准下，朱元璋终于同意了即吴王位，一切看起来水到渠成。当然，事前也少不得群臣几番劝谏和朱元璋几番推辞的表演，双方给出的都是堂堂皇皇的大道理。
不过，一切表演都会适可而止。“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该接受时不宜再推迟，更何况现在已经真到“天命所归”的时候了。
吴王的受封大典，伴随的是一应典章制度的设立，这一任务主要交由李善长负责。于是，应天政权建百司官属，置中书省，并正式任命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其余人等也各就各位。
既然称了王，就该有个王的体统，一切得照规矩来。为了敲打一下众人，一天退朝之后，朱元璋便对徐达等说道：“卿等为生民计而推戴孤，然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尔等当鉴其失，宜协心为治，以成功业，万不可苟且因循、尸位素餐！”
接着，他又说道：“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尔等既为辅佐，当铭记于心，万不可有始无终！”我朱元璋向来是不跟你们讲私情的，况且如今名位已定，你们更要小心从事，要照着礼法来。
又一天，朱元璋端坐于白虎殿中，他兴致大发，与近臣孔克仁谈论起天下形势，在回顾了自己那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后，朱元璋对天下大势和未来的行动做了一番勾画：“自元运既隳，连年战争……吾欲以两淮、江南诸郡归附之民，各于近城耕种，练则为兵，耕则为农。兵农兼资，进可以取，退可以守。仍于两淮之间馈运可通之处，积粮以俟。兵食既足，观时而动，以图中原。卿以为何如？”显然，自鄱阳湖大胜后，他已经有了统一天下的想法。
孔克仁没有异议，乃答道：“积粮训兵，待时而动，此长策也！”
这年二月，武昌已经被围了四个多月，可是仍然没有屈服的迹象。朱元璋终于有些坐不住了，他怕夜长梦多，于是再次亲往前线巡视。
到达武昌后，朱元璋便开始督师攻城。这时，陈理、张定边见情势紧急，便让人突围到岳州张必先处求援。不久，张必先率领人马赶到，准备在距离武昌城二十里的洪山一带驻扎下来。
朱元璋命常遇春率精锐五千向张部发起进攻，结果敌人大败，张必先被生擒。张必先骁勇善战，人称“泼张”，武昌城能坚守到今天，指望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是他。当张必先被捆绑着押赴武昌城下时，朱家军的人便向城里喊道：“你们所指望的不过就是这位‘泼张’，如今他已被我军擒获，你们还有什么可以依赖的？还不赶快献城投降！”
张必先也在下面跟着劝降张定边，张定边在城上听了，气得差点昏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武昌城东南有一座高冠山，那里可以向下俯瞰城中，有一部汉兵驻守在那里。为了拔掉这颗钉子，于是朱元璋问诸将：“谁能夺下高冠山？”
傅友德请命前往，朱元璋欣然同意。只见老傅领着数百人，一鼓作气就拿下了那个山头，至此“城中益丧气”。不过，在登山作战的过程中，傅友德脸上中了一箭，箭镞从脑后穿出，又有一箭射中了他的肋骨，但老傅毫不为意，以至于大伙对其勇悍、命硬佩服得五体投地。
就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汉军中有一位使槊的家伙，竟一路长驱杀到朱元璋的中军帐下，当时朱老大正坐在胡床上看书，他疾呼自己的小舅子、郭兴的弟弟郭英道：“郭四，为我杀此贼！”郭英于是手持长枪迎面扑上去，那员敌将“应手殒坠”。见此情景，朱元璋笑着嘉勉道：“好！便是尉迟恭再世也未必能及！”说着解下了自己身上的红锦袍给小舅子穿上了，算是一种特别的赏赐。
几天后，朱元璋又派出陈友谅旧臣、史有明载的老成人罗复仁入城劝降陈理及张定边等，他保证说：“陈理若来归降，当不失富贵！”但是老实厚道的罗复仁却害怕朱元璋食言，于是再三请求。朱元璋便解释说：“孤非兵力不足，所以久驻此者，欲待其自归，免伤生灵矣。你且去，孤绝不误你！”这回诚意明显足了。
当罗复仁来到武昌城下时，号哭不已，陈理见之大惊，立即将老罗召进城里，“复相持痛哭”。最后，老罗言辞恳切地转达了朱元璋的意思，绝望之际的陈理与张定边等终于决定开城投降。
至正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陈理“衔璧肉袒，率其太尉张定边等出降”。当年幼的陈理到达朱家军的营门时，他“俯伏战慄，不敢仰视”。朱元璋怜其幼弱，于是拉着他的手宽慰他道：“孤不归罪于你，你毋须害怕！”
这时陈友谅的父母都还活着，朱元璋因此“命宦者入其宫，传命慰谕友谅父母”，又约定：凡武昌府库中的储蓄，一概由陈理自己支配。文武官僚按顺序出城，其妻、子及家里的下人都可以跟随。
张定边、张必先等人虽然智谋出众、威猛无比，但他们毕竟不是朱元璋麾下的干将，投降之后能够活命就不错了，尽管正史中没有指出二人的归宿，但据说不久后二人便归隐了。陈理一向被监视着，到了洪武初年，当蜀帝明昇也投降后，朱皇帝就将他和陈理等人一起远远打发到了高丽，去深入体验泡菜般的余生了。
武昌城归降后，朱家军纪律严明，按事先约定，不派一兵一卒入城，所以城内市井晏然，一片安乐祥和的气氛。朱元璋“倡仁义、收人心”的意图达到了，城中老百姓饥困，朱元璋又命配发粮食进行赈济。加之他“召其父老复抚慰之，待友谅父母以礼”，以至民心大悦。很快，汉沔、荆岳郡县相继归降，这其中也包括陈友谅的二哥陈友才。
不久，朱元璋设立湖广行中书省，以枢密院判杨璟为参政。几天后，在离开武昌之前，朱元璋又命常遇春发遣陈理官属赶赴应天。三月，朱元璋终于回到了应天。
在一次谈话中，有一位句容的儒士问及朱元璋道：“主公先前在湖口、九江一带大败陈友谅时，其众既溃，您何不乘胜直抵武昌，为何反而引兵退还呢？如今您虽然攻克了武昌，但是也费了不少力气啊！”
朱元璋不疾不徐地回答道：“你们儒者有一句话叫‘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你应该听说过吧？况且事有缓急，兵贵权宜。当陈氏兵败的时候，孤岂能不知道乘胜席卷的道理？可是兵法上说‘穷寇勿迫’，若是我大军乘胜急追，彼必死斗，如此我军伤亡必多。咱所以任由他回去，又派出一支偏师跟在后面，就是防止他们逃窜到武昌以外的地方。孤已料定他们在创残之余，人各偷生，喘息不暇，难道还敢再战吗？孤以大军临其城下，所以他们才全城降服……如此一来，我师不伤；二者，生灵获全；三者，保全智勇。难道好处还不算多吗？”
这位儒士听后，大感悦服，果然不愧是一代“天授智勇”的英明统帅。
陈氏既灭，应天政权也就以此牢牢控制住了长江中游广大地区，如此一来，不仅朱元璋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而且应天的安全系数也就得以大大提高。四方的强敌非有一支足够强大的水军才有觊觎应天的资本，否则，就休想在南方地区有所作为。而这样的强敌，在大元广袤的疆土上是不再有了，朱元璋已经充分具备了进可攻、退可守的雄厚资本。
需要说明的是：此次武昌督师迫降陈理，也是朱元璋最后一次浸霜露、冒矢石，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自此以后，大小战事，他都不再亲征了，只是在后方筹划灭敌方略，至多是跟近一点方便熟悉敌情、协同指挥。一来，因为天下大局已经初定；二来，经过十二年的艰辛奋斗，乞丐“朱重八”的名号已经彻底置换为“吴王”，他已体贵驾尊，身份地位大不同于从前。
而且，未来的历史还将记载的是他新的名字—“明太祖”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