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中国人的精神(6)
许多人认为，设立教会就是为了教人信仰上帝，这又是一个大错。正是现代基督教会的这种谬见，才使得已故的J.弗劳德先生这样的老实人都对他们非常反感，弗劳德曾说：“我在英国听过几百次布道，都在讲信仰的奥秘、神职人员的神圣使命、使徒的传承，诸如此类，却从不记得有哪一次讲到朴素的诚实，讲到那些根本的诫律，像是‘不可说谎’‘不可偷盗’。”尽管我充分尊重弗劳德先生，但对他的主张——教会应当教导道德——却不敢苟同。设立教会的目的，无疑是在于使人遵守例如“不可说谎”“不可偷盗”的道德规范，然而，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教会，其真正功能并不在于宣讲道德，而是教导信仰。我说过，信仰不是像“不可说谎”“不可偷盗”那样一条条死板的规定；教会，应当以一种圣启、一种具有感化力的鲜活情感去打动人心，使人们易于遵守这些道德规范。因此，教会真正的作用并非宣讲道德，而是使人遵守道德，通过启发、激励人的启示和灵感，使其遵守道德。换句话说，全世界伟大宗教的教会，都是通过唤醒、点燃、激发人们内心的灵感，从而使人遵守道德规范的组织。那么，教会如何唤醒和点燃人们内心的这种启示与灵感呢？
众所周知，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创始人，不仅赋予了道德规范以灵感、启示和真切情感，也激发了门徒对他本人和其品格的无限敬仰、热爱与膜拜。伟大的导师去世后，嫡传门徒们为了保持对导师的这种敬仰、热爱与膜拜，建立了教会，这就是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起源。就像这样，教会通过保持、唤起、激发直接门徒们曾经感受过的、那种对于创始导师的无限敬仰、热爱与膜拜，唤醒和激发人们内心的灵感和启示，使他们遵守道德规范。人们将对神的信念，甚至对宗教的信念，贴切地称为一种“信仰”或“托付”。托付于谁呢？就是他们所崇拜信仰的宗教创始人，在伊斯兰教是先知，在基督教是耶稣。如果问一个勤勉的伊斯兰教徒为何信仰真主、遵守道德，他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因为他相信先知穆罕默德。如果问一个勤勉的基督教徒他为何信仰上帝、遵守道德，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因为他热爱耶稣基督。所以说，对穆罕默德的信仰、对耶稣基督的热爱，也就是我所说的，教会在人们心中保持、唤起、激发的对于宗教创始人的无限敬仰、热爱与膜拜之感，这是世界上一切伟大宗教的灵感之源，是宗教真正能使人，甚至使普通大众遵守道德规范的力量所在。
诸位曾问，如果没有对上帝的信仰，不借助上帝的权威，宗教如何能使人，甚至使普通大众遵守道德规范，遵守例如像孔子在其国家信仰中所教导的那种绝对效忠于君主的信条呢？现在，我终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如前所述，宗教不是通过教导对上帝的信仰来使人遵守道德规范的，宗教使人遵守道德的主要方式，是建立教会组织，继而唤醒或激发人们心中的灵感和启示。针对诸位的问题，我的答案是，儒家也有相当于教会的组织，这种组织就是“学校”。学校就是孔子的国家信仰体系中的“教会”，诸位或许知道，在汉语中，宗教和教育的“教”是同一个字。正如学校在中国就是教会一样，对中国人来说，宗教就是指教育和文化。中国的学校，其目标与宗旨有别于现代的欧式教育，教人如何赚钱谋生，而是像西方的教会一样，旨在使人理解弗劳德先生所讲的根本诫律——“不可说谎”“不可偷盗”，也就是教人向善。约翰逊博士曾说：“不论是为行动做准备还是为交谈做准备，也不论是出于实用的目的还是愉悦的目的，我们首先需要掌握的，乃是关于是非对错的宗教和道德知识；其次，要熟悉人类历史，并熟悉那些蕴含真理并经过实践证明合理的范例。”
我们已经了解过，教会通过唤醒、激发人们内心的灵感使人遵守道德规范，而其唤醒、激发人们内心灵感的方式，是点燃和激发其对宗教创始人的无限敬仰、热爱与膜拜。那么，中国的学校——孔子国家信仰体系中的教会——与其他国家的教会之间就存在区别。的确，中国的学校也像其他国家的教会一样，是通过唤醒、激发人内心的灵感使人遵守道德的，但它所用的方式与教会不同，它并不激发人们对孔子本人的敬仰与热爱。孔子生前确实为其嫡传弟子所敬仰和热爱，甚至在其身后，也在研究并理解他的学说的人中间激发起了同样的感情。但是，无论是在世时还是去世后，孔子都没有在普通大众的心里激发起如同对宗教创始人那样的敬仰、热爱与膜拜。对于孔子，中国普通大众并不像伊斯兰教众对穆罕默德，或像基督徒对耶稣那样膜拜。从这一点来说，孔子并不属于宗教创始人一类的人物。要成为欧洲语境中的宗教的创始人，一个人必须有极其充沛、强烈甚至异常的情感天性。孔子是商朝王室的后裔，他们曾经在孔子身处的朝代之前统治中国，这个民族像希伯来人一样，有着强烈的情感天性，而孔子本人生活在周朝，周人具有像希腊人那样优秀的理智天性——他们在儒家之前确立了一套旧的礼教，周公就是这个民族的代表。因此，容我做一个类比的话，孔子天生是一个希伯来人，拥有希伯来民族强烈的情感天性，他又在最理智的文化中接受了教育，吸纳了希腊式文化的精华。再做个贴切的类比的话，伟大的歌德具有最完美的人性，他是欧洲文明能够创造出的真正的欧洲人；而中国人公认孔子身上具有最完美的人性，他是中华文明能够塑造出的真正的中国人。我认为，像伟大的歌德一样，受过最充分教育的孔子不可能被归类为宗教的创始人。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孔子在世时，除了最亲近、最直接的弟子外，普通大众并不真正理解他。
我们在前面讲过，学校——孔子国家信仰体系里的教会，不是通过点燃和激发人们对孔子本身的敬仰、热爱与膜拜来使人遵守道德的。那么，中国的学校是如何激发人们心中活的情感，使之服从道德规范的呢？孔子说：“学习诗歌可以陶冶情操，学习良好的修养和礼仪可培养鉴赏力，学习音乐可完善品格与教养。”（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学校通过教人以诗文，来唤醒、激发人们内心的灵感，使之遵守道德规范。我也讲过，文学巨匠的作品都能唤醒和激发人们内心的灵感，马修·阿诺德在谈及荷马及其诗歌的崇高性时说：“荷马，以及少数最伟大诗人的诗歌，能将原始的野蛮人变得高雅，让人脱胎换骨。”其实，只要是真实的事物，正确的事物，纯净的事物，可爱的事物，值得称颂的事物，任何具备美德或优点的事物，中国的学校都会教导人们深思它们。通过引人深思这些事物，学校就能唤醒、激发人们内心的灵感，从而使人遵守道德法则。
诸位大概记得我曾讲过，文学巨匠的语言，例如荷马的史诗，难以触及普通大众，是因为那是知识阶层的语言，大众无法理解。既然如此，孔子这套关于国家信仰的学说，又如何能唤醒、点燃、激发中国人内心的灵感，从而使他们遵守道德呢？我也曾说，孔子的国家信仰中的学校就相当于别国的教会，这一说法其实还不够精确。在孔子的国家信仰中，与教会等同的组织应该是宗族。儒家信仰真正的、实际的教会组织，是宗族，学校只起辅助作用。在中国，每一所宅子里都珍藏着家谱或供奉着祖先的牌位，每一个村庄或市镇都供奉着祠堂或是宗庙。我讲过，宗教使人遵守道德的真正力量，是教会所激发的对于宗教创始人的无限敬仰、热爱与膜拜，而儒家的国家信仰，能够使普通的中国民众遵守道德的真正灵感来源，则是“对父母的敬爱”。基督教的教会说：“爱基督。”中国的每一个家族教导说：“敬爱父母。”圣徒保罗说：“让称颂基督之名者远离罪孽。”汉代的《孝经》说：“让孝敬父母者远离罪孽。”简单来说，基督教真正的灵感之源是爱基督，而中国儒家真正的灵感之源是孝道——孝敬父母，膜拜祖先。
孔子说：“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又说：“培养对先人的尊敬，追忆遥远的过去，能增加人的善性。”（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就是儒家唤醒、激发人的灵感，使之遵守道德规范的方式。在中国的所有道德规范里，最高、最重要的一条是绝对效忠于君主，正如所有伟大宗教的最高教义是敬畏上帝一样。换句话说，基督教说：“敬畏上帝，服从上帝。”而儒家说：“尊敬君主，效忠君主。”基督教说：“为了畏惧并服从上帝，首先应当爱基督。”儒家教导：“为了尊敬并效忠君主，首先应当爱父母。”
以上，我解释了为什么从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时代开始，中华文明就不存在心灵与头脑的冲突。因为中国人，即便是最普通的大众，都没有对宗教的情感需求——这里特指欧洲词汇意义上的宗教；中国人之所以缺乏对宗教的情感需求，是因为儒家学说给了中国人一种能够替代宗教的东西，那就是对君王的绝对忠诚，也就是孔子在中华民族的国家信仰中所教导的道德律——名分大义。我讲过，孔子对中华民族所做的最大贡献正在于此，他赋予了中国人以国家信仰，即对君王的绝对忠诚。
以上我所讲的是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贡献，这对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中国人的精神——意义重大。想必诸位都能理解，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如果故意遗忘、抛弃或背离道德律，抛弃孔子所教导的名分大义——对自己曾宣誓效忠的君王的绝对忠诚，他就失去了中国人的精神，失去了他的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了。
最后，总结一下我对中国人的精神，或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这个话题的观点。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有着成人的头脑和孩童的心灵。中国人的精神是灵魂与智力的和谐统一。诸位如果浏览一下中国的文学和艺术典籍，看到中国人的智力成果，就会同意：这种灵魂与智力的和谐统一，使他们生活得愉悦而满足。马修·阿诺德对荷马史诗的名言，同样适用于中国所有的文学典范：“既有伏尔泰所不能及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又有着伏尔泰式的令人钦佩的简洁与克制的手法。”
马修·阿诺德说，最优秀的希腊诗人的诗歌，是富于想象力的理性巫女。而中国人的精神，从中国最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来看，正是那种富于想象力的理性。马修·阿诺德说：“晚期异教徒的诗有赖于感受和领悟，中世纪基督徒的诗有赖于心灵和想象，而现代精神生活或曰现代欧洲精神的核心，并非感受和领悟，也非心灵和想象，而正是富于想象力的理性。”
如果确如马修·阿诺德所言，欧洲精神要健康地存活，需仰仗的精神核心是富于想象力的理性，那么，诸位就该能体会中国人的精神是多么的可贵。我认为，对诸位而言，研究、领悟、热爱——而非轻忽、蔑视、试图摧毁——中国人的精神，是多么重要，多么有价值。
在结束演讲前，我还想提醒诸位一点。当你思考我所阐释的中国人的精神的时候，应当谨记：它并非一门学科、哲学或神学，亦非布拉瓦茨基夫人或贝费特女士所主张的任何“主义”；中国人的精神甚至不能被称作一种心态——大脑与思维积极工作的状态。我要告诉诸位的是，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心境，是一种灵魂质地，你无法像学习速记或缩略语那样学会它。这是一种心境，用诗人的语言来说，是一种欣喜的、如沐天恩的心境。
最后，请容许我引用几句最具中国气质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它比我讲过的或能讲的任何语言，都更能够向诸位传达中国人的精神那种欣喜的、如沐天恩的心境。这短短的这几句诗，能够呈现给诸位的，是中国人那心灵与理性的绝妙和谐体，是恬静的、如沐天恩的神圣心境赋予真正的中国人的那难以言表的温文尔雅。华兹华斯在《廷腾寺》一诗中写道：
我同样深信，是这些自然景物
给了我另一份更其崇高的厚礼——
一种欣幸的、如沐天恩的心境：
在此心境里，人生之谜的重负
幽晦难明的尘世的如磐重压，
都趋于轻缓；在此安恬心境里，
爱意与温情为我们循循指路——
直到这皮囊仿佛中止了呼吸，
周身的血液仿佛不再流转，
躯壳已昏昏入睡，我们成了
翩跹的灵魂；万象的和谐怡悦
以其深厚的力量，赋予我们
安详静穆的眼光，凭此，才得以
洞察物象的生命。
诗中那种能使我们洞察物象内在生命的安详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富于想象力的理性，也正是中国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