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中国人的精神(2)
实际上，在此我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并非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生活。所有的原始民族都过着心灵生活，欧洲中世纪的基督徒们也过着心灵生活。马修·阿诺德曾言：“中世纪基督徒诗人靠心灵和想象生活。”我认为，中国人的优异之处在于，他们在过着心灵生活、孩童生活的同时，还有一种思想的或曰理性的力量，这一点，是你在中世纪的基督徒或任何其他原始民族身上找不到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成熟民族，一个有着成年人理性智慧的民族，他们至今仍能过着孩童式的生活或曰心灵的生活，这是中国人的优异之处。
所以，与其说中国是一个发展滞后的民族，不如说中国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简言之，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掌握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开头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看到，真正的中国人的生活，既有成人的理性，也有儿童的心灵。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兼具成人的头脑与儿童的心灵。中国人的精神则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一种民族永生的精神。那么，这种民族永生的奥秘何在？你该记得，我在讨论之初曾讲过，令中国式的人格、真正的中国人拥有那种无法言喻的温良气质的，是富于同情心的、真正的人性智能。这种真正的人性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结合，是心灵与头脑和谐共荣的结果。简而言之，就是灵魂与智慧的融洽结合。如果说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一种民族永生的精神，那么，这种永生的奥秘就在于灵魂与智慧的完美结合。
诸位该问了，中国人是如何，以及从哪里得到了这种民族永生奥秘的？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他们从何处获取了这种灵魂与智慧完美结合的奥秘，从而能永葆青春？答案当然是：从他们的文明中。诸位肯定不希望在剩余时间里都听我滔滔不绝地讲中国文明，所以，我将努力就中华文明中选择与这一话题相关的几个方面，加以阐释。
首先，在我看来，中华文明与当代欧洲文明有一个巨大的、根本性的差异。在此，我需要引用当代著名艺术评论家伯纳德·贝伦森的一个精辟论点。在对比欧洲文明和东方文明时，贝伦森讲道：“我们欧洲的艺术注定要沦为科学，几乎没有一部杰作不是学科划界的战场。”如同贝伦森先生对于欧洲艺术的观点，我认为，欧洲文明本质上就是学科划界的战场，一方面是科学与艺术两个不同范畴的斗争，另一方面则是宗教与哲学之战，同时，它还是头脑与心灵——即智慧与灵魂——不断冲突的惨烈战场。而在中华文明中，至少在过去的两千四百年里没有这种冲突。在我看来，这是中华文明与当代欧洲文明一个巨大的根本性差异。
换句话说，我认为在当代的欧洲，宗教能够满足人的心灵，却无法满足头脑；哲学能满足人的头脑，却无法满足心灵。再来看看中国，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的确，中国普通大众并不虔诚地信教（我指的是欧洲语境中的宗教）。不管是道教还是佛教，中国的各种庙宇、仪式、庆典，更多具有的是娱乐性，而非教化作用。可以说，它们触发的更多是中国人的美感，而非宗教的或道德的情感；它们更多诉诸的是人们的想象，而非心灵或灵魂。但是，与其说中国人没有宗教，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中国人不需要宗教，中国人没有对宗教的情感需求。
中国人，甚至中国的普通大众，都没有对宗教的情感需求，这个特殊的现象该如何解释？对此，已经有一位英国人做出了尝试，伦敦大学的汉学教授罗伯特·道格拉斯在对孔子学说的研究中讲道：“已经有超过四十代中国人完全信奉同一个人的教诲。孔子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他的教诲十分契合被教导者的天性。中国人属蒙古人种，其黏液质的头脑天生不善思辨，天然地排斥探究超出自身经验事物，再加上他们对来生的观念从未被激发，因此，像孔子的那一套朴素、注重实际生活的道德体系，就足以满足中国人的需要。”
这位渊博的英国教授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的原因在于他们有孔子的教诲，这一点完全正确。但他还说，原因也在于蒙古人种的黏液质头脑，这就完全错了。宗教属于情感范畴，涉及的是人的灵魂，而不是思辨。哪怕是非洲的野蛮人，一旦他们脱离了纯粹的动物生活、内心的灵魂开始觉醒，就会产生对宗教的情感需求。因此，尽管说蒙古人种的头脑或许是黏液质的、不善思辨的，但属于蒙古人种的中国人，仍毫无疑问是比非洲的野蛮人更高级的人类，无疑也拥有灵魂，而只要有灵魂，他就有对宗教的需求。除非，有某些东西能取代宗教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实质上，中国人缺乏对宗教的情感需求，是因为孔子的儒家学说已经建立起一套哲学伦理体系，一套关于人类社会与文明的综述，能取代宗教的位置。有人讲，儒家学说并非宗教，的确，儒学不属于欧洲语境下的宗教。而我认为，这正是儒家的伟大之处。儒家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能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得找出人类需求宗教的原因。在我看来，人类需求宗教，与需求科学、艺术和哲学基于同一原因——他们有灵魂。以科学为例，这里我指的是自然科学，人类为何要研究科学？现在很多人认为，人类研究科学是因为他们想要铁路和飞机。然而，推动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动力，绝不是对铁路和飞机的需求，如果像当今的所谓改良派中国人那样，仅仅是为了铁路和飞机而研究科学，那么人类永远也不会拥有科学。在欧洲历史上，那些真正推动了科学进步，使铁路和飞机成为可能的真正的科学家，他们考虑的根本不是铁路和飞机的问题。促使他们推动科学进步，并使铁路和飞机得以实现的，是他们灵魂深处的渴望。他们渴望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神奇的宇宙，理解宇宙中那些令人惊叹的奥秘。所以，我认为，人类对宗教的需求，与对科学、艺术和哲学的需求是基于同一原因，即，人类是一种有灵魂的存在。由于拥有灵魂，而灵魂不像动物那样只关注当下，灵魂既关注当下也关注过去和未来，因此人类渴望了解这一他所置身的宇宙。如果人类对宇宙万物的性质、规律、用途和目的都毫无概念，就像被关在小黑屋里的孩子一样，会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危险、害怕和不确定。正如一位英国诗人所说的那样，宇宙的奥秘，沉重地压迫着人类。也正因为此，基于与需求科学、艺术和哲学同样的原因，人类需求宗教，以减轻自己所背负的那——
人生之谜的重负……
幽晦难明的尘世的如磐重压
艺术和诗歌，能令艺术家与诗人体验到宇宙的美丽和秩序，从而减轻宇宙的奥秘给予他们的压力，所以，像歌德这样的诗人不再需要宗教，他说：“拥有艺术者，同时就拥有了宗教。”哲学，也使哲学家得以认清宇宙的法则和秩序，减轻宇宙的奥秘给予他们的压力，因此，像斯宾诺莎那样的哲学家也不需求宗教，有句话说得好：“智者通过摘得智慧之冠抵达圆满，正如圣人通过摘得宗教之冠臻于圆满那样。”最后，科学，也使科学家认清了宇宙的规律和秩序，减轻他们理解宇宙奥秘的重担，因此，如达尔文和海克尔教授这样的科学家也不需求宗教。
然而，普通的大众们，他们既非诗人、艺术家，亦非哲学家或科学家，他们生计艰辛，无时无刻不面临自然灾害的威胁，面临来自他人的残酷压迫。对他们来说，有什么东西能减轻那“幽晦难明的尘世的如磐重压”？是宗教。宗教又如何减轻这种重担？通过给人以一种安全感和永恒感。在面临自然力量的威胁，或面临他人残酷无情的压迫而感受到神秘和恐惧时，宗教给予人类庇护，从这种庇护中，人们找到了安全感。这种庇护是一种信念，它使人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存在，它对有可能危害人类的元素拥有绝对的权威和控制。当人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无常，面对岁月变迁和人世浮沉，面对出生、童年、青年、老年和死亡，并因此感到神秘与恐惧时，宗教也给予他们一种庇护，在这种庇护里，人们能找到一种永恒感，它是对永生的信念。因此我认为，宗教通过提供一种生存的安全感和永恒感，为既非诗人、艺术家，也非哲学家或科学家的普通大众，减轻理解宇宙奥秘的重担。基督曾讲：“我赐予你们的安宁，既非由世界所赋予，也不会为世界所剥夺。”也就是我所说的，宗教给人类大众带来的有关生存的安全感和永恒感。于是乎，除非你能找到一种东西，它能像宗教一样给人类大众带来同样的安宁，带来同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否则，大众将始终怀有对宗教的需求。
而就像我说过的那样，儒学虽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那么，它一定拥有什么特质，能像宗教一样给予人类大众安全感与永恒感。让我们来进一步探究。
常有人问我，孔子究竟为中华民族贡献了什么？对此我可以罗列许多方面。但今天时间有限，我只能试着向诸位阐释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根本、最重要的贡献。对于这项贡献，孔子在他的有生之年也曾说过，后世会因此而记得他，会明白他为大家做了什么。等我解释完，诸位就会明白儒学究竟有“什么”，是能像宗教一样给予人类大众安全感与永恒感的。为了能充分阐释清楚，请允许我先对孔子和他的生平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知道，孔子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扩张时期。那时，封建时代已经走到尽头，半宗法式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亟待发展和重建。这种大变革的时代，必然会不仅带来世界秩序的动荡，还会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我曾说，中华文明中两千五百年来不存在心灵与头脑的冲突，我也必须坦白地讲，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处于历史扩张时期的中国，与当今的欧洲极为相似：人的心灵与头脑之间存在着剧烈的冲突。在孔子的时代，中国人置身于一套庞大的体系中，这是一套从令人敬仰的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庞大的社会和文明体系，有着无数的制度、成规、教条、惯例以及法律，他们必须在这套体系之内继续自己的生活。然而，他们开始感觉、开始意识到，这套体系既非自己所创，也完全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需要。对于他们来说，这套体系虽是惯例，却不见得合理。两千五百年前中国人的这种觉醒，就类似于欧洲人所谓的现代精神的觉醒——那种自由主义的精神，那种寻求事物来龙去脉的探索精神。中国当时的“现代精神”意识到，旧的社会秩序已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需要，因而，它不仅试图重建一套社会文明秩序，还要为其找到新的理论基础。但是，所有的为新秩序探索理论基础的努力和尝试都失败了。有一些理论，虽能够满足中国人的头脑——满足智识的需求，却无法满足他们的心灵；另外一些，能满足心灵，却无法满足头脑。于是，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像当今的欧洲一样，产生了心灵与头脑的剧烈冲突。这种在人们试图建立新的文明秩序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心灵与头脑的剧烈冲突，使中国人对所有文明都心生不满，由此而生的痛苦和绝望甚至使他们想推翻、摧毁所有的文明。在当时的中国，有一些人，例如老子，就像当今欧洲的托尔斯泰一样，曾亲眼目睹心灵与头脑的冲突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和苦难，以至于认为，眼前的社会与文明的本质和体系都是错误的。老子及其最出色的学生庄子，告诫中国人，应当抛弃所有文明。老子对中国人讲：“抛开一切，跟随我来；随我去那山林中，去那山林的隐居之处，过一种真正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永恒的生活。”
孔子同样看到了这种心灵与头脑的剧烈冲突所带来的不幸和苦难，但他认为，罪恶不在于社会与文明的本质和体系，而在于社会与文明的运行方式，在于人们据以建立社会和文明的理论根基。孔子教导中国人说，不要抛弃自己的文明。孔子教导说，在一个真正的社会，真正的文明——一个有着正确的理论根基的文明里，人也能过一种真正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事实上，孔子的一生就致力于将社会和文明引上正轨，赋予它一个真正的根基，以防止其毁灭。然而，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已经看到自己无力阻止中国文明的毁灭了。那该怎么办呢？正如一个建筑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子起火、燃烧，坍塌在即，明知已无法拯救这栋建筑时，他该怎么做？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这栋建筑的蓝图保存下来，使它未来还有重建的可能。因此，在发现中华文明的广厦已趋于崩塌、自己无力挽回之际，孔子决定将中华文明的蓝图保存下来。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中国的圣经旧约”：《五经》，五部经典。这就是我所说的，孔子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他保存了中华文明的蓝图和基本架构。
孔子将中华文明的蓝图拯救出来并予以保存，是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但还不是他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根本、最重要的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保留中华文明蓝图的同时，还创立了一套新的学说，以综合并阐释这一蓝图。通过这项工作，他使中国人形成了真正的国家观念，从而为这个国家确立了一个真实、理性、永久、绝对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