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总序（一）(2)
除了重溯谱系之外，我认为还应该把文学理论放在它原来得以产生的文化环境中来看，这就是理论背后的“政治”和“历史”，然而近年来美国理论界一意把法国理论引申到美国当代政治领域——如种族、性别，但不重阶级——却不愿把这些理论“还原”到原来产生它们的文化土壤中，因此也产生了不少偏差，加上英文译文亦有值得商榷之处，所以以讹传讹的情况也不少，如果再把错误的英文译本（例如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译成中文，情况就更糟了。对于这种情况，只有两种解决方法：一是逐字逐句地与原文对照推敲，一是理清它的谱系，以及它与其他相关理论的关系。前者需要多种语言的功力，一般中国学者（包括我在内）恐怕很难胜任，后者则是我目前采用的方法，把理论作为思想史和文化史来阅读。但是弄明白其中的“来龙去脉”也需要花工夫，所幸此中不无相关的学术书籍可以参考，譬如关于“结构主义”的历史就有一部厚厚的两卷本专著，把此中的各门各派分析得十分详尽。当然，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直接阅读当代理论之由来——以前的理论。
美国学界以前的理论——我在20世纪60年代看过的那些书——主流就是“新批评”(New Criticism)，它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在文学研究上它坚决反对的是更早的“传记”做法——只重作家，而不重文本。“新批评”的最大贡献就是提供了一种“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的方法，从诗歌到小说，逐渐形成了一套理论，当时几乎所有英文系的教授和学生都奉之为规范。关于美国“新批评”的来源，早已有专著。我当时知道美国南部有几位诗人和评论家，办了几本同人刊物，谈诗论道，逐渐形成一股潮流和风气，后来这批人中有人被邀请到东部名校任教，如沃伦(Robert Penn Warren)；而他们编写的书籍也逐渐成为美国大学英文系的教科书。除了沃伦之外，还有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兰色姆(J.C.Ransom)、克莱恩(Crane)等人，他们的大本营就是耶鲁大学，所以那里的英文系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独执牛耳。哈佛大学则比较保守，只有哈利·列文(Harry Levin)在比较文学系任“白璧德讲座教授”，但其涉猎的范围远较白璧德为广，也是研究西方现代作家的权威人物。他和耶鲁大学的韦勒克分庭抗礼，两相而立。他们的书都是当年研究生必读的，当时我虽非专攻文学，还是买来读得一知半解。这两位大师皆已作古，似乎也被人遗忘了，然而如果重读他们的著作当会发现，虽然“理论”性不是那么强（韦勒克却是个例外，他是师承布拉格语言学派的，他的那本《文学理论》是文学系学生的必读书），但内容却极为精博，远非目前美国学院中一般理论家的著作可以比拟。除了韦勒克和列文之外，还有一个怪杰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写过一本巨著《美国小说中的爱与死》。他是第一位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来研究美国小说中的“原型”的学者，当时曾引来不少争论，譬如关于马克·吐温的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中是否有同性恋色彩的争论等。当然，菲德勒的视野早已超越了“新批评”的范畴。
我初从历史转到文学的时候，最痛苦的事就是不知如何精读文本：“宏观”方面没有问题，因为我有历史学的训练，但“微观”方面呢？我只好自己“恶补”，勤读“新批评”的各种教材，如韦勒克的书和布斯(Wayne Booth)的《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后来随布斯转攻叙事学(Narratology)和巴赫金(M.M.Bhakhtion)的理论，并勤钻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卢卡奇、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戈德曼(Lucian Goldmann)和杰姆逊(F.Jameson)的著作。至今我仍把威廉斯的两部名著——《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看得很重。至于杰姆逊，想必国内的读者皆很熟悉，其早期著作如《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arxism and Form)及《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对我的启发和影响尤大。在这一方面，我必须感激杰姆逊的第一个及门大弟子郑树森教授的指点。经过数年的寒窗苦读（大多是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五楼，我的斗室中读的），我逐渐悟出一套把“宏观”和“微观”结合在一起的方法，以此来弥补“新批评”的不足。
然而就在我开始攻读文学理论的关头，西方文学理论开始转向了，德里达成了英雄。我在芝加哥大学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亲见他在台上大展身手，全场听众激昂鼓舞，似乎只有我落在五里雾中。于是，我只好向同事求救，研读他的《文字学》。然而德里达的英译著作一本接一本出版，我还是赶之不及，只好再读研究他的著作，还有一本他的传记。就在这个阅读过程中，我逐渐领悟到他的“解构”理论并非是反对一切以前的理论，而是将之重新推演，从而对之加以批判。然而他背后的尼采和黑格尔，以及各种语言学的体系，我还是无法捉摸透。
德里达的理论，有人认为属于“后结构主义”，换言之，和他所批判的理论前提——“结构主义”和文学上的主流理论“新批评”——之间是有一种错综复杂的谱系关系的，他的方法仍然是从“文本”开始谈，而将语言视为大前提。如果将他的学说运用到中国的文学批评中，也必须采用对等的方法，即先演绎出中国文学批评的谱系和中国的语言学传统，然后才能“解构”它，这谈何容易？张隆溪曾在他的英文巨著《道与逻各斯》(The Tao and the Logos)中作过类似的尝试，我个人功力不足，当然敬谢不敏，但也从兰特里夏(Lentricchia)那本《新批评之后》(After the New Criticism)中略知新批评转向以后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
如果从“解构主义”谈到其他“后现代”潮流中的文学理论，情况则更复杂，因为其中牵涉的题目和科系更多——所谓“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就是一种应运而生的“跨学科”的学科，至今似已为强弩之末，却开始在中国内地和港台地区生根，也许它运用起来更能切合太平洋此岸的需要，而美国学界则又在挖掘新的理论土壤（包括“全球化”）了。我认为在美国各种新兴理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性别理论，其意义远远超过“后殖民论述”，当然二者又可以混在一起，成为所谓的“少数论述”(minority discourse)。目前研究这两种理论的华人学者甚多，不再赘言。
然而，不论是后现代、后结构或是文化研究理论，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都会带来一个问题：到底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性”怎么办，难道就不谈文学了吗？美国学界不少名人（包括兰特里夏在内），又开始“转向”了——转回到作品的“文学性”，而反对所有这些“政治化”或“政治正确化”的新潮流。这种保守潮流，我认为是代表了一种物极必反的现象，其实没有什么深意，因为无论如何还是不能回到“新批评”的传统。然而中国的情况不同，20世纪80年代杰姆逊第一次在北京大学讲学后，“后现代”理论大盛，甚至连“后”字也顺便时髦起来。然而“后学”以前的理论呢？似乎大家都不闻不问，也很少有人作这方面的研究。这就牵涉到一个最基本的对文本分析的问题：美国学者不论是何门何派或引用了任何理论，很少是从“宏观”或文学史出发的，反而一切都从文本细读开始，所谓“文本细读”这个“新批评”的字眼，早已根深蒂固，只不过现在不把以前那种细读方法“禁锢”在文本的语言结构之中而已。可是中国的文学研究传统——至少在现当代文学中——一向是“宏观”挂帅，先从文学史着手，反而独缺精读文本的训练，因此我得出一个悖论：越是“后现代”，越需要精读文本，精读之后才能演化出其他理论招数来。
季进教授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我们谈起国内理论界的混乱和困境时，我遂把个人的经历告诉他，并提到当年浏览过的部分理论书籍——包括“新批评”，令我吃惊的是，原来这些理论书大多没有中译本！我知道上一代的中国学人对于“新批评”不是没有研究——燕卜荪(William Empson)还曾到中国任教过，但为什么后继无人？难道都被弃之于“历史的垃圾堆”中了？难道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浪潮中，只有“后浪”独领风骚而没有“前浪”可言？难道西方文论都已被“解构”殆尽，无人问津了？季进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没有立即回答，却将其深藏于心，默默地开始做“重建”的工作。他明知吃力不讨好，依然在美国搜集了不少“新批评”和其他“过时”的理论书籍带回中国，准备介绍给国内同行。我在感动之余也把我所有的藏书捐给了他任教的苏州大学。
现在季进和他的几位伙伴更是雄心万丈，计划将这些“前期”和“后期”的理论著作（大部分是美国学者的或在美国出版的著作）译成中文，作为一个系列丛书出版，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他们邀我和刘象愚先生共同担任丛书主编，我当然责无旁贷。不过需要再三声明的是：我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填补一些缺失和空白；我也不主张中国学者把这些理论随意挪用。我一向认为，读理论和武侠小说中所描述的练武功相仿，学了“新批评”的武功，对于“微观”细读绝对有用，但真正的理论“武功”却是综合起来再加以消化以后的独门方法，每个人会不同，而用法也因文本或研究题目而异。因此，任何理论都不能挂帅，也不能独尊，或将其放在自我的殿堂上来批斗他人。否则，那是“文革”作风，不是学术的典范。学习西方理论最终的目的，还是要了解西方从古至今的文化传统，即使其中不少理论似乎已“过时”或有明显的缺陷，它们也仍然有助于我们汲取精髓，并从中得到启迪。我和赛义德一样，认为西方也有一个人文传统，甚至可以被用来批判现在的各种现实，但这个传统也是多元而复杂的，不能一味反对或摒弃。
以上的杂感似乎不足为序言，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匆匆写下来提供给国内学者及有心人参考，并请不吝批评指教。
2005年6月24日于香港
2005年6月30日改定于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