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2)

三、阐明国民党的农工政策

在书面报告中，邵力子声称“国民党在一大以后就开始特别重视工农运动，同情国民党的工人和农民越来越多。这种现象特别表现在广东省，在政府同工农组织的合作中。”他汇报说：广东省已经有66个县组成农民协会，会员超过60万人。又汇报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正在修订《劳动法典》，用以维护工人工会的权益。关于土地问题，邵力子特别说明：蒋介石曾就土地问题和鲍罗廷长谈，就改善农民状况有过协议，准备在必要和适当的时候公布。

谭平山的书面报告有一节专谈农民问题，涉及组织农民运动、土地、实行最低的土地税、制止农村高利贷、农村统一战线、武装农民等多方面的问题。谭批评国民党的最近宣言：“有一个‘只有进行革命，土地才能归农民’的口号，这是一句空话。”他表示：“我们这方面应该进行广泛的宣传，争取无条件地满足农民的要求。”但是，谭平山提出的实际措施还是“实行最低的土地税”和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等方案[372]。

布哈林不满意谭平山的书面报告，于会议第二天的讲话中严厉地批评了中国共产党。他说：“虽然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它所犯的主要错误就在于，党对农民问题注意得不够，过分畏惧农民运动的开展，在国民党占领区进行土地改革不够坚决。”[373]26日，谭平山发言，承认布哈林所批评的错误，表示将以“布哈林的观点”作为“解决中国对农民的策略的问题的出发点”[374]。29日，谭在《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中说：“大地主阶级是中国军阀制度的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半封建的军阀制度，我们应该解决土地问题。”[375]12月2日，他进一步表示：“中国土地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尖锐，若不及时加以解决，就不能保证民族革命的胜利。”他提出的具体办法有：在国民革命军占领的地方，没收庙宇土地，没收公开反对革命政权的买办军阀和大地主的财产等。他并在会上向国民党公开呼吁：“尽快地满足农民群众的要求。”[376]12月15日，谭平山代表中国委员会发言，声称：“这个问题的原则牢固地确定了，即土地应该属于农民。”可以看出，谭平山的调子在逐渐升高。

在布哈林的批评面前，邵力子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11月30日，邵力子发言，声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孙中山和布哈林所设想的中国革命前途是一致的；邵同时声称：国民党在民族革命以后，力图避免“在中国形成资产阶级统治”；国民党已是“群众的党”，“现在公开地切实地保护工农的利益”。在谈到土地问题时，邵力子说：“蒋介石同志在他对国民党党员的讲话中指出，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那中国革命是不可想象的。”在讲了上述事例后，邵力子郑重声明：“国民党对土地问题是极其重视的。”但是，邵力子也委婉地表达了国民党不准备立即接受激进土地纲领的立场。他说：“怎样在中国实现土地改革呢？我认为，全会必将就这个问题给我们指示和确定总的路线。但必须注意，任何有关土地改革的建议，都应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377]

中国革命党人和共产国际之间在土地问题上的分歧由来已久。孙中山早年主张“平均地权”，但其实质是通过调节税收来剥夺地主对土地的垄断，为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并不涉及农民的土地要求。对此，鲍罗廷曾批评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378]。1923年5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三大”：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土地革命，吸引农民，其核心内容为：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庙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但是，此后召开的中共“三大”和“四大”都没有采纳上述意见。1924年1月，毛泽东还曾明确提出：“只要我们还不确信我们在农村拥有强有力的基层组织，只要我们在很长时期内没有进行宣传，我们就不能下决心采取激进的步骤反对较富裕的土地所有者。”[379]同样，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游说也未见显著成效。1923年11月，鲍罗廷和廖仲恺起草过一份土地法令，但孙中山不同意立即公布，“建议先同农民联系，倾听他们的呼声”，同时，“培养一些干部，以便在土地法令颁布之时，能有人向农民宣传和说明”[380]。国民党“一大”以后，孙中山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他在和苏联顾问弗兰克私下谈话时并说：“我决心将所有现在掌握在地主（出租土地的人）手里的土地交给农民掌握和所有。”

这当然比较接近于共产国际的土地革命思想，但孙中山又认为，必须在成立了农民协会并将农民武装起来之后，才有条件实行。他说：“在当前组织农民协会的形势下，进行任何反对地主的宣传都是策略性的错误，因为那样做会使地主在农民之前先组织起来。”[381]此后，国民党的各种决议并未按共产国际的要求列入土地革命，因此，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上对中共的批评实际上也是指向国民党的。

四、调整国共关系，要求共产国际承认国民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邵力子“书面报告”的重点是“关于党”。在这一部分中，邵力子准确地复述了蒋介石当年6月初在黄埔军校演讲时提出的观点：“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是统一的领导和统一的意志。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也和世界革命一样需要统一。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领导。因此，国民党应是中国革命的领导。”[382]报告中，邵力子同时传达了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他不可能也不应该限制它的发展。然而在统一战线中，它（共产党）应当承认领导中国革命的国民党是领导者，并采取措施避免产生致使统一战线削弱国民革命力量的各种麻烦和分歧。”报告中，邵力子还传达了蒋介石对共产国际的要求：1.与共产国际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在国共两党代表会议上邀请共产国际的代表作为顾问参加；请求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各种问题给予指导；经常向共产国际派出代表或派驻常任代表；请共产国际派更多人员来到中国。2.明确制订报告中谈到的对待各个帝国主义集团和军阀派系的策略，并要求共产党接受统一的行动纲领。3.请在如何统一中国的革命阵线，加强和巩固国民党，进一步改善国共在联合斗争时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上给予指导。

继“书面报告”之后，邵力子又提出“补充报告”，阐述在国共合作中发生的摩擦和分歧，指责中国共产党人没有领会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应承担的基本任务。报告强调：“统一战线方式不是两党站在一条线上的联合方式，而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一种方式。”“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只能进行国民革命。而这一革命的领袖应当是国民党。”[383]

邵力子的“补充报告”提出，共产党人应该执行两项根本任务：加强和扩大国民党；帮助和加强国民党左派。报告批评了“部分年轻共产党人”中存在的情况：1.在工农群众中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是动摇的政党，将来会压迫工农；2.竭力把国民党的年轻左派吸收到共产党组织中去，结果是国民党内几乎没有纯粹的国民党左派。报告希望：共产党“千方百计地努力扩大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加强它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不要在军队中建立秘密组织；在对各个帝国主义集团和军阀派系的具体策略上和国民党采取一致行动；对（国民党）在军事和政治建设中出现的错误，共产党人先要友好地提出，在拒绝接受的情况下才进行公开批评。

邵力子的要求和谭平山在会议上提出的主张，正好互相顶牛。

在“书面报告”中，谭平山形象地说明中国革命有如两架赛车竞争，一架是资产阶级驾驶的，一架是无产阶级驾驶的。谁超过对方，谁就头一个达到目的。他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由于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而展开竞赛，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只有现在才到了决赛时刻。”[384]11月29日，谭平山发言，分析中国革命的两种发展可能：其一，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一起完成彻底的革命；其二，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去革命的领导权，并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建立中国的资本主义。他说：“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还没有足够的保证。中国无产阶级还处于必须与资产阶级争夺民族革命领导权的阶段。”[385]自然，谭平山所说“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对于领导权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一大”时，中共决定“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386]。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存在领导权问题。中共“二大”克服了“一大”所表现的关门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会议提出，“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387]。

要成立联合战线，就必然有一个谁来领导的问题，但是，会议没有就此提出看法。其后，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决定进一步推进民主联合战线，讨论了共产国际代表提出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也还是没有研究领导权问题。

领导权问题最早见于高君宇、蔡和森、瞿秋白等个别共产党员的文章中[388]。1923年5月，共产国际明确指示中共“三大”：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389]。但是，“三大”没有考虑共产国际的这一意见，在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时，却在宣言中表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390]当年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提出：“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这可算领导权思想的萌芽，但决议马上就补充说，“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可见决心并未下定[391]。1924年1月，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发言，高度评价国民党的革命性，他说：“我们环顾国中，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党来。”他强调革命力量应“集中于一党”，宣称接受孙中山的指挥。他说：“光是革命派的联合战线，力量还是不够用，所以要投入本党中，简直编成一个队伍，在本党总理指挥之下，在本党整齐纪律之下，以同一的步骤，为国民革命的奋斗！”李大钊并称：“我们加入本党是来接受本党的政纲，不是强本党接受共产党的党纲。”[392]显然，中共中央当时还没有考虑到：一旦孙中山逝世后怎么办？一旦两党发生政见分歧时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