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1)

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七次扩大全会，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分别派谭平山、邵力子出席。谭于1920年发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共党内历任中央局委员、中央驻粤委员、广东区委书记等要职。国民党改组后，他出席国民党“一大”，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1925年被中共中央局任命为驻国民党中央党团书记。邵是老同盟会会员，长期主持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参加中国国民党，次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925年到广州，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先后担任黄埔军校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要求邵力子退出共产党，邵不愿[347]。当时，蒋介石正在考虑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国革命总计划、北伐准备等问题，曾召见邵力子，讨论“统一与集中”对于革命的重要性[348]。不久，邵力子被蒋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北伐开始后，蒋命邵作为国民党代表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到上海时，中共中央召开欢送会，要邵以纯粹国民党员的身份赴苏，邵因而退出中共。[349]

邵力子到达莫斯科后，先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书面报告”及“补充报告”各一份，并曾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作过两次演讲。此外，还曾会见斯大林。在“书面报告”中，邵力子声称：“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同志（他是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派我到莫斯科这里来，为的是取得共产国际对于解决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的指导。”[350]检阅俄罗斯新近公布的档案及相关文献资料，可以证明，邵力子所说并非虚言。对于这些“重要的问题”，蒋介石极为重视，曾准备撇开北伐军务，亲到莫斯科谈判[351]。

一、要求在国民党和共产国际之间互派代表

1925年9月，胡汉民奉命访苏。次年初，国民党进一步左倾。2月13日，胡受命作为国民党代表致函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声称中国国民党力求由国民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352]。同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开幕，胡汉民致辞，热烈赞扬共产国际是革命的大本营和总司令部，声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孙中山的学说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根本问题上一致，政权应由工农掌握[353]。但是，当时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只承认国民党是“同情党”[354]。18日，联共（布）政治局会议讨论胡汉民代表国民党所提出的要求，作出了否定的决议。几天后，共产国际主席团复函国民党中央，措辞委婉地表示：国民党是共产国际在全世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直接盟友，作为同情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自然不会遇到什么反对意见，但是，“目前的时机不适合”，那样做，“只会促使帝国主义竭力动员反革命力量”，“建立反华统一战线”，“给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造成困难”。函件表示，如果国民党中央坚持，可以将这一问题提交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讨论[355]。

同年9月，邵力子到达莫斯科后，即会见共产国际领导人，递交“书面报告”，代表蒋介石向共产国际提出希望，其中之一是：国民党应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在国共两党代表会议上邀请共产国际的代表作为会议的顾问参加。蒋应许，国民党将经常地向共产国际派去自己的代表，或者为了保持联系派驻共产国际常任代表；请共产国际派更多的人员来中国。事后，邵力子曾将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见面及会谈的情况电告蒋介石[356]。

11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举行开幕式，邵力子代表中国国民党致辞。他热烈赞扬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司令部”：“它团结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人民，领导着他们为摆脱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剥削而进行斗争。”邵在叙述了在孙中山领导下改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的历史后声称：“国民党必将取得成就，这是因为它正确地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因此，也就可以指望得到共产国际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全面支持。”[357]

三天后，邵力子趁热打铁，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声称尽管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时机尚未到来，但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和同志们“不能满足于得到革命者纯道义上的同情”，“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共产国际的领导”。信件强调：“国民党从来没有忘记工农的利益，从来没有同反革命派实行妥协”；同时声称，北伐之后，被压迫群众的权力已在增长。信件建议：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之间互派代表。共产国际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应当在所有党的事务和革命策略问题上给党以忠告和指导。国民党驻莫斯科的代表应当参加国际革命的工作[358]。当年2月，国民党通过胡汉民提出的要求被拒，前事不远，邵力子不得不降低要求，后退一步。

据邵力子回忆，离开中国前，蒋介石曾面嘱他向斯大林转达：要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不要通过中国共产党。邵当时反驳说：“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直接组成分子啊！”但蒋坚持己见。后来在会见斯大林时，邵只说了前半句：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国民党的领导[359]。

二、确定国民党的反帝、反军阀策略

在很长时期内，国民党不曾提出过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对此，中国共产党早有不满。1922年6月，中共在肯定当时中国各政党中，“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的同时，就曾指出：“他们的党内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动及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360]1924年初，鲍罗廷更尖刻地批评说：“国民党不是反帝的”，“它缺乏足够的民族主义色彩，缺乏彻底的反帝精神”，甚至说：“他们的所有‘著作’的一条红线，就是完全向外国人奴颜婢膝，巴结讨好。”[361]对于孙中山，鲍罗廷也毫不客气。他批评孙“总是不去寻求同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是寻求同帝国主义妥协”。

比较起来，中共的反帝态度要坚决、明确得多。还在1922年6月，中共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是中国军阀的支持者。其目的是“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延长中国的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362]。1923年11月，中共决定帮助国民党：“矫正其政治观念，根据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促其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及行动。”中共当时认为：“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比反军阀运动更为切要，在军阀与帝国主义有冲突时，吾人得助军阀以抗外人，断不可借外力以倒军阀。”[363]

在苏联和中共的影响下，国民党的反帝主张日益明确。国民党“一大”宣言提出：“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于反帝国主义而已。”[364]到了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其宣言就将“打倒帝国主义”列为“国民革命之第一工作”。这样，“反帝”斗争的重要性就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共两党也就在这一问题上充分取得共识。北伐进军期间，两党及其群众在南方半个中国齐声同唱“打倒列强”歌，就是这一新的认识在音乐上的体现。

邵力子在提交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中没有像此前一样充分阐述开展反帝斗争的必要，而是强调提出：“中国国民革命应当利用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他说：“各帝国主义者都同样地仇视反帝运动，但是它们利益的矛盾使它们不可能组成统一战线。”又说：“领导人民大众进行反帝斗争的国民党不可能提出‘反对一般帝国主义’以外的口号问题，但是，在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中，不可能不对各种不同的帝国主义集团加以区别。”邵力子以省港大罢工及其后的形势为例，说明英国保守党内阁有过武力干涉广州的设想，但因迫于英国工人阶级压力和其他列强的反对而作罢。邵力子认为，日本和美国当时尚未和广州国民政府发生冲突，法国也希望延缓中国的革命浪潮。因此，中国革命应当对各种不同的帝国主义集团加以区别，对英国以外的其他列强采取和平政策；“即使对英国，‘在公正的条件下’，国民政府也准备采取和平政策，以便让英国劳动人民明白，反英斗争是保守党实行的对华政策的结果，并通过这种办法来加强英国工人阶级的反战立场”。当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和港英当局曾就结束省港大罢工一事进行谈判，邵力子就此表示：“这决不意味着，国民党在帝国主义面前退却，而是希望同它达成和平的协议。这只是必要的策略让步。”[365]

谭平山在论述同一问题时明显和邵力子有所不同。谭承认，外国资本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有矛盾，但他强调的是必须坚决、彻底地进行反帝斗争。11月22日，谭平山在全会开幕式上发言，表示拥护共产国际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即帝国主义的稳定是相对的、不牢固的，它是垂死的，“到处建立更加残酷、更加野蛮的制度，这样一来，也就加速了世界革命的进程，加速了自己的灭亡”[366]。谭平山认为，当时的中国革命已从五四时期的“联合美帝、反对日帝的纯资产阶级运动，发展成为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彻底摆脱帝国主义”，“把外国帝国主义从中国驱逐出去”。他说：“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同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由于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终将被打倒。”[367]

在对国内军阀的策略上，邵力子、谭平山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异。

邵力子在“书面报告”中首先声称：国民党“二大”以后，国民政府接连不断收到居民要求立即向北进军的电报，国民军的处境又很危险，自从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作了报告以后，北伐的必要性就为全体国民党员及工人、农民所理解。邵力子这样说，是为了反驳此前陈独秀在《向导》上对北伐所作的批评。

邵力子接着提出：“考虑到自南向北进军可能导致北方军阀结成联盟，国民党在这次北伐中只提出‘自卫’和‘反对吴佩孚’的口号。对张作霖和孙传芳不仅不去触动他们，而且还同他们进行相应的谈判。”当时，蒋介石在苏联顾问加伦的帮助下，确定对北洋军阀采取“各个击破”方针，军中的口号是：“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北伐开始后不久，蒋介石就派人到南京与孙传芳会谈，要他接受广东国民政府委派，共同反对吴佩孚。同时，又派人与张作霖谈判，要张停止对吴、孙两派军阀的援助。邵力子的报告所传达的正是蒋介石的上述策略思想。

但是，谭平山的报告强调的却是：“完全消灭半封建的军阀制度，建立统一的革命政权。”[368]谭的报告虽然也提到了中国“半封建军阀”的分化，如吴佩孚军队的分化、孙传芳军队的崩溃、张作霖和张宗昌之间的矛盾，等等，却完全没有涉及“区别对待”或“各个击破”一类问题。

邵力子和谭平山的这种微妙差异同样反映出国共两党对军阀态度上的不同。

孙中山在革命斗争中，曾长期利用一派军阀以反对另一派军阀。对此，共产国际早就指示中共：“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内部竭力反对孙中山与军阀的军事勾结，这些军阀是敌视苏俄的外国资本的代理人，而苏俄则不仅是西欧无产阶级的盟友，而且也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盟友。这种勾结有可能使国民党的运动蜕化成一个军阀反对另一个军阀的斗争，从而不可避免地不仅要导致民族阵线的彻底瓦解，而且要导致工人组织和共产党的信誉扫地。”[369]1924年9月，属于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和属于直系的军阀齐燮元之间爆发战争。孙中山和皖系、奉系之间结有三角同盟，共同反对直系的曹锟、吴佩孚政权，因而自然支持卢永祥，并且企图乘机兴师北伐，直捣北京。同月10日，中共中央就发表通告称：“此次江浙战争，显然是军阀争夺地盘与国际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政治之一种表现；无论对于参加战争之任何方，若有人为偏袒之言动，都是牺牲人民利益来助宰制势力张目。”通告表示：“人民对任何军阀战争不能存丝毫希望，可希望解救中国的惟有国民革命。”[370]谭平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不谈对军阀的分化、利用等一类问题，显然与中共的上述态度有关。

在“书面报告”中，邵力子向共产国际提出的希望之二是，“明确制定我上面所谈到的对待各个帝国主义集团和军阀派系的策略，并要求共产党接受统一的行动纲领”[371]。显然，这是在要求共产国际确认国民党的反帝、反军阀策略，并将中共的行动纳入这一统一的“纲领”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