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何所从来——辨析辛亥革命的主导力量(2)

辛亥革命时期共和知识分子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力量，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前所未有的类型。他们既部分地代表中国民族资本家阶级，又不完全代表中国民族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这一社会力量的出现立即使中国历史出现了新特色。

三 辛亥革命舞台上的活动角色与领导力量

活跃在辛亥革命舞台上的主要是四种社会力量：共和知识分子、新军、会党和立宪派士绅（立宪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如前所述，立宪派士绅是武昌起义前夜或起义高潮中参加进来的，具有附和革命甚至投机革命的特点，虽然，他们的参加对于加速清政府的崩溃，促进各省光复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们不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不言而喻的。新军是武昌起义的发动者，也是若干省份光复的主要力量，但是新军的作用主要在后期，而且，参加起义的新军实际上是穿上军装的共和知识分子。他们进过新式学堂。其军官中的不少人还留过洋。这是新军和“旧军”巡防营不同的地方。至于会党，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纲领，并不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更不能起领导作用。因此，在辛亥革命时期，起领导作用的力量只能是共和知识分子。辛亥革命之所以不同于旧式的农民起义，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多次反复出现的改朝换代，其原因，就在于出现了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共和知识分子，就在于共和知识分子发挥了领导作用。

共和知识分子对辛亥革命的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他们是革命纲领的制订者和革命思想的孕育者、传播者。

2.他们是各革命团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3.他们是多次反帝爱国运动的发起者。

4.他们是历次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5.他们是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主体。

有了这几条，够不够呢？我看够了。因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辛亥革命是共和知识分子（或曰革命民主知识分子）领导的。

共和知识分子本身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所谓“广义的资产阶级”），其产生的主要社会基础和社会条件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和西方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附带说一句，西方民主主义文化并不全是资产阶级文化，提倡“主权在民”的卢梭通常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民族资本家阶级的产生没有必然的直接的联系。设想一下，如果辛亥革命前夜，中国的近代企业只有一二百家，几十家、一两家，甚至一家都没有，那么，辛亥革命还会不会发生呢？我以为，只要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不变，只要中国产生了一批共和知识分子，那么，类似辛亥革命的革命总要发生。相反，如果中国不出现一大批共和知识分子，那么，即使民族资本主义更发达，资本家阶级的阵容更强大，类似辛亥革命的革命也不会发生。倒是为资本家阶级所支持的立宪运动会成功。我们不能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理解得过于机械，过于简单和直接。不客气地说，那样一种理解，是庸俗社会学，好像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其实不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反对过的。

有些现象，按照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是无法解释的。例如，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无疑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但是，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本家阶级在哪里呢？很显然，《资政新篇》是“舶来品”，是洪仁玕根据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构想的。思想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样，知识分子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当然，知识分子的作用是有限的，知识分子的弱点也是明显的。思想必须和一定的物质力量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知识分子也必须和其他社会力量相结合，才能对社会变革发生强大的作用。辛亥革命时期的共和知识分子得不到中国民族资本家阶级的有力支持，找不到和中国社会人数最多、革命潜力最为深厚的农民相结合的道路，又没有像后来的共产知识分子一样有一个较好的国际靠山（共产国际和苏联），其失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我们的史学家们好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来论证辛亥革命的局限性，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局限性是如何制约、传递到那一时期的革命家身上，如何制约、影响着革命纲领、革命政策的制订与革命的实际进程，却很少有人作过具体而认真的分析。这种以政治分析代替历史论证的学风是不可取的。我觉得，如果不仅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局限，而且也从那个时期共和知识分子的特点、局限来说明辛亥革命的特点、局限，包括其失败的原因，也许更接近于真理。

把辛亥革命说成是共和知识分子领导的是不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呢，并不。这里，我们不妨看看列宁是如何分析俄国革命的。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列宁说过：“我们纪念赫尔岑时，清楚地看到先后在俄国革命中活动的三代人物，三个阶级。起初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响应、扩大和加强了这种革命鼓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的英雄。”然后才是无产阶级[335]。可见，中间有一段是由“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领导的。当时，俄国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积极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希望在保存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沙皇政权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其代表卡维林称：“从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度，就可以使俄国在500年内保持平静。”相反，平民知识分子是主张推翻沙皇制度的，因此，尽管有时列宁把平民知识分子称为“自由民主资产阶级的受过教育的代表”[336]，但是，他仍然将他们和俄国资产阶级区分开来。毛泽东在分析五四运动时也说：“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337]毛泽东这里并没有讲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也没有讲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而是从参加运动的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角度作了分析。那么，对于辛亥革命为什么不可以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作分析呢？毛泽东还说过：“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的范畴。”[338]这里，先不论毛泽东的阶级划分标准是否和列宁相一致。列宁说过：“区别各阶级的基本标志，是他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也就是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339]也先不论小资产阶级是一个被用得过于宽泛、失去了科学性的概念，我只想说的是，如果毛泽东所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多数“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也应该得出，是小资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了辛亥革命。

我们还可以从日本史的角度进行一点分析。如所周知，明治维新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革运动，从那以后，日本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然而，明治维新是谁领导的呢？下级武士。下级武士是贵族，而不是资本家阶级。可见，资产阶级改革、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不一定是资产阶级。俄国历史也有类似的情况。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批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即所谓1861年改革，它是由农奴主实行的。

四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嬗变与近代中国历史的演进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只有封建知识分子，没有近代意义的新型知识分子。当然，封建知识分子也不是只有一种类型、铁板一块。有朱熹那样代表地主阶级总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热心为封建制度卫道的知识分子；也有李卓吾、戴震、曹雪芹那样不满封建束缚，梦想未来社会和新生活的异端知识分子。但是我想，那个时期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新型知识分子，大家都会同意的。

近代中国的新型知识分子萌生于洋务运动中。在那个时期，向国外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办起了一批新式学堂，于是，有一批知识分子掌握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封建知识分子有很大不同。这批人，可以称为洋务知识分子。此后，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的传入和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思想主流，也就是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愈来愈大的变化，新型知识分子阶层遂勃然兴起，并给予中国社会以越来越大的影响。

我以为，活跃于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是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维新知识分子、共和知识分子、共产知识分子（或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洋务知识分子因为人数少，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影响不大，而且大体上可以纳入维新知识分子的范畴，故本文略而不论。维新知识分子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他们刚刚从封建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旧思想、旧影响还比较多，新思想还不充分、不成熟。他们的主要思想特征是：只搞维新（改良），不搞革命；主张君主立宪，不搞民主共和；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在《民报》和《新民丛报》论战期间，梁启超曾大讲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大讲中国必须奖励资本家，中国的垄断资本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竞争，即使让劳动者吃点亏也是应该的。在政治上，他们求稳怕乱，力图通过君主立宪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我以为这才是代表中国资本家阶级利益和发展要求的言论。后来的立宪知识分子也可以归入这一类。

在维新知识分子中间，康有为提出过大同理想，当然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这是一种乌托邦，不是康有为的现实政治纲领，不影响他作为维新知识分子的性质。同时还应该指出的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常常可以超出于特定阶级的局限之外，融汇、接受其他阶级的思想。以为一个人头脑里，只能有一个阶级的思想，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只有资产阶级思想，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孙中山、黄兴是共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联系较少，接受的封建文化影响也较少，相反，接受的西方民主主义文化则较多。和维新知识分子比起来，他们是更完全意义上的新型知识分子。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有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具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同时，又不同程度上接受社会主义的影响，希望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恶果，将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当然，这批知识分子中也有一些人只接受民主革命，反对社会革命，千方百计地要将“社会革命”改为“社会政策”。这部分人，后来成为共和知识分子中的右翼，五四运动以后成为自由知识分子。

共产知识分子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其代表。他们继承了共和知识分子中向往社会主义的那一部分人的特点，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开始了新探求，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找到了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他们就不只满足于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而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便消灭人世间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达到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他们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无产阶级身上，明确地以无产阶级的阶级代表自任。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和领导人主要就是这样一批共产知识分子。

三种知识分子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可以互相转化，也大量存在着这种转化的事实。维新知识分子转化为共和知识分子，共和知识分子转化为共产知识分子的情况不是很多吗？这种转化，并非由于阶级利益的变化，而是思想的变迁。许多政治上的分歧常常是思想、认识的分歧，有些（注意，不是全部）政治派别的分歧也只是政策、策略的分歧，一切都从经济利益或阶级关系来分析是说不通的。例如，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黄兴之间发生多方面的分歧。孙中山主张立即发动反袁的三次革命，黄兴则主张暂停革命；孙中山主张建立党的领袖的绝对权威，黄兴则坚决反对，甚至因此而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主张联日，争取日本政府的援助，为此，不惜向日方提出了中日盟约11条，黄兴则对此持严厉批判态度。这里，你能说反映着阶级关系的不同吗？

当我们纵观戊戌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时，可以清楚地看出，近代中国政治的风云雷雨主要是这三代知识分子活动的结果。随着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思想的嬗变发展，中国近代史也就表现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