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何所从来——辨析辛亥革命的主导力量(1)

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

——对一种传统观点的质疑

辛亥革命是谁领导的？多年来的回答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此密切相连的问题是：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是什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通常的回答是：民族资产阶级，或曰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我以为，这些回答都不准确。

那么到底谁是这一革命的领导力量呢，答曰：倘不从某些既定的概念或原则出发，而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答案其实是十分清楚而明白的。这就是，那个时期出现并形成的共和知识分子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个问题搞清楚了，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革命党人代表哪一个阶级利益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试说其理由。

一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状况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洋务运动期间开始出现，戊戌维新前后略有发展，但是，到了辛亥革命前夜，仍然十分微弱。

早些年有学者进行统计，够得上称为近代企业的不过500家左右。近年来有学者重新作了统计，数字有所扩大，但也不过1000家左右[329]。这1000家左右的近代企业能够产生多少资产阶级分子呢，充其量不会超过1万人吧？如果加上具有近代特征的新式航运业、金融业和商业，资产阶级分子的数量会大一些。有人根据1911年各地商务总会的会员数和商务分会会董数，约略估计当时民族资本家的数字为52630人[330]。但是，商务总会的成员和分会会董的情况很复杂，难以一概视为近代意义上的资本家。即使上述数字大体准确，对于幅员广大的中国来说也仍然是十分微弱的。当时，这一阶级不仅人数不多，经济力量薄弱，而且，对政治的影响力极为有限。这样一支队伍怎么可能领导像辛亥革命这样具有广阔规模的全国性革命呢？我们不能任意地扩大资产阶级的队伍，不能把当时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包括学生、教员、企业雇员以及记者、医生等自由职业者一概视为资产阶级，更不能把旧式商人以至小业主视为资产阶级。我赞成丁日初教授的观点，不笼统地说资产阶级，而说资本家阶级，这样可以有一个严格的界定，不至于把资产阶级扩大化，易于进行科学的讨论。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民族资本家阶级是否可以分为上层和中下层呢？从理论上当然可以分，但是，实际上却很难分得清楚，似乎迄今也还没有人作过仔细的区分和精确的定性与定量研究。上层资本家阶级通常以张謇为代表，那么，下层呢？通常以禹之谟为代表（其实，禹之谟办的只是手工作坊，目的在于掩护革命）。除了禹之谟还有谁，似乎不大好找了。如果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话，那么，代表就不能是一个、两个，一个、两个怎么能构成阶级基础呢？其实，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的话，就会发现，辛亥革命前夜的中国民族资本家阶级内部在政治态度和政治主张上并无鲜明的分歧，相反，却是颇为一致的。这就是，参加某些具有反帝爱国性质的运动，如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在政治上，他们一般反对革命，主张君主立宪，求稳怕乱，是立宪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只是到了清政府镇压国会请愿运动，建立皇族内阁之后，他们才对清政府感到绝望，个别人如沈缦云才转向革命。武昌起义之后，这个阶级才附和革命。但是，他们仍然怕乱求稳，畏惧革命党人的激烈言论和行动。其结果，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他们选择了袁世凯。二次革命期间，除沈缦云等少数人外，他们更抛弃了孙中山，赞成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镇压。在以后的年代里，我们也未见有多少资本家阶级分子试图影响孙中山等人的政策并予以大量财力支持（华侨资产阶级有支持孙中山的，也有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应作别论）。

多年来，我们习惯于简单地以经济地位来划分政治派别，或者简单地以经济地位来说明政治态度。似乎“大”、“上层”就一定反动，而“中”、“小”、“下层”就一定进步点。例如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学者有所谓“中小地主阶级”说，似乎王安石等改革派、岳飞等主战派，杜甫、白居易、陆游等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人都是“中小地主阶级”或“地主阶级中下层”的代表，其实，历史的真相何尝如此！乡村里的中小地主剥削起农民来一点也不比大地主轻，抗日战争中，给日本人当汉奸、狗腿子的恐怕中小地主不少吧！这种地主阶级中下层进步说和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进步说都不是从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的科学理论，而是根据某些概念、原则，主观演绎的结果。

二 关于共和知识分子

辛亥革命前夜，中国社会逐渐出现几种热潮，这就是留学热、办新式学堂热、出版新式书刊报纸热，由于这些原因，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有些学者称为群体），这就是新型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发展很快，数量很大，试看下列数字：留学生：1903年为1300人，1904年为2400人，1905年为8500人，1906年13000人。国内新式学堂学生：1907年为101.3万余人，1908年为128.4万人，1909年为162.6万余人。较之民族资本家阶级说来，这是一支数量较大、政治上更为活跃的社会力量。

和传统的封建知识分子比起来，他们有若干特点：

1.具有近代科学知识。从知识结构的主体看，不再是子曰诗云，而是声、光、化、电和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天演之学。

2.具有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从思想的主流看，不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和“臣当尽忠，子当尽孝”的旧观念，而是以卢梭为代表的“主权在民”说。

3.他们出卖脑力，或即将出卖脑力，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主要服务于新兴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不必依靠地产，也不必依靠科举，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地主阶级和清政府的依附。

能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分子吗？不能。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学堂学生、留学生，还没有进入社会生产关系的网络，尚不存在对资本家的依附关系，和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即使他们中的少数人已经受雇于新型企业，他们也是雇佣脑力劳动者，而不是资产阶级。把知识分子统统归入资产阶级的范畴，这是“左”倾思潮影响下的观念，我们不应继续沿袭。

能把他们看成是资本家阶级的代表或资本家阶级中下层的代表吗？也不完全合适。这是因为：他们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新型知识分子的情况也有不同：

1.推动他们投入社会政治运动的主要原因是救亡，从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挽救祖国，振兴中华，并不是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当他们离乡去国、寻求真理的时候，当他们抛妻别子、准备武装起义的时候，他们所想到的是如何使灾难深重的祖国免于瓜分，如何使可爱的民族免于沦为马牛。至于发展资本主义，他们中的许多人连想都没有想过。

2.他们不少人的思想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判资本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的内容，并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向往。例如邹容，1903年出了本《革命军》，这是长期被人们认为是提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一本书，然而，没过几天，他就宣布，他本人对《革命军》一书已经不那么有兴趣，现在要写《均平赋》了。所谓“均平”，正是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早期传播时的同义语。又如章太炎，1903年以前向往的确实是西方资本主义，但是，走出上海西牢，到了日本之后，一看，不对了，原来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很多问题，那贫富悬殊不论，单就议会选举过程来说，真是千奇百怪，丑恶肮脏得很，于是，他怀疑了、愤怒了，表示要扒开拿破仑、华盛顿的坟墓，用金锤去砸他们的头。金者，铁也，分量是很重的。他设想了一个“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五无境界，以之作为最高理想。当然，章太炎明白，这是幻想。于是，他又大讲善恶并进，俱分进化，提倡社会倒退，认为人类愈文明也就愈恶，倒是野蛮人善良，主张学习野蛮人，甚至学猴子，“吾辈拟猿可也”。这一时期的章太炎显然不能视为资本家阶级的代表。当然，章太炎的上述思想比较极端，但是，当时像章太炎一样大骂资本主义的却大有人在。1907年东京中国革命党人中有一个社会主义讲习会，每会必讲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然，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其实是无政府主义，那时，在中国革命党人中，不同程度地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不在少数。辛亥革命前后，有那么一个阶段，拿破仑、华盛顿不那么吃香了，卢梭也不那么吃香了，吃香的是巴枯宁、蒲鲁东，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受到许多人的信仰。这不是偶然的。辛亥革命发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相对尖锐、工人运动相对发展的时期。既然资本主义有那么多问题，而共产无政府主义又显得那么美好，彻底的平等，彻底的公正，彻底地消灭了剥削和压迫，那么，一步跨进这个天堂岂不是很好吗？所以，中国革命中超越资本主义、避免资本主义的思想是由来已久的。

这里，要着重谈谈孙中山思想。还在1903年，他就表示，西方社会贫富悬殊，不是理想世界。他也像邹容一样谈“平均”，声称社会主义乃是一刻也不能忘记的东西。1905年5月，他在比利时访问社会党国际局（第二国际），要求接纳他的党，同时表示：将吸收欧洲文明的精华，使“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331]。同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创立了民生主义概念，明确表示，中国不能走欧美老路。1912年，他觉得民族、民主革命已经成功，该是他搞社会革命的时候了，于是到处骂资本家，骂资本主义，大讲社会主义，推崇马克思。1914年5月，又致函社会党国际局，希望得到该组织成员的帮助，“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332]。对此，人们应该充分肯定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破天荒的意义和孙中山的伟大追求，不应该根据某些凝固的社会主义模式加以挑剔。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孙中山懂得，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中国，资本主义并不是只有坏作用，相反，倒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因此，他于1918年在《实业计划》中提出，要奖励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但是，孙中山本人的兴趣和感情都倾注在国有和公有经济上。他要最大可能地发展国有和公有经济，同时，限制和节制私人资本主义。在政权问题上，孙中山在1912年就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认为那只是富人的民主。十月革命后，他提出要建立俄国式的“最新式的共和国”，后来又提出要建设一个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真正民主的国家，还曾表示要当“工人总统”[333]。显然，孙中山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是有所不同的。马克思说过：“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决定，就是小生产者出于自己的物质利益和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实践中所得出的那些任务和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334]但是，孙中山的某些思想恰恰超出了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将它们全部、完全说成是代表了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是说不通的。相反，如果从知识分子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角度去理解，那就一切都在情理之中了。有些事，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去解释，本来是清楚的；按照某些教条主义的原则去解释，可能愈说愈糊涂。

孙中山并不是孤立的个人。廖仲恺、朱执信，以至胡汉民、早期的冯自由等都有类似的思想。这是一个派别，有一群人。当然，就这一时期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来说，无政府主义或社会主义都还不占支配地位。他们投身革命的目的也还不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为了救国、振兴中华，建设一个强大的、实行共和制的“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义国家。因此，我觉得，称他们为共和知识分子比较合适。当然，也可以称他们为平民知识分子、民主知识分子，或革命民主知识分子，意思都一样。但是，如果考虑辛亥革命前后的时代特征，并和近代中国其他时期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相区别的话，我觉得称他们为共和知识分子比较恰当。

反对帝国主义，振兴中华，推翻以清朝贵族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制度，建设共和国，这是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和知识分子代表了中国民族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未尝不可，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难道不代表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如果仅仅把他们看成是资本家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不是缩小了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内涵？是不是不符合、至少不完全符合那个时代大批仁人志士的精神面貌？对于那些断头沥血，慷慨捐躯的烈士们是不是有点不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