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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看中国(3)

中国民主的进步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全部社会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谱写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改革首先发生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替代了传统的计划经济,公有经济、民营经济、合作经济以及股份制等多种经济形式,替代了传统的经济所有制。这些改革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例如,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264亿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人民币,在过去29年中年均GDP增长率超过9.5%。1978年,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分别是人民币343.4元和134元,而2007年上升为人民币13786元和4140元。中国的贫困人口从3亿多人,下降到现在的不到1500万人。9年义务教育在全国城乡普遍实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1.55%上升到2006年的22%,人均预期寿命从1978年的68岁,提高到2005年的73岁。

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民众,往往承认改革开放后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但不承认中国在政治方面的巨大进步。作为一个亲身经历改革开放的学者,我想说,这是一种很大的政治偏见。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整体性进步过程,包括政治生活的巨大进步。改革开放后,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选举在广大的农村开始推行。一个由各种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组成的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兴起,并且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民可以自由地出国、自由地经商、自由地变换职业。“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最基本的政治价值,被写进入了中国宪法。“法治”被首次当作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并且以宪法的条款加以规定。而所有这些,在改革开放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政治的进步,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发展上。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民主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主政治是一切国家形式的最终归宿。人类社会自从产生国家后,有过不同的国家制度,在所有这些国家形式中,只有民主制才是国家的最完整形式,从而也是国家的最终形式。在民主制中,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全部政治权力回归社会。只有实现真正的民主,人类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因此,“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不追求民主的人,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民主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切仁人志士浴血争取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之日起,就一直把追求中国人民的民主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就是波澜壮阔的人民民主事业。当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推翻强大的国民党统治,就是因为它所追求的民主事业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进步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根本原因也在于它坚持人民民主的政治原则,致力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福祉,从而得到了人民大众的支持。

中国的民主有自己的特色。一方面,民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各国的民主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例如,民主政治离不开法治,离不开人民选举,离不开公民参与,离不开权力监督,离不开政治透明,离不开社会自治,等等。没有这些普遍要素的民主,必然是空洞的假民主。但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又有不同的模式。中国的民主也同样离不开人民的选举、权力的监督和公民的参与,但选举制度、监督制度和参与制度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例如,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不推行多党制,而实行“一党执政多党合作”制度;在权力的制衡方面,中国不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而推行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重在“人权、事权和财权”以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的制约;在选举制度方面,国家领导人不搞全国性普选,而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产生。

我有幸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名见证者、参与者和研究者。我的《中国的民主政治》一书即是我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特别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些思考。这些文章从某个角度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以及一名中国学者对民主政治的思考。

(本文为作者专著《中国的民主政治》日文版一书的序言,有删改。)

中国的治理改革

我一直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变迁,远不只是经济的变革,而是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全面变革,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进步。我们不仅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极大地增加了我国的国民财富,改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公民的民主权利和文化权利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改革的呼声从来没有停息过,政治改革的行动也一刻没有停顿过。大量的政治改革都发生在治理的领域,如政府创新、依法治国、公共服务、行政审批、政务公开、民主决策、反腐倡廉、政府问责等。治理领域的改革一般不涉及政治框架,是在已有宪政制度下的工具性改革。但工具性的治理改革必然要涉及政治制度,也同样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而且对于维护和增加公民的正当权益具有直接的意义。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工具性的治理改革,而不是框架性的制度变迁,成为近年来世界各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点内容。

从近30年我国政治改革的实践来看,诸如政府创新这些治理改革不仅对于建设一个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透明政府至关重要,而且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维护公民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步,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着这样的认识,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从2000年开始,就与其他单位联合发起了“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这个计划有两部分的主体内容,一是按照科学的标准和程序对地方政府创新的案例进行评选,授予其中的佼佼者“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借此来奖励、宣传和推广各级地方政府的改革创新经验;二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在民主治理方面的一些先进实践进行跟踪性的理论研究,探索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发展规律,借此推进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在过去的6年多时间中,我们成功举办了3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评选,共有800多个地方政府的改革创新项目参与了我们的活动;同时,我的同事们也撰写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同行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研究中心的年轻同事们推出的《中国民主治理研究丛书》是又一个系列成果的汇编。作为研究中心的主任和研究计划的总负责人,看到这些年轻的同事们刻苦钻研,学有所成,不断推出一批批研究成果,博得国内外学术同行的认可与鼓励,我由衷地感到莫大的喜悦。这些成果至少表明这样一点:他们既没有以“马克思主义权威”自居,动辄指责别人的研究“西化”、“非马克思主义化”,也没有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论,而是致力于从中国与世界的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建设性的研究;他们没有急功近利、夸夸其谈、投机钻营,而是不畏艰难,独立思考,脚踏实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学研究尽着自己的最大努力;他们没有从书本和教条出发,发表一些不仅别人不爱听而且自己也未必真信的空洞之言,而是最大限度地与生动活泼的改革现实相结合,为我国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建言献策,以自己的理论成果尽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

(本文为《中国民主治理研究丛书》的总序,有删改。)

中国特殊的政商关系

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哪种体制下,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政商关系都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政商关系,其实就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或者如作者在书名中所揭示的,是“市场与政治”的关系。一个国家的政商关系如何,不仅极大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而且也极大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完全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政商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张伟博士将政商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可谓抓住了理解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钥匙,也是理解他早先研究的“社会中间阶层”的关键所在。

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体制的特殊性,中国目前的政商关系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商关系极不相同。中国目前的政商关系,一个十分独特的地方,就是有所谓的“官商”与“民商”之分。“官商”就是国有企业家,“民商”就是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掌握着中国的经济命脉,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尽管中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开始强调政企分开,企业家不再简单地等同于党政官员,但事实上,国家企业管理者还属于“体制内的人”,直接或间接地履行着“官”的类似作用。全国最重要的国有企业的主要管理人员,还属于中央组织部管理的高级干部,亦即所谓的“中管干部”。民营企业家才是市场意义上的真正商人,因此,在中国,政府与民商的关系,典型地体现着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作者研究“民商”与政治的关系,其实就是研究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的“市场与政治”的关系。

对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的研究不乏其人,不仅国内的许多学者在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而且国外也有不少专家在研究这类问题。在国外学者中,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马斯·海贝勒教授就长期研究中国民营企业家与政治的关系。近些年中,他几乎每年都要花大量时间在中国各地就这一专题进行实地调研,发表了不少在海内外都很有影响的论著。例如,在21世纪初他就用德文出版了《作为战略群体的企业家:中国私营企业家的社会与政治功能研究》,此书在2003年有了中文版,至今仍是这一领域中的权威性作品。托马斯·海贝勒教授在读完张伟博士这部书稿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毋庸置疑,这是当前研究中国民商及其政治角色的最好学术专著之一”。我对政商关系没有专门的研究,因而也不能从专业的角度对张伟博士的这本著作做出评价。但是我相信托马斯·海贝勒教授的评价是中肯的,因为作为海贝勒教授的朋友,我知道他是一位严肃的学者。

正如张伟博士《市场与政治:中国民商阶层脸谱》一书发人深省的结论所言:“寄希望于民商推动制度变革是不切实际的乐观期待,市场民主注定是个神话”。

(本文为作者为张伟博士《市场与政治:中国民商阶层脸谱》一书所做的序言,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