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奇怪的是，叶尼娅感觉到，他们谈得这样热烈，这样没完没了，这样俏皮，不仅是因为高兴他们的相遇，不仅是因为找到了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她明白，他们（一个已经完全老了，一个也早已上了年纪）一直都能感觉到她在听他们说话，他们都很喜欢她。这有多么奇怪呀。还有，奇怪的是，他们谈话她一点也不感兴趣，甚至觉得可笑，可同时又并非完全不感兴趣，而是有几分愉快。

叶尼娅望着他们，心想：“了解自己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我为过去的生活这样难过？为什么我这样怜悯克雷莫夫？为什么我一个劲儿地想着他？”

就像过去与克雷莫夫来往的那些共产国际的德国人和英国人使她非常反感一样，现在沙尔戈罗茨基用嘲笑的口气说起国际主义者，她听着也很厌烦、很反感。就连里蒙诺夫的维生素缺乏论也不能帮她理清头绪。再说，这类事也跟理论无关。

她忽然觉得，她一直想着克雷莫夫，一直为他担心，仅仅是因为她在想念另一个人，但那个人她几乎完全没有想起来。

“难道我真的在爱他？”她惊讶地想。

二十六

夜里，伏尔加河上空的黑云散尽。被山谷里浓浓的夜色劈开的一座座山冈，在星空下缓缓荡漾着。

有时流星在天空划过，于是柳德米拉不出声地说：

“让托里亚活着吧。”

这是她唯一的祝愿。她对苍天再也没有别的要求了。

当年她还在数学物理系上学的时候，就在天文研究所做过计算员。那时候她听说，流星在各个月份成群地迎着地球流动，有英仙流星群、猎户流星群，好像还有双子流星群、狮子流星群。她已经忘记，在十月、十二月跟地球相会的是哪些流星群了。但是让托里亚活着吧！

维克托责怪她，说她不爱帮助人，说她对他家的人不好。他认为，如果柳德米拉愿意的话，他母亲就会跟他们住在一起，不会留在乌克兰了。

当维克托的堂兄从集中营里放出来，即将被送往流放地的时候，柳德米拉不愿意让他留宿，怕房管所知道这事。她知道：母亲至今耿耿于怀，父亲病危时，柳德米拉正住在加斯普拉休假，等她度完假赶回莫斯科，已经是下葬后第二天了。

母亲有时和她谈起米佳，为他的事情担心害怕。

“他是一个老实孩子，一辈子都是这样。居然说他从事间谍活动，说他谋杀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简直是荒唐，胡说八道！什么人要这样造谣？是什么人要陷害忠实、正直的好人？”

有一天她对母亲说：

“你不能完全为他担保。没罪的人是不会抓起来的。”

现在她想起了当时母亲看她的那种目光。

有一次她对母亲说到米佳的妻子：

“我一辈子都讨厌她，说实在的，现在我还是非常讨厌她。”

现在她也想起了母亲的回答：

“可是你要知道，做妻子的因为不检举丈夫而被判十年徒刑，这说明了什么！”

随后她又回忆起，有一次她在街上捡到一条小狗，带回家中，可是维克托不愿意收养这条小狗，她便大声对他说：“你这人真冷酷！”

他这样回答她：

“唉，我的柳德米拉呀，我不希望你年轻漂亮，只希望你的善良心肠不只是对猫和狗。”

现在她坐在甲板上，第一次不袒护自己，不责怪别人，回想着一生中听到的一次次责难的话……有一次丈夫打电话时笑着对人说：

“自从我们家养了一只小猫，我能听到妻子亲热的声音了。”

有一次，妈妈对她说：

“柳德米拉，你怎么不肯可怜乞丐呢，你想想看：这是吃不饱的人向你吃饱的人乞讨呀……”

但是她并不吝啬。她是好客的，她做的一手好菜，在朋友们中间是出了名的。谁也看不见这天夜里她坐在甲板上哭。就算她心肠硬好了，她把所学的东西全忘了，她一点用处也没有，谁也不会喜欢她了。她已经发胖，头发也灰白，又有高血压，丈夫不爱她了，所以才觉得她冷酷无情。但是只要托里亚活着就行！她准备什么都承认，家里人认为她不对的地方，她都认错、改正，只要托里亚活着就行！

为什么她一直记着自己的第一个丈夫呢？他在哪儿？怎么能找到他呢？为什么她没有给他在罗斯托夫的姐姐写信？现在想写也不行了，那里有德国人。他姐姐如果知道托里亚的情况，会告诉他的。

轮机轰鸣，甲板颤动，水花拍溅，天空的星光全混合到一起，融汇到一起，于是柳德米拉睡着了。

黎明渐渐近了。夜雾在伏尔加河上飘荡，似乎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沉没在雾中。忽然跃出一轮红日，好像又迸发出希望。蓝天倒映在水中，阴郁的秋水呼吸起来，太阳也好像在浪花上雀跃。岸坡上夜里落了厚厚的一层白霜，红色的枫树在白霜里显得分外悦目。晨风吹来，雾气消散，世界变得像玻璃一般明净剔透。不论是明亮的朝阳还是蓝天碧水，都没有一丝暖意。

大地是辽阔的，大地上的森林看去也是无边无际的，其实既能看到森林的头，又能看到森林的尾，可大地是无穷无尽的。

像大地一样辽阔、一样长久的，是痛苦。

她看到坐在一等舱里的人民委员会领导干部，穿着草绿色大衣，戴着灰色羊羔皮军帽。在二等舱里坐的是显要们的妻子和丈母娘，穿着打扮都与身份相称，似乎妻子们有妻子们的特别服饰，丈母娘和妈妈们也有自己的特别服饰。妻子们穿皮袄，戴白色长绒毛头巾；丈母娘和妈妈们穿蓝呢子皮袄，黑色羊羔皮翻领，咖啡色头巾。跟她们在一起的孩子们都流露着苦闷和不满的神情。从舱房窗户里可以看到这些乘客带了很多吃的东西。柳德米拉经验丰富的眼睛很容易看清装在各种容器里的东西。有蜂蜜，有炼过的油，装在一个个罐子坛子里，用火漆封了口的黑色大瓶里，顺着伏尔加河，朝下游而去。有些高等乘客在甲板上散步，从他们谈话的片断可以听出来，他们最关心的是从古比雪夫开往莫斯科的火车。

柳德米拉觉得，那些高等女乘客看到坐在过道里的红军士兵和尉官们，表情都很冷漠，好像她们都没有儿子和兄弟在前方。

在播送苏联情报局的晨间新闻的时候，她们并不跟那些睡眼惺忪的战士和水手一起聚在喇叭下面听，而是走来走去干自己的事情。

柳德米拉从水手们那里打听到，这艘船是包给一些党政干部及其家属的，他们要经过古比雪夫回莫斯科，军事机关命令这艘船在喀山停靠，上一部分军队和普通乘客。原定的合法乘客们大闹了一场，反对让军人上船，还打电话给国防委员会特派员。

这些开赴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竟然觉得自己挤了合法的乘客，脸上露出歉疚的神气，令人感到说不出的奇怪。

柳德米拉觉得，高等女乘客们那种心安理得的眼神特别使人难以忍受。老奶奶们把孙子唤到跟前，一面继续说话，一面很熟练地把糖果往孙子们嘴里塞。等到从船头的一个舱里走出一个穿黄鼬皮皮袄的小个子老太太，带着两个孩子在甲板上玩儿，女乘客们都慌不及待地向她鞠躬、微笑，而在那些政治活动家们的脸上则出现了亲切和诚惶诚恐的表情。

如果现在广播电台宣布开辟了第二战场，列宁格勒包围圈已经突破，他们谁也不会动一下；但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莫斯科列车的国际车厢已经取消，一切战争大事就会被争购软卧票和硬卧票的劲头儿淹没。

真奇怪呀！柳德米拉也穿着灰羊羔皮袄，戴着长绒毛头巾，论服装也跟一等舱、二等舱的乘客差不多。不久前她也曾争着购买卧铺车票；维克托到莫斯科出差，没买到软席票，她还生气呢。

她对一位炮兵中尉说，她的儿子也是炮兵中尉，受了重伤，现在躺在萨拉托夫军医院里。她跟一个有病的老奶奶谈到玛露霞和薇拉，谈到身在沦陷区的婆婆。她的痛苦，跟这甲板上的痛苦气氛，跟那种总是牵连着军医院、前线坟地与乡村农舍、无名空地上没有门牌的棚屋的痛苦，是一样的。她离家时没有带茶杯，没有带面包；似乎她一路上不需要吃，也不需要喝。

但是，从早晨起，她在船上就非常想喝水，她知道，她要受罪了。第二天，红军战士们和船上司炉商量好，在机器舱里煮了一锅麦粒儿汤，把柳德米拉叫去，给她盛了一饭盒汤。

柳德米拉坐在空箱子上，用别人的饭盒和调羹喝起热汤。

“这汤好极啦！”一名炊事兵对柳德米拉说。因为她没有作声，炊事兵又问她：“怎么，不好吗？不是浮着一层油吗？”

红军战士请她喝汤，又希望她夸汤好喝，她可以感受到战士的大方和朴实。

一名战士的自动步枪出了毛病，弹簧塞不进去，就连带红星勋章的准尉也没办法，她却帮着把弹簧塞了进去。

柳德米拉听了几名炮兵尉官的争论，她拿起铅笔，帮他们解了一道三角公式。

解出公式以后，一名原来喊她“女公民”的中尉忽然问起她的名字和父名。到夜里，柳德米拉依然在甲板上徘徊。

河上弥漫着冰一般的寒气，下游来的狂风从黑暗中冲来。头顶上星光闪烁；高悬在她的不幸的头上的、由火与冰构成的无情的天空，既不能给人安慰，又不能使人安宁。

二十七

轮船抵达战时临时首都之前，船长接到命令，要继续往前开，开往萨拉托夫，接运萨拉托夫军医院的伤员。

坐在一、二等舱里的乘客开始准备下船了。他们把提箱、公文包拿出来，放到甲板上。

开始看到工厂的轮廓，一座座铁皮顶的楼房、棚屋，似乎船尾的水声也变了，轮机声也变得更惶惶不安了。

然后，宽阔的萨马拉河开始慢慢出现。河水有灰色的、红色的、黑色的，有时像光闪闪的碎玻璃，有时裹在一股股工厂与火车头喷出的灰烟之中。

在古比雪夫下船的乘客站到了船舷边。

下船的人并不彼此道别，也不向留下的人点头致意。他们在路上没有交朋友。

一辆“齐斯-101”牌的小汽车等候着穿黄鼬皮皮袄的老奶奶和她的两个孙子。一个穿将军呢大衣的黄脸男子向老奶奶行了一个军礼，又跟两个孩子握了握手。

过了几分钟，带着孩子、提箱和公文包的乘客们消失了，就好像本来就没有他们似的。

轮船上只剩下许多军大衣和棉军装。

柳德米拉觉得，这些人都是由共同的命运、劳动和痛苦联结在一起的，现在她在这些人当中，呼吸起来就轻松些、痛快些了。

可是，她错了。

二十八

在萨拉托夫迎接柳德米拉的是粗暴和冷酷。

她一踏上码头，就和一个身穿军大衣的醉汉相撞，醉汉打了一个趔趄之后，一把把她推开，又骂了一句脏话。

柳德米拉顺着石子铺砌的很陡的岸坡往上爬，爬了一会儿，停了下来，喘着粗气，回头看了看。那轮船在下面，在一个个灰色的码头货栈中间显得很白。轮船好像知道她在向它告别，发出低低的、断续的汽笛声，好像在说：“你走吧，走吧！”于是她走了。

在上电车的时候，一些年轻女子一声不响地拼命推挤老年人和病弱的人。有一个头戴红军帽的盲人，看样子是从军医院出来不久的，还不会摸索着单独行动，两只脚急急慌慌地倒换着，拿小棍儿在面前直捣。他像个孩子一样急切地抓住一个不怎么年轻的妇女的衣袖。那妇女把胳膊一抽，朝旁边跨了一步，钉了铁掌的靴底在石子路面上叮当响了两声。他还要去抓她的袖子，并且连忙解释说：

“请帮我上车，我是刚从军医院出来的。”

那妇女骂了一声，把瞎了眼的伤兵一推，那伤兵失去平衡，一屁股坐到马路上。

柳德米拉看了看那妇女的脸。

这种无人性的表情是从哪儿来的？来自什么？是来自她在童年经历过的一九二一年的饥荒？来自一九三〇年的大批大批的死亡？还是来自穷困艰难的生活？

那盲人愣了一会儿，然后一下子站起来，用鸟叫般的声音叫喊起来。他的帽子歪到了一边，无可奈何地摇晃着棍子，他那一双瞎眼，大概也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窘境。

盲人拿棍子在空中敲打着，在这种乱摇乱打中，表达着他对冷酷的明眼人的世界的痛恨。人们推搡挨挤着往车上爬，他站在那里又哭又叫。柳德米拉怀着希望和挚爱，把他们联结为一个辛劳、贫穷、善良和痛苦的大家庭的这些人，就好像商量好了似的，坚决不做人道的事情。他们似乎商量好了要推翻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就是：穿油污衣裳、在劳动中弄黑了手的人，心肠必定是善良的。

柳德米拉的心触到一种令人难受的、黑沉沉的东西，就好像来到俄罗斯那数千里的贫瘠土地上，感到寒冷与黑暗，这是置身现实生活的冻土带时的无可奈何。

柳德米拉问女售票员，应该在哪儿下车。女售票员冷冷地说：

“我已经说过了。你聋了吗？”

有些乘客站在电车通道上。问他们是不是要下车，他们也不回答，像石头一样，动也不动。

过去柳德米拉曾经上过萨拉托夫女子中学初级预备班。冬天的早晨，她坐在饭桌旁，悠荡着两条腿，喝着茶，她心爱的父亲给她往热烘烘的白面包上抹奶油，灯光映照在茶炊圆圆的肚子上。她不愿意离开父亲温暖的手，不愿丢下热烘烘的面包，不愿离开热气腾腾的茶炊。似乎那时在这座城市里没有寒风，没有饥饿，没有自杀的人，医院里没有奄奄一息的孩子，只有温暖，温暖，温暖。

她的大姐索菲亚死于喉炎，就葬在这里的坟地。妈妈给大姐取名索菲亚，为的是纪念因为谋刺沙皇而被处死的女革命家索菲亚·里沃菲娜·佩罗夫斯卡娅。爷爷好像也葬在这里的坟地。

她来到一座三层的学校大楼跟前，这就是托里亚所在的军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