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猫的命运是很凄惨的。它无精打采、死气沉沉地坐在厨房里，这时候一些人在争论，把它弄到哪里去。
“让这只德国猫见鬼去吧。”女人们说。
德拉金忽然声明，他要参与喂猫。但是猫离了亨利逊老奶奶之后，没有活多久。有一个女邻居，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用开水烫伤了它。猫不久就死了。
二十四
叶尼娅很喜欢她在古比雪夫的独身生活。
也许，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由过。尽管生活艰苦，可是心里有种轻松自在。有很长时间，她没有报上户口，没领到供应卡，每天凭饭票在食堂吃一顿饭。从早晨她就想着什么时候到食堂里去领一碟子菜汤。
在这个时期她很少想到诺维科夫。她想克雷莫夫想得多些，几乎老是在想，但是这种想念的内部光强度不大。
想念诺维科夫的心情常常出现又消失，并不使她感到苦恼。
但是有一次在大街上，她老远看到一个穿军大衣的高个子军人，有一瞬间，她以为那是诺维科夫。她顿时激动得喘不上气来，两腿也软了，浑身出现了一种幸福的感觉，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分钟，她明白自己看错了，马上也就忘记了自己的激动。
到夜里她忽然醒来，心想：“为什么他不写信呀？他知道我的地址嘛。”
她一个人生活，身旁既没有克雷莫夫，也没有诺维科夫，没有亲人。她觉得，这种自由的单独生活就是幸福。不过，这只是她觉得罢了。
这时候在古比雪夫有许多莫斯科的人民委员部、机关和莫斯科报社的编辑部。这是从莫斯科迁来的临时首都，有外交使团，有大剧院的芭蕾舞，有著名的作家，有莫斯科的报幕员，有外国记者。
这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拥挤在一个个狭小的房间里，有的住旅馆客房、有的住公共宿舍，各自干着原来的事情：各部门的负责人、各个局和各个总局的首长、人民委员，领导着属下人员，掌管着国民经济。特任大使和全权大使们乘坐豪华的汽车，拜会苏联对外政策的领导人。乌兰诺娃，列梅舍夫和米哈伊洛夫照常演出芭蕾舞和歌剧，令观众心醉入迷；美联社代表沙皮罗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向苏联情报局局长洛佐夫斯基发难；作家们在为本国和外国的报纸与电台写文章；记者们在军医院里搜集材料，写战地通讯。
但是，莫斯科人的生活在这里变得完全不同了。大不列颠王国特任全权大使的夫人克里普斯太太，每天凭饭票在旅馆食堂里吃饭，没有吃完的面包和糖块用报纸包起来，带回自己的房间；世界各个报纸和通讯社的记者们常常上市场去，在伤兵们中间挤来挤去，买本地的土烟丝自己卷烟卷，津津有味地评论烟草的味道；倒换着两只脚，站在澡堂前排长队；以慷慨闻名的作家们，在讨论世界大事和文学问题的时候，喝着土制烧酒，拿定额的面包当下酒菜。
一个个大机关挤在古比雪夫的一层层狭小的楼上；苏联各大报的领导人在家用的桌子上接见来访者，下班后孩子们就在这桌子上做功课，妇女们就在上面做针线活儿。
庞大的国家机构过起流浪生活，就出现了有趣的事情。
叶尼娅因为报户口，遇到很多麻烦。她开始在设计院工作，院长里津中校是个高高的男子，说话声音低低的、轻轻的，从接收这个没办好户口手续的工作人员的第一天起，就因为怕负责任而发愁。里津叫她上公安局去，同时给她开发了录用证书。
公安局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收下叶尼娅的身份证和录用证书，叫她三天以后来听回话。
叶尼娅在约定的那一天来到昏喑的走廊里，坐在走廊里等候接待的人脸上都带着一种特别的表情，这种表情只有来公安局办理身份证和户口手续的人才会有。她走到小窗口跟前。一只涂着暗红色指甲油的女人的手把身份证递给她，一个平静的声音说：
“不予办理。”
她站进长队，等待跟户籍股股长谈一谈。站队的人在小声说着话儿，打量着在走廊里走过的一个个抹了口红、穿着棉制服和皮靴的公安局的姑娘们。有一个身穿夹大衣、头戴军帽、军装领子从围巾里面露出来的人，踏着咯吱咯吱直响的皮靴，不慌不忙地走过去，用小小的钥匙开了门上的锁，不知是英国锁还是法国锁——这人便是户籍股长格里申。接待开始了。叶尼娅发现，轮到被接待的人并没有久等之后终于轮到的欣喜，而是一面朝门里走，一面四处打量着，就好像准备在最后一分钟跑掉似的。
叶尼娅在等候接待的时间里，听了不少报不上户口的事。有些女儿在母亲家里，瘫痪的姑娘在哥哥家里，都报不上户口。有的妇女来这里看护伤残军人，也没办到户口。
叶尼娅走进格里申的办公室。他一声不响地向她指了指椅子，看了看她的材料，说：
“您这个不能办理。还有什么要说的？”
“格里申同志，”她一开口，声音就哆嗦起来，“您要知道，这段时间我一直领不到供应卡呀。”
他用一眨不眨的眼睛看着她，他那张年轻的宽大的脸流露出一种若有所思的淡漠神情。
“格里申同志，”她说，她的声音又哆嗦起来，“您设身处地想想看，怎么能这样？古比雪夫就有一条以沙波什尼科夫命名的街。那是我的父亲。他是萨乌拉的革命运动发起人之一，可你们却不准他的女儿报户口。”
他用平静的眼睛望着她；他听着她说的话。
“需要有军调令，”他说，“没有军调令我不能办。”
“我就是在军事机关工作呀。”叶尼娅说。
“从您的证件看不出是在军事机关。”
“在军事机关就行吗？”
他不情愿地回答说：
“行。”
第二天早晨，叶尼娅来到办公室，对里津说，公安局不给办户口手续。他把手一摊，用低低的细嗓门儿说：
“哎呀，真胡闹，难道他们不懂，您一开始工作，就成了我们不能缺少的工作人员，您负责的是国防性质的工作？”
“就是啊，”叶尼娅说，“他说，需要有一张证明，证明咱们的机关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会。请您开一张证明，今天晚上我再带着证明上公安局去。”
过了一阵子，里津找到叶尼娅，用抱歉的口吻说：
“需要由公安机关发来查询公函。没有查询公函我无法开发这一类的证明。”
傍晚她又来到公安局，等着被接待。她一面痛恨自己那种讨好的微笑，一面请求格里申发函向里津查询。
“任何查询公函我都不会发。”格里申说。
里津听说格里申不肯发函，叹了一口气，沉思一会儿，说：
“就这样吧，您去要求他，哪怕打个电话向我查询也行。”
第二天傍晚叶尼娅要去见一位莫斯科来的文学家，他父亲的旧识里蒙诺夫。于是她一下班就赶到公安局去，向排队的人要求允许她进去见户籍股长，“只要一小会儿”，只提一个问题。人们耸耸肩膀，把脸转了过去，她懊恼地说：
“好吧，等就等吧，谁是最后一个？”
这一天，公安局留给叶尼娅的印象特别沉重。有一个两腿浮肿的女人在户籍股长的办公室里发起火来，高声喊：“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一个断胳膊的人在格里申的办公室里骂起娘来。接着有一个人也大吵起来，喊：“我就是不走！”不过他很快就走了。在吵闹的时候却听不到格里申的声音，他一直没有提高嗓门儿，就好像他不在，人们自己在吵，在自己吓唬自己。
她排队等了有一个半钟头。她又一面痛恨自己讨好的笑脸，痛恨自己忙不迭地说“谢谢！”（人家不过略略点头让坐），一面恳求格里申给她的领导打电话，并说，里津起初是犹豫的，说没有注明日期和盖有公章的函调，恐怕不能开具证明信，后来他好不容易同意了，他可以写证明信，但必须标明是“回答某月某日您的口头查询”。
叶尼娅把事先写好的一张纸条放到格里申面前，她在纸条上用又大又清楚的字体写明电话号码、里津的名字和父称、军衔、职务，又用小字在括号里写明，午休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为止。但是格里申对放在他面前的纸条连看也不看，就说：
“我不进行任何形式的查询。”
“那为什么？”她问。
“不必要。”
“里津中校说，如果连口头查询也没有，他无权开发证明。”
“他既然无权，就不开好啦。”
“可是我怎么办呀？”
“我怎么知道？”
叶尼娅见他那样平心静气，真没了主意，假如他发脾气，说她无理纠缠，她倒是轻松些。可是他半侧着身子坐在那儿，连眼皮也不动一动，一点也不着急。
许多男子在跟她交谈的时候，都会发现她很美，她也总会感觉到这一点。但是格里申看着她的那种神情，就好像看着眼睛里流泪水的老奶奶或者残废人。她一进他的办公室，就不再是人，不再是年轻女子，只是一名求告者了。
她感到自己的弱小，感到他手握强大的权柄，茫然失措了。她在大街上走着，匆匆忙忙，因为已经比约定会见里蒙诺夫的时间晚了一个多钟头，不过，匆忙归匆忙，她已经不因为这次会见感到兴奋了。她似乎还闻到公安局走廊里的气味，似乎还看到一张张等候接待的人的脸，看到暗淡的灯光照耀着的斯大林肖像，还有旁边的格里申。格里申又镇静，又坦然，掌握着钢铁般的国家大权。
里蒙诺夫高高胖胖的，老大的头，秃顶周围有一圈像年轻人一样的鬈发，他高高兴兴地迎住她。
“我正怕您不来呢。”他说着，就帮叶尼娅脱大衣。他开始向她询问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的情况：“从大学时代起，我就认为您的妈妈是英勇刚强的俄罗斯妇女的典型。我在作品中经常写到她。不是写她个人，而是写她这样一种类型。”
他放低了声音，又回头朝门外看了看，问道：
“听到米佳的什么消息吗？”
然后他谈起绘画，两个人开始一起骂列宾。里蒙诺夫在电炉上煎起鸡蛋，并且说，他是国内做鸡蛋饼的能手，就连“民族饭店”的厨师都向他学习过呢。
“怎么样？”他一面请叶尼娅吃鸡蛋饼，一面很不放心地问道。又叹了一口气，说：“对不起，我就喜欢吃。”
公安局的所见所闻给她的压力多么大啊！她来到里蒙诺夫这温暖的、摆满了书籍杂志的房间里，不久又来了两个上了年纪的、通晓艺术又幽默风趣的人，可是她的一颗打着寒颤的心还一直感觉到格里申的存在。
但是自由而机智的谈话的力量也是强大的，于是叶尼娅一时间也就忘记了格里申，忘记了排队的人们一张张苦恼的脸。似乎除了谈鲁布廖夫，谈毕加索，谈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和布尔加科夫的戏剧，人生再没有什么事了。
她来到大街上，马上就忘记了方才高雅的谈话。
格里申，格里申……在这座宅子里，谁也没有同她谈过是否办好户口手续的事，谁也没有要她出示盖了印记的户口登记卡。但是她已经有好几次觉得居民小组长格拉菲拉在监视她。格拉菲拉是个机敏的高鼻子女人，总是亲亲热热的，说话总是用甜甜的、透着虚伪的语调。叶尼娅每次碰到格拉菲拉，看到她那又亲热又阴沉的黑眼睛，总是感到害怕。她似乎觉得，在她不在家的时候，格拉菲拉就用配好的钥匙打开她的房门，搜查她的证件，抄录她申报户口的申请书，看她的信件。
叶尼娅尽可能悄没声地推开大门，踮着脚在走廊里走，很怕碰见居民小组长。说不定居民小组长会对她说：
“您干吗破坏法纪，要我替您担责任？”
早晨，叶尼娅来到里津的办公室，对他说了说在户籍股又碰钉子的事。
“请您帮我买一张去喀山的船票吧，要不然，也许会因为破坏户籍制度送我去开采泥炭呢。”她没再要求他开什么证明，而且说话用的是嘲笑和恼怒的口气。
这个低声细语的高大的漂亮男子望着她，因为自己的胆小怕事感到羞惭。她经常感觉到他那恋恋不舍的目光停留在她身上。他望着她的肩膀、大腿、脖子、后脑勺，而她的肩膀和后脑勺也感觉出这种火辣辣的爱恋的目光。但是，看样子，决定文件收发规则的力量是非同小可的。
下午，里津来到叶尼娅面前，一声不响地把开好的证明信放在图纸上。叶尼娅也一声不响地看了看他，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我通过保密部门提了申请，”里津说，“本不抱什么希望，谁知领导一下子就批准了。”
同事们都向她祝贺，说：
“您的苦总算熬到头了。”
她来到公安局。排队等候的人都向她点头打招呼，有些人已经跟她熟识了，他们问她：
“怎么样？……”
有几个声音说：
“您进去吧，不用排队了……您这事一会儿就能办好，干吗还要等两个钟头？”
她觉得，那办公桌，那漆了仿木褐色粗花纹的保险柜也不再那样阴森、带着官气了。格里申看着叶尼娅那匆忙的手指头把所需要的证明信放到他面前，微微地、满意地点了点头，说：
“好吧，您把身份证、证明信留下，三天后在接待时间在收发室等候结果。”他的声音还是和平常一样，但是叶尼娅觉得格里申那明亮的眼睛很亲切地笑了笑。
她一面往家走，一面想，原来格里申也和所有的人一样，也会做好事，也会笑。原来他不是毫无心肝的人。她原来把这位户籍股长想得那样不好，现在她觉得不好意思起来。
过了三天，一只涂了暗红色指甲油的女人的手从小窗口里把身份证连同整整齐齐夹在里面的证明信递给她。叶尼娅看了看清清楚楚写在上面的批示：“因此人与该住处无固定关系，不予办理户口登记手续。”
“狗崽子！”叶尼娅大声叫起来。她再也忍不住，又大声叫道：“简直是捉弄人，存心折腾人，这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