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我今天不来了。”他对索科洛夫说。索科洛夫正跟新派来的人事处长杜宾科夫站在一起。杜宾科夫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脑袋，肥大而讲究的上衣裹在宽阔的肩膀上依然显得紧巴巴的。

维克托把柳德米拉的手放开一小会儿，小声对杜宾科夫说：

“我们想着手编迁回莫斯科的表单，但今天不行了，以后我再告诉您。”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不用操心，”杜宾科夫低声说，“目前还不必着急。这是将来的计划，一切草拟工作由我来干。”

索科洛夫招了招手，点了点头，维克托便知道索科洛夫已经猜到他又遇到难过的事儿了。

冷风在大街上飞驰着，卷起一股股灰尘，忽而像绳子一样滴溜溜绕圈儿，忽而一下子撒开去，就好像扔掉不能吃的发黑的粮食。冷风飕飕，树枝像敲骨头一样嘎嘎直响，电车轨泛着寒冷的青光，一派凛冽肃杀景象。

柳德米拉转过脸来。冻僵的、消瘦的脸因为痛苦显得年轻了。她朝着丈夫，用祈求的目光望着他。

他们过去养过一只猫，初次生崽就难产死了。这猫在濒死之时，慢慢爬到维克托跟前，呜咽着，瞪大发亮的眼睛望着他。可是，在这无边无涯、空荡荡的天空下，在这无情的、灰尘滚滚的大地上，又能向谁恳求、向谁祈祷呢？

“这是我工作过的军医院。”她随口说。

“柳德米拉，”他忽然说，“你上军医院去一下，可以弄清楚这封军邮信是从哪儿来的。以前怎么没有想到呀！”

他看着柳德米拉上了台阶，跟值班人员交谈起来。

维克托走到角落里，后来又回到军医院门口。行人匆匆走过，大都带着网兜和玻璃罐，玻璃罐里盛着灰色的菜汤，菜汤里游荡着灰色的通心粉和土豆。

“维克托。”妻子喊他。

他从她的声音听出来，她已经镇定下来了。

“是这样的，”她说，“这是从萨拉托夫来的。不久前一位副主任医生上那儿去过。他把那儿的街道和门牌号写给我了。”

马上出现了许多事情和问题：什么时候轮船开到，怎样能买到船票，要带一些吃的用的，要借钱，要弄一封证明信。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走的时候既没带用的，也没带吃的，甚至没带什么钱，也没有票，是趁上船时又挤又乱，挤上去的。

她带走的只是在黑暗的秋日黄昏同母亲、丈夫、娜佳分别时的印象。黑黑的波浪在舷边喧响，下游来的风吹打着，呼啸着，掀起一阵阵水珠和飞沫。

二十一

乌克兰敌占区一个州的州党委书记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格特马诺夫被任命为坦克军的政委，这个坦克军是在乌拉尔组建的。格特马诺夫在赴任之前，乘飞机飞往乌法，他的家小疏散在那里。同志们和乌法的工作人员都十分关怀他的家小：生活和居住条件都不坏。格特马诺夫的妻子加林娜·捷连季耶芙娜在战前因为新陈代谢不好，特别肥胖，在疏散期间还是没有瘦下来，甚至又多少胖了一些。两个女儿和一个还没有上学的儿子显得非常健康。

格特马诺夫在乌法过了五天。临走前亲友们来送别：有他的小舅子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有他的老同志、基辅人马舒克，保安机关干部；有他的连襟萨盖塔克，乌克兰中央宣传部的负责干部。

萨盖塔克来时已经十点多钟，这时候孩子们已经睡了，大家说话的声音很小。格特马诺夫说：

“同志们，咱们要不要喝点儿莫斯科酒？”

格特马诺夫身上的部件都是很大的：斑白蓬松的大脑袋，额头十分宽阔，鼻子又肥又厚，手大，指头粗，肩膀宽厚，脖子粗壮。但是他作为各个粗大部件的组合体，个头儿却不大。而且奇怪的是，在他那张大脸上，特别吸引人和令人难忘的是那一双小小的眼睛：窄窄的，勉勉强强从肥厚的眼皮底下露出来。眼睛的颜色不很分明，很难断定主要是灰色还是蓝色。但是那眼睛极其敏锐、灵活，有很强的洞察力。

加林娜·捷连季耶芙娜轻快地站起她那沉重的身子，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于是男子们静了下来；不论在农舍里还是在城里的聚会，即将上酒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的。一会儿加林娜就端着托盘回来了。她那一双肥胖的手居然能在短短的几分钟里打开那么多的罐头，弄来那么多餐具，使人感到奇怪。

马舒克打量了一下挂着乌克兰花布壁毯的墙壁，看了看宽大的沙发床、一瓶瓶好酒和罐头，说：

“加林娜·捷连季耶芙娜，我还记得你们家这张沙发床，你们能把这床运出来，真有两下子，可见你们有一定的组织才能。”

“你别忘了，”格特马诺夫说，“疏散的时候，我不在家。全是她一个人！”

“诸位，总不能把这沙发床留给德国人，”加林娜·捷连季耶芙娜说，“杰敏季已经完全习惯了这张沙发，从州委会一回到家，就在这上面看材料。”

“哪儿是看材料？是睡觉！”萨盖塔克说。她又到厨房里去了，马舒克故弄玄虚地小声对格特马诺夫说：

“噢嘿，我可以想象，咱们的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将认识一位女医生，一位军医。”

“是的，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萨盖塔克说。

格特马诺夫把手一摆，说：

“算啦，你们怎么搞的，我是个病人。”

“当然不是，”马舒克说，“是谁在基斯洛沃斯克夜里三点钟才回房？”

几位客人哈哈大笑起来，格特马诺夫随便然而使劲地盯了内弟一眼。

加林娜走进来，环视了一下正在笑的男子们，说：

“我刚一出门，你们就不知想什么鬼花样欺负起我的可怜的杰敏季来啦。”

格特马诺夫就往酒杯里斟酒，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吃起小菜。

格特马诺夫望了望挂在墙上的斯大林像，举起酒杯说：

“来吧，同志们，为咱们的父亲干第一杯，咱们祝他永远健康！”

他说这话是用同志式的、有点儿随便的语调。语调所以这样随便，是因为斯大林的伟大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围坐在桌旁的几个人为他祝酒，首先是因为爱戴他这样一个朴实、谦逊和关心下属的人。画像上的斯大林眯缝着眼睛，打量着满桌的酒菜和加林娜那丰满的胸脯，似乎在说：“好，同志们，我把烟斗点着，坐到你们跟前来。”

“一点不错，愿我们的父亲永远健康！”女主人的弟弟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说。“我们没有斯大林怎么行？”

他把酒杯端到嘴边，转头看了看萨盖塔克，看他是不是说点儿什么。但是萨盖塔克看了看画像（好像在说：“父亲呀，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什么都知道嘛。”），就把酒喝干了。大家都把杯干了。

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格特马诺夫是沃罗涅日州的里夫内那个地方的人，但是他多年在乌克兰做党的工作，长期跟乌克兰同志共事。和加林娜结婚之后，他在基辅的关系更巩固了，因为她有许多亲戚在乌克兰的党政机关中担任要职。

格特马诺夫一生的经历说起来相当简单。他没有参加过国内战争，宪兵没有追捕过他，沙皇的法庭从不曾把他发配到西伯利亚。他在会议和党代会上作报告通常都是念发言稿。他念得很好，通顺流畅，而且富于表情，虽然稿子不是他自己写的。当然，念发言稿很容易，因为都是用大号铅字印的，间距很大，而且斯大林的名字都是用特制的红色铅字印出的。他当初是一个精明能干、循规蹈距的小伙子，本想进工学院，但是却被调到保安机关工作，并且很快就成为区委书记的贴身警卫员。后来他受到赏识，被送到党校学习，然后分配到党的机关工作，先是在区委组织部，后来又到中央委员会的人事局。过了一年，他就成为领导干部处的指导员。一九三七年以后，他很快就做了州党委书记，就是说，成了一州之主。

他说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大学教研室主任、工程师、银行经理、工会主席、农民集体经济、剧院演出的命运。

党的信任！格特马诺夫很懂得这几个字的伟大意义。党是信任他的！他这一生尽管没有成就伟大的著作、显赫的发明、辉煌的胜仗，但他付出了巨大的、目标明确、坚持不懈的劳动，而且是如履薄冰、常常不能安眠的劳动。这种劳动的最重要和最高意义就在于，劳动是根据党的需要，是为了党的利益。对于这种劳动的最重要和最高的奖赏只有一种，那就是党的信任。

在任何情况下，不论是处理幼儿园孩子们的问题，改组大学里的生物学教研室，还是处理生产塑料品的车间占用图书馆地盘的问题，他的决定都必须符合党性精神和党的利益。领导者对一件事、一本书、一部电影的态度都必须符合党性精神，因此，不论多么困难，在党的利益与个人喜好出现矛盾的时候，他都要毫不动摇地抛弃他做惯了的事情，抛弃他十分喜欢的书。但是格特马诺夫知道，还有更高水平的党性，其实质就是：这个人根本就没有与党性精神相矛盾的爱好与志趣；对于一个党的领导者来说，一切可爱的东西与可贵的东西之所以可爱可贵，就因为它代表党性精神。

有时格特马诺夫为了符合党性精神而作出的牺牲，是很残忍、很严酷的。一旦事关党性，就应该不讲个人感情，不动恻隐之心；长辈恩师，乡里乡亲，都不必顾及。在这种情况下，不必因为一些词儿，如“背信弃义”、“不够朋友”、“害人”、“出卖”等等而感到不安。但是，党性精神一旦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就不需要牺牲了。因为一切个人感情，如爱情、友谊、同乡情谊，只要与党性精神相背，就很自然地不再存在。

党所信任的人做的劳动是默默无闻的。但这种劳动是巨大的，需要毫无保留、毫不吝啬地花费心思和精力。党的领导者不需要有科学家的才能，也不需要有作家的天陚。领导者的权力高于科学家的才能和作家的天赋。成百上千具有研究才能、歌唱才能、写作才能的人都要如饥似渴地听取格特马诺夫的指示和决定，虽然格特马诺夫不仅不会唱歌，不会弹琴，不会演戏，而且也不能鉴赏和深刻理解学术著作和诗歌、音乐、绘画作品。他的话所以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就在于党委托他代表党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利益。

一个人民的代言人和思想家，也未必拥有一个州党委书记这样多的权力。

格特马诺夫认为，“党的信任”这一概念的最深刻的实质就表现在斯大林的意见、感情和态度中。党的路线的实质，也在于斯大林对于自己的战友，对于人民委员和元帅们是否信任。

几位来客谈的主要是格特马诺夫即将担任的新的军事职务。他们知道，格特马诺夫有希望得到更重要的任命。在党内有他这样地位的人，一旦转到军事岗位，大都会成为集团军军委委员，有的甚至会成为方面军军委委员。

格特马诺夫被任命为军政委后，曾经感到不安和懊丧，还通过担任中央组织部委员的一个朋友打听，上面是不是有对他不满意的地方。结果，没有任何值得担心的事。

于是格特马诺夫为了自我安慰，开始从好的方面设想这一任命：是坦克部队决定战争的命运，坦克部队都是在主攻方向进攻。派往坦克军的不是随便什么人；宁可把有的人派往不太重要的地段，到无足轻重的集团军里去任军委委员，也不能派到坦克军里去。这说明了党对他的信任。不过他还是有些不安：要是穿上军装，对着镜子说：“集团军军委委员、旅级政工干部格特马诺夫。”那他是会挺高兴的。

不知为什么，坦克军那位上校军长最使他恼火。他还从来没见过这位诺维科夫上校，但是他所知道和打听到的有关诺维科夫的一切，他都不喜欢。

同桌共饮的几位亲戚很理解他的心情，谈他的新任命，谈的都是使他高兴的方面。萨盖塔克说，坦克军极有可能被派往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的方面军司令叶廖缅科将军，内战时期还在骑兵第一集团军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就认识他了，斯大林同志常常通过高频电话同他谈话，每次他去莫斯科，斯大林同志都要接见他。不久前这位司令员到过莫斯科郊外斯大林同志的别墅，斯大林同志跟他谈了有两个钟头。在斯大林同志这样信任的人麾下作战，真是好极了。

后来又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73]同志常常提到格特马诺夫在乌克兰的工作，如果格特马诺夫到赫鲁晓夫同志担任军委委员的方面军去，那就更好啦。

“斯大林同志派赫鲁晓夫同志上斯大林格勒前线来，不是随便派的，这是举足轻重的战线，不派他又派谁呀？”马舒克说。

加林娜慷慨激昂地说：

“怎么，斯大林同志派我家杰敏季到坦克军里去，就是随便派的吗？”

“算了吧，”格特马诺夫很直率地说，“我到军里去，就好比把州委第一书记调为区委书记。没什么可高兴的。”

“不是的，不是的，”萨盖塔克很严肃地说，“这一任命表现了党的信任。这区委，不是一般的农村的区委，而是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区委，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基区委。军不是一般的军，是坦克军！”

马舒克说，格特马诺夫将去担任政委的那个坦克军的军长，是不久前才任命的，以前没指挥过大部队。这是不久前到乌法来的一位前线特工处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的。

“他还对我说了一些话呢。”马舒克说。但他却不接着说下去，只是说：“不过，还用得着对您说吗，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您是非常了解他的，也许比他自己更了解呢。”

格特马诺夫把敏锐、精明、本来就细小的眼睛眯得更细了，肉嘟嘟的鼻孔翕动了两下，说：“就算更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