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终于传闻不再是传闻了。今天德国人赶着八十名年轻男子去干活儿，据说是挖土豆。于是有些人非常高兴，以为可以带几个土豆给家里人吃了。但我知道挖的是什么样的土豆。维佳，隔离区的夜晚是很特别的时间。孩子，你该记得，我常常教你对我说实话，儿子总是应该对妈妈说实话的。但是，妈妈也应该对儿子说实话。维佳，别以为你妈妈是刚强的人。我是软弱的人。我怕疼，一坐到牙科的椅子上就打哆嗦。小时候怕打雷，怕黑。老来我怕生病，怕孤独，怕我病了不能工作，成为你的负担，是你让我有这种感觉。我怕打仗。维佳，现在每天夜里我都很害怕，怕得心里直发冷。死神在等待着我。我很想向你呼救。
过去你是孩子的时候，常常跑到我跟前要我保护。现在，在我脆弱无力的时刻，多么想把头藏到你的膝盖上，让你这个又聪明又有力的儿子掩护我，保护我。维佳，我不是意志刚强的人，我很软弱。常常想到自杀。但我不知道，是软弱，是刚强，还是渺茫的期望，使我没有死。
不过，不说了。我一睡着了就做梦。常常梦见去世的妈妈，跟妈妈说话。昨夜我梦见萨沙·沙波什尼科夫，梦见当年跟他一起住在巴黎的情景。但是我一次也没有梦见你，虽然我时时想着你，特别是在恐怖不安的时候。这会儿我醒来，忽然看到这顶棚，想起德国人在我们的国土上，我变成了麻风病人，就觉得我并没有醒，而是睡着了，在做梦。
可是过了几分钟，就听见阿莉娅和柳芭争论该谁去挑水，听见有人在说，昨天夜里德国人在附近一条街上把一个老汉的头打穿了。
一个熟识的师范学校女学生来找我，要我去给人看病。原来，她掩护着一位肩膀受伤、又烧伤了一只眼睛的中尉。这个可爱的、痛苦不堪的小伙子说的是口音很重的伏尔加土话。昨天夜里他钻进铁丝网，在隔离区里找到了藏身之地。他的眼睛伤得不重，经过我治疗，就不会化脓了。他讲打仗，讲我们的军队撤退，使我难过起来。他想休息几天之后，就穿过前线到那边去。有好几个小伙子要跟他一块儿去，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学生尤拉。啊，维克托，我要是能跟他们一块儿走该多好呀！我能为这个小伙子出一点力，实在高兴，觉得就好像我自己也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
一些人给他送来土豆、面包、豆角，有一个老奶奶还给他打了一双毛线袜。
今天一整天都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中。昨天晚上阿莉娅通过她的俄罗斯女友弄到一个在医院死去的俄罗斯年轻姑娘的身份证。到夜里阿莉娅就要走了。今天，一个熟识的农民从铁丝网外面路过，我们听他说，被派去挖土豆的犹太人挖的是一些很深的坑，在离城四俄里的地方，靠近飞机场，就在去罗曼诺夫镇的路上。维克托，你记住这个地方，将来你可以在那儿找到合葬的坟墓，妈妈就在那里面。
就连施佩林也全明白了。他一整天脸色煞白煞白的，嘴唇不住地哆嗦着，慌乱地问我：“有技术的人是不是有希望活下来？”确实有人说，在有些镇上，一些好的裁缝、鞋匠、医生没有被杀害。
到晚上施佩林还是找来一个砌炉子的老头子，在墙上打了一个隐蔽的洞，收藏粮食和盐。晚上我和尤拉一起读《磨坊书简》。你该记得，咱们一起读我最喜欢的那篇《老人们》，那时候咱们互相看看，大笑起来，两个人都笑出了眼泪。然后我给尤拉指定后天要上的功课。需要这样。但是，我看着他那悲戚的脸，看着他抄写语法章节的手指头，我的心情多么沉重啊。
这样的孩子有多少呀。聪明的眼睛，黑黑的鬈发，在他们当中，应该有未来的学者、物理学家、医学教授、音乐家，也许还有诗人。
我看着他们每天早晨去上学，那种严肃的样子，完全不像孩子，瞪得大大的眼睛里流露着悲哀的神气。有时候他们也玩起来，打打架，哈哈大笑一阵子，然而并不因此就感到快活些，倒是更觉得可怕。
大家都说，孩子是我们的未来，但是这些孩子又怎样呢？他们再也不能成为音乐家、鞋匠和裁缝了。昨天夜里，我心里非常明晰，可以想象得到，这个由长髯飘飘、心事重重的老大爷和唠唠叨叨、做得一手好甜饼的老大娘构成的熙熙攘攘的世界，一切婚嫁习俗、民谚俚语、节日欢笑，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战争过后生活又会沸腾起来，可是我们不会再出现了，我们消失了，就像当年的阿兹特克人一样。
向我们报告挖坟消息的那个农民还告诉我们，昨天夜里他老婆哭着说：“他们又做裁缝又掌鞋，又制皮子又修钟表，又开药铺卖药……把他们全杀了，以后怎么办呀。”
我还清楚地想象到，将来有人从废墟旁路过，可能会说：“你该记得，这儿住过犹太人，住过修炉匠鲍鲁赫；礼拜六晚上他的老婆子常常坐在长凳子上，孩子们就在她的身边玩儿。”另一个人会说：“在那棵老梨树下面常常有一位女医生，我忘记她姓什么了，她给我治过眼睛，她干完活儿以后，总是搬一张藤椅，坐在那儿看书。”会是这样的，维佳。
就好像一阵可怕的气息从脸上吹过，大家都感到死期近了。
维坚卡，我想告诉你……不，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维坚卡，我这封信就要写完了，就要拿到铁丝网跟前，交给我的朋友。要给这封信收尾可是不容易的，因为这是我和你最后一次谈话，等我送出这封信以后，就要准备永远离开你，你再也无法知道我死前的情形了。这是我最后的告别。在永远分离之前，在告别的时候，我该对你说点什么呢？在这些日子里，正如在一生中一样，你是我的慰藉。每天夜里我都想起你，想起你小时候的衣服、你最初读的一些小书，想起你的第一封信、你上学的第一天，我一个劲儿地在回想，从你生下来的日子到最后一次收到你的信息，六月三十日的那封电报。我一合上眼睛，就觉得似乎你在保护着我，拦挡着即将来临的灾难。等我一想起周围发生的情况，又觉得庆幸，因为你不在我身边，免于劫难。
维佳，我总是孤身一人。在失眠的夜晚我常常难过得哭起来。可是这一点谁也不知道。一想到我还能对你说说我的一生，就感到快慰。我要说说，为什么我和你爸爸离婚，为什么很多年来我一个人生活。我还常常想，等维佳知道了他的妈妈犯过错误，做过不理智的事，曾经争风吃醋，曾经跟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会感到吃惊的。但是等不到跟你好好说一说，就要孤单单地了结此生了，这是我的命运。有时我觉得，我不应该离你这样远，我太爱你了，我以为，我这样爱你，就应该跟你在一起安享晚年。有时我又觉得，我不应该跟你生活在一起，我太爱你了。
好啦，最后……祝你永远幸福，跟你所爱的人、你周围的人、比妈妈更亲近的人在一起，永远幸福！永别了！街上传来妇女们的哭声、警察的喝骂声，可是我看着这一页页的书信，就觉得我被保护了，这苦难深重的可怕世界奈何不了我了。我怎么能结束这封信啊？孩子，哪能甘心到此结束？哪儿有人类语言，能够表达我对你的爱？吻你，吻你的眼睛，你的额头、头发。你要记住，在幸福的日子里，在痛苦的时候，都有母爱伴随着你，任何人不能把母爱杀死。我的好维佳……这就是妈妈给你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活下去，活下去，永远活下去……
十九
战争爆发前维克托从来没有想到他和母亲都是犹太人。不论在小时候还是上大学时期，母亲都没有跟他说起这一点。他在莫斯科大学的那几年里，没有一位同学、一位教授、一位班级领导跟他提过这种事儿。
战前不论在研究所还是在科学院里，从来没听到有人谈这种事儿。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要跟娜佳谈谈这种事儿——对她说一说，她的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犹太人。
爱因斯坦和普朗克[72]时代竟成了希特勒时代。秘密警察和科学昌盛同时出现。十九世纪，质朴物理学的世纪，与二十世纪相比，多么人道！二十世纪杀死了它的母亲。法西斯主义的原理和现代物理学的原理有可怕的相似之处。
法西斯主义根本没有个性的概念，没有“人”的概念，把一切看作大规模的总体。现代物理学谈的是物理个体的这种或那种总和中出现一些现象的最大与最小可能性。难道法西斯在其可怖的秘密机构中奉行的不也是量子政治和政治概率论吗？
法西斯主张消灭居民中一些阶层，消灭一些民族和种族，其根据是在这些阶层和民族中，人们进行公然和隐蔽的反抗的概率大于其他阶层和民族。只讲概率和整体。
不过，当然不能这样！毫无疑问，法西斯之所以一定会灭亡，正因为它将原子和砂石的规律应用于人类。
法西斯和人类不能共存。法西斯要是胜利了，人类将不再存在，只剩下一些实质已经改变的人形皮囊的动物。等到富于理性和良知的人类胜利了，法西斯就会灭亡，被压迫者又会重新成为人。
这不等于承认契贝任关于发面桶的说法吗？今年夏天他还和契贝任争论，反对这种说法。他觉得，那一次同契贝任谈话已经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从那个莫斯科的夏日黄昏到今天，似乎已经有几十年过去了。
似乎那不是维克托·施特鲁姆，而是另一个人走在当时的喇叭广场上，激动地倾听，信心十足地热烈地争论。
母亲……玛露霞……托里亚……
有时候，他觉得科学是欺骗，使他看不见现实生活的疯狂与残酷。
也许，科学成为可怕的时代的同伴，成为其盟友，不是偶然的。他感到多么孤独啊。没有人跟他谈谈自己这些想法。契贝任离得很远。波斯托耶夫会感到这一切很奇怪，没意思。
索科洛夫倾向于神秘主义，对于暴虐者的残酷与凌辱表现出一种奇怪的宗教式的顺从情绪。在他的实验室工作的是两位卓越的科学家，一位是实验物理学家马尔科夫，一位是又放荡又聪明的萨沃斯季扬诺夫。但是如果维克托跟他们谈这些事，他们会认为他是疯子。
他从抽屉里拿出母亲的信，又读起来。
“维佳，我相信我的信能到你手里，虽然我在战线这边，在围了铁蒺藜的犹太人隔离区里……孩子，哪能甘心到此结束呀？……”
仿佛一把冰冷的尖刀戳进他的咽喉……
二十
柳德米拉从信箱里抽出一封军邮信。
她大步走进房间，把信封对着亮光，从老大的信封上撕去一条边儿。
有一刹那她觉得，从信封里抖搂出来的将是托里亚的相片：小小的，脖子还擎不住头，光着屁股躺着，两条小腿像狗熊一样盘着，撅着小嘴。
不知怎的，她似乎不是在看信，而是在专心吸取那一行行文字，那是文化不高的写信人特有的工整字体。吸着吸着，她明白了：他活着，活着！
她弄清楚了，托里亚的胸部和腰侧受了重伤，流了很多血，身体十分虚弱，自己不能写信，四个星期以来一直在发烧……可是，幸福的泪水遮住了她的眼睛，一会儿之前她还是多么绝望啊！
她走到楼梯上，看过了信的前面几行，便放心地朝柴棚子里走去。她在寒冷而幽暗的柴棚里看完了信的中间和结尾部分，这才想到，这信是临死前跟她告别。
柳德米拉把劈柴往麻袋里塞。虽然她过去常常就诊的莫斯科加加林胡同门诊所的医生嘱咐她不能举三公斤以上的东西，而且只能做缓慢而从容的动作，这一次她却像个农妇一样，哼哧一声，把满满一麻袋湿劈柴扛到肩上，一口气上了二楼。她把麻袋往地上一放，桌上的碗盏叮叮当当乱晃起来。
柳德米拉穿起大衣，裹上头巾，来到街上。
行人从她身边走过，又回过头来看她。
她穿过大街，一辆电车发出尖利的铃声，电车司机朝她扬了扬拳头。
如果向右一拐，就可以顺着一条胡同到母亲工作的工厂去。
如果托里亚死了，他的父亲也不会知道，到哪一个集中营里找他去呀，也许，他早就死了……柳德米拉朝维克托的研究所走去。走到索科洛夫家门前，顺步走进院子，敲了敲窗子，窗帘依然没有拉开——玛利亚不在家。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刚刚回自己房间了。”有一个人对她说。她也道了谢。虽然她没弄明白是谁跟她说话，是熟识的人还是不熟识的人，是男人还是女人。于是她顺着试验大厅朝前走去，大厅里像往常一样，似乎很少有人在干事情。总觉得这儿的男人或者在聊天，或者抽着烟在看书，女人总是忙活着：用烧瓶煮茶，用溶剂洗指甲，或者织毛衣。
她看到一些小东西，几十样小东西，还看到试验员卷烟用的纸。
来到维克托的工作室里，几个人大声跟她打招呼，索科洛夫快步朝她走来，几乎是跑到她跟前，摇晃着一个老大的白信封，说：
“咱们有希望啦，这是回迁的计划和安排，要咱们带着所有的东西、仪器设备和家小回莫斯科去。不坏吧？虽然日期还没有定下来。不过总是有这回事儿！”
她觉得他那喜洋洋的脸和眼睛是可憎的。难道玛利亚会这样欢欢喜喜跑到她跟前吗？不会，不会。玛利亚一下子就会明白的，看到她的脸就完全能看出来。
要是知道她在这里会看到这么多喜洋洋的脸，她肯定不会来找维克托的。维克托也是高兴的，到晚上他会把高兴带回家里去，娜佳会感到幸福的，他们就要离开可憎的喀山了。
这种欢喜是青春的鲜血换来的。所有的人，不论多少人，能抵得上这青春的鲜血吗？
她带着责难的神情抬眼望着丈夫。
他那一双会意的、充满不安神气的眼睛也望着她的一双阴沉的眼睛。
等到剩下他们两个人，他告诉她，刚才她一进来，他就知道出事了。
他看完了信，一遍又一遍地说：
“没法子呀，天啊，没法子。”
维克托穿起大衣，他们便朝门口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