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优秀的绵羊（6）

父母一心想培养孩子的“自信”，但这种“自信”是一只需要源源不断的外界认可才能持续饱满的气球，一旦触碰现实，它就会爆破。列文医生观察到，青少年根本没有能力面对挫折，比如那位因为SAT成绩达不到预期分数就考虑自杀的女生或者那位被学校的篮球队淘汰而不敢回家面对父亲的男生。由此可见，大学升学的过程是如此令人胆战心惊。有多少学生一路走来，过关斩将，未曾失手，可大学录取将会是人生第一次“挫败”。

我的一位学生观察到，他的同龄人为了追求完美而脱离现实，就如同电影《黑天鹅》里的主人公为了达到完美的表演效果而不惜失去理智生活在幻想之中一样。你会发现，雄心勃勃的家庭普遍存在着对完美主义的追求，而不断的追求并不是对孩子的行为或表现存在不满，其背后的实质是对孩子本人的不满。因此，孩子追求完美原则上是为了极力消除父母或外界对自己的不满。我们并没意识到，我们已经在孩子的潜意识中种下了一颗种子：只有自己成功才值得被爱。

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的心理分析经典之作《天才儿童的悲剧》（The Drama of The Gifted Child）清晰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 ：一位有成就的孩子的自我意识就是建立在为了满足父母对成就渴望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些父母自己很有可能是在类似的环境下长大的，自己也比较脆弱。就是如此，孩子理解父母，并依照父母对自己的期望来引导自己，但是父母的需求和期望是无止境的，而且满足感也总是短暂的，那么，孩子会永远觉得不够，因此必须不断追求完美。一旦这种想法被内化，那么不管是需要被父母认可还是其他，所有的成就都是为了得到肯定。米勒写道：“当一个孩子追求的是受人肯定甚至被人羡慕，那么这样的需求就是个无底洞，因为它与追求被人爱是没有关系的。”

一个天性聪颖的孩子不断地徘徊于自卑和自负两个极端之间。当父母告诉孩子，他是完美的、最棒的、可以不负众望胜任任何事情的时候，孩子的自信将最大化膨胀。这种飘飘然的胜利感不亚于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获得了SAT满分或者过关斩将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梦寐以求的高盛公司职位的那种优越感。此时此刻，一个人似乎站在了一座山峰的最高点，以一种拥有世界的心态，心灵深处在高声呐喊：“瞧我的，我赢了。”

“胜利”对众人有着千万个不同的意义和表现形式，倘若经历了挫折或者自己的愿景破灭，自卑将很快占据孩子的内心。他将讨厌自己，甚至会麻木，完全失去勇气和动力。他将进入一个自我惩罚的恶性循环：“我不够聪明，我不够努力，总之我不够好。某某人比我要优秀很多，反正我是一文不值。”他将无法自拔。这些自我贬低想法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可怕的理由：我这种没有“成就”的人就不应该有快乐。

我的一位学生曾说：“如果我不用左洛复（Zoloft，一种治疗抑郁和强迫症的药）的话，我肯定会厌恶自己。”两个极端，左边是自负，一种看不起他人的心态，右边是自卑，一种看不起自己的心态。米勒医生发现，不少青少年不断地摇摆于这两端之间。

在我二十几岁的那个年代，当时的社会有个更激进的说法：要么你是才子，要么你就是废物。一位耶鲁大学学生写给我的信又一次让人陷入思考：“在耶鲁的时候，我有一半的时间感觉飘飘然，因为我觉得我比其他人都聪明；但是在另一半的时间，我觉得自己分文不值，因为我觉得所有人都比我聪明。”这种“赢者全盘皆赢，输者全盘皆输”的心态在优秀的青少年群体中普遍存在。将来要么就住别墅，要么就住贫民窟；要么就读常春藤盟校，要么就是浪费生命；要么就是在纽约市的卡内基演奏厅表演，要么就是如同虎妈蔡美儿所说的“失败者”。显而易见，这种思考方式不容许中间地带的存在。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1]在他的《波特诺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一书中，通过其中一位英雄人物的言语深刻地描述了犹太家庭教育的矛盾：

犹太父母一边教育孩子，让幼小的犹太男孩觉得自己是王子，如同独角兽那么独特，比其他孩子都聪明，近乎完美；与此同时，又让孩子们感觉自己是一个自私、无能、鲁莽、无药可救、不知感恩的小废物。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众人皆知的犹太家庭赋予教育成败的罪恶感，在其他文化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倘若你不能给你的父母带来荣誉，你将深感罪恶。

这些感受我深有体会，因为我曾经就是这样一个犹太男孩。多年以来，我在自负和自卑两种情感之间起起落落，如同过山车，努力挣扎着要把自己想要的与父亲所期望的剥离开。我的父亲既是一位移民，又是一位常春藤盟校的教授，在这复杂的双重背景之下，对他来讲，当我取得耶鲁大学教职的时候，与之前所有的成就一样，只不过是一支临时的润滑剂。不到几个月，我的父亲就开始询问我什么时候会发表论文。那个时候，我的父亲以及10年之后他的去世都已经不是造成我过山车式感受的原因了。我的一位学生替我说出了真正的原因：如同弗兰肯斯坦巨大的野心，永远不能被填满的“我是最优秀的”那种饥渴。

无数次我认为自己已经突破这种困境，但又无数次我发现自己重蹈覆辙。当我在做研究课题时，遇上了《天才儿童的悲剧》，我终于得到了解放。那个时候我已经48岁，四十不惑。事实上，我是先读了《虎妈战歌》，接着读了《天才儿童的悲剧》。前者让我重新经历了童年的种种创伤，后者帮助我治愈了伤口。这两本书不约而同但从完全相反的角度在我眼前重新放映了我在成长路上所经历的各种坎坷和陷阱。自从那时开始，我感觉到自己的内心开始融化，变得轻松。那个时候，我终于感受到我的生命中那缺失的部分：给予自己寻找幸福的机会，创造自己寻找自由的机会。

在我不再因他人的成绩而感到威胁时，我的生命得到了解放，那份轻松让我学会了欣赏他人的成就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美妙。我过去的那种心态，普遍存在于有所成就的人群中，这也是最具有杀伤力的魔咒之一。一旦被之所控，你将不顾一切地寻求被接受和被爱，就像美国作家奥登所讲，你想要的是爱，而且必须是独爱。

在《失乐园》一书中，弥尔顿笔下的撒旦并不是像诗歌里形容的怪物，而是一位最聪明的天使。正是由于他膨胀的野心，导致了他的堕落。他来到了伊甸园，毁掉了亚当和夏娃的幸福，他环顾四下，内心萌发：

我看到越多自己的喜悦，

相反，我越感受到内心的折磨，

如被憎恨所包围；

美好的将变成祸害，

到了天堂我将更加悲惨。

这就是嫉妒的本质——他人情况愈佳，你的感受愈糟，因为那个佳境并不属于你。撒旦在诗歌里更加简洁地表达了此意：“我乃地狱。”如今，我告诉自己已经受够了，我自己已经在地狱待了太久。我不再受牵制于罪恶感，我不会再去找理由来惩罚自己。我不再因为享受生活而感到不安。我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才终于醒悟过来。

为了迎合父母的需求而建立起来的“自我”是一种“伪自我”。当一个孩子力争满足父母的要求时，往往自己的感受和渴望会被忽视，久而久之，这个孩子将失去关怀自己感受和渴望的能力。米勒医生发现，这样的父母不会容忍自己有一个“沮丧的、有需求的、生气的、愤怒的”孩子。现代的父母急于保护孩子尽量不受“痛苦、挫折以及不愉快”的折磨，其结果就是造就了头顶光环的年轻人的一些共性：圆滑、能干、世俗化。与此同时，他们的内心和自我价值观并没有得到发展，而是需要依赖于外界权威给他们一些象征性的认可，才能构建出自己的存在价值。

列文医生在为自己的病人咨询时，仿佛是在倾听一位6岁小孩讲话，他们的自我描述肤浅至极。听不到那些最真实的自我特征描述，如“我跑得快”，“我的眼睛是棕色的”，“我不喜欢西兰花”，她听到的是不少社会关注点，如“我在上三门AP课”或者“我的屁股简直太大了”。如果现今的年轻人不能定位自己真实的喜好或者不清楚自己的目标，那么一个大人的自我描述与孩子的描述并无区别，这不禁令人唏嘘。

学生是很难觉察到自己的生活其实是受制于他人的，就如同那些父母不承认自己就是“那些”父母一样。

在一次哈佛大学的活动上，我作为嘉宾，建议在座的大学生一定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一位女生回应说，“我们这些人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成为哈佛人”。暂且先不谈一个人是否应该允许自己一辈子的生活就按照7年级时候的想法来决定，我不得不问这位学生，她所说的“我们已经决定”到底是什么意思。

除了初出茅庐对职业的追求，整个教育系统在一代人身上催生了可怕的世俗的态度：盲目的野心，对风险习惯性的回避，霍布斯式的物质唯上的野蛮性竞争。不论盎格鲁—撒克逊贵族主导的录取规则建立的初衷是什么，它是有自己的价值所在的：体育竞技讲究的是培养勇气、无私以及团队精神；艺术展现的是一种文化中的精髓；服务性质的活动的目的是在将来的领导者内心种下服务公众的意识，让领导者学会肩扛重任。

演变到现在，这些精神的体现趋于形式化，如同印第安人的祈雨舞，虽然代代相传，但不过是一套祭神的典礼。学生们之所以会参加体育、艺术或者领导能力的活动，其动力并非源自内心对这些精神的信仰，而是因为这是通向名校的必经之路。这些活动原本是有意义的，但是现在被简化成一种手段：体育竞技讲究的是体能训练；音乐不过是技术上的娴熟；服务他人则等同于做慈善；领导能力无非就是追求位高权重。倘若哪天哈佛的录取要求每个人学会倒立，那么这些高中生也会一如既往不假思索地认真去对待并达到娴熟的程度。这种种活动原本具有很高的内涵，但是现在只不过扮演着傀儡的角色，难怪它们已经失去了自身的意义。

为了配合升学的游戏规则，我们从求学到为升学而包装个人经历，到如今，为了升学去主动策划将来容易被包装的个人经历。在申请大学之时，个人的成长经历将被浓缩成一篇大学申请材料。《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升学咨询公司专注于策划可以浓缩成一篇大学申请材料的暑期活动，如围绕文艺复兴主题策划的意大利游学；三周的创意性写作课程；担任两周的话剧表演助教；花“一整天”时间沉浸于“异类”艺术家之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学生会迫不及待地把这样的经历添加到自己的简历中去，因为他对“这一天简直太有感受了！”（我们并没有听到那些艺术家的看法，我相信他们当然是乐意帮忙的）。米歇尔·L.史蒂文（Mitchell L.Stevens）在他的《创造一个阶级》（Creating a Class）一书中说道：私人升学顾问的角色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包装自己，刺激招生官胃口。最终我们教会学生的是，自我是可以被包装的，最起码看起来是如此。

有一位毕业于迪尔菲尔德高中的学生曾经写信给我，他这样回顾自己的教育经历：“学校类似于游戏程序，我们都要去闯关才能晋级。”在《应对学校》这本书中，不少学生认为上学的目的并非学习。种种迹象似乎在警告我们，学生质疑教育的本质，甚至不相信教育。当我们面对学生作弊成风现象时，我们需要接受的是，这些年轻人绝对是优秀的学生，因为他们所掌握的就是我们的教育系统教给他们的。当他们来到大学之后，变得迷茫，他们既不清楚自己的目标，也不知道如何为自己做决定，他们当然很容易会被现成的、成熟的选择所吸引（如咨询或者投行）。

我们要求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因此人人都参与活动。我们要求领导能力，因此学生学会角逐岗位；我们赏识那些能够成功克服并满足我们设定的挑战和要求的学生，因此催生了一群投机者，与此同时，我们惩罚那些不参与升学游戏的学生。我们掠夺了孩子的童年以及青春，生产了一批机械化的新一代。

在我所了解的家庭中，包括中上流阶层的，不同意虎妈蔡美儿育儿方式的不在少数，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照做的，也不在少数。父母在升学游戏中力争平衡所付出的努力，与大学生在顺从大环境的游戏规则和鼓起勇气探索自己的路之间的挣扎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根源都是这个系统自己已经失去了理智。不管眼前的河流有多湍急，我们都可以选择不再随波逐流，反对举手投降。如果我们想要孩子活出自我，我们必须以自己真实的方式来培养他们。

第4章一流名校是如何运行的？

值得庆幸的是，美国的高校已经对学生的心理问题高度重视，而且采取了集体行动关注这些问题。学校的课程设计也充分考虑了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与学习内容前后的相关性，并有意培养学生积极的正能量。从事一线本科教学的大学教授，为学生理性成长下了最大的决心，并严格维护学术的最高标准。职业指导办公室始终保持高度的信息敏感度，广泛了解学生毕业之后的选择，并有意指引学生考虑非常规类的职业选择。联合抵制《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行动已经奏效，致使杂志缺失大学排名的关键数据。大学不再为锦上添花的豪华设施以及过高的行政人员薪酬埋单，已经把资源重新投入到发展教学和博雅教育（Liberal Arts）上。

当然，以上所述实属我个人的一厢情愿。事实上，除非高等教育的整体文化从根本上有所改变，否则以上诉求现在和未来都不会发生。

首先，大学几乎认识不到学生的问题所在，因此也就不会帮助学生认清他们高中期间所形成的不良习惯和扭曲的价值观。正因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众人的大学求学经历始终是他们高中的翻版。进入大学时，学生人手一本课程菜单，接下来，学生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虽然有导师，但是导师的主要责任是帮助学生了解学分要求，并在有必要的时候，鼓励学生去寻求心理咨询帮助。剩余的事情，包括很多青年向成年人过渡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以及在高等学府求学期间的各种疑问，都会被遗落在一旁，无人问津。

哈佛学院前任院长哈里·R.路易斯写道：“大学已经忘记，它们对大学生的成长所承担的更大的教育责任是帮助他们寻找自我，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使命。事实上，大学已经不能够证明自己的教育到底提供了什么本质。”路易斯院长更加直言不讳地承认：“哈佛大学不再懂得什么是优质的教育。”整体的课程设计无非就是由一系列互不关联的单个科目拼凑而成的，辅修课程也不过是由各个专业系以避免冲突或者“停火协议”为原则最后达成的“共识”。阿兰·布鲁姆就此批评，大学的课程设计根本“没有一个坚定的长远目标，更没有能力去定义一位受教育者应该具备的品质”。

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它的根源在于，美国高等教育源自两个体系：传统英式的高等教育和以学术研究为方向的德式高等教育。因此美国高等教育从初始就是分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