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优秀的绵羊（5）
这样一种家长的身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他们几乎无处不在，但这类家长又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育儿方式。一种我们统称为“直升机式父母”——他们盘旋在半空，时不时施加压力，时不时批评，他们坚信孩子的成长需要一个严格的、有秩序的、受监督的过程，这样才能培养出能力。这种类型的父母的口头禅就是“让我们来做吧”，比如“让我们现在来练习钢琴吧”。
另一种属于“溺爱式父母”，他们往往任由孩子在一家餐厅里乱跑；在孩子8岁生日时，还会替孩子系鞋带；在平日，他们会盲目地赞美自己的孩子，把他们形容得天花乱坠。在他们看来，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孩子应该追寻自己的热爱和梦想。
虽然这两种育儿方式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它们并不对立，而是如出一辙。不论是张开双臂拥抱孩子，还是攥起拳头给孩子施压，都是源自家长对孩子过度保护的一种冲动。引用作家佩吉·欧伦斯坦（Peggy Orenstein）的话，最可怕的一种误区是，家长认为，只要从小做对每一件事情，让孩子少受罪，那么孩子就能够获得一个稳定并安全的世界。“直升机式父母”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娜·昆德兰（Anna Quindlen）的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幻想可以控制孩子，控制生活：生活如同“计划经济”，可以预测，可以步步为营，控制孩子就会保证他们将来的稳定和舒适。不论是在孩子17岁时，向他们施加压力要在微积分课上拿A，还是在孩子8岁时，为他们系鞋带，两者都是把孩子当成一个自己不能独立运作的个体。
哈佛学院院长哈里·R.路易斯用了一个很巧妙的词表述了这种现象的本质——“幼龄化”。路易斯院长观察到，身边的学生似乎并不排斥被当作小孩子对待。大学生毕业之后重新搬回与父母居住，在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而且这似乎已形成了一个趋势，如今我们也不足为奇了。但我好奇，天下到底有多少父母喜欢孩子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并为之窃喜呢。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父亲与我讲的一句很经典的话：“我们就是要做对事情，培养出完美的孩子。”“完美”对家庭来讲往往是有多层含义的：既是“幸福快乐”的，又是“有成就的”。如果追问父母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培养出“完美”的孩子，或者为什么认为这是一件可行的、值得做的事情，其中一个缘由就是，“完美”的孩子才是值得疼爱的。
孩子在这两种方式的培育下，就如同父母的衍生品：“直升机式父母”要求孩子达到他们设定的目标；“溺爱式父母”通过孩子表达自己对自由和稳定的向往。
在《特权背后的代价》（The Price of the Privilege）一书中，临床心理治疗师麦德林·列文（Madeline Levine）指出：“不少父母利用孩子的成就来填补自己脆弱的内心。”《苍白的国王》（The Pale King）这本书的主人公讲得更露骨，也更贴切：“我的家庭就如同一家企业，我的价值取决于我上个季度的业绩。”该书作者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观察到，生活在精英家庭的孩子挣扎于“被认可“和“有价值”之间。用研究人类个性发展的专家迈克尔·汤普森（Michael Thompson）的话来说：“家庭派送出一位孩子，孩子一直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自由的，但其实他们不过是走上了一条完成父母使命的道路。”
大学录取，特别是名校录取似乎汇聚了生活当中各种压力：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那么你会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以及表兄弟姐妹横向对比；在自己生活的社区里，你经受着来自同龄人的竞争压力；也许你的父母也是名校生，那么你至少也要与父母平分秋色，甚至还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才契合“家族品牌”。在不少家长眼里，自己孩子被名校录取也代表了自己为人父母的成功。
麦德林·列文在多年工作中观察到，来找她咨询的学生中，不乏聪慧的有天赋的学生，但是其中很多学生对学校缺乏兴趣。一个普遍性的原因是，这些学生的父母一直灌输着狭隘的职业选择，比如强迫学生在“医生或律师”之间做选择。一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就迫于父母的压力，不敢弃工从文，因为父母会停止支付学费。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生不顾母亲的反对，选择了教育。回顾自己与母亲之间的博弈，他说道：“我的母亲会千方百计地为我提供资源，帮助我这么一位来自普通的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进入精英的圈子。她希望我能够获得一切，但恰恰不让我得到我想要的。”
这些现象似乎与当初父母鼓励孩子要追求自己的热爱和梦想大相径庭，这又如何解释呢？当年父母在教导孩子时，很可能确实是诚恳的，但是现实是残酷的，这个道理谁都明白，包括学校在内。一所私立高中的负责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作为父母，没有人不支持学校以培养有创意的、独立思考的学生为己任，但是面临升学大战，父母的眼里只有名校。在招生的时间里，学校经常会接到家长的电话，开篇往往都是类似的：“我通常不会打扰您，但现在……”对于家长突如其来的重视，学校当然心知肚明。
家长的心情学生一清二楚。在《应对学校》（Doing School：How We Are Creating a Generafion of Stressed Out，Materialistil，and Miseducated Students）这本书中，作者丹尼斯·普柏（Denise Pope）分析了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一位拥有GPA3.97（满分为4.0）成绩的11年级学生，在升学来临之际，很清楚地认识到父母的焦虑。虽然父母试图淡化常春藤盟校录取的重要性，但这位学生明白，如果真的录取失败，父母对他的看法将会有所改变。对于这种代表性的年轻人心理，麦德林·列文做了以下阐述：
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你会听到父母鼓励孩子说，“虽然你的成绩还有所欠缺，但是你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或者“只要你尽力了就好”，但是，你会看到孩子们并不买账。这些听起来似乎是安抚或者鼓励的言语背后，深藏着父母对孩子的高度期望，尤其是在富裕的家庭或者社区里，父母的期望不是“尽你最大的努力”，而是“你必须是最好的”。
优等生的父母往往意识不到，甚至是有意不去了解他们的孩子的痛苦挣扎。列文医生的研究数据显示：来自富裕家庭的青少年经历抑郁、焦虑、身体不适、使用毒品的比例是最高的。22%来自经济优越家庭的少女被诊断为有抑郁症。私立高中11和12年级的学生心理障碍的普遍性是公立学校同龄人的2～5倍。当出现问题时，家庭条件优越的家长比其他家庭的家长更不愿意去面对问题，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会把问题归咎于孩子的不成熟。
最令人值得深思的是亲子关系，富裕家庭的亲子关系是所有群体里最弱的，与贫穷家庭相比亦然。借用列文医生的话说：赞美代替不了温暖，浮夸的自信代替不了自足的能力。威廉·达蒙（William Damon）是儿童心理发展领域的专家以及《通往目标之路》（The Path to Purpose）的作者，他指出“直升机式父母”的“空中盘旋式”监督和批评并不能等同于对孩子的关注和引导。一位列文医生的患者在讲述自己的高压父母时深有感触：“他们就好像无处不在，但同时又无一处所在。”言外之意，他们存在着，但是并不存在于他的心中。
现实生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妈妈就是虎妈蔡美儿（Amy Chua）。她于2011 年出版的《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一书对美式的“惰性”教育方式进行了斥责，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人抗议她的育儿方式，同时也有不少人赞赏她的风格。暂且抛开双边的激辩，蔡美儿作为母亲所呈现的是中上阶层家庭中的一个极端典范：她对两个女儿的教育，除了无情的压力，就是对“个人成绩”的无限追求。这是大错特错的行为。阅读她的书就如同在阅读一本小说，其主人公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的背后意义。
蔡美儿主张子女对长辈的孝敬和服从，但是受她尊重的父亲就是违抗了自己父辈的心愿，从中国迁居到美国；而蔡美儿本人也是违抗了自己父亲的意愿，从加州搬到了东海岸。这父女两人似乎都竭力搬离原居住地。蔡美儿自己也承认，在职业选择和发展道路上，她犯了很多可以预见的错误，比如试图取悦父母，追寻一份最容易上手的工作，忽略自己真实的感受等等。与此同时，她的婆婆被当作反面教材，批评了她某些模棱两可的观念，比如选择、独立、创意、对权威的质疑等等。但正是这样一位母亲，培养了一位她愿意终生陪伴的儿子。这位儿子光鲜的履历，从普林斯顿本科，到朱丽叶音乐学院，之后去了哈佛法学院，最终成了耶鲁大学教授以及畅销书作者。蔡美儿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她丈夫的成功。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蔡美儿在培养自己女儿的时候，全然抛弃了对她丈夫成长之路的认可。她极尽痴狂的完美主义以及幼稚的占有心态催生了她的恐惧感。在书中，她对自己和家人的夸奖，最响亮的几个辞藻分别是“最棒的”“有名的”“只有通过……才能超越”等等。这分明就是最粗暴的地位向上主义。蔡美儿的整个世界似乎悬挂在一条钢丝上，她必须总是小心翼翼地平衡于荣誉和破落之间，要么你就是“最棒的”，要么你什么都不是，没有其他选择。书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蔡美儿在一家二流的餐厅里拒绝接受女儿为她做的生日卡片，其原因是女儿并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这一事件把她作为虎妈的形象推向了最高潮。的确，蔡美儿这样的妈妈应该得到更精美的生日卡片，这就好比并不美味的意大利面包是配不上她的。
也难怪蔡美儿会尽其所能确保自己的两位女儿不能“失败”，就算是她们没有自己的朋友，就如同一片无人问津的并不美味的意大利面包，就算是她们没有快乐。就如同蔡美儿本人所说：“事实上，我并不懂得如何享受生活。”如果你仔细听，你能听到她的弦外之音：那为什么我的女儿就可以享受呢？
快乐并不是重点，控制才是本质。她认为，“在中国的文化里，子女是自己生命的延伸”。既然如此，蔡美儿本人并不像一位母亲，她是一位在自己的母亲眼里永远长不大、永远被母亲监管着、不停地需要呵护和爱抚的小孩儿。她无法以批判式的眼光去审视自己被教育的方式和被灌输的价值观。她女儿的哈佛录取并不能证明她育儿方式的成功，哈佛大学对这种培养方式的认可恰恰反映了哈佛以及整个系统的弊端。
在与顶尖高中的一些老师交谈中，我发现他们最清楚教育系统的弊端，他们也希望能为学生做得更多。在这类学校中，总会有一些老师，他们身上具有一种打破常规的勇气，就如同一群“优秀的黑色绵羊”。他们自己也是在这个系统里成长起来的，在人生不同阶段收获了各类荣誉和奖项，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了生命具有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有些老师会偷偷地引入一些不同的价值观，比如对学习本身的热爱和对社区无条件的付出，但是他们可运作的空间很有限。
一位在温切斯特市一所私立学校工作的老师，曾经目睹了自己的一位学生在课上讨论《麦田里的守望者》时，放声哭泣。当天晚上，这位老师收到了这位男孩母亲的电话，终于揭开了谜底：“他（男孩）已经不想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请你不要给他洗脑。”
有些地方开始为学生减压，比如说新泽西州的富人区里奇伍德镇就实施了一天不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参加课外活动的政策。虽然其他城镇也开始模仿，但是你要清楚，他们的频率是一年一次，而不是一周一次。甚至有些城镇连一年一次都不能接受。一位私立学校的老师告诉我，许多家长认为孩子要以学业为重，一天都不能落下，因此他们拒绝孩子参加实地考察的课外活动，甚至不少学生本人也同意这种观点。
就算你自己的家庭或父母是理性的，他们也会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其他家长并不理性，因此学校也就不理性，甚至整个社会都不理性。不论老师怀有多么良好的初衷，校长或者其他高层管理者总是与他们背道而驰。教师是系统里停滞不前的一个群体，也是很无奈的一个群体。一位资深的教师感叹，她的学校逐渐演变成一家“客户至上”的服务型机构：不管是否适合学生的发展，也不管是否对他们的心智发展有帮助，甚至也不需要高标准要求学生，只要是家长要求的，就应该“双手奉上”。
在这样的一所学校里，虽然每位家长都想自己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事实上，几乎没人履行真正的教育。就如同之前那位男孩的母亲所说：“请不要给我的孩子洗脑。”这种要求并不少见，而且学校为了息事宁人，往往就会应允家长的要求。就在这样“客户至上”的环境之下，一群优秀的教师和一群聪明的学生，得不到真正的教育。甚至是在帕洛阿尔托，即斯坦福大学和硅谷公司所在地，当地报纸也曾经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描述了多所高中的人文环境“不适宜学习”。引用一位毕业于相当于耶鲁大学的附属中学霍普金斯的学生曾经给我写的信：“我很讨厌霍普金斯。在这里，学习俨如一场耐力竞赛，最强的‘运动员'能得到最多的嘉奖。”
如今，我们的社会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和关注似乎就围绕着单一的目标而建设。在过去，我们所大力提倡的价值观：好奇心的培养，道德观的树立，社区归属感的建立，民主、公民意识的建设等，都已经不见踪影。更谈不上要强调游戏本身的乐趣和自由，让孩子拥有自己的童年了。引用社会学家米歇尔·史蒂文（Mitchell Stevens）的话来说：“富裕家庭的生活方式就是围绕着如何培养可以量化的美德。”在这里，可以“量化的美德”无非就是可以在大学申请表上体现出来的那些东西。总而言之，我们并非应试教育，而是应试而活。
我们扪心自问，这样的环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难道不是心理上的痛苦吗？我的一位学生把这种社会现象与奥林匹克女子体操比赛做了对比。想象一下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竞技现场：那种让人窒息的完美主义，不允许任何犯错的空间，因此也无法享受乐趣，无法逃避他人对你的审判，而最终的成功被狭隘地定义成“零失误”。心理学家列文发现，青少年经常会深受“压力、不被理解、焦虑、愤怒、失落、空虚”的折磨，简单来讲，就是“极其不开心”。面对这些情绪，青少年往往会出现饮食失调、自我伤害、嗑药、药品上瘾、抑郁、反社交行为等现象，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
在《应对学校》这本书里，一位名为夏娃的女生GPA3.97分（满分4.0），在11年级的时候，她修了4门AP课程，准备到12年级时再修7门，当有时候确实不能再挤出时间时，她就会利用上课时间完成其他科目的作业。她自己承认：“我有时候连续两三天平均每天只睡两个小时……我担心自己会失败……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台没有生命的机器……我像一台机器人读了一页又一页的书，写了一页又一页的文章，重复着一项又一项工作。”她平时仅以麦片为食物，甚至往往因为太劳累而失去饥饿感和食欲。但是相比于她身边怀有自杀念头的同学，她的这种压力还不是最极端的。明知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但是她觉得自己没有选择。“有些人会认为健康和快乐要比成绩和大学录取更重要，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她说。
追求卓越的学生就如同“瘾君子”，“药物”对“瘾君子”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带来快感，更是为了消除痛苦，而这种痛苦恰恰是来自对药物的依赖。以此类比，追求卓越的学生往往需要“外界的肯定和赞美”，才能够感受到父母的爱，自己才能心安。每一次取得“A”，就如同“瘾君子”每一次用药，能给自己带来短暂的慰藉，就像针对失败的恐惧注射了一剂镇静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