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的农村留守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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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前言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也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从单一同质性社会向异质多样化社会的整体演进。在此背景下,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传统社会逐步向现代社会变迁。社会转型期,社会流动加剧,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变动频繁,既有社会地位的变更,也有社会角色的转换,更有社会关系的改变。农村社会也不例外,农民的社会阶层、社会地位、从事职业都发生了巨大转变。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土又离乡”,奔赴城市务工或经商,成为农民工,并引发“民工潮”,这是农村社会流动的最好体现。

30多年过去了,受限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以户籍制度为首的一系列制度壁垒,这些进城农民工尽管早已不从事农业,但他们仍然是农民,其身份没有与职业同步转换,他们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在城市处于“边缘化”地位。正由于农民工没有市民化,他们与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无缘,城市对他们是“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排斥”,面对高就业压力、高入学门槛、高生活成本、高房价、低待遇……,他们无法将家人带到身边,于是,身后便留下了一个由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组成的特殊群体——“留守族”(俗称386199部队)。

据2008年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叶敬忠教授的调研,当年全国约有8700万留守人口,其中留守儿童2000万人,留守老人2000万人,留守妇女4700万人。据2012年民政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据2013年5月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6102.55万,占农村儿童总数的37.7%,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1.88%;留守妇女这一群体已达5000万人。尽管来自不同部门和渠道的数据不一定准确、也不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留守族是个庞大的群体,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尽管可以让家庭经济收入大幅增加,但家庭主要成员的长期缺位,必然导致家庭功能的残缺,使留守族的生活备受影响。例如:留守老人的养老无保障、精神缺慰藉、“退休”年龄延长,留守妇女的劳动强度高、精神压力大、健康状况堪忧、婚姻稳定性差,留守儿童的亲情关爱不够、行为出现偏差、意外事故频发,更严重的是,在农村社会治安不容乐观的情况下,针对留守族的犯罪行为越来越多,留守族普遍缺乏安全感。显然,数量庞大的留守族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他(她)们既是生理性弱势群体,也是社会性弱势群体,这既是农民支援城市建设所付出的沉重家庭代价,也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所付出的巨大社会代价。

农村空心化、农业兼业化、农民女性化的现实令人忧虑,但农村留守族的生活和未来更让人揪心。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不能消失,农业不能怠慢,农民不能弱化,所以,要从政策、制度、法律等多个层面来构建社会支持体系,破解留守族的生活困境,提高其生活质量,也给背井离乡的农民工营造一个安全而温馨的大后方。

农村留守问题不仅仅是家庭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城镇化能否顺利推进,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与公正,更关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乃至全社会的稳定。因而,农村留守问题是值得引起高层重视并从制度层面加以解决的问题。

留守问题的最终解决是让留守族结束留守,与家人团聚,让家庭功能回归。结束留守,并不是简单地让农民工回家务农,也不是让留守族随迁城市过颠沛流离的生活,而是缩短留守族与家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并过上有收入、有住房、有保障、有尊严的幸福家庭生活。当然,这个目标的实现,仅靠理念的改变不行,需要落实到制度上;仅靠口号无效,关键在于行动;仅靠个人或家庭的努力不够,需要顶层设计的调整和全社会的关怀。

正基于此,笔者在湖北省随机抽取巴东县、来凤县、建始县、宣恩县、利川市、广水市、麻城市、谷城市、钟祥市和孝感市10个劳务输出量较大的县市,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个案访谈等方法,走近湖北省域内的农村留守族,近距离了解他们的情感世界、生存环境、生活现状和所思所盼。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1000份(每个县市100份),回收有效问卷943份,其中留守老人285份,留守妇女322份,留守儿童336份。调研地点既有山区也有平原,既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也有国家级贫困县,既有少数民族地区也有非少数民族地区,涵盖面较为广泛。此外,笔者还借助文献研究法,全面了解国内其他地方和国外部分国家在应对留守问题方面的积极探索与成功经验。

本书除前言之外共分六章。第一章,从推拉理论、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威斯康辛模型、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等相关社会流动理论上追溯社会转型期留守问题的产生缘由,因为社会流动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有社会流动才有留守,留守是与流动相对而言的,广泛的社会流动必然引发农村社会流动。第二章,主要探究留守族的形成原因。农民工的流动不彻底才导致留守,之所以流动不彻底,是因为有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性障碍因素和社会资本缺乏、市民化能力不足、在城市遭受歧视等非制度性障碍因素两方面的阻碍。第三章,分别阐释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在留守生活中面临的诸多问题。第四章,从留守族的社会支持现状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并结合他们的期盼探讨增加社会支持的路径。第五章,主要叙述现有不同渠道、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针对农村留守族的关爱行动。第六章,从引导农民工就近就业、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四个方面来寻求留守问题的最终解决途径,让留守族不再留守。

本书是在众人的帮助下才得以完成并出版的,为此,首先要感谢在我下乡调研过程中提供过帮助的那些朋友们,因人数太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其次,要感谢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所提供的资金支持;还要感谢责任编辑宋志阳先生所付出的艰辛劳动。

本人才疏学浅,加上资料和时间所限,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望学界前辈、同行和读者朋友海涵。

作者

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