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民国十六年(3)

比较而言，包天笑、周瘦鹃不仅喜饮宴，而且都是美食家，深谙饮食之道。陆文夫曾因小说《美食家》蜚声文坛。《美食家》里就有他的同乡和老师周瘦鹃的影子。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是苏州文联的周瘦鹃和陆文夫诸人，就继承了沪上文人聚会的雅好，每月定期聚餐。馆子由周瘦鹃定，菜事先由周瘦鹃选好，连饭店的厨师也由他选定。聚餐那天，细细品尝之后，厨师在一旁恭听客人的点评。周瘦鹃只要说还可以，那厨师便像拿了红包一般欢天喜地。得到苏州城美食家的好评，那可是极荣誉的事。

周瘦鹃在“鸳鸯蝴蝶派”里，与包天笑旗鼓相当，在上海滩也负盛名。周瘦鹃也是江苏人，生于上海。早年丧父，依靠寡母艰难度日，在私塾、小学、中学品学兼优而免费求学。十六岁在书摊购《浙江潮》杂志，见一讲法国将军恋爱的故事，深受感动，将之改编成五幕剧本《爱之花》，寄《小说月报》，竟很快发表。不久又被春柳剧社改编成话剧在上海公演。那年，他的第一篇小说《落花怨》也刊于《妇女时报》创刊号。他的文学生涯就此开始，那是1911年。

接下来，和包天笑一样，开始集中精力翻译欧美名家小说，因他通晓英文，翻译基本忠于原著。数量也多于包天笑，到1936年，所译作品已逾百种。他的译本《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分上、中、下三册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当时在北京主持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工作的鲁迅，见到此丛书，即与周作人一起，报请教育部以该会名义嘉奖。鲁迅还在《教育公报》上对此书赞曰：

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又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耳。

在翻译的同时，周瘦鹃还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创作了大量“哀情”小说。周瘦鹃出身贫寒，年轻时有过一段终生难忘的失恋史。原本由双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婚约，因对方嫌贫爱富而遭毁约，对他打击颇重。在译外国文学时，西方的“唯情说”，爱情至上，“芸芸众生皆情人”的观念，深入其心。这种失恋史，作为潜意识的一种积淀，会对周瘦鹃的创作产生心理暗示，故周瘦鹃在创作小说时，多是志坚情专而又结局不幸的恋情故事。与同时期的通俗小说相比，虽然周瘦鹃笔下的爱情，与他人创作皆有通病，极少触及社会本质，人物也多概念化而欠丰满鲜活，但周瘦鹃的小说极具个人的色彩。比如他在小说《断肠日记》结尾“附志”中说：

脱能入彼人之目，而酬吾以数行热泪者，则此惨淡之文字，当生色不少。

此乃为小说人物而写，也是作者心中的哀情倾诉。

又如小说《此恨绵绵无绝期》中，写主人公宗雄临终时，劝妻子纫芳另嫁人。而纫芳却曰：“阿郎休矣。侬生为陈家人，死为陈家鬼也！”将忠贞当作爱情圣殿上的祭品，将它“圣洁化”，不仅是这类“哀情”小说的俗套，还散发着封建的从一而终的陈腐气息。

受“五四”的影响，周瘦鹃的小说有了明显的变化。《真》《十年守寡》等小说，情绪已不像过去那么低沉，已有对封建礼教的抨击，思想有了明丽色泽。而《血》写小铁匠惨死，《脚》反映跛脚劳动者苦难生活，已见周瘦鹃开始关注社会，同情劳工的境遇。

周瘦鹃还写了不少提倡孝道、赞誉节烈的小说，在文坛引起争议。他的《父子》，写父亲被撞，失血过多，品学兼优的儿子献血救父，父亲活了，儿子却死了。不想郑振铎在《思想的反抗》中批评道：“周瘦鹃脑筋里竟还盘踞着这种思想。”郭沫若在《致西谛（郑振铎）先生的信》中，则从医学角度，指出“周瘦鹃对于输血法也好像没有充分的知识”，“惹人笑话”。

这儿子舍命救父，原本是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当然又是个悖论。郑振铎、郭沫若批评周瘦鹃，他们自己却给后人留下足以玩味的可笑话题。作为文化名人，他们的人伦、孝道何在？“惹人笑话”者，又是谁呢？

周瘦鹃的“爱国小说”更值得一提。袁世凯宣布承认“二十一条”，引起国人愤慨的1915年，周瘦鹃充溢着激愤之情写《亡国奴之日记》，以日记体记录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怒斥当局卑躬屈膝、卖国求荣的丑行，论述百姓在敌寇铁蹄下生灵涂炭，更反映百姓自发反抗敌寇的英勇壮举。抗日战争爆发，周瘦鹃连续写了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风雨中的国旗》《南京之围》《亡国奴家里的燕子》等，表现了作家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包天笑和周瘦鹃，是他们这个文学流派中许多期刊的创办者和主编。周瘦鹃创办的《礼拜六》和他与包天笑创办的《小说画报》，是这个流派最具影响的两个期刊。还在小学教书的叶圣陶早期的小说创作，不少都投给并发表在《礼拜六》上。1921年，戴望舒、张天翼、施蛰存等都投稿《礼拜六》《半月》。施蛰存的第一篇小说《恢复名誉之梦》，署名青萍，发在《礼拜六》156期上，接着又有《老画师》登在《礼拜六》161期，十八岁写的《伯叔之间》发在《半月》上。戴望舒十七岁时写的文言文小说《美人名字》署名戴鸥发在《半月》，两个多月后小说《债》又刊于《半月》。足见周瘦鹃办的《礼拜六》《半月》影响之大，且在培养青年作家这方面，也有贡献。

1920年周瘦鹃出任《申报·自由谈》主编，往后又创办极富个人色彩、内容形式活泼、封面版式新颖的《半月》《紫罗兰》《紫罗兰花片》等期刊，在上海乃至全国风行一时。1943年至日本投降，他在上海编辑出版的《紫罗兰》，“是个综合性的刊物，文学与科学合流，小说与散文并重，趣味与意义兼顾，语体与文言齐放”（创刊号发刊词）。在日寇铁蹄下的上海，这本期刊不可能有呐喊投枪式的文章出现，那时不与日寇同流合污，处极恶劣环境而无谄媚之状，已是冰清玉洁了。况《紫罗兰》仍有现实感强、坚持民族气节的作品出现，只能证明周瘦鹃是个爱国主义者。联系本章开头《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那段带有揶揄“鸳鸯蝴蝶都无妨”的话，真让人唏嘘、感慨。

包天笑、周瘦鹃都是爱国的进步作家。1936年1月11日，顾执中、萨空了、包天笑等七十一名职业记者联名在《大众生活》第九期发表《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抗议国民党剥夺言论自由。是年10月1日，巴金、鲁迅、冰心、林语堂、周瘦鹃、包天笑、茅盾等二十一位作家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即刻开放人民言论自由”。

包天笑、周瘦鹃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义，为所谓的“鸳鸯蝴蝶派”赢得了尊重和荣誉。

西游东望十个月后，胡适回到上海

胡适在欧、美、日西游东望了整整十个月后，于1927年5月7日，从日本神户买舟归国，20日抵达他曾负笈读书六年的上海时，中国时局已发生巨大变化。

1926年7月17日，胡适以“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委员的身份，离开北京，经哈尔滨换乘远东铁路列车，经西伯利亚去欧洲，参加8月在伦敦举行的“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议。7月29日，胡适途经苏联首都莫斯科，住了三天，参观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史展览、莫斯科的监狱，又接触苏联新教育的蓬勃发展，大受感动。他在给国内研究政治制度史与政治理论专家张慰慈的信中写道：“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在后来给徐志摩的信中也说，他在莫斯科三天，被苏俄人民的认真与“发愤有为”的气象感动。

胡适对苏联的一派赞美之声，从友人那里传开去，经《晨报》编选摘登，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胡适，以致不少人认为胡适已被“赤化”。钱端生1926年11月4日在致胡适的信中说：

你走后的行止，你走后的感触，我常在《晨报》及其他友人处听见一二。有人说你很表同情于共产，此真“士别三日不见，当刮目以待”了，真令吾侪欲行不得的人，望洋兴羡。

徐新六在1927年1月12日给胡适的信中也说，“兄西游后，政治思想颇多变更，在各处通讯中所见兄之议论，弟赞成甚多”。又说“俄国革命对于旧式之社会虽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辈亦不能见其力大而即以为是”。

徐志摩对胡适赞扬苏联颇不以为然，他在回胡适的信中，先调侃道：“你的相片瘦了，倒像一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然后驳斥胡适肯定苏联的观点。

需要提一笔，胡适在莫斯科时，遇到了一些身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他们听胡适对苏联颇有好感，都劝他在苏联多考察些时间，真正了解崭新的社会主义苏联。

胡适的老朋友李大钊，在北京得知胡适对苏联有好感后，对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希望胡适真正认识苏联。“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怕胡适往西去到美国，会把对苏联的好感和兴奋心情淡化、忘却，甚至发生思想倒退。足见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一直在争取胡适。但可惜，此刻胡适已经到了美国。

胡适在海外的十个月里，从各个渠道，已知国内“北伐”成功已成定局，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裂，国民党利用军事手段建立了南京政府，而且政治上踌躇满志，军队兵强马壮，准备以武力攻占以平津为中心的北部中国。

离开美国已到日本的胡适，对去上海、南京，还是回仍在奉系军阀盘踞的北京，还拿不定主意，故在日本观察思量了二十多天。这期间，胡适收到高梦旦于4月25日给他写的信。信上说：“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立。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我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劝他在日本研究哲学史或当教授讲课。

过了三天，胡适接到学生顾颉刚的信：“我以十年来追随先生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信中还说，“我希望先生的事业完全放在学术这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罢。”

胡适读罢，想起2月2日，这位弟子还曾在信中劝他“最好加入国民党”，以避祸远害，求得在学术方面大发展，不禁莞尔。他对弟子的苦心相劝，心里是十分感激的。胡适后来决定到上海发展，与顾颉刚肝胆相照的劝说不无关系。顾颉刚出身诗书世家，1916年到北京哲学系读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26年赴任国学院研究教授，曾受到也在此任教的鲁迅的猜忌和无端攻讦。抗日战争期间，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1951年任上海学院（后改复旦大学）教授。1971年始，担任“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是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其实弟子所劝“政治方面就此截断”，显然并不真正了解老师的“才性”和襟抱，至于“加入国民党”，则是弟子完全不懂爱惜名节、视自由民主为生命的胡适的“政治”。顾颉刚或许还没读过老师通过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赫贞谈话的机会发表的讲话。胡适认为国民党的“北伐”是中国政治的一方转机，要使中国现代化，就必须打倒军阀割据，国民党能完成革命统一大业，他理所当然支持。胡适说：

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到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

此外，胡适在对留日中国学生的谈话，对日本媒体的谈话中，也明确表示：

蔡元培、吴敬恒不是反动派，他们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我向来敬重这几个人，他们的道义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着我们的同情的。

胡适认为，中国需要一个现代化政府，只要它能真正实行革命救国，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不支持的理由。

胡适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决定不回奉系军阀控制的北京，而是到南京政府统辖的上海落脚。住进了沪西极司菲尔路四十九号甲宅第，与蔡元培为邻居。

此次重返上海，胡适已三十七岁。走在熟悉的旧城（华界）老西门里的蓬莱路，重游已有些破败相的文庙，他不禁回忆起少年时在上海的往事，脸上绽出有些怅然的微笑。

1904年，结束了九年的家乡教育，读完四书五经，还有《律诗六钞》《小学》《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等文史经典，在文字和思想这方面都打下良好功底的胡适，又经双方母亲的包办，与江村的村姑江冬秀订立了婚约后，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来到上海求学。与他同行的三哥，是到沪上治肺病的。不久，胡适成了西门里蓬莱路的“梅溪学堂”的学生。因他不懂上海话，又不曾“开笔”著文章，就被安排到最差的相当于初小的第五班。一个意外的机会，胡适突然连升三级，成了全校瞩目的人物。事出偶然，一天，教国文的沈先生，在上课时有一段浅显的引文：

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