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工商界

大生纱厂（一厂）自1899年开机生产，一路顺利，张謇在南通的企业越办越多，到1913年，他至少办了22家企业，投资总额达到340万银两，其中大生纱厂（一厂）和二厂这两家纱厂连年获利，张謇在日记中高兴地说道：上一年仅二厂的余利就有17万银两，和一厂一样负有名誉。他更多地把目光投射到办学、种树等公益事业上，在大生纱厂（一厂）所在地唐闸兴办纺织专门小学，修建唐闸公园，在故乡海门常乐镇筹划一所女子小学，他为南通女子师范学校题写了校训：“服习家政，勤俭温和。”

这一年，荣氏兄弟在上海开办了第一家面粉企业——福新面粉一厂，沿用“兵船”商标，开始了在面粉工业领域的起飞。在无锡梅园，梅花已种了3000株，大公图书馆的图书已收了5万卷。荣德生多年后回首往事，还能感受到他内心的那份满足和乐观。

这一年新办的企业中，有不少的电灯厂，遍布浙江温州、江苏扬州、山东烟台、广东佛山、山西太原、湖北沙市、四川成都，厂名有“光华”、“普照”、“启明”、“普华”等，这些厂的出现，似乎在预告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如果不是发生了民国元勋、国民党实际领袖宋教仁被暗杀一案，这一年的企业史也许水波不兴，风平浪静。宋教仁案给新生的民国投下了一道浓黑的阴影，孙中山主张以武力向袁世凯要个公道，虽然黄兴等人并不赞同，但最后箭在弦上黄兴也只能亲临南京第一线，宣布独立。对于这场迅速被袁世凯武力击败的“二次革命”，张謇是持反对立场的，他和袁世凯之间函电往来频繁。战后，他离开南通北上，做了袁世凯政府的农商总长。以上海总商会为代表的工商业阶层，在辛亥革命之际曾选择了支持革命，出钱出力，虞洽卿亲自押送商界筹款买的军械，送到南京城下的那一幕，依稀如在昨天。但，对于“二次革命”，他们的态度却完全相反，他们的观点是商场不能做战场，当初支持革命，主要是出于对清政权的不满，对同是汉人的袁世凯，他们并无意见。根据当年7月22日的《申报》报道，在上海总商会就是否支持上海独立进行表决时，20多个议董中，举手赞成的只有王一亭、沈缦云、杨信之、顾馨一四个人。所以，当陈其美起兵攻打上海制造局时，他们在给南、北两军发出的公函中说：“……上海系中国商场，既非战地，制造局系民国公共之产，无南北军争持之必要，无论何方面先启衅端，是与人民为敌，人民即视为乱党。”

表面上似乎不偏不倚，实际上是反对南方的武力行动。当时，全国的商会除了安徽芜湖商务总会外，几乎都倒向了袁世凯，连国民党能控制的南方几个省份也不例外，其中恐怕是实业家对秩序的天然追求在起作用。当年9月，袁世凯政府给上海总商会颁发勋章时，他们不敢接受，理由是“人心厌乱，全国一致，断无邀奖之理”，只是希望政府对工商业能尽到“保护维持之责”。

许多工商界人士在政局变幻中心态复杂，虞洽卿就是个典型。1881年，14岁的虞氏到上海做学徒时，身无分文，十年后成为买办，从洋行到外资银行，在上海滩的宁波同乡中名声渐起，三十出头就成为有影响的四明公所董事。1908年，他和同乡集资创办四明银行、宁绍轮船公司。在经营金融、轮船业的同时，他先后发起“华商体操会”、“华商公议会”、“万国商团中华队”，参加“预备立宪公会”，热衷于公共事务。1910年，有名的“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办，他担任副会长。辛亥革命前夕，他曾给陈其美提供革命经费和秘密活动的场地，更是他受命带着百万巨款到苏州，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独立。后来在沪军都督府，虞洽卿曾出任闸北民政总长等职。

但在“二次革命”前后，虞洽卿的态度变得很暧昧，他先是致电浙江都督朱瑞，不要与袁世凯为敌。等到反袁军失败，听到王金发策动浙江军队反袁时，他筹集15000大洋（即银圆）到宁波犒军，“消其异志”。但是，当宁波鄞县知县沈祖绵因为参加反袁活动被捕时，他又出面营救。国民党人在他家放炸弹恐吓他，他则声明自己只是商人，“只自经商，并无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