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沪江大学地质与地理系(2)

1928年，沪江大学地质地理系在全国已经拥有一定地位。当时中国的国立大学只有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中央大学设有地学系。所以葛德石毫不矜持地说：“它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地学系之一。燕京大学是另外一个拥有地学系的教会大学，其余均在北京大学、南京的中央大学等国立大学。即使在国外，一个仅有六百名学生的学院有这么一个系也是少见的。”虽然没有学校的特别拨款，地质地理系还是积累了不少资料。“收集的岩石、矿物、化石等标本总计已经超过五千件。一个规模不大但逐渐成长的博物馆正在利用这些标本向公众展出。中国地图的收集也很完整，同时还有八百多张幻灯片，所有资料及设备的总价值估计已经超过五千美元。”[51]但是，地质与地理系在沪江大学也一直面临着不被校方重视的困境。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竺可桢主持的东南大学地学系。1926年，系主任竺可桢就曾上书校长蒋维乔痛陈学校对地学系未曾给予足够关注，要求提升地学地位，平衡理科各系。“如足下有意发展地学，则须以为于设备方面，在学校经济可能性之内，予以特别之通融；人才方面，地质矿物已有孙、张二先生，但古生物学尚乏人主持，应于下学期添聘专家。如斯方足以见学校对于理科各系平均发展之诚意，备员执教固亦所愿；若学校必欲夷地学为附庸，桢虽不畋，亦不愿为冯妇矣。”[52]竺可桢最后竟不得不以辞职相胁发展地学系。但是竺可桢是幸运的，他没用辞职。因为东南大学不久改组为国立中央大学，终成民国地学的重镇[53]。

相比之下，葛德石则没有如此运气。沪江大学的理科则是在文科基础上发展而来，至1924年才正式授予理学学士。理科初设时宣称提供化学、物理、生物、地质、生理卫生学及数学的训练，以供在中学教授此等科目，或在专科学校进行理工科的深造。但沪江大学理科最有声誉和最受重视的是生物和化学两科，地质与地理系不幸位列末席，这在师资力量方面有清晰反映，例如郑章成主持的生物系有五名教员，两名助教；化学系则有四位教员，两名助教，而地质与地理系只有葛德石一人。

其实早在1923年，沪江大学就确定其理科培养方向为医学预科、理科教育和化工三项。由于地质与地理系在沪江大学是小系，所开设课程多为选修而非必修课，所以选课者寥寥。而系里也只有葛德石一人惨淡经营，经费严重不足。在1928年制定的五年计划中，葛德石再次向沪江大学新任校长刘湛恩提出地质与地理系发展的七项要求，其中包括地质与地理系在学校的地位、师资力量、教学研究、资金设备等方面[54]。然而校方和教会都对地质地理重视不够，始终未予以妥善解决，这也最终促使葛德石于1929年辞职返回美国。

沪江大学的地质与地理系因为葛德石回国而解散，沪江大学理学院从此再无地质与地理系，只保留一门地理通选课，为大学一年级学生开设，每周讲授三小时，主要研究地理上之环境与人类生活之关系，如地理对位置、地文、物产、气候等影响，对历史、社会学及商学各学生最有价值[55]。虽然葛德石独撑的沪江大学地质与地理系只有五年的历史，但仍为民国地学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中翘首当属涂长望。

第三节 学生培养：以涂长望为例

涂长望（1906—1962），湖北武汉人，中国近代气象学的奠基人之一和中国近代中长期天气预报的开拓者。涂长望1906年出生于武汉一个传教士之家。1926年因为北伐逼临武汉，涂长望从武汉华中大学转往相对安定的上海沪江大学，并选修葛德石的地学课程。葛德石讲授地理，常把政治、经济与文化等融合在一起，使人听后感觉仿佛周游了世界，做了多学科的考察。葛德石本人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对中国人不抱有偏见，没有一般西洋人那种不懂东方文化的傲慢，因此在沪江大学期间，涂长望非常着迷葛德石的课程。而葛德石在讲学过程中，也发现涂长望好学好问，他自然喜爱这样的学生，而且乐于帮助这样的学生[56]。

在沪江大学三年期间，葛德石对涂长望的科学道路有重要影响。涂长望选择地学专业，出国留学考经济地理，不能不说受到葛的影响。教学相长，葛德石在后来著作《中国的地理基础》前言中，也特意感谢涂长望等当年的学生与他讨论中国地理。1929年，毕业之后的涂长望回到母校武昌博文中学任教，教授基础地质学、生物和数学，而葛德石也刚刚返回美国。在致葛德石的信中，涂长望感谢葛德石几年的循循善诱，表示他会牢记教诲：成功唯一之路就是努力工作[57]。

在沪江大学求学之际，涂长望就希望到欧美学习地学。1930年，涂长望考取湖北官费留学第二名，得以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10月，初到英国的涂长望兴高采烈地向葛德石讲述一路行程和伦敦印象。涂长望在政治经济学院主修地理学，在国王学院辅修政治学和地质学，他选修了政治经济学院的“地理学概论”、“欧洲地理”、“北美地理”以及“自然地理学”等课程；在地质学方面则选修了岩石学、古生物学、地层学等方面的课程。如同葛德石一样，涂长望喜欢野外实地考察，可是伦敦的地学教授们似乎只擅长讲授，他一时难以适应，所以恳求葛德石能提供美国大学开设的地理学课程以及宝贵建议[58]。

葛德石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虽然地理学需要地理学家的旅行里程来衡量，可是书本理论知识同样重要。涂长望觉得英国的地理学课程非常枯燥。英国地理学者虽然注重地理描述，但他们没有像样的地理教科书，多数地理教材出自美国学者之手，英国的地理教材写作则远逊于美国[59]。为了激发涂长望的地理学兴趣，葛德石给他寄去相关的美国地理期刊和论文。此时，涂长望对农业地理和气象学非常有兴趣，因为气象和农业地理都将对中国非常有用。而葛德石所在的克拉克大学地理系在这两个专业上都非常强大，所以涂长望希望能到克拉克大学深造[60]。但终未成行，次年涂长望转入伦敦大学理工学院专攻读气象学。1932年，涂长望以《中国雨量与世界气候》从伦敦大学获得气象学硕士。1933年，他又转赴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师从罗士培攻读博士。

1934年秋，在利物浦大学地理系攻读博士的涂长望接到竺可桢来函，告知国内急需气象学的科研教育人才，征询他是否愿意回国。涂长望不顾导师罗士培挽留，从利物浦大学肄业，应竺可桢邀请回国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此时竺可桢已经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所以涂长望需要主持日常工作，指导所有出版物，编辑气象杂志，担任英文秘书，另外还要进行天气和洪水预报的研究。他很愧疚地告诉葛德石，虽然他的地理学兴趣未减，但是实际的地理研究已不可能。葛德石此时正计划去苏联考察，涂长望表示苏联值得地理学者特别注意，因为据他1934年5月回国路经苏联中南部的印象，他相信苏联正在通往文明的正确道路之上，如果不是全新文明，至少是对现有西欧文明模式的一种挑战。而葛德石还时常给涂长望邮来最新的美国地理学出版物，涂长望也回赠中研院气象所以及中国气象学会的论文集和气象杂志[61]。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涂长望所在的气象所跟随中央研究院辗转迁移到重庆。葛德石十分关切地询问涂长望的情况。涂长望表示，尽管目前困难重重，但工作依旧，气象所正在用中英双文撰写《中国气候》一书，希望在年底完成[62]。1939年，涂长望又应竺可桢之请转任浙江大学史地系。在日军的轰炸和艰难的生活之下，涂长望计划写一本中国气象的书，可是由于与外界基本隔绝，所以他希望葛德石提供美国学术信息[63]。1941年，抗战进入最艰苦时期，葛德石再次询问涂长望的生活状况，并寄来奶糖、饼干等食品。这些食物是涂长望的孩子平生第一次吃到。涂长望深深感激老师的关切，回寄了一幅全家福照片给葛德石[64]。

1943年底，葛德石作为美国国务院访华教授前来中国，这是师生二人自从1929年沪江大学分别后的首次重逢。1944年4月，葛德石被选为中国科学社顾问，另一位是李约瑟[65]。涂长望恳请葛德石为中国科学社提供一台打字机，因为他们现在是和中央大学合用，十分不便。葛德石希望涂长望翻译他的《亚洲之地与人》，但是涂长望因上次翻译老师的《中国的地理基础》失败之后，不敢贸然答应[66]。由于战时物价飞涨，而涂长望家中又添女儿，生活十分困难。为了救济他，葛德石把涂长望介绍到美军战略情报处工作（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协助美军翻译从日军缴获的大量经济情报资料，月薪150美元。涂长望一直工作至1945年日军投降，这份报酬丰厚的工作极大地改善了涂氏的家庭经济状况。

在重庆期间，师生二人还得以更好地交流学术思想。葛德石将自己的文章《地理学的目的》送给涂长望阅读。虽然只是两页的文章，涂氏读后感慨良多，扫除他对地理以往的困惑[67]。葛德石不仅启发了涂长望的地理思想，而且给涂长望提供了很多美国气象方面的资料，例如1937年之后的麻省理工学院气象系月刊，1940年之后美国气象学会的月刊增刊以及重要的气象学书籍。作为回报，涂长望也为葛德石找到了拉萨的天气记录[68]。

1944年6月在葛德石返回美国之前，涂长望前去看望。葛德石则拿出一份刚刚打好的文件给他看。信中对中国当前的政治、教育、工业、财政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尤其对中国政治的独裁倾向，更是不满[69]。涂长望深深赞同老师的观点，并感激老师的同情式理解。最后，葛德石将最新收到的几期美国《地理学报》、《地理学家会刊》和一些农业气象刊物送给涂长望，师生惜惜而别。

1945年，葛德石告知涂长望，其新书《苏联强大的基础》出版，涂长望期待一睹为快。同时，中央大学已经成立气象学系，马上迁回南京，涂长望希望葛德石捐赠书籍期刊[70]。1946年2月，涂长望去伦敦参加国际气象会议，4月经由华盛顿回国，在华盛顿见到了葛德石。战后美国各大学都努力提高亚洲地理学研究和教学水平。在葛德石的推荐下，涂长望到雪城大学讲学两周，主要报告是东亚气候以及中国天气研究等。而雪城大学地理学系也有意聘请涂长望，但是涂氏谢绝了聘请[71]。1948年国共内战之时，葛德石与涂长望师生二人又数次交换看法[72]。

1949年初，涂长望一家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抵达北平，同年底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气象局局长，不久改任中央气象局局长。涂长望在新旧政权交替中基本没受打击。一是因为涂长望素来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抱有好感，同时他身为民主党派的活跃人物，为新政权所需；二是在学术专业上，气象学在新政权初期为急需学科。1949年之后，中美关系恶化，当葛德石在中国地理学界被人人喊打的时候，作为学生的涂长望却保持了珍贵的沉默，这种跨越国界的师生之情在整个民国地学界恐怕也是绝唱。1962年，涂长望因积劳成疾竟先葛德石一年辞世。

总之，涂长望自1926年转入上海沪江大学，师从葛德石学习地质地理，直至1929年在葛德石离开前夕毕业，三年中深受葛德石影响。而年长涂长望十岁的葛德石，自沪江大学时期就对涂长望关怀备至，亦师亦友，对涂氏一生影响甚巨。涂氏也不负教诲，终成大器。在沪江大学地质地理系期间，既是葛德石教书育人之时，也为葛德石考察研究中国地理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