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引言

《论自由》是19世纪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穆勒的著作。该书是自由理论体系的集大成之作，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民自由权利，在西方被高度评价为“对个人自由最动人心弦、最强有力的辩护”。

本书以讨论自由为名，实际上探讨的是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而个体又是社会中的个体。正因为此，当1903年严复第一次把《论自由》介绍到中国来时，书名就叫《群己权界论》。可以说，对个人和社会之间权力界限的划分就构成了全书的核心要义之所在：一是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益，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二是个人对社会负责的唯一条件是，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的利益。他甚至认为，如果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意见都一致，而只有那一个人持相反意见，人类也没有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

不难看出，穆勒所阐述的个人自由，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自由。因为个人在追求某一合法目标时，无论在任何制度中，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他人利益的影响，造成他人利益的损失。判断这种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是：是否对社会普遍利益造成危害。这一观点充分体现了穆勒对如何实现自由原则的深刻思考。在他看来，人格的价值不是形而上学的教条，而是在实际条件下要实现的东西。《论自由》肯定了思想和讨论自由，并要求政府不仅要通过消极地不干预来保障公民自由，还须依靠立法来创造和增进公民自由。体制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是社会，社会要素被引入穆勒对自由的讨论之中：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本身具有价值，人们对自由的追求不仅于己有利，也使社会能从中得到好处。

纵观全书，《论自由》中所阐述的自由观背后存在这样一个价值预设：不存在绝对的真理，人类的理性具有局限性。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同一时空状态下多种价值的共存。价值的多元化必然会导致价值冲突的出现。对此，流行着这样一种危险的观点：最好的生活可能无法实现或难以达到，但可以无限地接近，因此，对于所有的个人来说，目标是一致的，即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努力获得最好的生活。而“最好的生活”便是个人幸福与社会进步，在对这样一种最高价值目标达成理性共识的前提下，自由仅仅是对愚昧与落后的一种宽容。

尽管穆勒主张不同的民族及其人民应该探索属于自己的道路，但令人遗憾的是，其并没有把这种开放的观念应用到非西方民族中去。当他在讨论东方各民族时，他主张的是西方国家应该把他们的文明传播到东方世界。他甚至认为，不同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等级层次。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当某一民族确信其比其他民族更接近“最终目标”时，其便会运用已经掌握的“更高等级的价值观念”来同化其认为是“较低等级的价值观念”，差异性的存在仅仅是达致最终一致性的一个缓冲期，一旦确信掌握了“最高等级的价值观念”，自由与宽容将遍布全世界。而实际上，所谓形而上的价值观念，又怎么会有高级与低级之分呢？穆勒的这种观点，潜意识里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