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笔耕从戎马
1.仲甫凉风意
翻开刘文典的史料，追溯其革命之路时，总得先提到陈独秀。陈独秀倾心于政治，而其本人亦是不落窠臼，这份大志和独特性情，都对刘文典引力十足。只是，陈独秀带着文人的棱角参与政治，是总归不得幸事的，刘文典似乎看透了这一切，才未重蹈覆辙。
历史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是公正的，但却不近情理。人不是神，面对选择难免会出错。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出错”的人，可后人仍不能抹去他的功绩。
“一枝独秀开正艳，狷介狂傲众人羡。政治潦倒心失意，才华锋芒实难掩。”这也许是对陈独秀很公正的评价，世人对他政治上的评价更多，却忽略了他的为人。
陈独秀除了革命者的身份，还是一个不会钻空子的文人，他的傲骨，决定了他在文化上的造诣和政治上的不得志。相信刘文典在与陈独秀结交之时，也是被其人品和学识吸引，而非政治上的作为。
因陈独秀的“政治之缘”，刘文典对革命之事激情满怀。在与他交好的过程中，刘文典也从原来的一介书生变成了革命的参与者。虽然于1909年结束安徽公学课程之后，他便自费留学日本，与陈独秀也慢慢疏于往来了，可他矢志革命之心，却天地可照，而他身上那股“流狂”之气，也未曾忘却源头。
彼时，陈独秀革命之心日甚，这风头自然容不得他人之眼，慢慢地，他逐渐成为“反势力”打击和迫害的对象。二次革命之后，陈独秀紧随柏文蔚，起草了《安徽独立宣言》，告诉他人安徽这个地方的自由，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是年8月，名义上安徽已经宣布独立，但当时的安徽军师胡万泰与袁世凯早就往来已久。胡万泰当即反戈，帮助袁世凯对付柏文蔚，柏文蔚不得不离开安徽，陈独秀也是因这般牵连而从安庆转到了芜湖。
当时，芜湖驻军负责人为龚振鹏，他与陈独秀有些交情。两人结识于岳王会，曾是并肩战斗的兄弟。只是时至今日，时局混乱，这旧识交情，似乎怎么也抵不过私利和强权。
龚振鹏与柏文蔚不太对路，也许是在岳王会时就结下的嫌隙。故此当柏文蔚身居险地之际，他坐视不理，置若罔闻。陈独秀自然看不惯了，他身有文人的豪情气节，见了龚振鹏后，直接质问其“是何居心？”
龚振鹏见状，怒火顿起，你是何人，竟如此无礼，即叫了手下：“先绑起来，尽快枪决！”
陈独秀毫无畏惧，且直面斥责龚振鹏某些不耻之行，更义正词严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吧！”
这就是刘文典认识的那个陈独秀，铁骨铮铮！他不会因强权低下高贵的头颅。日后刘文典为陈独秀四处奔走，也是因文人的相互敬佩，更是对陈独秀人格的肯定。
志士仁人，自古都有一番刚烈之性，这也是后人为他们的胆识拍手称赞的原因。那时的陈独秀，大有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风发意气。不过，他尚“命不该绝”，否则就太可惜了。就在龚振鹏欲动手之时，旅长张永正（与柏文蔚相识，并追随其，后为袁世凯所杀）带兵行兵谏，龚振鹏也未轻举妄动。虽及至此，可危险尚存，若没有搭救之人，恐怕陈独秀这时早就成了“烈士”。
是时，刘文典回到上海，担任《民立报》编辑及英文翻译。因其时刻关心革命之事，很快便听闻陈独秀受难一事。他知道事关重大，稍有行差踏错，恩师即刻会身陷囹圄，甚至会丧命。他四处奔走，渴望迅速找到营救之策。
当夜，刘文典马上行动，找来了另两位好友——范鸿偃、张子刚，一同商议解救之法。讨论过后，三人决定请柏文蔚出山。刘文典马上写信给柏文蔚，叙述了事情发展的详情，嘱咐送信使者务必要把信亲手交给柏文蔚。
尔时，柏文蔚已逃至南京。收到来信后，思量再三，也知道此事重大，决不能让陈独秀这样优秀的革命同志就此殒命。他不顾自己的安危，连夜坐船从南京来到陈独秀的所在地——芜湖。虽然危险，但也要一试。
按理说，柏文蔚与龚振鹏彼此早就有隙，互相看不顺眼，刘文典欲求柏文蔚出面讲情并不可取，但事关危机，也想不了许多了，柏文蔚也是硬着头皮上。加上两人曾是革命同路人，凭这一层关系，龚振鹏自不能不管不顾。
其实，龚振鹏也并没有杀陈独秀之心，只是当时陈独秀言辞激烈，让他下不来台，所以才出此下策。陈独秀刚一入狱，四方求救之声顿起，他也不想走在舆论的风口，更怕四处为敌，于是便做了个顺水人情，放了陈独秀。
对于陈独秀这次被捕的原因，历史上众说纷纭，除与龚振鹏发生口角外，还有两种猜测：其一，传言龚振鹏与柏文蔚向来不和，可陈独秀却偏爱这位同道中人，因此迁怒陈独秀；其二，二次革命惹怒了袁世凯，他秘密下令追捕相关人士，陈独秀当然在其中，又正好被人发现，这才入了狱。不管事实到底是哪种，入狱倒是确有其事的。
而此次陈独秀能毫发无损地走出监牢，刘文典当真居功至伟。也因此渊源，刘文典在陈独秀的心中更有分量，他知道，如若没有刘文典此番东奔西走，四处求救，自己早就与其他革命者、与家人天人两隔了。因了这般原因，陈独秀对刘文典既有感恩之情，又有赞誉之意，两人的友谊也迅速升温，不再局限于师生，而是上升到革命情谊、一同成就伟业的伙伴上来了。
经过这次事件，陈独秀回到上海，过了一段安稳日子。他在上海潜心修学，编撰了《字义类例》一书。这是陈独秀当时第一本学术论著，内容主要是对汉字的解析。平安度过一年之后，他的身体和心理上都有了恢复，转而又变成了战士。
那时的陈独秀很窘迫，可谓身无分文，对于那段岁月，历史上对其形容多是，“度他那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有无数虱子的生活”。
平静的背后往往蕴含着危险。不久之后，陈独秀遇到了他人生中的下一个难题，他也将再次背起行囊，漂洋过海，东渡日本。
从陈独秀的生平来看，这之后他再也没有到过安徽。
陈独秀于1942年5月27日在重庆去世。芜湖，成了他在安徽的最后一站，在离世前他也未曾回家乡看看。自1913年8月后，陈独秀再也没有踏入过安徽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也许是因牢狱之灾让他颇感蒙羞，也许是安徽这个故乡已不需要他了，他要站在更大的舞台上。
此后的陈独秀，开始了四处奔走的生活，一生中先后四次入狱。
而刘文典呢？他自此时开启了自己正统的革命之路。其后追随孙中山，也是在与陈独秀“分手”的同时，内心滋生的冷却之意使然。但在这之前，他与陈独秀亦是建立了相当长且深厚的政治情谊，且因这份情谊，引航出了启迪国民之智的惊天巨浪。
2.暗潮涌动时
从古至今，国内国外，每一段革命都有它的阴暗面，有人愿意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也就有人借革命的机会大行投机主义之事；有人愿意用自己的身躯铸成长城，建立新的平等自由的国度，也就有人利用革命，排除异己。
刺杀，在每段历史中都存在，有人说这种行为是铲灭敌人最有效的方法，但也有人说，这种行为不足以真正地改变历史，获得胜利。我们无法评价这种方法的好坏，能肯定的是，每种方法都自有它的道理。
《民立报》办得有声有色，刘文典也自觉自己终于找到了一条满足自我抱负，救国救民的金光大道。然而，就在刘文典的革命之路走得越来越宽之际，阴暗角落的迫害行动也伺机而动了。
1913年3月的一个晚上，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与往常并无二致，可对另一些人而言，却黑暗无比。一个晚上，一名革命将领就此消殒，无数革命人几乎失去方向。
当晚，刘文典与平时一样，在居所中看书，思索。窗外夜色宁籁，悄无声息，他并没有感到什么异样，可这般静寂，却酝酿着一次危险的发生。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把刘文典浸入书海的思绪拉回了现实，他不禁一阵茫然。他猜测着如此深夜，谁会登门？边想着边起身打开屋门。
面对眼前来者，刘文典正欲张口询问，话还未出口，只觉得肩头一阵剧痛，随即传来一阵震耳的枪响！
刘文典周遭的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短短的一瞬间，他想到了很多，想到了自己并不长的人生。儿时的家出现在他眼前，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一一浮现，就像他还在家里一样，他又想到自己的那些同僚，那些慷慨激昂的日子……
很显然，这是一次“暗杀行动”，一切都来得那么让人措手不及。刘文典还未看清来者的面容，那人便已消失于浓浓夜色之中了。随即，万事归于平静，好似梦境一般，只留下怔怔的刘文典，以及他那血流如注的肩膀，证明刚刚发生的是现实。
幸好，刘文典伤势不重，经过医生处理，静养便可痊愈。局势如此混乱，完全出乎了刘文典的预料，他好好忖度一番后，觉得此事不可声扬，遂想息事宁人。
几日之后，各大报纸刊物便刊登了“宋教仁遇刺”的字样。消息传来，令世人震惊。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凶手原本的暗杀对象是宋教仁，但是因为正值深夜之中，灯火不明，路不好找，凶手居然摸错了门，找错了人，把刘文典错当成宋教仁了。
辗转中，刘文典等人得知了宋教仁遇刺时候的情形。在宋教仁搭乘火车去往北京的途中，在火车站检票时，遇到了刺客。当宋教仁觉察到时，他用手摸着腰，并对周围的人说，“我中枪了，有刺客。”话音刚落，就见一黑衣男子快速跑开了。
当时同行的有于右任，看到宋教仁受伤，他十分镇定地说：“现在一方面要追捕凶手，一方面赶快送入医院，我去找车子。”吩咐完，他马上去外面找了辆车，把宋教仁扶上车送往医院，另一方面继续安排着追捕凶犯一事。
此时的宋教仁还很清醒，他拉着于右任，对他说：“我痛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奉托：第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的书，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第二，我家很穷，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第三，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
宋教仁的伤势很重，到达医院后，经医生查看，发现子弹含毒。医生经过多次开刀医治，期间宋教仁痛苦的呻吟声让闻者不忍。清醒时，他还对周围人说：“我为了调和南北，费尽苦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
医生的抢救并没有让宋教仁转危为安，在弥留之际，他口中喃喃，“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看及此，黄兴在宋教仁耳边悲切地说：“遯初，我们会照料好的，你放心走吧。”宋教仁听到此，眼睛慢慢睁开了，头向他处动了动，眼中有泪光闪烁，他离开了。
宋教仁，生于1882年，卒于1913年，字遯初，号渔父，湖南常德人。他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与黄兴、孙中山，一同主持第一次的改组国民党，他走在了这个时代的前列。
刘文典获悉事情的原委后，顿生一身冷汗，一位爱国的革命者，就这样离开了世人。这也是刘文典与死亡第一次接触得如此之近，甚至在被“暗杀”时，恍惚间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宋教仁被暗杀的事实，惊醒了更多的革命志士，他们意识到，宋教仁留给他们的，不是畏惧前进，而是迎难而上。可叹的是，当“宋教仁事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位置时，中国这个有望，或正在突破束缚和枷锁的国度，却一步步地在燎原之火的“渐熄”中，裹足于封闭自我的旧旋涡中，前方的冰冷让人害怕和犹豫。
原本，宋教仁的死就已令国内诸多革命志士震惊不已，他们内心那颗曾被“黑暗势力”打压的心也瞬间雄心万丈。是时，有消息称：暗杀宋教仁者，为袁世凯的亲信。这无疑更让这些革命志士愤慨不已。
此前，“袁大总统”（袁世凯）有意拉拢宋教仁，希望其能担任政府总理。可宋教仁自辛亥革命成功后，积极组建新党，坚守自己的内阁政治，决心孤立袁世凯，如果猜测正确，那么这是他“惹祸上身”的理由。因而，当革命志士一众听闻此内幕，个个义愤填膺。
很快，刘文典等人对袁世凯口诛笔伐，一篇篇声讨檄文应运而生，他们在一篇题为《中华民国之特色》的评论文章里写道：“大总统为人所暗杀，此举世所曾见者，今以总统总理而暗杀人，此民国之特色者一。政党拥戴政雄，此世界所曾见者，今以政党而拥戴杀人犯，此民国之特色者二。”此文讽刺至极，对袁世凯之行径大加批判。这是刘文典等人在面临强权与死亡的威胁时的选择。
无独有偶，若说“宋教仁事件”是袁世凯由嫉妒生杀人之心，这是个在一般人眼中“有情可原”的事情，那么随之爆出的惊天丑闻，可当真使他在国人心中的唯一一丝依赖之意荡然无存。
1913年4月26日，继“宋教仁事件”之后不久，袁世凯行“卖国”之举：以盐税和海关税担保，向英、法、德、日、俄等五国银行团签订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协定。这铁一般的事实，让人对袁世凯已无半点幻想。霎时，整个华夏大地为之震颤。
国之变革，仁人志士皆无运；家之重建，黎民百姓多枉然。自古及今，那些先行者多半充当历史车轮下的碾痕，可这般清晰的痕迹，却也为后来之众指引着、导向着，告诉他们无论怎样，都要选择前行。
刘文典，就是其中一条清晰可见的车辙。中年的刘文典，在看过世事沧桑后萌生了退出政坛的想法，但未退之前所有的政治作为，都是在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而做出的努力。
3.革命复前行
革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那是一条漫长而又艰难的道路，荆棘丛生，魑魅魍魉。革命之中，为民者，天下人人均可剖析之；为己者，世间何人皆未窥探之。
革命者，一颗心铺在光明之路，换来的不管是鲜血还是不解的谩骂，此心不改，心意不变。只是，这一颗炙热的爱国之心，在那个光怪陆离的岁月里，唯有惨遭涂炭的下场，实在悲惨至极。大抵，这是刘文典最终挥手政治的一个因素。从一个大的方面讲，这是他所做出的一个明智之举。很多人可能会骂他是胆小鬼，可在争当烈士之前，他首先是个“人”。
刘文典有妻有室，虽投身革命，是个战士，却不能忘了丈夫、父亲的责任。他接受的西方文化教育颇深，可并不能就此断了作为人的七情六欲，在面对未来的无力感面前，他也想过要逃脱这本不属于他的战场。只是，他还未离开，困境便适时出现。
宋教仁的惨死，袁世凯的“卖国行径”，激起了革命志士的万丈豪情。彼时，身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闻得宋教仁惨遭暗杀，也顾不得其他，即刻回国，回到战争中，回到需要他的同僚和民众中去。思起曾经的斑斓岁月，自是一番忧郁的情绪。对孙中山来说，除了再行“天道”，已无他法。
1913年7月12日，袁世凯终于惹怒了各路革命者，讨袁总司令部随即在江西成立。时任江西都督李烈钧于湖口宣布独立，与袁世凯进行对峙。自此，由孙中山等人领导的“二次革命”应时而生。
一石激起千层浪，随着李烈钧的“大举义旗”，江苏、安徽、上海、广东等省市纷纷独立，誓与袁世凯分庭抗礼。神州大地处处狼烟，革命者们，不论体系派系，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一时之间，讨袁之声不绝于耳。
刘文典也积极参与到“二次革命”之中。他虽不能舞刀弄枪，没有“大丈夫战死沙场，马革裹尸”的机会，可硬气的笔杆子也赋予了他热血之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除了继续用笔杆子撑腰外，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他在革命中担任起“运送伤员”的角色，只为出得一份力。
刘文典并没有因这一工作简单而轻视，照看起伤员格外用心。看着这些革命同僚死伤惨重，原本还是活蹦乱跳的人，可能在第二日就死去，此景，没让他心生恐惧，倒令其更加斗志昂扬。他相信孙中山的决定，相信“二次革命”是符合情形的战略。繁忙之余，他十分关注“二次革命”局势的发展。
其实，自宋教仁暗杀事件曝光后，袁世凯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当凶手在上海租界被抓捕后，通过各种搜查和论证，虽未有确凿的证据，可矛头都直指袁世凯，狡猾的他很快将罪行推到赵秉钧头上，后迫于舆论压力，将赵秉钧的总理之职撤掉，由段祺瑞代理。也许，这是“二次革命”最明显的成果了。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被任命为第一任大总统，之后过河拆桥，以国会人员不足为由命其解散，他成为了寡头总统，并在一段时间后称帝。袁世凯的狼子野心终于暴露了出来，革命于他仅是一场权力的斗争，他眼里从来没有人民和民主。
革命，意之为“除旧布新”，可这不是革命的全部，而革命也从不是简单之举，不是澎湃的热血和激荡之情便可颠覆天地、扭转乾坤。
如此，“二次革命”因袁世凯的称帝及党内意见纷争，尚不及两个月的时间便宣告失败。幸而，袁世凯的野心昭然若揭，不久他的称帝计划也随之失败。可悲的是，这却开启了民国历史的不幸。自此，本该早早建立的民主国家制度被一场闹剧耽搁了。一个健全国家机制的时机被白白浪费，各系军阀争来斗去，百姓又深陷水深火热的困境之中。争斗不休的日子让百姓们厌倦，也让刘文典厌倦了。
文人的情怀，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总被赋予了很多的惆怅和难抒之志，似乎唯有如此，方显文人的骨质。不管刘文典如何投身革命，在政治上如何为新思想之落地殚精竭虑，他也仅是一个文人，一个善良的文人，难以在复杂的政治旋涡中与那些久居者斡旋。
革命之火的暂熄，并未压制蠢蠢欲动的革命种子。那种子，埋藏于每一个期盼迎来新世界的人士心中，慢慢生根、发芽、壮大。
只是，有些人并不希望这种子存在，比如袁世凯。
“二次革命”虽然以失败告终，可对袁世凯而言，绝非革命之举的终结。他希望看到自己“登基”的那天，并希望这天永存，而能保证这一果实的唯一方法，即是继续暗杀。
1913年，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以背景检察厅的名义开始通缉孙中山等革命志士。作为革命者的刘文典，亦在通缉之列。面对眼前现实，他只得逃跑，携带家人躲进英租界。这时的刘文典，与未来骄狂的刘文典判若两人，也许正是这时的“怕”，才让日后的他更加恣意地“猖狂”。
见到过那个骄纵的刘文典的人，怎么会把他与眼下这个落魄的人联系在一起？那段时日，之于刘文典而言，可称为落难。逃到英租界的一家因走得匆忙，并没有带足够的钱财，也不知在租界里要住多久，工资也少得可怜。这可能也是刘文典第一次体会到没钱的滋味，从小衣食无忧的他方才看清了现实。
刘文典此后多次与钱财打交道，大多都是缺钱的角色。
在英租界的一间小房子里，刘文典一家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居然到了一家人每晚只能靠一床棉絮取暖的地步。生活实在难挨时，这床棉絮也只得进了当铺，以换取果腹之物。
“二次革命”，对当时的百姓来说是又一次战争，对刘文典来说，即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最严峻的考验。这考验是生命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刘文典的工作因此发生了变化，刚从革命中稍有脱身的他，又被卷入战争中，从书籍走到了硝烟腹地。
发生的这一切似乎太快，让刘文典不得喘息之机，面对家庭的责任，他开始犹豫自己的选择究竟是否正确？战火带给人民的是生还是死？明明是为了建立民主自由的国度，明明是为了百姓，但为何怨声载道，这是每一次革命中都必须经历的？他多想能安心下来仔细回味，但他不能，那时的他必须早早睡去，好为第二天的果腹食物奔劳。
4.孤鸿传同心
袁世凯自当政之初，除了拉拢宋教仁，还有一个人是他极想吸纳至麾下的，他就是刘文典的同乡——范鸿仙。
范鸿仙，名光启，别号孤鸿、哀鸿，年长刘文典7岁。其家境普通，世代务农，虽与刘文典同乡，却因出身的因素，彼此并没有太多交集。直到他们俩都加入同盟会，方才开始了往来。那之后，范鸿仙以其不逊于宋教仁的狂狷之态，令刘文典更为欣赏。
范鸿仙参与政治活动十分频繁，且颇有些独到的见解，加之为人大气，在革命党人中，他自然成为了翘楚。有记载，当初袁世凯为拉拢范鸿仙，特地派人以开会之名送其“华屋美妇”，结果却遭到了范的拒绝。自宋教仁不幸惨遭毒手之后，范鸿仙更是大为震怒，当即在《民立报》发文称“与恶政府不共戴天”，同时更呼吁国人“牺牲吾人宝贵之碧血，以刷新共和之颜色”。
如此光启，岂能不入叔雅之眼？
刘文典首次日本留学归来之时，范鸿仙已是《民立报》的总理兼主笔，同时肩负着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安徽分会的重担。当时，刘文典等人常常齐聚于上海法租界戈登路的范鸿仙居所，抒发救国情怀，商讨救国大计。也是在那里，刘文典结识了更多的同僚和前辈，学习他们身上的大志向和对革命的新思路。
范鸿仙不失为革命志士中的领袖人物，在刘文典眼中，他“才略纷纭，智能命世，江淮豪俊，多相亲附。既自负壮志，且欲扬鞭曜甲，与群雄并驱争先，夙于江皖之间，结殖根本”。刘文典自此与范鸿仙结友，他们互相敬佩，同时身为老乡，他们之间的感情更甚其他的革命友人。与这类人为伍，就不难解释刘文典在以后专治于文的情形了，身上为何有豪干且不拘小节之气，相信也与此有所关联。
在同为《民立报》的编辑之时，他们就都有志向，要一同为中国革命奉献力量。那时的刘文典与范鸿仙，已经是当时的领头羊，他们已成为可引燃安徽革命圣火之人。辛亥革命的成功，让国内各个地方纷纷响应，安徽当然也不能例外。当时，安徽同盟会会员张汇滔迅速组建了淮上国民军。可惜，凶残的袁世凯残忍地破坏了一切，全然不顾革命者的辛苦建设。
是时，袁世凯刚被清廷起用，而他的祖坟位于河南项城，他唯恐国民军以此相要挟，故而先行下手，派军突袭。此一战十分惨烈，国民军损失巨大，伤亡惨重。指挥作战的张汇滔见大势已去，最终愤怒自戕。
这一事件，让很多人敬佩张汇滔的勇气与刚正，但很多人也忽略了一点，革命者要用正确的方式方法来引领革命，不能因太过于急躁而失去意义，白白流血牺牲。这显露的是革命者的不成熟，败露的是袁世凯的阴险毒恶。范鸿仙与刘文典把这一切当作经验教训，看在眼里，刻骨铭心。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袁世凯极力抗议，并命北洋军阀段祺瑞、冯国璋等横加阻挠。孙中山见状，丝毫未有退却之意，即刻下令北伐。而在北伐之中，一马当先者便是范鸿仙。
1912年时，革命之心日剧的范鸿仙回到合肥，募集五千精兵，称为“铁血军”，矛头直指袁世凯。随即，一篇名为《铁血军总司令范君光启宣言书》，彻底拉开了声讨袁世凯的序幕。
金戈铁马，朔气金柝，本以为一场激战不可避免，范鸿仙大抵也做好了浴血奋战的准备，在他心中，满是国仇“友人恨”。只是，他的这份报国之心尚未得世人照见，南北和谈便开始了。更令革命者痛心疾首的是，孙中山竟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于袁世凯。
世人无法体会孙中山当时的心境，也无法评价他的做法，但这一举动确实让很多革命者失望。
闻此消息，范鸿仙号啕不已，悲叹道：“伪孽虽去，袁贼未枭，北庭诸将，各仗强兵，跨州连郡，人自为守，而无降心，今权一时之势，以安易危，共和之政，不三稔矣！”
范鸿仙的判断没错，不灭袁世凯，共和实难成真，只可维系区区两三年尔。果然，后来发生的一切印证了他的说法。刘文典看到同乡如此忧愁，但心中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也只得陪着一同叹息。
风起云涌，秋风瑟瑟，彼时的国内，一片萧索。而后，宋教仁遇难。是年8月，范鸿仙、刘文典等人紧锣密鼓，于安徽芜湖召开会议，旋即成立“讨袁第一军”、“讨袁第二军”。一时间，革命之火再度燃起，瞬息间就已经形成了燎原之势。
对那时的范鸿仙来说，能“手刃”袁世凯，已经成了他做梦都想做之事。可令人叹惋的是，贫困的出身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因没有显赫的家世，他在革命之时并没有足够的经费去组织革命。为了能尽革命之势，只能将自己珍藏的善本古董售卖，以充军资。
范鸿仙革命之心天地可昭，而袁世凯的狼子野心亦是昭然若揭。此前的“华屋美妇”之计不成，这次他故技重施，但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之后，他起了歹心——他想到了暗杀。
1914年9月20日晚，范鸿仙与友人闲话，直至深夜。不料，他刚躺下不久，袁世凯所委派的四五人便闯入他的卧室之内，对他猛刺三刀，又开了一枪。范鸿仙受伤之处，皆为要害。就这样，这个有头脑、有想法的革命志士，带着难以解平的怨恨，带着大计不得施的遗憾离开人世。
范鸿仙并没有白白送命，他给当时的革命者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让无数同伴看清了恶势力的真面目，他们也找到了方向，懂得了防范。
范鸿仙的死，犹如一道刺破苍穹的“极光”，使得革命党人原本的混沌瞬间被劈开。他们看清了现实，辨清了未来的方向。孙中山闻得范鸿仙遇难，悲痛万分，向其家人表示，待革命成功后，必对其厚葬。后来，范鸿仙被葬于中山陵区。其生不能再追随孙中山左右，死后却与之共守。
作为范鸿仙挚友的刘文典，受其子女委托，书写出《范鸿仙先生行状》，篆刻于其墓碑背面。寥寥数语，不甚华丽，却字字珠玑，简述了范鸿仙一生为国为民的事迹，也述说着刘文典对这位同乡的敬佩。
看到了“革命”一次又一次跌倒，刘文典悲痛万分，他再次拾起早时的思考：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挽救中国，挽救中国的百姓？
25岁的刘文典，已经历过留学、革命和暗杀，这些来得太聚焦、太突然、太危险，稍有不慎，他也会就此丧命。
宋教仁事件、范鸿仙事件，历历在目的血泪现实，让刘文典开始意识到，他的世界也许并不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