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少年壮思飞

1.恰生不逢时

自古英雄出少年。乱世硝烟，迷途旧路，举凡有志之人，皆徜徉于幻梦之中，或狂舞、或不羁、或逍遥、或抒志，在他们的世界里，无所谓纸醉金迷、安稳度日。人生之于他们，是一连串的不可预知，而就在诸般莫可名状中，他们拓展着自己生命的旅程。

19世纪末的中国大地，有狼烟、有康宁；有争斗、有平静，在这亦真亦虚、亦幻亦实之中，有些人抉择了生命的颜色，那可能是鲜红如血、令人痛彻心扉的，可他们不曾退却，反倒迎着刺痛，睁开寻梦之眼，朝着阳光最灼人之处一路向前。

大时代背景下，生出来的若是有骨气者，则多与众不同。刘文典，却是这不同中的不同！

1889年12月，刘文典降生人世。他不是神话中的人，亦不是后辈们笔下虚幻的人物，所以他的出生似乎与后日他的“痴癫疯狂”毫不相容。他在平凡之家，平凡之日，平凡地降生了。刘文典，原名文聪，字叔雅，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

刘文典这样的不凡人物，幼时并没有经历什么大灾难，少了很多大家年少的困苦。那时刘文典的生活，可谓平淡如水，一切安然，似乎同“与众不同”这四字不太符合。

刘文典的祖父有些头脑，不甘于平庸，早年间在合肥做了点生意，开了一间布号。那时，天下不宁，能于乱世中平稳地经营起一间小店，足见刘氏血脉中的不平凡之处了。算得上殷实的家境，让刘文典这一代在无忧无虑之中稳当度日。只是，时代的不安让那时的每个家庭都无法安然地维持现状，刘家自然也不例外。

太平天国攻打安庆，百姓每日提心吊胆，刘文典的祖父也在担忧着自己的一大家子。为了让家中幼者避免灾祸，刘文典的祖父便想出办法，让刘文典的父亲刘南带着小辈去避难。他让刘南用布匹捆住刘文典及其他孩子，从城墙上吊下去，如此才让他们逃脱。

年幼的刘文典，经历的这些并没有阻碍他前行，他仍是睁大了眼睛，好奇地张望着这个世界。这时的他，已表现出了爱读书的特点，幼年的“爱读”经历，奠定了他日后成为大家的基础。

待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安定的日子再度出现，刘南又带着刘文典等人返回了合肥，而他也继承了父亲的旧业，继续经营布号，以求在乱世中安稳度日。

历史，注定要踩着华夏大地上无数的平凡之家，看着慌乱的人们划过。当岁月使祖辈们弯下他们曾挺直的脊梁，年青的一代便用自己的方式去描绘属于自己的年光，刘文典这一代，看得到机遇，也逢得上危险。当然，年少的刘文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他的童年正处于让人艳羡的时光里。

在那片斑驳的岁月里，很多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刘文典却不属其中。很多人并没有因为困于衣食而忘却福荫子孙，刘文典的父亲刘南恰恰和他的祖父一样，是个有远见的人。

刘南继承了父辈基业后，一心为家，他共育有六子二女。其中，刘文典是刘南的填房妻子所生，在兄弟中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三个弟弟。刘南十分开明，不因刘文典系填房所生而心滋异样情愫，反倒更为喜爱这个天资过人的儿子。

刘南在刘文典年纪尚轻时，便请了私塾先生来教他，令其通晓世间大义、人情之理。或许，正是这般“早教”，使他先于他人领悟世间的道理，也让他日后有敢于挑战不义之行的举动。

年幼的刘文典，从书中、私塾先生的教授中，慢慢懂得了为国为民的道义，有了济世之心，有了情义之心。

刘南喜欢刘文典，儿子也的确争气，他在众多兄弟姐妹中最优秀，这让刘南更重视对他的培养。有了私塾先生教授的知识基础，刘文典又有机会开始习得经书、古文。若说时代赋予了人的精神，那么刘文典出口成章、“半古半白”的惊世之语，相信与儿时的修习密不可分。

十二三岁时，刘文典对知识的热爱，对书籍的渴望更胜以往。周遭环境似乎已难让他抒情达意。刘南也看出儿子表现得越来越优秀，特意请了在当地的美国基督教会医院的院士，教他学习英文。

在学习英文的过程中，刘文典对翘着舌头的发音，以及与中文不同的表达方式的语言着了迷。一天，院士下课走后，他一直在纠结着几个发音，都忘了吃饭，家人叫了几遍后才去，而在吃饭时他还在脑海里想着怎么发音，这可见刘文典的好学和执着。

学习中，刘文典不仅熟练地掌握了英文的听说读写，还开始接触到西方的思维方式。这段经历，也造就了刘文典的与众不同。那时正值国乱，有幸识文断字就已不错，接触更多的新鲜知识更是难得，这使得刘文典眼界大开，眼光、胆识等都超越同辈。

刘南在忙于布号工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儿子学业的关注。他时常问这个聪明的儿子英文习得怎么样，国文背得怎么样。刘南希望这个争气的儿子可以早早学成，帮自己一把，于乱世之中也不负父亲嘱托。

刘文典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一片良苦用心，他像海绵一样汲取着身边的养分，此时，他对外文的兴趣建立了起来。在日后的岁月里，刘文典又先后习得德、日、意等外语，成为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掌握多国外语的大家。

生意人出身的刘南，指望着刘文典习得英文之后可以与洋人多做些“洋买卖”，出乎他料想的是，儿子不仅没有让他失望，还走上了一条开天辟地之路，被记录在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上，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灿若星辰。或许，这也是命中注定，注定了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要有一个“狂人”出世，为华夏大地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刘文典，学贯中西，并对西方文学有着不一般的领悟，虽说这都是后话，但正是年幼时良好的基础才造就了他未来的成就。

年纪尚轻的刘文典，正是自此，有了在了解本土古典文化的同时，接触西洋文化的机会。此“中西交融”的现实，促使着他开始打开思想之门，容纳万千浮沉。

2.破土春风劲

1906年，刘文典16岁，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少年。此时的他由于出身世家，良好的教育便令其绽放出了与同辈不同的气质。是年，他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芜湖安徽公学。进入这所学校的刘文典，开启了别样的人生之门。

人生往往如此，那些看似的顺其自然，其中都夹杂着必然。而在那必然之中，又会有太多的偶然，这偶然，就促成了一段崭新历史的开端。对于接受过西方文化熏染的刘文典来说，他渴望新鲜血液注入自己的身体，从安徽公学的选择就能看出些端倪。刘文典入安徽公学，绝对可看成是其生命中最值得的经历，这段成长，宛若与阳光和水的接触，是他未来几十年的生存之根。

在安徽公学的日子，刘文典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近代科学知识和更多的中国古典文学，古今中外，无一不涉及。刘文典在中国历史上的特别，也正是在这里奠定的。他既接受了现代科学的洗礼，又十分敬爱中国古典文学，“新”与“旧”两种思想在他体内碰撞，这在那个年代，怎一个“新”字了得？

说起刘文典在安徽公学的日子，就不得不提陈独秀——刘文典的“启蒙狂师”。1904年3月21日，陈独秀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其第一期便在安徽芜湖问世。这份报纸的本意，旨在激励当时广大青年的革命斗志，令他们能投身于改变国民现状的大潮中，为中国革命添砖加瓦。

理念虽好，可当时当景，决定了这份报纸过于公开传递革命火种的举动是十分危险的。不少仁人志士献计献策，这热火的革命宣传也随之改变了途径：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离开杀戮，开办学校，以教育入手，从根本上改变青年的思想和定位。

顺理成章，安徽公学应运而生，它在当时的院校中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也是当时第一代以革命为目的创办的学校。该学校的创办人是李光炯，名德膏，安徽枞阳人。学校创办之初，就聘请革命党人黄兴、赵声、张继等人为教员，用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师生。恰逢其时，刘文典进入安徽公学。

这所学校并不普通，从形式到理念皆称得上一个“新”字，在当时传统，甚至封建当道的时代，此校可谓开创革新之风。

安徽公学坐落于芜湖二街徽州小学附近的一条通往留春园的小巷——米捐巷。当时的校舍大多都由朝廷或巨贾出资建立，安徽公学却是租赁的。在没有足够经费的情况下，看着中国未来的希望，他们只能拿出自己的积蓄。

在这所租赁的学校内，陈独秀、刘师培在其中任教，居陋室却不改初心，这也是他们能够史册留名的原因之一。后人能看到的不仅仅是革命的结果，还有那一群可爱的、值得敬佩的人。显然，与这些思想开明之人、君子之士为伍，刘文典内心的“疯狂”因子迅速扩张着，也慢慢有了自己的思想。

在安徽公学学习的过程中，刘文典接触了很多当时在中国还很新奇的事。他当时学习的课程中，有一门是生物学。19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这一理论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以神论、上帝论为主导的欧洲，终于在事实面前接受了这一说法，并开始研究，生物学也由此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20世纪初，各类生物学思想理论的提出，使得这一学科快速发展，生物学也在这时，被传教士、医生、学者带到了中国。

看着这门新鲜的学科，听着这个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刘文典坐不住了，甚至想马上钻到细胞中去看看。刘文典从中国古代思想中逃脱出来，面对新的一切，如鱼得水。虽说他是个国学家，但对中国的封建迷信思想深恶痛绝。刘文典一生都在研究古籍，以科学的方法看待问题，而不是沉迷其中。

此时他不知道，每一种新鲜事物的提出都会遇到很长时间的质疑和刁难。生物学如此，他自己亦如此。只是那时他还不具备被质疑和刁难的本事。

刘文典老年时常回忆起在安徽公学的日子，他曾提到，少年时曾读过生物学，很是奇妙，虽然一直未深入研究过，可始终被生物学所吸引，这一切都源自16岁时的安徽公学经历。一次，他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近世科学的恩惠，就是我现在对于生物学的兴味也还是在那个时候引起来的。我这时候虽然是大海里尝了一滴水，但是总算识得了咸味了。”

刘文典在被新事物吸引的同时，并没有抛弃传统，他对于传统文学的喜爱依然强烈。安徽公学里有很多文学大家，在这些后来享誉文坛的人中，刘文典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既学习新知识，用来武装自己的大脑，又深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从中汲取养分。他不仅从广度上扩张自己，还从深度上提炼自己。很快，学校里这个好学的刘文典逐渐出了名，在这段时光里的积淀，也造就了他今后对古典文学的痴狂。

安徽公学的时光，对刘文典的影响的确很大、很深。在他的生命中，安徽公学的日子也是他为数不多的安闲时光。这时的他还不用东躲西藏，不用劳心劳力。他可以安心学习，看着身边的智者，请教，研修，一同强大。

老年的刘文典怀念的，也许不仅是这段时日，还有那段日子里的自己——不被外界打扰，安然、轻松而又充满快乐。

同年，积极进取的刘文典加入了“同盟会”，踏上了一条追随民主革命的道路。

自古以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刘文典虽不算是真正的“大侠”，没有一入学便有“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伟大志向，但在日积月累下，在周围有志之士的影响下，随着人格逐渐形成、民族之心日益强烈，他的爱国热情被激发出来了，他的智慧亦渐渐展现。

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他义无反顾。也许，日后的刘文典有过失望，想着离开革命的浪潮，但此时此刻的他是壮志满怀的，信心十足的。而他日后以国学为本，将中华智慧输出，将西方新思想引入的举动，也可称谓是“大侠风范”了。

3.报国岳王会

“岳王会”的名字，来源于陈独秀等人对民族英雄岳飞的仰慕，是“精忠报国”的激励。他们希望自己报国的赤子之心也能如岳飞一样，更希冀救中国于水火之中。

岳王会正式成立于1905年盛夏，是安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在正式成立之前，岳王会有过一段波折的经历，刘文典也在这个团体中经历着潮起潮落。

1902年，在爱国学生中流传着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秘密条约一事。当时的陈独秀、柏文蔚等爱国志士蠢蠢欲动，他们不愿看到中国沦为异邦的殖民地，于是在安庆组织了很多秘密活动，这便是岳王会的雏形。

这些活动，多为反对清政府行为的“叛逆”活动，旨在揭露清政府的卖国行为，鼓励民众起义，文人义士更是有揭竿而起之势。其中，学生的“反清”演讲活动听众、讨论者极多。当时，刘文典也积极参加演说活动，台上台下也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1903年，爱国之举、反清之举愈演愈烈，“拒俄运动”声浪震天。在陈独秀等人的带领下，这批爱国学生的情绪高涨，甚至开始进行军事操练。可惜天不遂人愿，爱国学生在清政府的通缉下四处逃亡，无奈，该学生团体被迫解散了。

这日，刘文典参加了一次跟以往类似的爱国演说活动，正当他沉浸在满腔热血的演讲中时，有消息传来，说清政府将要派人来抓他们。众人闻听这个消息，纷纷逃难，但很多学生仍被抓住，也正因此，许多爱国团体就此解散。此后，他们采取了更谨慎的方式以示抗议，所举行的活动也更加隐秘。

这一系列事件，让原本懵懂、空有满腔热血的刘文典，变得更善于思考。他意识到，革命不是一只温和的宠物狗，任你安排，而是一只凶悍的豺狼，是会“咬人”的。革命的未来由革命人推力而成，“我们”就是革命人。

他思索着自己未来的道路，是该像父亲、祖父一样安心经营，做一个本分的生意人，还是像眼前这样，做一个爱国志士，用血肉身躯筑起新中国？多少个日日夜夜，这个刚刚成年的青年经受了巨大的心理波澜。离家在外，夜寒如水，他思考自己究竟要如何抉择。

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一个深知大义的读书人，怎能被这等迫害之事吓破胆？

不知望了多久月亮，他想起了幼时在私塾里的时光，想到了父亲的话，想到了读过的那些就义的故事，他越来越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1904年，革命之火不仅在学生中燃烧，也烧向了更多人。此时，柏文蔚投身于安徽武备学堂，又一次组织起了同学会。总结上一次的经验和教训，加入自己的领悟，他开始细致考虑问题。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加入了中国革命的队伍，刘文典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

同学会，在陈独秀和柏文蔚的悉心运作之下，很快发展壮大，安庆、南京等地，皆有其声名。而日后成为名人志士者，亦多在其中，如宋玉林、方刚、刘文典、金维系等人。

1905年，对陈独秀来说是革命之路上第一次跌倒，也是他第一次爬起来的一年，而对刘文典来说，则是与中国革命关系更近一步的一年。

这一切，都源于吴樾刺杀“五大臣”失败，陈独秀自己却落得差点英勇就义的结局。革命道路上失去了革命伙伴，陈独秀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正在前行的这条革命道路。流血，教会了他暗杀并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要想取得革命的成功，必要走非常之道才行。

在思索中，陈独秀领悟到，“暗杀是第一谬误的方法，……暗杀者之理想，只看见个人，看不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暗杀，是无法完成富国强兵这一历史任务的。

事件发生后，陈独秀重新思考历史革命时，发现只有培养人才，传递一代又一代的革命之火，才是改变中国道路的要点，他遂将目光投放到了就读于安徽公学的刘文典身上。

当时的刘文典，在校园中就已崭露头角。无论是课堂上还是生活中，都表现出了开明、积极、进步的状态，对新思想的接受也优于他人。

吴樾离开后，《安徽俗话报》的发行也停止了，陈独秀开始一心操办岳王会的事务。在校期间，陈独秀常与柏文蔚一同探讨岳王会的诸多事务，刘文典也常参与其中。在这段时间里，岳王会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地下反清组织，由芜湖发展到了安庆、南京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朝廷重地。

刘文典加入岳王会，可以说是一个必然。在岳王会组织中，他再一次感受到了中国革命的浪潮。

1906年春，身在日本的同盟会安徽区主盟人吴旸谷，奉命归国招募新士。是时，他先回老家合肥募集同道者，转而，一道耀眼之光入其眼帘——岳王会。

随即，他在陈独秀、柏文蔚等革命志士的支持下，以一场“芜湖之行”，把革命火种广泛传递。刘文典，便是于此时加入同盟会的。此时此刻的他，不再彷徨，不再无措，他坚定自己的信念，无畏向前。这一时期，安徽公学中有80多人入会，声势浩大，壮怀激烈！

加入“岳王会”，是刘文典人生中第一次与革命走得如此之近，也是他第一次感到彷徨。

4.他乡遇师友

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这样几个人，他们在你身边影响着你，激励你。当你困苦之时，最先会想起他们，他们是我们人生中的指路明灯。知音难求，良师难觅。刘文典“疯狂”的一生之端，便始于恩师益友，是他们的精神，点燃了他心底那片躁动的荒原。

安徽公学毕业后，刘文典迫于国内形势不利，在家人的支持和资助下，于1909年赴日留学，进入了日本早稻田大学。

身在异乡，刘文典不忘胸中志向，只待学成归国，以报效祖国。留学期间，他也思念着祖国，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动态。同时，他在日本也积极寻找中国的爱国组织，参加各种爱国团体。就在他心急祖国的革命形势之时，遇见了一个对他一生都有深远影响之人——章太炎。

刘文典与章太炎在东京结识。章太炎，原名章炳麟，在中国国内时，反清热情高涨，愿学习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的精神，遂改名为章太炎。当时的章太炎从上海出狱回到东京，继续在日本宣扬反清思想，主张发扬“国粹”、“宗教”的演说，并备受推崇。

章太炎其人思想开放，早年从政，不满满清的异族统治，凡有反清之举，他必参与其中。同时其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和文学等诸多方面都造诣匪浅，后被尊称为“经学大师”。

章太炎曾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避难日本；回国后又因反清运动被清政府通缉，因此他于1902年再次流亡；1903年，他又因痛斥“载湉小丑”而坐牢，3年后出狱，被孙中山接至日本。此时的章太炎因执着的反清革命主张，在日本很有声望，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精英和有识之士都对其十分仰慕。

在东京，他开办的国学讲习会云集各方志士，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均被其吸引。他创办的讲习会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挂牌的国学研究团体，他希望“用宗教发起信心”和“用国粹激动种性”，激发起国人的民族感情和精神。

异国他乡，陌生之地，遇到国人扬威，这样的现实鼓舞着刘文典，为什么在国外都推行的中国改革，而在国内却寸步难行？刘文典仿佛看见了中国革命的曙光。因对章太炎学识和思想的推崇，他本人十分想与之交往。1910年，在友人的介绍之下，刘文典终于如愿，拜在章太炎门下，学习《庄子》、《说文解字》等。

刘文典之后成名于古文，其造诣皆由此。章太炎对于古文的研究不同于其他人，接触多方文化，陶冶其中的他对古文有自己的见解。他首先依靠扎实的基本功，再加入西方思想，使之自成一派，见解独到。刘文典自幼习诗书礼义，在少年时接触西方文化，与章太炎的经历十分相似，并都热爱中国革命之事。这样的经历，也更使其愿意接近章太炎，两人亦大有惺惺相惜之感。

刘文典的《回忆章太炎先生》，其中详细描述了他初次见章太炎时的情形——“我经朋友介绍，去拜见他。章先生穿着一身和服，从楼上走下来，我做了自我介绍之后，就说明来意，要拜他为师。他问我从前从过什么师？读过什么书？那时候，我明知道他和我本师刘申叔（师培）先生已经翻脸，但是又不能不说，心里踌躇了一下，只好说：‘我自幼从仪征刘先生读过《说文》、《文选》。’他一听我是刘先生的学生，高兴极了，拉着我谈了几个钟头，谈话中间对刘先生的学问推崇备至。他忽然又想起来说：‘是了。申叔对我提到过你。’从那天起，我就是章氏门中的一个弟子了。”

虽时隔久远，但刘文典的记忆从未模糊。想必他在写下这篇文章之时也一定是快乐的，隔空望着自己的良师益友，那张远去的面庞，他一定是高兴的，也必定对自己当初结识章太炎感到庆幸。

刘文典在日本时期，是他古文突飞猛进的一个阶段。刚开始，他跟从章太炎学习了《说文》、《庄子》，但由于年纪太小，并不能完全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阅历的增加，以及研习章太炎对古籍的领悟，刘文典对古文的解读才迈向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一天下午，章太炎正在给同学们讲授《庄子》内包含的佛学理论，就听外面有人用中文叫喊着什么，大家都伸出头去张望。原来，是一位同学买了一份报纸，上面正是中国武昌起义的新闻，众人都很激动，章太炎和刘文典也不例外，内心翻涌着。

章太炎得知祖国革命的消息后，便不再一心只谈国学了，他举办了很多聚会活动来倡导革命。后来，他和刘文典相继离开日本，也因申叔的事，往来慢慢变少，不过，距离相隔，刘文典对章太炎的感情却从未消退。

袁世凯死后，章太炎一直住在苏州，刘文典那时正在北京大学教书育人，地理差异，使其不能再像从前在日本时一样跟章太炎研究国学了。章太炎晚年时，逢人便提起刘文典这个学生，一来是因为他痛恨蒋介石，而刘文典也是如此；二来也是因两个人个性相似。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章太炎不顾战火纷飞，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北平。他要见张学良，劝张出兵讨伐溥仪。一到北京，他就找人叫来了刘文典，刘文典马上来到了章太炎所住的西城花园饭店。章太炎看到刘文典这个自己喜爱的学生，摸摸他的头，说：“叔雅，你真好。”之后大骂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章太炎与张学良见面时，毫无卑微客气之态，而是义正词严，就算在楼下的刘文典都能听到当时房内传来的争吵声。刘文典在回忆录里写道，“听见他大声疾呼，声震屋瓦，那种激昂慷慨的声音，至今还留在我耳朵里。”

之后，章太炎搬到了东城永康胡同，还特意写了一副对联送给刘文典，“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既告诫刘文典不要吸烟，又夸奖他对蒋介石的态度。

其实，章太炎对蒋介石的愤恨完全来源于后者对革命的态度——在关键问题上的不作为。此足见章太炎无个人恩怨，均国之仇的宽广胸怀。章太炎的一生，人格的伟岸和学问的高深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他与袁世凯斗，与蒋介石争，都源于对国家的热爱。他不仅是一个人在斗争，在他办学讲课的过程中，也将这股正气之风播撒到了中国更广阔的大地上，他的熠熠星辉，直至今日仍激励着很多人。

刘文典与章太炎结伴共事的时间并不长，但在其后来留下的诸多文字中可看出他对自己这位启蒙老师的敬佩，他也身体力行着。

生逢烟火之时，成于混乱之际。对于常人而言，那段时间是留给生存的。可年少的刘文典，却在世人惆怅的岁月中积蓄着自己的能量。或许，他并不知未来的自己究竟要走哪条路，但现实告诉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份沉淀的力量，都是为了破茧成蝶的那天。他做出的选择，历史自有公道的评价；他结伴为伍的人，冥冥中也自有安排。

5.运笔抒己怀

神州大地，烟云撩动。那个时代的动荡，决定了必有先进志士涌现人前，这先进，代表着思想、行为。思想豁达，则行为大气；行为端直，则思想开明。在那段特别的时期，就注定了会有特别之人。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有一批文人用字讨伐，用文章战斗，他们是一群特别的人——虽手无兵器，却锋利十足。

刘文典即出生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遭遇的也不是平稳的世道，加之本身性情的非同一般，两者相互作用，催生了一代狂舞之士——一个剑拔弩张的武士。师承章太炎，让刘文典本性中的“癫狂”更有喷薄之口，有物可言。而他后来能被称为“狂士”，与章太炎也有着很大关系。

若说刘文典的“狂”只显在文章上、学说上、言辞上，或许有些片面。作为那一时代的仁人志士，面对中国的革命潮流，哪有退让？哪有避其锋芒？他将己身完全投入在革命之中。

1911年，随着武昌起义的炮声响起，海外志士纷纷揭竿而起，归国，投身于反清斗争之中。次年，先进人士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率南京政府与腐旧的清廷对立而视。作为早期同盟会成员的刘文典，很快进入了《民立报》，担任编辑和翻译，为民主革命尽一份绵薄之力。

在那人才济济、革命党人云集的机关报中，刘文典有幸与宋教仁、张季鸾、吕志伊、范鸿先等人为伍，共同传递新思想、拓展新局面。也恰在此期间，他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

其实，刘文典与孙中山，早有渊源。自其于安徽公学就读之时，便逐渐接受了诸多新思想。而这新思想的传递者中，则属孙中山居首。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的第一人，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是三民主义的倡导者，他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将中国国民推向更民主、更自由的历史中去。他也是中国革命的倡导者，代表着中国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新崛起。

孙中山唤醒了中国的有志青年，带领他们投身革命，刘文典就是其中一位。刘文典很早就知道孙中山及其所做辉煌之事，对其万分敬佩，只是当时这种敬佩更多来自于报刊杂志，是通过文字了解，并未谋面。

此时他终于有机会见到孙中山，一睹这个一心救国救民之人的风采，内心自然兴奋不已。尔时，同盟会总部也在武昌起义后由东京迁回了上海。

可以想象，对于那些苦于寻觅未来出路的开明国人而言，《民立报》无异于“航海之灯”，且不论这方向正确与否，但在当时，这种指示也恰是迷茫中的国人亟须的。

成为同盟会一员的刘文典，一心想着尽自己的力量添砖加瓦，以自己之能扩展刊物的影响。那时，他的工作任务就是为新革命摇旗呐喊，为穷苦的百姓大众找到出路，为与他一样的莘莘学子觅得报国之法。

这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身处其中的刘文典觉察到了身上的重任，颇感力不从心。的确，对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而言，这样的工作确实太重。可他仍尽心尽力，不打退堂鼓。待孙中山到来，刘文典心生希望，斗志猛增。

孙中山赶赴上海建立《民立报》的编辑部，一来旨在感激一群幕后志士的卓著贡献——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仆屡起，而卒观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报纸所能鼓吹之地位者，一能以一种之理想普及于人人之心中；二来是为了尽早建立根据地，让革命之火燃烧得更加旺盛。

孙中山的鼓舞，对刘文典等人而言当属“火中加薪”，这种肯定，更让他们不惜一切地为革命鞠躬尽瘁。而孙中山应报刊中人之邀所写的“戮力同心”四字，令刘文典一干人的雄心更胜往昔，刹那间热血沸腾，久久不能平静。

那个时代，是志士勇登、杀戮不减的时代；那段岁月，是热血者以心殉国、毫不畏惧的岁月。宋教仁、孙中山，此等革命之士，只为中华“四万万同胞”泼洒热血，他们不曾退却、不曾妥协。刘文典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祖国的未来，祖国的希望，他也在践行着中国的革命精神。

彼时的刘文典，思想已被孙中山等人的革命道义所填满，他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在编辑和翻译的工作之余，亦会以“刘天民”、“天民”等笔名纵论天下、大谈四宇和对国内政坛针砭时弊。他的文字豪放不羁，说理入木三分，他关心国家，关心百姓。渐渐地，他的文字成为了一种力量，成为了一种可让黎民刺穿枷锁的力量。

那时，《民立报》一出，竟有“万人空巷”的夸张之态，“竟至有出银元一元而不能购得一份者”。很快，这份报纸就成为地方革命党人的精神支柱。

《民立报》是在清末民初，由一群爱国志士创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在当时，各种阶级斗争的报纸琳琅满目，《民立报》名声甚大。1910年10月11日，于右任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地区创办了《民立报》，宋教仁、范光启、刘文典等人皆在此任职。值得一提的是，《民立报》经众人商讨，特别设立了《民贼小传》的专栏。在这个栏目中，很多卖国贼的卑劣行径和政府的不作为都被揭露了出来，笔者还用事例公开提倡人民革命，建立新中国。于右任、宋教仁，更是以“扫心”“渔父”作为笔名，写出鞭策国人的文章。

在众位同僚的影响下，刘文典看到了革命的另一种形式。他第一次意识到文化、教育对于革命的力量，文人也可用自己参与革命的方式改变历程。这作用，可能比直接流血牺牲更巨大。

刘文典，正是在这一时期更加深入革命，真正成为了一名革命人。他参加《民立报》的编撰工作，以笔名在《民立报》上发表文章，参与到国家命运的讨论当中。这一职位的转变，也为其本人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使之与文字更亲近，更切身地感受到了文字的力量。

中国的革命炮火还在燃烧着，不曾减退。中国的百姓开始醒来，不再隐忍强权的欺辱，他们不再逆来顺受，开始意识到人是有权利的，他们拥有民族、民权和民生，他们要翻身农奴把歌唱，他们向往更自由更民主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