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轨迹(2)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口号，做出了从1979年起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此外，全会还提出了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提出了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重要思想；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3）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为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1月10日，中央决定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业问题和未来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但是出席会议的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发言中率先提出首先必须解决平反冤假错案、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等重大问题。在这些发言的推动下，出席会议的许多代表积极呼应，展开热烈讨论。这次会议总计开了36天，大大突破了原有的议题。

在会议闭幕时，邓小平具体分析了形成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状态的历史条件及其危害，充分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开始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拨乱反正全面展开。到1982年年底，基本完成了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任务。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抚平了很多人的心灵创伤，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他的正确思想加以区别，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庄严宣告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2.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局面

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用“摸着石头过河”、“大胆的试、大胆的闯”的精神，逐步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1）从对苏联模式的质疑中探索、开辟了中国道路

邓小平非常注意从实际而不是从本本出发研究问题，1978年9月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的生产力标准。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以破除把平均主义当做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1980年4月，邓小平在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考：“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里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模式问题，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由此，中国共产党人冲破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教条，开启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大门。

（2）重新审视国情，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作出的科学判断。这一科学判断作为邓小平理论立论的基础，是我们党正确制定现阶段基本路线与基本纲领的基本依据，也是我们党制定其他各项方针政策的立足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出现失误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犯了“超阶段”的错误，而原因就在于我们始终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这个提法，反映了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新思想、新认识。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使用了“初级的阶段”这一用法。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再次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

1987年10月，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党的十三大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历史地位、基本特征和基本任务，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那就是：一方面，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3）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三步走”发展战略

十一届三中全会初步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随后，又及时提出了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1980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确定了以现代化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为标志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总任务：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其中，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借用“小康社会”并赋予了它新的内涵，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了中国现代小康的概念，明确指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小康之家”。随后又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

1987年8月29日，即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明确阐述了“三步走”战略：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党的十三大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4）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逐步清晰了改革的市场取向

对于姓“资”姓“社”的争论是影响改革开放的关键问题，对此，邓小平提出的方针是，允许试，允许看，不搞强迫，不搞运动。中央书记处明确指示，先不要急于表态，下去搞调查研究。在经过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央提出本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精神，由各省根据本地具体情况自行决定。经过几年的实践，1982年1月，中共中央转发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终于达成一致共识：包产到户“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包产到户姓“社”不姓“资”。此后，终于由承认个体经济的合法性，到承认私营经济的合法性；由承认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到最终承认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

我党在改革初期的关于市场经济的思路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经过五年的实践，1984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终于克服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的障碍，明确肯定中国的计划体制，“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同时就指明，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这个计划方式的变革是有关键意义的，因为两种计划方式在本质上不同，直接的、指令式的计划属于计划经济，而间接的、引导式的计划则实质属于市场经济。1987年，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明确，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1990年7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邀集一些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形势和对策。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中，十分郑重地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991年1月，邓小平在同上海市委负责人谈话时又一次强调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特别是1992年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向人们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