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轨迹(1)
（一）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1.浴血奋战，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中国社会开始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日益贫弱，社会战乱不已，民族灾难深重，人民饥寒交迫。从1842年到1911年，清政府同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就割地、赔款两方面而言，这些条约给中国社会造成严重的灾难。
为挽救民族危亡，各个阶级都登上过中国的政治舞台。一个个党派纷纷登场，各种主义纷纷亮相，然而历史的发展无情地宣布，无论是主张改良主义的，主张全盘西化的，还是主张全盘复古的，都以失败告终。
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几乎撼动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是功败垂成；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依靠光绪皇帝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结果历时103天就宣告失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运动领导的辛亥革命，尽管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但是革命的果实很快便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事实充分证明，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具有局限性，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具有两面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都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资本主义的道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正当人们处于彷徨之际，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1年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深入各大工厂、煤矿、码头，组织和领导工人成立工会，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罢工斗争。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中国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个高潮；直至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遭到军阀血腥镇压，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联合其他社会阶层，建立所有进步力量的联合战线。于是，1924年以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为标志，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大革命的浪潮。在广大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国民革命军迅速击溃了封建军阀的军队，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
与此同时，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1927年4～7月，蒋介石汪精卫等相继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大规模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
大革命的失败表明，要在一个像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须有新的思考，开辟新的道路。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等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开辟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端。
中国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走向胜利的。正当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的时候，敌人的疯狂“围剿”，加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革命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闻名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拨正了革命的航船。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后又加紧向华北扩张。面对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共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八年抗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以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国共两党签署了《双十协定》，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方针。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当时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拒绝和平民主的要求，粗暴撕毁协定，公然发动内战。
经过三年解放战争，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从此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2.艰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
新中国诞生之初，在国内，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仍在负隅顽抗，西北、西南有大批的土匪，随时准备策应中国台湾的国民党反攻大陆；还留下了一批特务，伺机破坏国民经济建设；而国民经济发展低下，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在国际上，“冷战”兴起，以美国、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拒绝承认新中国，并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政策。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依靠广大群众，肃清反动残余力量，战胜帝国主义的封锁、破坏和武装挑衅，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医治战争的创伤。
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且自主研发了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卫星，加强了国防军队建设。当时美国、苏联都拥有核武器，面对大国的核威慑，毛泽东高瞻远瞩，做出了核武器要搞一点的指示。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在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谈话时指出“人家看我们不起，而且他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作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小的都没有”。到1961年同蒙哥马利谈话的时候提出：“（我们）准备搞一点（核武器）。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我们用很少一点钱搞试验。我们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工业才开始有一点。我们像穷人、叫化子，穿上漂亮衣服，到外面跑一跑。”可见，毛泽东对核武器的认识很深刻，“费钱多、用不上、就是个用来吓人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大国来讲，没有不行。经过艰苦攻关，终于在罗布泊实验成功了我们自己的原子弹。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异常复杂的任务。一段时间里，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主要在两个重大问题上出现了失误：一是在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上，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面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功，在1958年通过的“二五计划”中提出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到1962年建成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在若干重要产品和产量方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试图通过发动群众运动，实现“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挫折。二是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导致了频繁的政治运动，并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这样长达10年的全局性社会动乱。后来，邓小平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那个时期出现的失误表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真正认识清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成熟、很不完善。
（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1）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
粉碎“四人帮”后，举国欢腾，人心思变，百业待举。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
但是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继续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和手脚。
为改变这种局面，真正解放思想，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两个凡是”的实质是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问题。为此，邓小平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在1977年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前后，聂荣臻、徐向前、张鼎丞等老同志分别发表文章，宣传实事求是思想原则。9月28日，陈云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文章，明确把实事求是提到“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的高度，认为“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这些文章的基本思想，同邓小平提出的“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一正确主张相呼应，对冲破“两个凡是”、推动思想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不久后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拨正了方向。
（2）推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进一步解放思想，及时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上，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由南京大学胡福明撰写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各大报纸纷纷转载。这篇文章阐明，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还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
为了进一步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形成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中国政局向前发展，1978年邓小平在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先后视察了东北三省以及唐山和天津等地，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
在这些谈话中，邓小平多次明确谈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他指出，要从实际出发，利用各种现有的条件，实现四个现代化，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他特别强调，应该在适当时候结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
同时，还谈到了改革开放等问题。他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而且，邓小平还从执政的高度指出：“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他强调：“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这些讲话内容后来都集中地反映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