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横空出世，文坛魁首
1.为谋生计，远走他乡
双十年华的少年，娶得心爱的女子，虽已成家，却未立业，刘半农还要继续未完的学业。日子依然与往昔岁月无二，缓缓而过，然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如此安稳求学的日子也随之结束了。
战争爆发，政局动荡，依靠政府支持运营的常州府中学堂，因为经费不足不得不宣告停办，刘半农和一同在学堂上学的弟弟及众多学子一样，不得不暂停学业。中途辍学，非他所愿，可摆在眼前的现实便是——刘半农的中学时代结束了。
告别学堂，刘半农虽然心中有万般不舍，但回到家之后却立即投入新的身份中。
回到家乡的刘半农，凭借求学时期的优异成绩和良好的口碑，得到母校校长王翊唐的垂青，受邀担任翰墨林小学的老师。
靠着自身的努力和才华，刘半农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承担起养家的重任。这时的他，心中还是十分欢喜的，在教书之余，他还有精力与同乡吴趼因共同创办具有家乡特色的杂志——《江阴》。
人生中的每一种经历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也许正是此时的契机和经历，奠定了刘半农日后成就学者之路的基础，并为文坛革新积累了经验。
历史的车轮缓缓前进，人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永远不可或缺。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革命的火种已遍及中国大地。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革命的浪潮空前强大，革命的火种也吹进了江阴大地。作为一名有思想、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刘半农受到革命浪潮的鼓舞，踌躇满志，他决定离开家乡，加入革命的行列，成为一名革命党，他期冀在新政府的统治下建功立业，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事业。
自古文人都有一个通“病”，以为建功立业如池边饮水一样简单，功名利禄唾手可得；即使命丧沙场，也可得个英雄之名，从此名垂青史，百世流芳。
像刘半农这样的文学才子也未能免俗，凭借一腔革命热忱，不顾父亲和妻子的反对，投笔从戎，毅然踏上了他心中革命的战场，就像盛唐时期的李白一样，畅想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现实总是残酷的。刘半农单身匹马来到清江，怀揣着成为都督的梦想，投身军营，在一位军人的麾下担任文牍一职，奔波于淮、泗之间，经历过几次战争，终于认清了一个现实：一介文人，手无缚鸡之力，不能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拼杀救国，也就无法担任军队中的要职。
梦想幻灭，他开始失望、沮丧，然更让他灰心的是，仅仅过去不到两个月，孙中山就辞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由军阀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一职，革命的果实还没有分享，就已经被窃取了。
刘半农带着惆怅的情绪，沉浸在革命之殇中无法自拔，无意中与人发生冲突，打了起来，最后也落了个惨败。他终于明白：他作为文人，不仅无法承担起当兵打仗的重任，而且连与人打架也不能赢，“武”并不是他所擅长。故此一肩行李，起程南旋，回到了家乡江阴。
返家恰逢临近旧历新年，家中开始忙碌起来，这多少将他失望的情绪略略冲淡。新年刚过，上海的一位友人听闻他回了家乡，来信邀请他到上海去，如此，他便带着弟弟刘天华搭上前往上海的船，希望在上海觅得可一展抱负的新天地。
2.投身文界，以笔为生
初到上海，面对陌生的环境，刘半农也感到茫然，但很快他就凭借自己擅“文”的优势找到了方向。他先后做过短期编辑、短期杂役等工作，随后不久在开明剧社稳定下来。
加入“开明剧社”是刘半农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开明剧社在当时颇具规模，有独立的乐队，负责人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话剧表演家李君磐，主要表演当时极为流行的洋装戏剧，刘半农在这里担任编剧一职，他的弟弟在乐队担任乐手。
编剧，是刘半农喜欢的职业，他不仅自己写剧本，有时也自己参演。有一次，在他的剧本上映的时候，团长带着一个人来后台参观，正赶上他在等着化妆。团长笑着对来参观的人说：“这是个顽童，请你帮他化化妆吧！”
原来，当时的刘半农虽才气纵横，却对化妆不擅长。在来人帮他化妆的过程中与之交谈，他才知道此人是徐半梅，在《时事新报》担任编辑。这次会面并不简单，徐半梅不仅带领他开启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而且也改变了他的人生。
这次会面之后，刘半农开始关注一些文学杂志。不久，刘半农在《时事新报》中看到徐半梅翻译的一篇小说，该小说是俄国著名的文学家托尔斯泰的作品。他对此颇有兴致，便向徐半梅询问这篇小说的事。徐半梅对刘半农印象很好，也乐于与他交流，就告诉他小说是从日文翻译而来。
刘半农闻言，心中大喜。他在中学读书之时，非常喜欢英文，也学得很好，此时的他便想自己是否也可以试着翻译一些外文小说。说干就干，他很快翻译出了两篇短篇小说，并寄给了徐半梅。
刘半农翻译的作品用词准确，篇章连贯，引人入胜，得到徐半梅的认可。徐半梅将其中一篇自己留用，刊登在了《时事新报》上，将另一篇推荐给了杂志——《小说界》。
这两篇译稿，为刘半农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是年夏，刘半农有了一份新的兼职，在《中华新报》担任特约编辑，主要从事翻译工作。这份工作的由来，仍然是得益于徐半梅的引荐。
多次的通信和交往以及文学上的探讨和交流，让刘半农和徐半梅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在去往文学界开疆辟土的路上，徐半梅无可厚非地成为刘半农的引路人。
相较于之前从戎的经历，刘半农在文学方面要更游刃有余一些。在开明剧社从事编剧工作，业余翻译小说，他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应付，而且似乎更乐于从事这些工作。
刘半农有记日记、写札记的习惯，这得益于幼时父亲的教导。他心思细腻，观察入微，常常喜欢把身边发生的见闻记录下来，或是当作趣闻，或是一种谈资，而这种习惯也为他积累写作的素材奠定了基础。在他开始尝试写小说之后，这些日记和札记成为他笔端的灵感来源，也充实、丰富了他的小说。
在开明剧社，他还凭借这个习惯和自己细致的观察，为自己积累了小说素材，甚至还为自己和弟弟洗清了“不白之冤”。
当时，刘半农负责创作剧本，需要安静的环境，便同管理道具的小唐一同住在储藏室。宽敞的储藏室一分为二，前面用作宿舍，后面则用于储藏剧团里的道具。里面储存的道具价值几千元，有些还是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物品。谁料，刘半农和小唐都很粗心，常常门不闭户，来去自如，有时小唐甚至连装道具的柜子也忘记锁上。储藏室本来就是人杂之处，每天很多人来来往往，不久，果然出事了。
这天，刘半农的弟弟刘天华到剧社来看他，见他忙着写信，便在房间里随便翻看。看到装假发的盒子时，发现里面的假发没有了，便拿着盒子问：“这假发怎么没有了？”
刘半农听闻也立即放下手中的笔过去看，假发真的不见了！这盒子里装的假发价值不菲，是剧社特意请人从法国带回来的。
一开始，刘半农并没有把假发的失踪放在心上，他以为是被别人借走了，四下问问总会找回来。不料，问了很多人都说没借，大家听说假发失踪了，都聚集到储藏室来帮忙寻找，但翻箱倒柜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假发的踪迹，一会儿的工夫，这些人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写完了信，刘半农有些累了，便躺在床上休息，这时刘天华见哥哥一副完全不在意的样子，很是焦急，推醒正在小憩的刘半农，说道：“大家都说是咱们兄弟偷了假发，你怎么还睡的这么安稳？”
刘半农性情坦荡、随意，为人光明磊落，自己没有偷东西，也并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于是回道：“岂有此理？不必理会他们。”
刘天华说：“这怎么行？他们说的好像证据确凿的样子，我们怎么能这样稀里糊涂地毁了名誉？”
听闻此言，刘半农坐了起来，终于开始认真对待此事，便问刘天华：“他们都说了什么证据？”
刘天华便将众人猜测的说辞复述一遍：储藏室外人不能进来，一定是剧社内的人偷盗的，而对储藏室的情况最了解的，除了仓库管理员小唐就是刘半农，况且刘半农还住在这里，一定是他偷盗出来，再由他的弟弟刘天华偷运出去卖掉。
甚至有人仔细考究：刘半农写信，刘天华的到来，甚至是假发丢失由刘天华发现，这种种举动都是为了偷盗行方便，或是为了掩盖偷盗的行为。
刘天华听到众人这样诬陷自己和哥哥，自然气愤，一定要哥哥认真调查此事，刘半农便应了下来，刘天华听哥哥答应，便先行回去了。
他走后不久，管理储藏室的小唐走了进来，小唐对刘半农说：“昨天我整理储藏室的时候，假发还好好地在盒子里，谁知道今天就不见了。刚刚社长说要我赔，我哪里有那么多钱赔呢？你想想看……”
刘半农听小唐的言外之意，分明是在指责他偷了假发，这也坚定了刘半农调查此事的决心。
分析众人说的话，刘半农觉得也有几分道理：既然储藏室没有外人可以进来，那么一定是剧社里的人偷的，回想起早上的光景，只有在8时左右他出去散步没有锁门，可以断定来人只有在这个时间可以进来偷盗。东西偷到之后，一定会立即拿出剧社转手卖掉，这样才不会被人发现，露出马脚；而买赃物的人应该是新近开张的剧社。
心细如尘、思维缜密的刘半农理顺了思路，便开始从“赃物”开始查找。
带着振奋的心情，刘半农走出剧社，恰巧有几个社员回来，其中一位姓童的男子说刚从城隍庙得意楼喝茶回来，刘半农便与他攀谈了几句，没想到这几句闲聊却得到了一条线索。
原来，在假发丢失的时候，大家都在帮忙寻找，有位姓方的男子恰在此时约童某出去。童某本来打算帮忙找假发，却被方某拉了出去，方某人的行为的确是有些古怪的。
刘半农便与方某攀谈，看到他的帽子是新的，便问起帽子何时买的，方某回答：“今日新买的，花了一元二角。”刘半农以观看为由，将帽子借过来看，却发现帽子虽然很新，里面却注有标记，显然不是全新的帽子。这引起了刘半农的怀疑。
为了能尽快找到假发的线索，告别了方某的刘半农不得不典当自己的戒指和弟弟的手表，雇了一辆黄包车将街上所有的剧社跑了一遍，遗憾的是没有收获。
走到惠芳茶楼的时候，他坐下来歇脚，却无意中听到一个人说花了120元买了一顶假发，并要在今天晚上看货，而兜售假发的人姓金。
听到这个消息，刘半农喜出望外，他开始回想剧社中有哪个人认识姓金的：或许之前可疑的方某认识姓金的人？
非常时刻，刘半农记札记的习惯大派用场，他翻看札记，里面的确记载方某有个朋友姓金，并且常常被方某指使做一些不太光彩的事情。
从这些线索可以判断，当晚要验货的假发，必定是剧社丢失的那一顶。如此想来，方某在假发丢失时拉着童某去吃茶，一定是借机将赃物带出门去；而方某那顶内衬带有标记的帽子，也是为了转移赃物而借来的掩饰物，如此说来，赃物很有可能还在方某家中。
推测出这些，刘半农便明白了事情的大概，剩下的就是如何让方某将赃物交出了。
刘半农摸清了方某的想法，便费了一番功夫想出了计策，最后终于带着剧社社长一起将方某与假发一并带回了剧社，证实了他自己和弟弟的清白。
这件事情给刘半农带来很大震撼，但也为他的小说提供了重要素材。一年之后，他将这个真实的事件描摹成小说，名为《假发》，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此番波折的正“不盗”之名之举，亦能为他本人在文学之路上供给些许动力，倒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
3.活跃文坛，小说新秀
刘半农在开明剧社工作的日子，并不见得是舒心的，但这对他而言，是在上海生活的开始，是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活体验。这种体验，在1913年春天结束，缘由是：开明剧社终因经营不景气而关门。
开明剧社关闭，也就意味着刘半农失业了，幸而他有好文笔和在开明剧社时期结识的朋友，故而在徐半梅的推荐下，他进入了中华书局，在编辑部担任编译员。
工作之余，刘半农仍旧笔耕不辍，继续拟写小说投稿，一方面是自己兴趣在此，一方面是为了多挣得一点稿费，以继生活。
他文笔极佳，小说内容充实，很有思想，创作的小说也渐有佳绩。他的一篇揭露张勋镇压“二次革命”的小说《秋声》，在徐半梅主编的《时事新报》中，荣获已经悬赏第三十三次的“一等奖”，虽仅有百字，却思想深刻，发人深思。
这次奖项的获得，不仅是对刘半农创作的小说的表彰，也是对他写作的一种认可，自此，刘半农才确定：自己大概可以在上海继续待下去。
打这以后，刘半农便觉得找到了自己前进的道路与方向，开始在小说界奋勇前行。他的小说多取材于身边真实发生的事件，读起来内容丰富，生动有趣，很受欢迎，而这一点也成了刘半农作品的特色。
1913年夏，刘半农将在回乡避暑期间的见闻，写成了一篇侦探小说《匕首》，投稿给由“新鸳鸯蝴蝶派”主笔的《中华小说界》，并获得良好反响。此后，刘半农走入了“新鸳鸯蝴蝶派”的阵营。
迎合了大众口味而兴起的“新鸳鸯蝴蝶派”，融合了很多种小说题材，包括缠绵悱恻的言情小说、扑朔迷离的侦探小说、金戈铁马的武侠小说、诡秘猎奇的社会小说等，这类小说虽然一直被文学界所诟病，但却非常受市民的喜爱。《中华小说界》正是这个流派的主要刊物，在1914年1月创刊。这个文学流派的领军人物包括包天笑、徐枕亚、张恨水等人，他们也是这个刊物的主要作者。
在与“新鸳鸯蝴蝶派”有了首次接触之后，刘半农发现了这个新的阵地，便陆续投稿翻译小说《黑行囊》、《顽童日记》、《洋迷小影》等，仅1914年一年之内，他就在该刊物上刊登了9篇翻译作品，获得了不菲的成绩。
在与“新鸳鸯蝴蝶派”的主要作家接触之后，他又在1914年底与“新鸳鸯蝴蝶派”的另一重要刊物《礼拜六》有了第一次碰撞。
为了迎合大众读者的口味，刘半农也像其他“新鸳鸯蝴蝶派”的作者一样，给自己起了几个非常俗艳的笔名：寒星、半侬、翻瑞奴等，渐渐地，“半侬”这个笔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礼拜六》是在当时有着非常高知名度的刊物，非常受上海民众的欢迎，销售相当火爆。刘半农本身悟性极高、文笔又好，很快就摸清了读者的兴趣所在，他投稿给《礼拜六》的第一篇翻译小说叫《奉赠一元》。这篇小说，在当时很受欢迎，也让他快速跃入读者的视野，成为当时的“小说新秀”，拥有了一批忠实的受众。
此时，“新鸳鸯蝴蝶派”还有《小说月报》、《时事新报》、《小说海》等刊物，都是非常受市民喜爱的，彼时的刘半农已算融入其中了。
1915年2月27日，当刘半农正奋笔疾书，准备再创一番佳绩之时，家乡传来了噩耗：父亲刘宝珊去世了。听此消息，刘半农匆匆离开上海，携妻子与弟弟一同回乡奔丧。
多年远离家乡，未曾在父亲身边尽孝，刘半农心中愧疚不已，悲伤在心中蔓延，思绪万千，然而好男儿志在四方，自古忠孝难以两全，这也成了刘半农心中的遗憾。
悲伤之中，刘半农和弟弟将父亲葬在了家乡江阴西门外青山，让家乡的青山绿水继续陪伴父亲，而离乡的游子为了生活和理想只能远赴他乡。
办理完父亲的丧事之后，刘半农携带妻儿再次踏上回返上海的路程，追寻梦想。他的弟弟刘天华则留在家乡，在母校常州中学堂担任老师。
1915年，是悲伤的一年，也是令人高兴的一年。这一年，刘半农的父亲去世了；也恰是这一年，他的名字在小说界声名鹊起。
勤奋加上天赋，让他在这一年产量颇丰，他在《中华小说界》上发表了创作小说《影》、《未完工》、《我矛我盾》等4篇，翻译小说《福尔摩斯大失败》、《战后》、《谈娥》、《诛心》等14篇，几乎所有看小说的人都知道“半侬”这个名字，也有越来越多的刊物向刘半农约稿。
此时的刘半农，完全可以用稿费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越来越多的杂志开始向他伸出橄榄枝，就连在当时非常有名的小说家、报刊人严独鹤都开始向他约稿。
多年的努力，终于换来了一点成就，这对刘半农来说是一种安慰，至少在“文”与“武”之间，他有一项是擅长的，甚至可以有一点欣慰的成绩。
刘半农创作的小说常常会将家乡的元素融入其中，有一篇小说名为《吃河豚》，是以家乡吃河豚的习俗为原型。河豚有毒，一般地方的人是不敢食用的，偏偏江阴人胆子大，敢食用河豚，并且做出美味的菜肴，因此也很有名。鲁迅曾经同刘半农开玩笑，说他是“吃河豚地方的人”，而刘半农这种开朗活泼、无拘无束、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也恰是江阴人的典型。
在《中华小说界》投稿的几年中，刘半农也陆续认识了很多人，在与各位作者笔端交流的过程中，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一批拥有共同梦想和志向的人聚在一起，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努力，是多么充实而幸福。1916年，刘半农同“新鸳鸯蝴蝶派”的伙伴周瘦、程小青、严独鹤、陈小蝶、渔火、陈蝶仙等10人，共同翻译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福尔摩斯大失败》，他负责其中的四、五两案，并担任全书的校对工作。
在这些工作中，他总能从翻译的小说中挖掘出自己的感想，他并没有把翻译看成简单的工作，而是能从中获得乐趣的大事业。在翻译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之时，他觉得这部小说虽然不是侦探学的教科书，却可以当作辅助教材，极具学习意义。
正是因他对这些作品的喜爱和独特的用心，才使得他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还掺杂个人的情愫。在翻译高尔基的小说《二十六人》时，他非常同情被资本家压榨的26个面包房的工人，对他们的境遇感到忧心，甚至开始联想到中国人的境遇。
此时，他开始脱离“新鸳鸯蝴蝶派”才子佳人浓情爱恋的藩篱，关注涉及民生的社会问题，也开始考虑“拯救”的问题。
4.声名鹊起，文坛魁首
历史的脚步在前进，在变革，也在发展。1915年，对刘半农来说是特殊的一年，父亲去世，事业有成，悲喜交加。
在《礼拜六》、《中华小说界》等杂志上获得民众的欢迎，融入“新鸳鸯蝴蝶派”，让刘半农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小说界的认可，也获得了上海的认可。他勤奋向学，笔耕不辍，是为了梦想，也是为了生活。
“新鸳鸯蝴蝶派”之于刘半农，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是梦起的地方，却不是梦的终点。1916年，再次出现了一个改变刘半农人生方向的人——陈独秀。
陈独秀，在刘半农的人生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他像星星之火，点燃了潜藏在刘半农内心的革命种子，将其拉出了“新鸳鸯蝴蝶派”风花雪月、你侬我侬的小圈子，令其开始站在一个新的视角、新的高度去审视这个大千世界。
作为早期的革命先驱、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对国家的弊病认识得更深刻。在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陈独秀的革命热情深受打击，他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想要通过发动政治革命来挽救国家已经无法实现，于是转而开始发起“思想革命”。
1915年9月时，陈独秀整装出发，重拾革命的热情，成为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并创立了《青年杂志》作为思想斗争的阵地，希望以此唤醒更多的知识青年，发动变革，拯救国民。
在经历了因与上海青年会的会刊重名而被迫的短暂停刊之后，《青年杂志》于1916年，以全年的面貌——《新青年》重新闯入文学阵地，进入人们的视野。
复刊之后，陈独秀带着自己对革命的使命和重任开始招兵买马，招揽贤才，刘半农在上海文坛活跃多年，声名远播，自然也在陈独秀首要邀请的作家之列，自此，他开始进入文学革新的阵营。
是年10月，在陈独秀的影响下，刘半农与《新青年》有了第一次触碰，他将自己的一篇关于鼓吹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名叫《灵霞馆笔记·爱尔兰爱国诗人》发给了《新青年》编辑部，文章在《新青年》的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获得不错的反响，这也振奋了刘半农拟写革命题材文章的热情。
这次投稿，不仅是刘半农脱离“新鸳鸯蝴蝶派”的开始，也是他与革命题材文学，以及老革命党人陈独秀的首次往来，意义重大。
在刘半农的心中，革命之火未曾泯灭过，当初投笔从戎的热情依旧深埋在他的内心。他心中关于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时时还在心口激荡；翻译外国小说所迸发的感触，依旧回荡在心间，这些思想的碰撞，更激发了他参与文学革命的热情和信心。
与陈独秀的结识，与《新青年》的邂逅，打开了他心灵的窗口，让这些激越澎湃的心绪有了宣泄的场所，有了奔走呼号的场地。
心与意的相知相通，令刘半农和陈独秀很快成为至交，刘半农也成了《新青年》文化阵营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大将，以致以后每期《新青年》刊载，陈独秀必约刘半农译稿。
如果说刘半农在“新鸳鸯蝴蝶派”的杂志投稿期间是为了生存，为了在上海安身立命，赚取稿费，获得声名，那么在《新青年》时期，则是为了理想和毕生的信仰，追求生活和精神的双重满足。
新的视野打开新的世界，刘半农的精神世界又上了一个层面，他的理想之门又打开了一层，以迎接全新的人生，同时，他的人生也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他的女儿刘育厚。
育厚的出生，让刘半农欢喜不已，却又嗟叹连连。喜的是自己成为父亲，嗟叹的是父亲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却终究没见上一面，甚至连儿媳怀孕的消息也未能听闻便与世长辞，遗憾不已。
1917年春节前夕，刘半农回到老家过年，顺便休养身体，人虽在江阴老家，心却不曾离开他关心的地方。在乡期间，他继续为《新青年》撰写稿件，与此同时，还同向恺然合作，共同翻译小说《丹犀血》、和成舍我共同翻译《日光杀人案》等作品，将外国的小说继续引入国内读者的视野。
此时的中国，人们的视野已经与世界接轨，开始注重西方和周边国家地区的文化。这些由刘半农与人共同翻译的小说，大部分故事性强一些，能够迅速得到市民和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故此，这样的作品也可以作为刘半农谋生的手段，但却不是他文学活动的全部。
1917年，对当时中国的文学界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元旦这天，胡适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文章中他主张“破除旧的文学规范，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学面貌”。
这一论断的提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且得到很多活跃在文坛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支持和赞同。陈旧的文学形式和观念，早已经不适合时代的发展，以此为契机，文坛上掀起了一场关于“文学改良”的论争热潮，新文化运动也由此掀开了帷幕，形成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派和守护文学旧制的保守派，由此，新文化运动的各大主将也纷纷登场。
是年年初，陈独秀受到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文学学长，于是，他便带着他的《新青年》来到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也随之吹进了北京大学。借由《新青年》和北京大学的便利条件，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曾提到了八点关于文学改良的主张，分别提到文章应该：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这些文学主张，去除了自汉唐以来流行的一些作文形式，将八股文改良成实用、简洁、贴近人们阅读习惯的白话文，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思想便初见端倪。
作为文学改良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紧随胡适之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题为《文学革命论》的文章，附议胡适的文学主张，并且提出了“三大主义”，也就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将胡适的观点具象化，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和文学改良的方向明确，理论先行。是时，其他各路主张文学改革的知识分子纷纷响应。
2月1日，刘半农在《新青年》发表了题为《灵霞馆笔记·阿尔萨斯之重光》，这同样是一篇翻译作品，但却首次向中国的国民介绍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歌曲《马赛曲》，关注革命的意义。随后，陈独秀又发表了鞭挞官吏奴才相的文章《我之爱国主义》，紧接着，刘半农发表短篇小说《奴才》与之相呼应，革命的浪潮此起彼伏。
文学理论既然已经提出，那么总要实践才能真正实现改良的目的。刘半农遂写信向陈独秀建议，在《新青年》上刊登白话小说、白话诗歌、白话散文、白话论文等，趁着理论提出的热潮，将“白话文”推演下去，而不是成为一纸空文。
与此同时，借助知名学者的影响力，请他们多做提倡改良文学的文字；允许各报转载关于白话文的文章，扩大白话文的影响力，并且开辟关于“文学研究”的专栏，让大家各抒己见，以收集和讨论众人的观点。
在刘半农的文学改良观中，认为改良文学是一个长期的事业，永久的学问，而反对自古以来便备受推崇的“孔教”，那只是文学改良暂时的需要。对于文学改良的问题，必然是与时代的发展齐头并进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因此也要兼容并包，容纳和吸取他人的意见。
刘半农对于文学革命的想法，与胡适不谋而合，却与陈独秀意见相左。
作为《新青年》杂志的重要作者之一，刘半农在此时已融入上海文学界，不再是剧社中遭人怀疑的小编剧，而成为上海文坛的一员文名不菲的有力干将！
5.文学改良，初试先声
文学改良运动在胡适、陈独秀等人的领导下，逐步形成了一定的理论观念，但是当时对于文学应该如何改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对于众人的观念，胡适是持包容的态度的。
胡适在写给陈独秀的书信中说道：我等已将革命之旗大张，虽然不可退缩，却不能以我等的思想主张为必然，而不去听取他人的意见。
陈独秀却不认同胡适的观点，对于文学改良之事，他不同意与旧派文学讨论而为之，并在《再答胡适之文学革命》一文中明确指出：必不容反对者有谈论的余地，必须要以新文化运动者的理论为圭臬，不许他人提出其他意见。
虽然持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文学改良运动却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和认同，这样才能在文学界产生更大的影响，真正实现文学改革的意义。
为了推波助澜新文化运动，积极响应胡适、陈独秀等文学改良派们的号召，1917年5月1日，刘半农发表了关于文学改良的文章——《我之文学改良观》，正式踏入了文学改良的阵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
针对当时各路文学改良先锋提出的文学改良的主张，在《我之文学改良观》这篇文章中，刘半农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胡适和陈独秀都极为推崇白话文，认为“白话”是正宗的文学，甚至钱玄同也认为白话文是一种文学的进步，但刘半农却认为白话文固然重要，可文言文仍有其可取之处。比如一些语句，用文言文一语就可以表明，而用白话文则需要两三句才能说明白。
刘半农对于古典文学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他认为古人文章应该去其糟粕、留其精华，不应全盘否定。文言文的确有其呆板之处，却不能一概而论，且文言文转换成白话文的使用，并非一朝一夕即可完成，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是时，还应该摆清楚文言文与白话文的位置，同时多方面寻求途径，一旦白话文具备了文言文的优势，那么自然而然就会取代文言文。
这一观点同蔡元培兼容并蓄的观点不谋而合，也给千百年来文学积淀下来的文言文留下一个公正的判决。
在文言文用典、用生僻字之处，刘半农很赞同应该扫除文章中因滥用典、用生僻字而产生的不通之处，但是对于像曹植、韩愈、欧阳修等人从性灵中而发挥出来的文章，气韵优美，则应该保留。
同样，在这篇文章中，刘半农还表达出了自己对于文学革命的拓展思考。他认为，文学改良应该增加多种诗体。中国古典的诗歌讲究的是对仗、用典、押韵，对诗歌要求也非常严格，诗律越严则导致诗体越少，诗歌受到的束缚便越多，而西方的诗歌却与中国的古典诗歌不同，西方的诗歌限制少，诗歌的体式就非常多，因此著名的诗歌和诗人也层出不穷。借由此，他提议增加多种诗体。
对于文学改良的其他方面，刘半农也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陈独秀主张在文学上的文字与应用文是相对应的，刘半农则认为这样对应并不妥当，他觉得无论何种学科都是文字的范畴，而不应该混为文学的范畴。
此外，有人认为，自造新词汇和外国名词的引入归功于个人，刘半农并不认同，他认为这种词汇的引入是一种自然的行为，是语言交融的必然，而不是一个人的贡献。见多识广、博闻强识的刘半农，此时已经注意到自造新词或者西方词汇的引入是一种文化、文学融合的现象，而非个人之力所能企及的。
文学改良运动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文体、语言，甚至还包括了标点符号。中国文化的传统形式是“文不加点”，文言文通常是通篇都没有标点符号，而刘半农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却极为推崇与钟情。
刘半农在少年时期的那位国文老师刘步洲，便非常热衷于研究标点符号，并且还自己发明和设计了一些标点符号，以方便使用。这位老师也要求学生们了解和学习，刘半农受其影响颇深，对标点符号的使用也渐渐有了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目前被使用的顿号（、）不够用，应该增加一种；而对于常用的问号（？）却不太赞同。问号所表达的是疑问语气，而在以往所使用的文体中，都有表示疑问语气的助词，比如在文言文中有“欤、哉、乎、耶”等助词，而在新文化运动中推崇的白话文中，也有“么、呢”等表达疑问的助词，那么问号似乎就多此一举了。
刘半农的这篇关于文学改良的文章，在当时颇有影响，在刊登的同时，陈独秀还特地为其写了跋语，以表敬贺之意，同时也获得了新的思考。
虽然刘半农在文章中所表达的文学改良主张，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的文学主张存在差异，甚至有对立之处，但他勇于表达出自己的文学看法和文学思想的做法，却引起了文学运动倡导者的关注和思考，胡适、钱玄同两人也为他的这篇文章喝彩，并且从中获得了新的思考。
胡适甚至对他文中提到的某些文学改良主张非常赞同，比如他提出的“改用新韵”、“增多诗体”、“提高戏曲的地位”，胡适就认为可以采纳。对于他关于标点符号中“问号”的看法，钱玄同和胡适则不认为可行。
作为文学改良运动的支持者，刘半农最先发表了自己对于文学改良运动的见解，声援文化运动。初试先声，虽然他的观点未获得全部的认可，可他对于中国文学界革新运动的支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于文学界前景的思考，却深深鼓舞和影响了许多人，壮大了文学改良运动的声势，也是他从“新鸳鸯蝴蝶派”成长为一名文学运动革新者的标志之一。
除了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声援新文化运动，刘半农也在与文化运动先驱的交往之中大为震动，受到了启发和鼓舞。在反思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取舍之时，刘半农也终于认清自己将要行走的道路——追寻新文学。
为了表示彻底与旧文学决裂，他斟酌再三，决定抛弃以往媚俗香艳、为了迎合大众读者而起的笔名，并将笔名正式定为“半农”。
1918年1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应用文之教授》之时，正式署名“半农”。鲁迅曾说的刘半农自此跳出了“新鸳鸯蝴蝶派”的旋涡，也正是从此开始。
是时，“刘半农”这个名字成为他后半生的正式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