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展望二：产业空间大为拓展(1)
一个经济学家的担忧：后发劣势
“年轻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红黄的湿晕，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张爱玲《金锁记》
30余年的日子，不短也不长。时代与商业都在这个千年未有的氛围中面目全非。曾经革命的、激情的、浪漫的以及坚定与崇高的……正变得平稳、现实、功利，甚至平庸和浅薄。隔着30余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大胆揣测：“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事实上，他明显低估了中国人扭转自己命运的决心。许多先行者冒死突破的崎岖禁区，如今几经波折、洗礼和变轨，人们在创富、摆脱贫困以及过上幸福生活的愿景驱使下，坚持“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务实价值观，从不食市场烟火逐渐步入红尘滚滚的市场化上来。经验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仅是空口为凭的空想主义，使后发优势脱颖而出。依据官方说法，就是“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迈开大步”，从国有经济一家独大转型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依据民间说法，则是自由经济的闸门顺畅打开，做生意不用偷偷摸摸，追求财富变得光明正大，且有一大批追随者前赴后继乐此不疲。
然而，在分享“后发优势”的欣喜之余，我们还应看看“守夜者”的说法。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对突飞猛进的中国经济充满担忧，他认为“后发劣势”不可漠视。
所谓“后发劣势”（Curse To The Late Comer），亦可译为“对后来者的诅咒”，由美国经济学家沃森提出。落后原本并不完全是坏事，落后国家可以沿着发达国家的轨迹，模仿其技术和管理实现一定的超越。但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内生于制度进步，而落后国家虽可绕过制度演变，直接模仿管理和技术，从而避开制度改革这个发展壁垒，在短时间内取得快速发展，但从长远看，这种模仿优势会潜移默化为“后发劣势”。
杨小凯认为，中国经济存在“后发劣势”：
上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和台湾的劳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却相当成功。从俄国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对后来者的诅咒”。它可能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
我国家电行业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家电产业的发展基本是国有企业占主导，这个发展过程是个典型的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的过程。成套设备的进口是技术模仿，不搞私有化就是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
政府垄断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业、电信业，并用模仿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也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营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长期经济发展。[1]
此时为2002年，在欢天喜地的大背景下，杨小凯扮演的显然不是和谐的角色。然而，直到今天，杨小凯所担忧的“后发劣势”仍未消除，依然其势嚣嚣。且看强势垄断被纵容到频擒“地王”，“有所为有所不为”竟演变成无所不为……而一直试图在某些领域突围的民间资本，由于来自茫茫无边的草根，总不能气贯长虹，甚至仍旧暧昧不明，前途叵测。他们会时不时触碰政策与法律的底线，焦虑如同野草狂生，直至大江东去，离当时的初衷越来越远。
同时，我们还不得不承认，以下问题极具普遍性、挑战性：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起步阶段，低水平重复时间较长，难以实现经营规模扩张和企业发展质的飞跃；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素质相对较低，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偏弱，金融危机冲击、宏观调控趋紧等都会催高其关停率；而且，传统制造业的中小微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低端，只能完成简单的初级加工，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有相当数量的企业依靠微薄的加工费生存，不少企业技术装备和生产工艺落后、资源利用率低、能源消耗多、环境污染严重，而有些民营企业虽有一定技术特长，但决策能力和管理模式不适应市场发展要求，受随意性和盲目性支配，潜在的决策和管理风险很大。
不断的阵痛，不断的磨砺，也意味着不断的坚韧与强大。过去，民营经济从未放弃向某些垄断领域突进，彰显着顽强的生命力与无孔不入的生存法则。未来，也不会止住民间资本向更多产业领域拓展的时代脚步。
民营企业的“可怕”与可敬
历史，有时禁不住频频回顾。原来那些曾让全国上下从民间到庙堂草木皆兵如临大敌的宏大事件，现在看来也不过是轻描淡写。比如，对民营企业的恐惧。
对民营企业的恐惧从时间深处无声发散出来。早在计划经济时代，“割资本主义尾巴”是一种革命行动，恨不能对所有商业活动都斩草除根，足见社会忌惮之深。
不过，对民营企业的恐惧并非只限定在经济层面的讨伐。有时，政治与经济的距离连一墙之隔都不存在，经济曲线很容易与政治曲线复合混同。甚至经济理论认为行得通的事物，也不一定能在政治上行得通。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凡事必然更多地出自政治视角。因此，寥寥数字的文章引发铺天盖地的喜恶纷争，实际上脱离了经济本体的主旨，很容易变成令人哭笑不得的泛化争论。
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曾经如此告诫，“追求梦想的人们啊，已经付出就要准备付出更多。”民营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因为背负着社会对其根深蒂固的恐惧，而不得不准备付出更多。且不提改革开放之初民营企业突破恐惧意识流时的艰辛与无奈，即便到2004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至第26个年头，人们对民营企业的恐惧也没消散多少。
特殊语境下的沧海横流，会显出不同本色。2004年春夏，郎咸平连续撰文，炮轰国企改制中的中饱私囊，著名的“郎顾之争”拉开帷幕，对民营企业乃至市场经济的讨伐便也开始大张旗鼓。
郎咸平主要揪住三个企业不放——TCL、海尔和格林柯尔。他认为TCL股权改革的实质是稀释国有股权，股权激励是幌子，证券市场是渠道，使国有资产逐渐流入个人腰包才是目的。他对海尔提出质疑，“当初成立海尔投资的时候，到底是通过何种程序让海尔投资拥有了海尔商标专利权？又是通过何种程序将零部件的供应权转让到海尔投资的手中的。如果是海尔集团正式通过了这些资产的转让，那么这就是明显的内部人员利益输送，除非海尔集团能证明董事会成员从未在海尔职工持股会拥有股权。如果董事会成员确实持有职工持股会股权，那么这个董事会决议明显就是通过利益输送，集体侵吞国有资产。”[2]他对格林柯尔的抨击更为尖锐，直接炮轰“民企参与国企重组”，指责顾雏军利用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加快国企退出，将收购与改制打包在一起，玩一把互惠互利的双赢游戏。
针对郎咸平的炮轰，TCL和海尔表现得心平气和，以“不予评价”轻轻带过，使来势汹汹的质疑反倒讨了无趣。而性情暴躁且自负的顾雏军却坐不住了，要单挑郎咸平。顾雏军的反击恰好把自己置身于放大镜下，使并购时一些在法律与道德边界徘徊的灰色行为暴露无遗。2005年8月1日，终于以涉嫌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虚假出资罪、挪用资产罪被刑事拘留，盛极一时的“资本神话”灰飞烟灭。
郎咸平以讨伐出名而得到很多人的热情支持，有些学者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标榜自己为“新左派”予以声援；几乎所有的媒体也都倒向郎咸平，指责经济学家为什么“集体失语”。看来，对民营企业可能会侵吞国有资产的判断，岂止郎咸平一人！
一个擅长财务分析的学者引发人们对并购行为严加规范的重视，显然是有价值的，问题在于如果由此放大为对“民企参与国企重组”的全面否定，从而演变为对国企改革路径的怀疑和中国市场化改革正确方向的动摇，这样的效果难道是郎咸平能够心安理得的吗？而改革进程明显由此受阻、滞缓，其实又表明全社会对民营企业的恐惧并未真正消失。
2005年，郎咸平以《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为题撰文提出，“中国社会在以简单的经济发展为纲的改革开放下，整个土壤变坏了，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才是最令人担忧的。举例而言，我在2004年提出‘国退民进式的国企改革让少数国企老总暴富，而同样贡献的职工却被贱价买断工龄’这种社会不公现象时，主流经济学家的答复令我感到震惊。他们认为民企比国企更有效率，所以应该进行改革，就算改革中出现一些腐败问题也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的表述以偏概全，直指改革的必要性，很能培植“恐惧”的土壤，激起民粹主义的情绪。一些主张市场化取向的经济学家备受质疑，甚至被指控为“被利益集团收买”。
民营企业，真的那么可怕吗？
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早就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如果还要再喋喋不休地论证民营企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恐怕又是老生常谈。
当然，不可否认，纵观民营企业的发展版图，其中也不乏负面形象。欺诈公众的行为时有发生，那些毒牛奶、毒大米、毒豇豆、毒床垫、毒校服等等，也大多出自民营企业之手，整个群体的复杂性表现在既可“好事做尽”也存在“坏事做绝”的风险。因此，有些人被戴上“为富不仁”的帽子也不冤枉，所谓“民企侵占国有资产”也存在真实案例。如何将“有毒社会”彻底转变为“有情社会”、“有序社会”，民营企业更是承担着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但是，我们不能以偏概全，看到了几只黑天鹅，就仓促下了“所有的天鹅都是黑的”结论。
民营企业的“可怕”，不在于他们对中国体制的威胁，而在于他们顽强的生命力。比如温州，绝非“地大物博”，巴掌大的地方既不能“靠山吃山”，也不能“靠海吃海”，唯一一条水路还是死路；温州人的发迹之路，似乎与一般意义上的定理“知识就是力量”也不尽吻合，大多数人都是泥腿子下海，与高学历、“海归”无多瓜葛，商人的底色大都以“农民”、“小商小贩”渲染；政策撑起保护伞时，他们少受庇佑，往往被边缘化，而急刹车时则总成风眼，被口诛笔伐，承受着来自意识形态的压力。然而，就是巴掌大的温州，顶着“资源禀赋贫乏”的帽子，弱势得极其彻底，却异军突起，走到了中国经济的前列，创造着财富神话，成为经济命题中的悖论。又如泉州，也无过多传统意义上的资源优势，但却是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创业圆梦的福地和天堂，迄今为止光上市公司就有77家，传播或弘扬着难能可贵的闽商精神：“爱拼才会赢”、“输赢笑笑”……
那么，人们为什么对民营企业那么心存恐惧呢？改革开放都这么多年了，为何依然草木皆兵？某些理论误导显然难辞其咎！比如前述夸大宣传“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这必然导致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步子、国有企业按照现代产权制度的方向加快改革的步子有所放缓，甚至对国企（央企）凭借巨大身躯扰乱市场秩序（比如在房地产行业频抢“地王”等）加以放纵。而且，既然国有经济是“执政基础”，那么对民营经济设置出种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乃至“铁门”岂不正常？
R·拉詹和L·津加赖斯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中曾给出这样的论断：
市场经济制度在政治环境方面面临双重的威胁。第一重威胁来自市场早期发展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已经在市场中占据了强势地位，还企图继续维持其地位。由于市场的自由竞争体制要求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这些拥有特权的人生怕自由市场体制以及与之配套的制度的确定会危及自己的既得权力，于是就极力鼓动运用政府的力量限制来自国内外的竞争，阻碍市场竞争体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制度的进一步健全。第二重威胁来自在市场前期发展中受损的弱势群体，当这些弱势群体受到蒙蔽，他们对种种不公正现象的正当不满被别人所利用，就常常会把矛头指向市场经济体制。而这种做法恰好迎合了既得利益势力的需要。在这种情势下，既得利益势力就能躲在大众的身后，要求扩大政府干预，屏蔽对外开放，压制市场竞争。弄得不好，就会出现下面这种“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糟糕场景”：“在保护贫困人群安全的幌子之下，既得利益集团压制了市场机制，保证了自己的安全，而受害者则是自由市场经济和所有可以从中获得机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