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展望一：自主人格更为坚挺(1)

悲怆的“两院院士”：或进医院或进法院

胜者，往往是剩者；反之亦然。

改革开放一晃30余载，其间既慷慨激昂，又不乏悲壮，粉墨登场者前赴后继，在历史和现实的夹缝中踟蹰前行。如今，从厚重的历史和严酷的现实中走出来的人们，似乎已成为各自命运的主宰者，名字被列进各种荣誉或财富排行榜，以英雄凯旋般的姿态接受众人的顶礼膜拜。

然而，光鲜亮丽只是给世人看的，其无限风光背后沉淀着千般辛酸与忐忑。在磨难面前，民营企业无论强弱，都需要在中国崎岖的营商之路上艰难跋涉。所谓成王败寇，不外乎谁坚持到最后，成为“剩者”。

中国的民营企业，其承受压力的强度超出常人想象，因过劳或过失而早夭者众多，因此常自嘲为“两院院士”：要么牺牲健康进医院，要么牺牲自由进法院。2010年，美国咨询公司GrantThornton拿出的一份调查称，有76%的中国大陆商业领导人感觉有压力，而这一数值在瑞典只有23%。

如果说民营企业的压力大只是形而上的问题，无色也无味，那么一旦具体化，其最极端的形式莫过于前赴后继的自杀记录。公开资料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有1200多名民营企业家因自我难以摆脱的心理障碍而走上自绝之路。

仅2008年，我们就看到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死亡名单”：

2008年1月15日晚，惠州陈江一台资企业女老板因生意上两次受骗，加上公司经营不善等原因，欠下70余家供应商共计300多万元的债务。接近年关，供应商纷纷上门讨债，她不堪压力服药自杀未遂。

2008年5月24日，51岁的景德镇市信义房地产开发集团董事长邵和谐在家中上吊自杀。这个曾开发了陶瓷大世界、陶艺山庄等著名楼盘的房产大佬，个人资产曾高达1.2亿元，却被高利贷逼上绝路。

2008年7月19日，永嘉瓯北的浙江云光泵阀制造有限公司老板朱吉光，为叶姓朋友担保1000多万元的高利贷，因不堪“债主”轮番逼债，在乐清一家宾馆服毒自杀。

2008年8月12日，位于兰溪的浙江一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亚津在办公室自杀身亡。这家创建于1989年的企业，曾一度名列全国中成药50强企业，但最终因资金链断裂而轰然倒下。

……

或许，你会质疑这些最终伤逝的民营企业家竟然大都是弱者。他们由于在商业的优胜劣汰中处于劣势，于是生存底线陡然变弱，压力之大不言而喻。事实上，即使那些在这个伟大的转型时代“起身最早，活得最久，事业曾经或正做得生龙活虎”的企业家们，也没有如释重负，他们还在进行冒险游戏，背负重重压力，辗转于更长久活下去的路上。

随便截取一个时间断面，如2007年，那些在人前似乎享尽风光的民营企业家，亦承受着各种各样的煎熬。这一年，人们对国情大背景的描述堪称大红大紫，《新闻周刊》国际版总编辑法瑞克·扎卡利亚在《未来属于中国吗？》一文中用坚定的口气称，“中国的崛起不再是一个预言，它已经是一个事实。”然而，即使在这个被称作“大国崛起”的热烈年份，其中有关民营企业家的素描基本上都是蹙眉以及转身后的落寞，包括那些被社会舆论热捧的商界名家，也有着各自辗转反侧的失眠时分。

这一年，TCL的李东生正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在2005年定下的18个月实现并购盈利的豪情壮志已化为泡影。尽管他在过去的几年里使出浑身解数，但最终的结局不无惨烈。2006年，他被《福布斯》中文版评为“中国上市公司最差老板”。不肯轻易认错的他，在2007年黯然关闭欧洲工厂。他期待着鹰一般的重生，“鹰首先用它的喙击打岩石，直到其完全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待新的喙长出来。鹰会用新长出的喙把爪子上老化的趾甲一根一根拔掉，鲜血一滴滴洒落。当新的趾甲长出来后，鹰便用新的趾甲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5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鹰重新开始飞翔，重新再度过30年的岁月。”

2007年，联想的柳传志同样忧虑重重。联想并购IBM的业务比预期要顺利得多，新公司的业务也逐渐走上正轨，但他依然不安，认为中国企业缺乏独特的管理思想与商业文化。其实，更多的忧虑还在后面。联想的企业品质是令人敬仰的，它率先跻身“世界500强”榜单颇具史诗意义，但气势汹汹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亏损告急，致使柳传志不得不重新复出力挽狂澜，其用语不无悲壮：“联想是我的命。”这似乎告诉人们，个人英雄主义的烙印无法抹去，创业先驱的地位与作用在中国企业远未成熟的特定阶段是不可替代的。即使是最优秀的中国企业，来自制度建设的支撑力量还远非强大到固若金汤。

2007年，华为的任正非迎接其20年创业史纪念，这个创业前落魄得一塌糊涂的复员军人，已经带领华为披荆斩棘，以商业“狼性”示人。他的孤傲及过人，从深圳总部展厅中不挂一张高层领导接见的照片、不摆一块奖牌和荣誉证章的细节中可见一斑。他是超凡脱俗的！不过，他也是忧心忡忡的。华为有超过2.5万名员工致力于研发，却仍然没有一项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性产品。华为进入了“高原缺氧区”，呼吸沉重，但迎面而来的异国面孔则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把战火烧到家门口。

李东生、柳传志、任正非，乃至更多优秀的人，他们在大众的印象中都是踌躇满志和意气风发的，然而一个转身，也会伴随一声叹息。

民营企业家为什么压力大？或许，我们可以从民营企业生存的宏观环境以及民营企业家自身的商业基因演变中找到缘由。

首先，“摸着石头过河”的制度开放不可能一下子“开放”出自主人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时不过是宏观政策导向的试验场，走走、停停、看看，甚至还会骤然变更。脱胎于草根的民营企业大多站在风险第一线，反复突破旧政策，又反复“违规”，于是上演了无数悲剧。产权保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证明一手创造的企业是属于自己的，民营企业家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智慧，不过最后的结局也未必皆大欢喜。再远大的梦想，在遭遇制度障碍时，也有可能沦为失败与挫折。

其次，民间资本对权力和政治的依附取向。中国人对政治的把握敏感且脆弱，形形色色的各种特权并没有消失殆尽，以或明或暗的形式在中国的商业版图上蓄意游走。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少民营企业不得不依附政治，与权力若隐若现地捆绑在一起。

再次，因草根出身而获得的资源支持寥寥。背靠国家政策和资源大树的国有资本，以及带着“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意识优势光环的跨国资本前后夹击，逼宫民间资本。那些试图突围的民营企业往往冒险于灰色地带，恍若在薄冰上跳舞，命运多舛，难免有不幸者跌入深渊。

当然，中国民营企业自身特殊的商业气质，也种下了压力过大的种子。虽不无勇于突破制度藩篱的气质表现，比如韧性、勇敢、热烈、激情以及理想，但这还远远不够。在技术、管理以及企业家精神方面仍有诸多不足，成为制约其顺利做强做大的短板，一不留神就有可能折戟沉沙。

不难发现，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每天都要面对异常凶猛的陌生面孔，而已有的经验做法正在过时，需要重新寻找到达彼岸的路径。每一步走来，都是艰辛。

不过，更应该看到，导致民营企业家压力大的种种途径，正蜿蜒通向“光明顶”。倘若政策倾斜的天平不能慢慢扶正、良性商业环境不能名正言顺，中国民营企业即使有三头六臂，恐怕也只能胎死腹中，又哪来未来的气象万千？

诗人顾城在《我耕耘》中，曾给人们留下了一条充满光明的预言：

风太大了，

风，

在我身后，

一片灰砂，

染黄了雪白的云层。

我播下了心，

它会萌芽吗？

会，完全可能！

大凡新生事物，都有极强的生命力，因为一切貌似强大的、滞后的旧事物，正在并终将被颠覆。

“傻子瓜子”：经典的案例创新

1979年，安徽芜湖那个只会写5个字（“年广久”与“同乙”）、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中国的经济学界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7岁在街头巷尾捡烟头、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就接手父亲的水果摊、1963年因“投机倒把罪”被判有期徒刑1年的“傻子”，竟然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荡开阵阵涟漪！

1964年，年广久为维持生计，炒起了瓜子。他偷学来的手艺派上了用场，炒出来的瓜子一咬三瓣，满口清香，于是慢慢“炒”出了名。而且，他卖瓜子是连卖带送，“别人买一袋瓜子后，总会问这够秤吗，我就抓起一大把递到他手上！”薄利多销策略招徕了大量顾客，他成了顾客眼中的“傻子”。年广久的父亲曾被街坊称为傻子，他从小也有“小傻子”的绰号，所以将自己的瓜子美其名曰“傻子瓜子”。

“傻子瓜子”招牌一挂，高峰时店门口两排队伍长100多米。年广久为此定下了店规：独生子女买两斤瓜子不排队，新婚男女买十斤瓜子不排队，军人不排队……独辟蹊径的店规，更让人们觉得这个“傻子瓜子”不一般，前来买瓜子的人络绎不绝，一天可卖出两三千斤。生意如此红火，年广久纵使生出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于是请来无业青年做帮工，之后越来越多，竟达12个，“傻子”出的难题也就在于此。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限，即在当时（19世纪中叶），小业主雇佣工人8人以下，一般是与工人一起干活的，而一旦超过8人，便是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年广久的帮工竟达12个，那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有剥削之嫌了。于是，诸如“‘傻子瓜子’是剥削分子”的流言就在安徽上下传开，有的甚至“主张动他”。而年广久却“你吵你的，我炒我的”，闷声发大财，把“傻子瓜子”做得风生水起。到1982年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利润已过百万元大关。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把年广久划到资本家的行列。1979年，经济改革刚刚凿出第一道光，很多人都在观望。“傻子”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如果“枪打出头鸟”，还有多少人愿意试水？况且，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就被数字“8”卡了壳？难道所有的工厂人数都必须按此控制？实践不能被限制在理论的教条中，改革更需要变通。1982年，邓小平给这场尘埃未定的争论划上了句号，“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这句话，胜过多少以案例教学为典型特征的MBA、EM-BA教科书呢？对于混沌初开的中国大地，是再及时不过的具有导向意义的经典案例。年广久得到了最坚定的支持，他也因邓小平的提及而在中国改革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尽管直到1987年私营企业的工人人数才取消了限制，但邓小平的一席话为民营企业破土而出播撒了灿烂阳光。

被称作“傻子”的年广久就这样以独有的“傻福”，懵懂而勇敢地跨过了一道让无数经济学家焦头烂额的门槛——姓“资”还是姓“社”。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这样的制度跨越还很多。曾经僵化得让民营企业无所适从的体制，正日益变得温润起来。而如今，当相关政策条文已接连出台却见效甚微、颇需“动真格”的关键时期，广大民营企业翘首以盼的或许正是“傻子瓜子”这类经典的具有洞天开地之力的案例创新！

起步于“小人物”的底层摸索

任何对未来的预测，无不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推论。当我们尝试推测未来民营企业到底具备多大的自由空间时，同样是以历史和现实作为原点的。

中国的创富路径是先搞底层摸索，然后政府承认并逐步推进。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一段沸腾岁月的激扬故事，从一个个“小人物”的探路开始，由此汇成一股潮流、一种趋势，甚至形成一种格局，左右着未来经济发展的走向。

然而，在这个由“小人物”腾挪转移形成的试验场中，第一个“擅自作主”违背当时政策或者积极响应定位模糊的政策时，就得承担变革风险。尽管从寻常百姓到庙堂之高，都受累于贫穷，都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的窘境，但意识形态却异常顽固，不时窜出来“理直气壮”地指责最初的弱势叛逆者——民营企业家。

比如，在东南沿海的著名集镇浙江路桥，几个干部检查农业生产，路过个体户蔡继泽家，看见他正在家里加工小五金，就向上级举报。蔡家由此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冒尖户”，结果生产小五金的所有原料、工具和设备被搬走，卧房里的衣橱、写字台、衣箱等被砸开，现金被没收。

又如，当年还是教师的严介和，利用闲暇时间，边骑自行车到周边窑厂联系销售业务，边组织同村青年收购芦苇编织草帘子，一个月能赚几十元。由此，他成为淮安有名的“万元户”，但同时也变成当地管理部门眼中典型的“资本主义”，并最终取缔了他的家庭作坊。

不过，社会的车轮总会滚滚向前。僵局不断被打破，以往不能正大光明地发财致富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这些力图摆脱贫穷、实现创富梦想的边缘角色，正逐渐向中国的经济与政治舞台中心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