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在别墅内部，两个警卫已被隔离，分别在不同的房间里接受盘问。格里辛亲自审问他们。他们显然对他十分畏惧，这很正常，他们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声。

格里辛偶尔还会在他们耳边大喊大骂，但对这两个浑身冒冷汗的人来说，最痛苦的折磨是他坐在他们旁边，小声叙说着撒谎者将会得到的种种惩罚的细节。到八点钟，他已经完全掌握了头天晚上他们值班时的情况。他知道了他们因专注于电视上总统死讯的新闻细节，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巡逻。而且，他第一次听说有一个清洁工的存在。

清洁工晚上十点钟抵达，与往常一样，是从地下通道进来的，而且，没有其他人陪他一起进来。要打开三道门，需要这两个警卫在场，因为一名警卫掌管着街门键盘的组合密码，另一名警卫掌握着内门密码。中间门的密码，两人都知道。

他获悉，两个警卫看到老头与往常一样，先去顶楼打扫。随后，警卫很不情愿地离开他们正在观看的电视节目，去打开中层办公室，那个重要的办公套房的门。他还知道了，在清洁工打扫完科马罗夫办公室后，一名警卫会过来重新锁上房门，但在清洁工打扫中间楼层的其他办公室时，两个警卫都已经回到了楼下。一切都很正常。那么……清洁工独自在阿科波夫的办公室里待过。他昨晚比平常提前一点离开，在凌晨一两点钟。

九点钟的时候，脸色惨白的阿科波夫先生由警卫陪同着离开了大楼。他乘坐的是自己的汽车，但由一名黑色卫兵驾驶。汽车后座上，另一名卫兵坐在这位失宠的秘书旁边。汽车没有驶向阿科波夫的公寓，而是出城去了青年战斗队的一处兵营。

到九点钟时，格里辛上校已经看完了由人事部提供的一份档案，那是一个叫列昂尼德·泽伊采夫的雇员的详细资料。该人六十三岁，是办公室的清洁工。档案里还有他的家庭住址，但那人有可能已经离家。他本应该在十点钟来上班的。

可他没有出现。半夜里，格里辛上校和三名黑色卫兵出发去走访老头的住所。

这个时候，西莉亚·斯通带着满足的微笑，翻身从她年轻情人的身上下来，伸手取来一支香烟。她很少抽烟，但现在是开心的时刻。雨果·格雷躺在她床上喘着气。他是一个体格健壮的年轻人，经常打壁球和游泳，保持着良好的体型，但刚刚过去的两个小时耗尽了他的大部分体力。

他不止一次纳闷，为什么一个处于性饥渴状态下的女人，其胃口总是能够超过男人的能力。上帝做出这样的安排，是很不公平的。

黑暗中，西莉亚·斯通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感觉到尼古丁使她恢复了体力，她靠到情人身边，抚摸他那深褐色的卷发。

“你究竟是怎么当上文化随员的？”她调侃说，“你连屠格涅夫和莱蒙托夫都搞不清楚。”

“我不需要搞清楚，”格雷咕哝着，“我需要向俄罗斯人推广我们的文化——莎士比亚、勃朗特，诸如此类。”

“所以你要经常去会议室和站长讨论吗？”

格雷急忙从枕头边支起身来，在她耳边轻声说道：

“别说了，西莉亚。这里可能有窃听器。”

西莉亚·斯通不开心了，翻身起来去煮咖啡。她不明白，格雷为什么会对一句小小的调侃如此大惊小怪。不管怎么样，他在使馆的身份已经完全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

当然，她是对的。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雨果·格雷一直是秘密情报局莫斯科情报站的第三情报官，也是资历较浅的一位。在过去的好日子里，冷战仍处在高峰期，该情报站曾经阵容强大。但如今时代不同了，预算减少了，俄罗斯目前正濒临崩溃，已经自顾不暇，不再构成巨大的威胁。

更重要的是，过去百分之九十的秘密现在已经可以公开获取了，要么就已经不再是秘密了。现在，连曾经的克格勃都有新闻发言人了。在莫斯科的美国使馆里，中情局情报官的编制已经减少到只有一支足球队的人数了。

但雨果·格雷是一位敏锐的年轻人，他深信大多数外交公寓仍装有窃听装置。他是正确的，俄联邦安全局特工已经盯上了他，对获悉了他的身份大为振奋。

名字奇特的“热心人大街”很可能是莫斯科城内最破旧、最低档的住宅区。它坐落在化学战研究所的下风方向。在该区居民中，唯一能感觉到的“热心”来自那些即将搬离的住户。

根据记录，列昂尼德·泽伊采夫与其女儿、卡车司机女婿以及他们的孩子，一起住在大街旁的一套公寓里。这时已是午夜十二点半，夏日的夜晚依然相当暖和。司机驾驶着一辆黑色的豪华海鸥汽车，不时把脑袋伸出车窗努力辨认街名路牌，最后，他把汽车停在了公寓外面。

这户人家女婿的姓氏应该不是泽伊采夫。于是他们不得不唤醒底楼的一位睡眼惺忪的邻居，打听出那户人家住在四楼。楼内没有电梯，这四个人只得脚步沉重地踏上楼梯，敲响一扇漆皮脱落的房门。

开门的女人睡意未消，她肯定有三十五六岁了，但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老上十岁。格里辛彬彬有礼但态度坚决。他的手下推开房门进屋，四散开去搜查房间。公寓里没什么可搜查的，因为它很小，实际上，一共只有两间房，外加臭烘烘的卫生间和用帘子隔开的厨房。

女人刚才与她六岁的女儿睡在其中一个房间的大床上。孩子被吵醒了，呜咽了起来。为了检查床底下是否藏着人，家里的睡床也被掀翻了，孩子的呜咽声随即变成哭声。两个用胶合板制作的破柜子也被打开来搜查了。

在另一个房间，泽伊采夫的女儿无助地指着墙边她父亲睡觉的那张行军床，解释说她丈夫去了远方的明斯克，已经走了两天了。孩子不停地哭，引得她也哭了起来。她发誓说，父亲自昨天上午起就一直没有回来。她很担心，但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报告父亲失踪。她认为，父亲肯定是在公园的长凳上睡着了。

黑色卫队很快便确认，公寓内没有藏匿任何人。而且格里辛坚信，这个女人已经吓坏了，不可能撒谎。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就走了。

格里辛带领海鸥汽车离开莫斯科市中心，驶往四十英里外关押着阿科波夫的那座兵营。在夜晚剩下的时间里，他亲自提审那位不幸的秘书。黎明前，泪流满面的阿科波夫承认，他肯定把绝密文件留在了自己的办公桌上。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忘记把文件锁进保险箱里。他恳求宽恕，格里辛点点头，拍了拍他的背。

出了营房，他召来一名心腹。

“今天天气比较热，我们的朋友在这里很痛苦。我想，黎明前安排游个泳应该会很合适。”

他随后便坐车返回莫斯科去了。他琢磨着，如果这份至关重要的文件是落在阿科波夫书桌上了，那么它有可能被当作废纸扔掉，或者是被清洁工拿走了。前一个推断不成立：联盟总部的垃圾总要存放几天，然后才会在监督之下烧毁；昨晚的垃圾桶已经被仔细筛选过，什么也没有发现。那么，肯定就是清洁工了。可是，为什么一个半文盲的老头要做出这种事情？或者，在那之后他又干了什么？格里辛仍然想不出答案，只有老头本人能够解释。他会解释的。

早饭时间还不到，他已派出两千名手下，全员便装，在莫斯科各处寻找一名穿旧军大衣的老头。尽管他们没有他的照片，但他的特征很明确，而且，他有三颗钢做的门牙。

可是，即便有两千人在撒网搜索，这工作也并不容易。莫斯科的小街小巷和公园里到处都是流浪汉和无家可归的人，其数量是搜索人员的十倍，各年龄层、各种身材的都有，而且都穿得破破烂烂。如果泽伊采夫正如他所怀疑的那样生活在街上，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接受检查。他们之中必定有一个人有着三颗钢门牙，还携带着一份黑色封面的文件。人和文件，格里辛两者都要，而且不得耽搁。黑色卫队的卫兵虽然迷惑不解，但都很听话。那天天气炎热，他们穿上寻常的长裤和衬衣，分头去搜索莫斯科的各个区域。

美国，兰利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杰森·蒙克从书桌前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他想去军需站。从内罗毕回来已经一个月了，他获悉自己的业绩报告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有几个案子做得特别出色，获得提升指日可待。非洲部的负责人对他特别满意，因此也为即将失去他而颇感遗憾。

蒙克回来后被安排去学习西班牙语，过完圣诞节和新年假期就要开课。西班牙语是他学的第三门外语，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趁此机会进入拉丁美洲部门。

南美洲地域广大，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因为它不但是门罗主义[48]所描述的美国“后院”。克格勃因此正在巴西的里奥格兰德南部开展一项很大的行动，中情局对此要坚决予以阻止。现年三十三岁的蒙克即将迈入人生的一个新舞台——南美洲。

他正搅拌着杯里的咖啡，感觉有人站到了他的桌前。

“晒得好黑啊。”一个声音说。他抬起头来，认出了正俯身朝他微笑的那个人。他想站起来，但那人却示意他坐着，展现出如同贵族对农民表示友善一般的姿态。

蒙克吃了一惊。曾经有人在走廊上指着这人和他提起过，此人是行动部的一个大人物，是新上任的苏联东欧处反间谍科的苏联组负责人。

蒙克惊讶的是，这个人看上去太普通了。他们俩身高差不多，都是六英尺差两英寸，但对方虽然只比他大了九岁，身体状况却不太好。蒙克注意到他头上抹了厚重的发油，头发整齐地从前额梳到脑后，嘴唇苍白乏力，上唇还被一层浓密的小胡子覆盖着，近视的一双眼睛如猫头鹰般瞪着他。

“在肯尼亚待了三年。”蒙克解释了晒黑的原因。

“然后又回到了寒冷的华盛顿，嗯？”那人说。蒙克对他产生了一种不好的感觉。对方的眼睛里含有一丝嘲讽。我比你聪明多了，那双眼睛似乎在这样说，我真的极其聪明。

“是的，先生。”蒙克回答。一只被烟熏黄的手伸了过来，蒙克除了注意到对方的烟瘾，还看到了对方鼻头上那一丛丛弯弯曲曲的毛细血管——这往往意味着饮酒过度。他站起来，绽出一丝微笑，打字间的姑娘们私下里认为他的微笑特别迷人。

“那么你就是……”那人说。

“蒙克。杰森·蒙克。”

“很高兴认识你，杰森。我是奥尔德里奇·埃姆斯。”

通常，使馆工作人员星期六是不用上班的，更不用说这样一个炎热的夏日周六了。多数人一般会去林中或乡下度周末，但总统的死讯给他们增加了额外的工作，即使周末也要去上班。

那天上午，假如雨果·格雷的汽车发动起来了，那么许多后来要死的人都不会死去，这世界也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但是，他汽车上的点火装置出了故障，尽管格雷再三尝试，还是没把汽车发动起来，他只好跑向快要开到院子大门栏杆处的红色路虎，敲了敲车窗玻璃。西莉亚·斯通让他搭上了车。

他坐到她的旁边，她驾车转弯进入库图佐夫斯基大街，经过乌克兰大酒店，朝阿尔巴特和克里姆林宫方向驶去。他的脚后跟踩到了什么东西，于是弯腰捡了起来。

“你要竞购《消息报》吗？”他问道。她瞟了一眼，认出了他手里拿着的文件。

“噢，天哪，是我昨天打算扔到垃圾桶里去的东西。一个疯老头把它扔进汽车，吓得我差点魂都没了。”

“又是一份请愿书，”格雷说，“没完没了的。当然，通常是为了得到签证。”他翻开黑色封面，去看标题页。“哦，好像是关于政治的。”

“太好了。我是‘疯子先生’，这是我拯救世界的宏图，把它交给大使。”

“他是这么说的吗？把它交给大使？”

“是啊，还说谢谢啤酒。”

“什么啤酒？”

“我怎么知道？他是个疯子。”

格雷读完标题页，又翻开来看了几页。他安静了下来。

“确实是关于政治的，”他说，“像是某种宣言。”

“你想要就拿去好了。”西莉亚说。他们已经把亚历山德罗夫斯基花园抛在了后面，转弯后朝石桥驶去。

雨果·格雷打算快速浏览一下这份没人要的东西，然后扔进废纸篓里去，可看了十页之后，他站起来，决定去见一下那位足智多谋的站长，一个精明的苏格兰人。

为了防止被窃听，站长的办公室每天都要打扫，但真正秘密的会议，总是安排在“泡沫室”里举行。这个有着奇怪名称的房间其实是个会议室，悬空吊在钢筋横梁上，关上房门后，房间四周的间隙会被空气填满。泡沫室里里外外定期会进行打扫，被视为敌对情报机构无法窃听的场所。格雷感觉站长办公室还是不够安全，他要求去泡沫室。

“是吗，小伙子？”站长说。

“嗯，乔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浪费您的时间。也许是吧，对不起。可是，昨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位老人把这个东西扔进了西莉亚·斯通的汽车。您知道吗？就是当新闻随员的那个姑娘。也许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他的声音渐渐轻下去，站长从半月形镜片的上方看着他。

“扔进了她的汽车？”他温和地问道。

“她是这么说的。那人一把拉开车门，把这个扔进汽车，请她转交给大使，然后就走了。”

站长伸手接过文件，黑色的封面上有两个格雷的脚印。

“是什么人？”他问道。

“老头，衣衫褴褛，留着胡茬，像一个流浪汉。把她吓得半死。”

“也许是请愿书。”

“她就是这么认为的。她本打算把它扔掉，但今天上午我搭了她的车。我在路上看了其中的一些内容，似乎政治性很强。里面的标题页上盖有爱国力量联盟的标志印章，看上去像是伊戈尔·科马罗夫起草的。”

“俄罗斯未来的总统。奇怪。好吧，小伙子，把这个留给我来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