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第三节

也是在七月十六日，快到中午时，伊戈尔·科马罗夫在基赛尔尼大街别墅二楼自己的办公室里，通过内部通信器与他的机要秘书通话。

“昨天我借给你的那份文件，你看了没有？”他问道。

“我已经看过了，总统先生。相当精彩，我可以这么说。”阿科波夫回答道。科马罗夫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称呼他为“总统先生”，指的是爱国力量联盟执委会的头领。他们深信，他在十二个月后也会成为国家总统。

“谢谢你，”科马罗夫说，“那就还给我吧。”

通话结束后，阿科波夫起身走向墙上的嵌入式保险箱。他早已熟记组合式密码，按要求把中心刻度盘旋转六次后，门打开了。他在里面寻找黑皮封面的文件，但没有找到。

他纳闷了，于是把保险箱里的东西全都拿出来，一件件、一份份地过目，查找了一遍。他恐惧得浑身发冷，部分是因为惊慌，部分是因为疑惑。他缓了缓神，又开始寻找。他坐到地毯上，把所有文件分类整理，一份份、一页页仔细检查，还是没有黑色文件。他的额头上出现了一层细密的汗珠。整个上午，他一直在办公室里工作，他确信头天晚上在离开之前，已经把所有的机密文件锁进了保险箱里。他每次都是这样，已经形成了习惯。

检查过保险箱后，他开始在书桌的抽屉里翻找，还是没有。他去书桌底下找，然后查看了每一个柜子。快到下午一点钟时，他敲响了伊戈尔·科马罗夫的房门，获准进入后，他坦白说，文件找不到了。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即将成为俄罗斯的下一届总统。他个性非常复杂，在非公开场合注重保护个人隐私，这与他的前任——已被废黜的日里诺夫斯基形成了再明显不过的对比。现在，他公开把已经下台的前任看作是一个小丑。

科马罗夫中等个子，中等身材，一头铁灰色的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他的诸多特点中，最显著的两个便是注重个人整洁和讨厌肢体接触。许多俄罗斯政治家喜欢勾肩搭背，互相敬酒以示友好。与他们不同，科马罗夫坚持在随行人员面前衣着整齐、谈吐文明。他不喜欢黑色卫兵制服，通常会穿一套双排扣的灰色西装，搭配衬衫和领带。

从政多年以来，很少有人敢声称与他关系密切，没有人敢冒充是他的知己。尼基塔·伊凡诺维奇·阿科波夫担任他的机要秘书已有十年时间，但他们依然是那种主人与奴隶般忠诚的主仆关系。

叶利钦生性随和，常常叫上一帮工作人员，像朋友般一起喝酒打网球。科马罗夫则不同，据说，迄今为止，他只允许一个人直呼他的名字：他的安全部长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

不过，和所有成功的政治家一样，在必要时，科马罗夫也会扮演变色龙的角色。偶尔必须屈尊亲自会见大众媒体时，他会以严肃的政治家面目出现。在他自己的集会场合，他则会变成另一个人，阿科波夫对此永远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在讲台上，原先的工程师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口若悬河、热情洋溢且魅力四射的演说家，他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能够准确而清晰地表达人民的心声、愿望、恐惧、期盼、愤怒和执着。面对他们，也只有在面对他们时，他才表现得亲切和蔼、平易近人。

在这两种面貌背后，还有令阿科波夫感到惊恐的第三张面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同事或警卫员尽管只是听说过这第三张面孔，不过光凭这些捕风捉影的东西，便足以令他们时时刻刻战战兢兢，对他唯命是从。

尼基塔·阿科波夫在过去的十年里，只目睹过两次科马罗夫内心愤怒爆发继而情绪失控的情景。在其他若干个场合，他看到过科马罗夫极力克制住情绪，最后成功平静下来。在那两次情绪失控的时候，他看到他的领导、他所追随和崇拜的人，变成了一个尖声怪叫的狂暴的恶魔。

他愤怒地把电话机、花瓶和墨水瓶座纷纷砸向因冒犯他而吓得浑身发抖的工作人员，把黑色卫队的一名高级军官骂得狗血淋头、痛哭流涕。他使用了阿科波夫闻所未闻的肮脏语言，还会砸家具。有一次，他用一把沉重的黑檀木尺子痛打一个受害人，差点把那人打死。

阿科波夫知道爱国力量联盟的头领发怒时会露出什么样的神情。科马罗夫的脸色会变得惨白，他的举止甚至会变得比平时更正式、更客气，但在他的颧骨上方，会各自出现一个鲜红的斑点。

“你是说，你把文件搞丢了，尼基塔·伊凡诺维奇？”

“不是丢了，总统先生，显然是放错地方了。”

“你处理过的任何文件中，再也没有比这份文件更机密的了。你读过，能明白为什么。”

“我能理解，总统先生。”

“这文件只制作了三份，尼基塔，两份锁在我自己的保险箱里。这文件，只有我身边最可靠的少数几个人才允许阅读。这文件，甚至还是我亲自编写并且打印的。我，伊戈尔·科马罗夫，亲自打字、打印了整份文件，不是托付给秘书去做的，因为这是绝密文件。”

“您很英明，总统先生。”

“正因为把……把你视为身边最亲近的人员之一，我才允许你阅读。现在你对我说，你把它搞丢了。”

“是放错地方了，暂时放错了，我向您保证，总统先生。”

科马罗夫在用那双擅长迷惑人的眼睛盯着他。他的眼神可以说服怀疑论者成为合作者，或使退却者感到恐惧。他脸色苍白，两边的颧骨上方出现了愤怒的红斑。

“你最后一次看到文件是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总统先生。我加班到很晚，以便秘密地阅读。我是八点钟离开的。”

科马罗夫点点头。夜间值班警卫员的登记记录可以证实或推翻他的离去时间。

“你带走了文件。竟然违抗我的命令，把文件带出了大楼。”

“总统先生，我发誓，我没带走。我把文件锁在保险箱里了。我从不把秘密文件到处乱放或带走。”

“但现在文件不在保险箱里？”

阿科波夫努力咽了几下，但他没有口水。

“在我打电话之前，你开过几次保险箱？”

“一次都没有，总统先生。在您打了电话后，我才第一次去开保险箱。”

“保险箱是锁着的吗？”

“是的，与往常一样。”

“被撬开过吗？”

“显然没有，总统先生。”

“你搜查过房间了吗？”

“上上下下都检查过了。我也搞不明白。”

科马罗夫考虑了一会儿。在空洞的表情背后，他的内心产生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恐慌。最后，他打电话给底层的警卫室。

“封锁整栋楼，不许任何人出入。去找格里辛上校，叫他马上来我办公室报到。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不管他在干什么，我要他一小时之内到这里。”

他的食指离开内部通信器上的按钮，眼睛盯住这位面色惨白、浑身颤抖的助手。

“回到你的办公室去，不要与任何人联系，在那里等待进一步通知。”

西莉亚·斯通是一个又聪明又现代的年轻单身女人，她喜欢与她所倾心的人一起享受人生。此刻，她正迷恋着一个肌肉发达的年轻人，雨果·格雷。他两个月前刚从伦敦过来，比她晚来六个月，他的身份是使馆的文化随员助理，级别与她一样，但年纪比她大两岁，也是单身。

他们每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公寓，虽然小了点，但很实用，位于库图佐夫斯基大街旁英国使馆工作人员的住宅楼内。这是一栋方形楼房，中间有个大院子，可以停车，门口有俄罗斯民警站岗。即使在现代的俄罗斯，人们还是认为在那里进出是会受到监控的，不过，至少汽车停放在那里非常安全。

午饭后，她开车回到索菲亚码头旁的英国使馆大院，撰写她与记者午餐会面的报告。他们的谈话大都关于前一天切尔卡索夫总统去世以及随即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她向记者保证，英国人民将继续密切关注俄罗斯的事态发展，希望他能够相信她。她还想知道，他的文章什么时候可以刊登出来。

她五点钟驾车返回公寓，洗了个澡，稍事休息了一下。她已经与雨果·格雷约好八点外出吃晚饭，然后她想把他带回自己的公寓，她可不希望把夜里的时间全花在睡觉上。

下午四点钟，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已经确信丢失的文件肯定不在楼里了。现在，他正坐在伊戈尔·科马罗夫的办公室里汇报情况。

四年来，这两个人一直相互依存，难以分离。一九九四年，格里辛辞去克格勃第二总局的上校职务。他对现状已彻底失望。而在此之前的一九九一年九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已经把世界上最大的安全机构解体，把各个部门分流到其他机构去了。

对外情报部门——即第一总局，其总部还保留在环城路以外的亚谢涅沃，但已经改名为俄联邦国外情报局，简称SVR。这已经够糟糕的了。

更糟糕的是，格里辛自己所在的第二总局，这个曾经负责国内安全、反间谍和镇压不同政见分子的机构，也已经遭到阉割，改名为俄联邦安全局，即FSB，并大量裁减了人员。

格里辛对这种做法极为反感。俄罗斯人民需要纪律，需要强硬、有时甚至是苛刻的纪律，而第二总局正是执行这种纪律的部门。他忍耐了三年的改革，希望在晋升至少将后就离职。一年后，他开始担任伊戈尔·科马罗夫的警卫队长，当时科马罗夫还是原来的自由民主党的政治局委员。

这二人共同成长，都有了显赫的地位和权力，以后还都会有更多的共通之处。几年来，格里辛已经为科马罗夫缔造了一支绝对忠诚的贴身警卫队伍，即黑色卫队。现在，这支由健壮的年轻人组成的卫队人数已达六千，并且由他亲自指挥。

黑色卫队的后备力量是青年战斗队，也由他来指挥。这支战斗队是爱国力量联盟的青年组织，人数多达两万，队员们都具有坚定的信念和狂热的忠诚。他是少数几个可以对科马罗夫直呼其名的人之一。尽管街上卑微的平民也可以对着科马罗夫高呼“伊戈尔·阿列克谢维奇”，但那是他作为“人民的一员”的一个方面，是俄罗斯人民期待的一种同志关系的体现。对他的部下，科马罗夫则有着非常严格的礼节要求，只有极少数几个密友除外。

“你肯定这文件已经不在楼内了吗？”科马罗夫问道。

“肯定不在了，伊戈尔·阿列克谢维奇。我们花了两个小时，把楼内翻了个底朝天。我们检查了每一个柜子、每一个抽屉和每一个保险箱。每一扇窗户和每一个窗台也都检查过了，每一寸土地都搜过了，没有外人闯进来的迹象。”

“保险箱制造厂方的专家刚刚完成了检验，那个保险箱没有外力撬动过的痕迹。要么是知道密码的人打开过，要么文件根本就没放进去过。昨晚的垃圾已全被封存，并进行了分拣检查。什么也没发现。”

“晚上七点钟起，狗就在院子里自由活动了，此后没人进入过大楼。夜班警卫晚上六点钟来接替白班，十分钟后白班的警卫就离开了。阿科波夫在办公室里待到八点。我们已经把昨晚的驯犬员叫来了，可他发誓说昨晚一共拴了三次狗，是为了让三个加班的员工驾车离开。阿科波夫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夜间值班记录确认了这一事实。”

“所以呢？”科马罗夫说。

“所以应该是人为的无意失误，或者是有人蓄意为之。我们已经派车去兵营接昨晚值班的两个警卫来，他们马上就可以到这里。从昨晚八点阿科波夫离开，到今早六点白班人员抵达的这段时间里，是他们在楼内值班。然后是白班的警卫单独在这里值班，直到八点左右办公室工作人员上班，这中间有两个小时。但白班的警卫们发誓说，在他们第一次巡逻时，这个楼层的所有办公室门都是锁着的。楼层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包括阿科波夫，都证实了这一点。”

“你怎么看，阿纳托利？”

“要么是阿科波夫有意或无意地带走了文件，要么就是他根本没把文件锁进去，一个夜班人员把文件拿走了。值班警卫都有办公室门的万能钥匙。”

“这么说，是阿科波夫？”

“他肯定是第一个要怀疑的对象。他的私人公寓已经搜查过了，他也在场，什么也没有。之前我还觉得，他有可能带走文件，然后把文件包搞丢了。国防部就发生过这种事情，当时我负责案子的调查工作，结果发现不是谍报活动，而是渎职。罪犯被送去劳改营了。但阿科波夫的公文包是他一直用的那只，这也得到了三个人的证明。”

“那么他是有意为之了？”

“有可能。可我有个疑问，那他为什么今天上午还要来上班呢？难道他想自投罗网？他有十二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远走高飞。我是想……呃……对他进行详细的审问，为的是消除嫌疑或得到他的供认。”

“我同意。”

“在那之后呢？”

伊戈尔·科马罗夫把椅子转到面朝窗户的角度，他沉思了一会儿。

“阿科波夫一直是个很优秀的机要秘书，”他终于开口了，“但是，这个事件之后就要换人了。我关心的是，他已经看过文件，里面的内容是最高机密。如果他被降级或开除，他也许会愤然不平，甚至会泄露他知道的秘密。那就很遗憾了，会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我完全理解。”格里辛上校说。

这时候，两个稀里糊涂的夜班警卫到了，格里辛到楼下去审问他们。

晚上九点钟，位于城外的黑色卫队营房里的夜班警卫宿舍，已经搜查完毕，只发现了一些预料之内的洗漱用品和色情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