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李鸿章传·濮兰德（8）

倘若李鸿章早出生50年，或让他的事业在乾隆皇帝统治时期，李鸿章可能会因为文学成就而获得一般性的名声，到死也只能拿个大学士的头衔，获得政治家神圣的名望，赚取几百万两银子。但是来自西方的冲击力和他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获得的有关外国人及其事物的特殊知识，让他一举成名，其伟大程度超过了以前所有的官僚。同时，他还接触到了独立于一般性的衙门“压榨”机器之外的敛财手段和方法（此处指李鸿章通过创建北洋水师来敛财）。于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他的名字从中国的芸芸众生中凸显出来。他在外国人的脑海里几乎拥有超人的特质，比如外交上的聪慧和卓见。

事实上，李鸿章身上并没有什么超人的特质。他之所以能获得非凡的名声，原因在于一些前所未有的条件，即使在他落魄的时候，也能为他不断地创造发挥专业知识和无穷精力的机会。

下面的各个章节将要讲述李鸿章事业中的主要实践，根据他从事的职业的不同来考察他的事业生涯，这些职业包括官员、外交家、政治家以及海陆军事防御组织者。

3.担任中国官员

有关李鸿章的官宦生涯，在《英国公使馆之京城及各省高官名录》（1902）中简明地概括为：

“1853年与太平军交战。1859年，福建道台。1862年，江苏巡抚。1868年2月，南洋通商大臣。1867年，湖广总督。1870年，直隶总督。1875年，内阁大学士。1882年（代理直隶总督），守孝。1884年9月，再任总督，大学士。1885年，海军衙门会办。1894年2月，三眼花翎。1894年9月，卸去三眼花翎和黄马褂。1894年10月，革职留任。1895年2月，担任赴日和平使者。1895年8月，回京。1896年，担任赴俄使者，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1896年10月，上任总理衙门。1898年9月，从衙门退休。1898年11月，黄河。1899年11月，通商钦差大臣。1899年12月，代理两广总督。1900年5月，担任两广总督。1900年6月，直隶总督。8月，全权和谈大使。1901年4月，政府改组会议。1901年11月，去世。身后封侯，谥号为‘文忠’（博学而忠诚）”。

可以发现，李鸿章的生涯记载并没有涉及到1885年至1894年间任何大事或职务之变。这是一段丰富而幸运的岁月，期间他度过了充满吉兆的60岁大寿，轻松地收获了丰硕的财富、尊严和权力。1894年2月，朝廷赐给他三眼花翎，这个花翎几乎是尊严的象征，同时也标志了他的命运已经攀到了巅峰。赞美者评论说，这等空前的荣耀让这位总督大人胜过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他的财富由当地媒体的作者们描述成可与著名的官员和珅相匹敌，后者是乾隆皇帝时期的大学士，将贪污发展到了无可比拟的境地。

到1885年为止，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职位已经15年了。这时他已经深得慈禧太后的宠爱，与此同时，他凭借与大太监李莲英和紫禁城内其他奴才建立起来的互惠关系而受到保护，才未被敌人的阴谋所害，并使自己成为皇帝身边不可或缺的人。他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他在采用西洋方式组织北洋水师时所展现出来的积极有力的首创精神也是相当了不得的。直到这时为止，他所做的让人印象深刻的备战工作所具有的实际价值，还没有受到严肃考验；其有效性在崇拜他的国人们和大多数外国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

在外交方面，对于欧洲政府的代表们，李鸿章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的化身：事情在北京讨论，却在天津解决（因为李鸿章的衙门在天津，译者注）。海军衙门于1885年创立，皇帝的父亲（醇亲王）担任其有名无实的总理，而李鸿章担任执行官，这说明朝廷对他过去十年中在总督位子上的付出是肯定的。此后的十年里，直到日本扑向这条华而不实的纸龙，剥掉它身上浮华威武的装饰之前，李鸿章在军备建设上一直收获颇丰。

正好在这些安宁富庶的大年结束之前，皇太后打算用三眼花翎来满足李鸿章的虚荣心。他深信中国如果不冒险和日本交战，就无法维护自己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于是他向皇帝呈上了一份主题为“告别”的折子，陈述自己年老多病的状况。他当时71岁，他到那时为止所遭受的失败和不幸，与取得的成功比起来，算不了什么。他完全有各种理由渴望戴着桂冠退休，让他人去面对他已经预见到的暴风雨，这场暴风雨必将很快打破他大肆吹嘘的防御系统。但是慈禧如同不想让自己过退隐的生活一样，也不想让她最信任的顾问甩手不干。

1894年暴风雨来了：六个月之后三眼花翎不再属于李鸿章，一起失去的还有黄马褂（这是太平天国运动后皇帝赐给他的）、紫缰和其他皇恩的象征。他命运里上涨的潮水开始回落，现在迅速退潮起来；他生命中的最后七年时光布满了让人同情的辛劳与悲伤。

如果慈禧批准他于1893年退休，或者若是他在目睹了70岁（1892年）寿辰的辉煌荣耀之后便辞世而去，李鸿章也许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国政治家。后辈们自然不会将中国后来收到的屈辱归因于他的指导的缺失；他在40年里几乎不间断的成功会让人相信他能独当一面，避免灾难。但事实上，李鸿章在晚年时十分危险地面对着敌人，同时遭受愤怒的国人们的指责，成为外国人轻蔑批判的对象。如果不是皇太后忠实的友情和保护，他一定会在1895年遭到死刑的惩罚。

我们今天研究李鸿章毕生的事业，已经明白他既不该完全得到高度的荣誉，也不该完全受到深重的灾难，因为不管他做得好还是做得坏，他本质上都是时代环境的产物，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控制或改变那个环境。他是中国官员的典型范例；那种一度让观察家们忘记了这个事实的环境，是瞬息变化且十分新奇的。把他带到世界舞台并让他格外有名气的环境力量不仅是他无法掌控的，而且在很多方面他都无法理解。

当我们倾向于把李鸿章当作一个不择手段的、精明的、充满智慧的政客看待时，我们要记住在儒家知识的范围以外他对人和事的了解和其他普通官员一样肤浅，一样会出错。我们还要记住，他作为一个中国官员成功的基础，就在于他以一名艺术家的技巧摆弄着手里的毛笔，而中国书法的艺术是天生而来的，不是后天苦练的结果。

在中国，尊重书面语言是一种风尚，在获取名声方面，笔比刀剑更强劲。每一个读书的中国儿童都在笔盒里装着一枚官扣。一级优秀学者的卷卷字迹都被一代又一代人收集和珍藏，这些人对此怀有宗教般的热情。李鸿章的书法在早年当上翰林的时候就出名了，他为此感到骄傲。那本假冒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日期显示为1846年1月，这让人看上去以为确有其事。这段文字说的是一个同窗向李鸿章出示了几卷原稿，李鸿章这样写道：

“我不忍明说的话是，虽然我好友作品的故事着实引人着迷，但语言太过平淡，如同市井方言一般。但是，我仅仅批判了他的手迹，说是字太俗气，不雅观。我想着自己最好的行书在天头和左角上都有精美的图饰和讲究的颜色，当把我的行书放在他面前时，他稍显不安起来。”

这当然是一种典型天真般的自足感，李鸿章直到生命结束都习惯于沉浸在自己的成就里头。但他有资本对自己感到得意，因为他总是努力工作，以他舞文弄墨的自然技巧为基础，登上正统学者的最高峰。他用很大的热情学习中国诗词的艺术陈规，而极其优良的记忆力使他能够无拘无束地引经据典。

李鸿章第一次成为曾国藩的属下无疑是他勤勉睿智的结果。到这时为止，他已经利用自己的绝对能力与渴望成功的意志力而名扬天下；同时，他对传统教育的巨大热情让他在各个方面都成为一名纯粹的正统官员，但对中国学者的老套课程外的一切东西却一无所知。他有一些数学知识，对文学也有基本的概念，但他的学识的主要部分是从儒家文学的不毛之地的土地上获得来的，这包括此前有关治国之术的陈词滥调，以及古人们应用于社会经济与礼仪先例的名言和警句。

作为一名作家，李鸿章从来都不愿像其著名的同事和对手张之洞一样，成为一个锐利的散文家；他的奏折与文书主要以明白易懂罕见的直率而著称。虽然他进入官场时充满了智慧与活力，但他和同时代的其他官员一样，对于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和出现的一些势力还是一无所知，而这些势力正在稳步地聚集于中国大地，使得这个国家被迫推翻她自鸣得意的古老优越传统。他注定要比同僚们快一些明白，无论是艺术性的书法，还是对经典的深刻理解，从今以后都无法保护中国的统治者不受来自西方的物质文明的冲击；但意味深长的是，即使当他认识到这个事实时，他也没想到要去海外学习。

有关李鸿章作为官员初次登台的情况，前一章已经记录了一些主要的事实。在没有官方文件证据的情况下（大多数文件被毁于1900年），有关他进入公共生活的准确时间和地点并不确定。但是，我们有理由驳回被英国作家普遍接受的说法，即他还是平民的时候就组织了一支镇压太平军的民兵，以此显示出的爱国之情。这是一个传奇，很可能这个传奇来自一个事实，即他把合肥藩库（1854——1855年间李鸿章在此任职）筹集的主要银两都上交给曾国藩用在军事上了。

李鸿章作为曾国藩幕僚的生涯也许不是始于记载中的1853年，而是1855年。虽然他后来得到了很快的晋升，但直到四年过后，曾国藩精心组织的机动部队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了不错的战果，李鸿章作为军事指挥官的名声大噪，知名度才不仅仅局限于当地。通常来说，他的军事功绩得到的回报便是文职上的晋升：他在1856年当上了道台，次年又当上了代理按察使。直到1860年，在他作为江苏巡抚与华尔、白齐文、戈登和上海的外国社区有接触后，才从官僚阶层中脱颖而出，并开始发挥那些最终带给他显赫荣耀和闻名全球的外交才能与手段。

我们已经谈过有关戈登对李鸿章施加的影响，即戈登引导他了解了欧洲文明的道德方面，这种道德与他的伦理观完全不同。

戈登对李鸿章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多么强大，可以从他第一次出任总督（湖广总督，1867年）时，同年撰写的呈给皇帝的一份奏折的文字当中得到验证。这份文献不容我们质疑，他在那时所怀有的信念的真诚态度，这也将是他政治家身份的永久纪念碑。

那时皇帝颁发密诏，呼吁所有省级高官提供机密建议，以对付洋人在《天津条约》即将修订时的一切野心计谋。由于入侵的欧洲人所采取的军事和商业政策，京城已经意识到威胁大清帝国的新危险，但总理衙门和皇帝在各省的钦差大臣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傲慢自负的优越感再也无法与中国最明显的孤立无援状态相配。有些人也许隐隐约约看出了这个事实，但即便如此，他们缺乏承认它的勇气。李鸿章当时是最年轻的总督（当时44岁），不仅认识到那种形势下的基本事实，而且还勇敢地面对这些事实。省略掉这份奏折中有关当时外交、商业和传教问题的一些篇幅，以下的选段值得注意：

“李鸿章说自己有一些愚见，即跟洋人打交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避免引起他们的轻视态度；一旦轻视之心被勾起，他们便会处处阻碍我们，即使是可行之事，他们也会百般阻挠，不让成行。如果他们对中国心怀敬意，那么凡事皆可协商处理；即便是难题也会通过妥协或契约得到处置。

不过，洋人并非是唯一受到这种感受影响的人群：凡是人类不分种族都是如此。

常说洋人奸诈狠毒，诡计多端：但中国人何尝不也是这样呢；或者说中国人的狠毒和诡计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是，当前洋人势盛而国人气衰。洋人之强从何而来？这力量不是与生俱来的，全凭‘仓禀实而武备修，而民信于我’（《论语》）。中国之弱又作何解释？也非与生俱来，而是没有充分意识到上述真理的结果。外夷现状颇像中国未统一之前的状况，甚至更为强大。

洋人来到中国，在多处开通商埠，将其货物运往各地。他们开通的商埠达到五处之多，个个都想将我中华财富占为己有。稍加思索便可知洋人冒险前来必有所依，方能无惧；他们所依之物无不可成为我中华所依之源泉。

然而，若我们处于弱势，处于强势的他们分割我们的国土，抢走我们肥沃的土地，那么到这种危险境地时，我们必须拿出巨大的勇气去面对现实。但是对于这样一种情势，我们无需太过担忧，因为除去俄国外，那些国家离我们非常遥远，得到我们的领土对他们来说无异于自寻烦恼。

事实上，外国的强大与我们中国人民的福祉密切相关，难道他们愿意把中国压榨得一干二净而不留点余地加以利用吗？

与英国修订条约一事是当务之急。一旦此事处理好了，处理其他列强的条约就不会有难处了。唯一忧虑之处就是在下一年修订条约期间，他们是否会采取高压，用暴力强取特权。此事可以预知，一旦成真，便需要挑选得力之将去处理，如果不会发生此类事件，那么谈判便可着手展开。